我家的園子裏有一棵果樹，父親每到春天的時候就會用剪刀給果樹剪枝，我問父親為什麼要給果樹剪枝，父親回答説，如果果樹不剪枝，那麼它的營養就會分散，營養一分散，果子就長不大，剪掉剩餘的樹枝，使營養能夠集中供應到保留的那幾棵樹枝上，那麼上方的果子就會長得又大又好吃。
許多人在年輕的時候，會為自我定下許多”理想”，同時學習許多種不一樣類型的知識，想把自我培養成一個無所不能的通才。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什麼都精通，結果是樣樣通樣樣鬆，什麼都會一點，卻又沒有一樣精通。學貴專精，把不適合自我的那些理想剪掉，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一兩項專業上，那樣才能有成就。
去省美術館參觀畫展，我走到一幅很大很大的壁畫前面，只見上方畫了很多五顏六色的東西，究竟畫的是什麼東西，我看不出來，於是就在那仔細觀察，仔細想，但過了一會，還是沒有看出來，就不看了，打算先去看別的畫。當我走到另一幅畫跟前，再回頭從遠處看剛才那幅壁畫的時候，一下子就看出來了，原來畫的是山峯和雲霧。剛才之因此沒有看出來，是正因我離那幅畫太近了的緣故，離遠一點就很容易看出來了。
距離就是這樣一種個性的東西，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一個人，那麼就和他持續必須的距離，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他。
同的學生對待打掃除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同學對待打掃除的態度很認真，能一絲不苟、積極主動地完成老師佈置的勞動任務；而有的同學在勞動的過程中，拈輕怕重、挑三剔四，甚至逃避勞動，總認為集體的事與己無關。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價值觀作為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有能動的反作用，價值觀不同，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指向就不同。所以，我們一定要樹立和堅持正確的價值觀，發揮正確價值觀的導向作用。作為青年學生應該樹立集體主義價值觀，做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體，心中有國家，這樣才能作出正確的價值選擇，從事有益的活動。
小的時候經常去打鳥，於是大人就常用這樣一道老掉牙的題來考咱們小孩：樹上有十個鳥，用槍打掉了一個，還剩幾個？答案是一個不剩了，正因另外的九隻鳥也給嚇跑了。
我家樓下有一個小雜貨店，老闆娘很不會做生意，有的時候顧客買到了質量有問題的商品，找到她的時候，她就對顧客惡語相向，還謾罵顧客，一點點的，周圍的人都知道了她家的服務態度不好，就都不去她家買貨了，沒過半年，她家只好關門。其實，咱們那裏的住户有一百多家，和她吵架的也就五六家，但正因得罪了五六家人，因此壞名聲傳出去了，其他那些人家也就都不來了。
姐夫家新買了一輛農用汽車，買回來以後，姐夫每一天開着車滿大街轉悠，車上什麼也不拉，就是在空跑。我有些不解，就問姐夫為什麼要開着車空跑，姐夫告訴我説這是在磨合。他説每輛新車出廠以後，由於所有的零件都是新的，因此各部位零件相互之間咬合得不是那麼密切，經過一段”時刻”的磨合才能好。
新婚夫婦之間也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兩個原先各自獨立的男女結合在一齊，一開始肯定要有一些不適應，經過一段時刻的磨合，雙方增進了瞭解，適應對方的習慣，才能愉悦的生活在一齊。
小外甥在院子裏玩，他的面前放着一張桌子，他想跳到桌子上，但跳了幾下沒能跳上去，他想了想，退後了幾步，向前猛跑了幾步，一下子就跳到了桌子上。
在前進的路上，有的時候，咱們遇到了阻礙，阻擋了咱們的發展道路，這個時候，如果咱們能夠退一步，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退一步，有時是一種務必。
黑格爾曾經説過哲學是人的精神的故鄉，“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哲學能夠給我們一個心靈的港灣，對智慧的愛、對真理的探索、對意義的追問能夠鑄就精神的充實，並賦予我們更為立體豐富的生存意義。
然而，現代人卻常常面臨遠離哲學的生存危機。對效率和技術的過度關注，使得人們在生活的快節奏中無所適從，人們在“爆炸式”增長的信息面前疲於奔命，用快餐式的方式消費文化卻拒絕嚴肅思考，人們在重重壓力中喘不過氣來。按部就班的生活、冷眼旁觀的理智、看透人間冷暖的成熟令現代人的生存充滿憂傷。值得慶幸的是，人作為一種雙重性的存在，決定了人不僅僅是一種具有自然屬性的存在物，而是擁有精神維度的社會性存在。思想是人力量的來源，無論人類境遇如何變化，始終有一種精神的力量在牽引着我們超越現實，重新探索人生的終極目的，在多元的世界裏找尋安身立命的價值，讓人生開放地面向一種有尊嚴、充滿正能量的美好生活。法國哲學家帕斯卡曾經説過，“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對宇宙本源的探索，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思索，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對精神境界提升的渴望，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安身立命之所。哲學讓我們的生命充滿力量。
縱觀哲學史的發展，其中的理論流派或理性嚴肅，或感性直觀，或深刻厚重，或機智靈動，然而對人類命運的關切是永恆的主題，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始終切近我們的生活。人的生命有限，但擁有無限的意義。精神的無限性和人生命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常常會帶來無助和虛無感，生活有時變成了在裏面的人想出去，在外面的人想進來的“圍城”，我們常常會有一種“生活在別處”的衝動，憧憬別樣的人生際遇。在條條框框束縛的現實世界裏，我們會不自覺地有一種打破枷鎖的衝動，希望體會“在路上”的對外在世界的期待。《最美的哲學史》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美好的答案：“好生活，它屬於我們必有一死的人類，它能夠拯救我們無足輕重的存在，那種無足輕重感預示着人類的短暫和偶然。用純粹的人類理性去應對這個挑戰，這絕對是哲學的終極目標。”
如何度過有意義的一生，讓人類過上一種值得期待的“好生活”，是哲學賦予我們的慎重對待生命的態度。無論是古希臘先賢柏拉圖對正義和幸福的探討，還是嚴苛的笛卡爾提倡的思想和人性解放，抑或瘋狂的尼采對生命力的釋放和強有力的自由生活的堅持，又或康德對道德律的堅守和黑格爾對人類理性精神的'弘揚，這一切都指向一種好生活。不同於轉瞬即逝的快樂，好生活是一種有厚度、有深度、有韌性的持久幸福。在哲學的永恆維度裏，生活不能缺席，換言之哲學是一種活潑潑的生命體驗。對好生活的追尋和對當下的把握，能夠讓我們克服對自身渺小的恐懼和對未知的迷茫。海德格爾曾經説過“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種美好的存在感必須由人的精神支撐，思維的生動和美好構建起人生存的從容和詩意。哲學始終在追尋意義的世界和人類存在的家，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和對生活的熱愛使得哲學成為一門有温度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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