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練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處理政事的空閒時間裏，潛心練習書法。當時，被譽為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宮中任職，由於他精通古今，文章書法下筆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經常臨摹學習虞世南的書法。
在練習書法的過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體中“戈”字最難寫，不容易寫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練習“戩”，因怕寫不好有失體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話，於是便故意將“戈”字空着不寫，而私下請虞世南代為填補。
唐太宗為了顯示自己在書法方面有所進步，便拿着幾幅作品請諫議大夫魏徵觀看，並徵求魏徵的意見説：“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學士的字？”魏徵恭恭敬敬地仔細看了一遍，始終含笑不語。這時，唐太宗有些焦急地問他:“是像還是不像，你怎樣不説話”魏徵連忙説道:“臣不敢妄加評論陛下的書法。”唐太宗説道：“你直言無妨，朕恕你無罪。”這時魏徵才奏道:“據臣看，其中只有'戩’字右半邊的'戈’旁和虞學士寫的一般無二，其餘的均相去甚運”。唐太宗聽了這番話後後，感歎不已，深深佩服魏徵的眼力，從而也領悟學習書法來不得半點虛假，要想學有所成，務必痛下苦功。
蘇東坡讓道
某日，宋代大學士蘇東坡郊遊，見眾多農夫在挑塘泥肥田。他信步走到一條小田埂上，不想迎面碰上一挑泥農婦。二人相對，各不讓路。蘇學士出大言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吾乃讀書之人，汝婦當讓道於我。”婦人一笑，説道：“既自稱讀書人，當能對？”東坡説：“胸藏鬥牛，當然能對！”婦人於是脱口而出：“一擔重泥擋子路。”
蘇東坡大驚，半晌無言以對，兩旁田埂上送泥回到的人都望着他的窘態，哈哈大笑。蘇東坡見此情景，忽有所悟，趕忙“借梯”下台對道：“兩行夫子笑顏回。”
他雖然對了下聯，但心有餘悸。心想，村野之中竟有如此聰穎農婦，再不能等閒視之，而作此狂態。遂脱鞋襪下水田，拱手讓路。
酒的強烈的剌激作用，能煥發出人們隱蔽在內心的本真之性，所謂“酒後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藝家恃才傲世，酒後更加顛狂，言談舉止一反常態，所以，人們就給他們冠以“狂人”，頃刻而成，形象生動。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罵，酒後作畫，畫後往往毀裂而去。“富豪求畫，唾罵不與”，被人稱為甘瘋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藝術家追求真善美，他們酒後的這種追求更加強烈，更無顧忌，或蔑視權貴，或痛斥勢利小人，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李白酒後敢於讓炙手可熱的楊國忠、高力士磨墨、脱靴，這種奴視權貴的狂勁，可親！可愛！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時期的減筆人物畫家，平時嗜酒自樂，“醉來亦覆成淋漓”，行為狂放，得了個樑瘋子的綽號。《圖繪寶鑑》記載：他在宋寧宗時任畫院待詔，皇帝賜他金帶，他竟然不受，掛在了院內，把皇帝的賞賜晾了起來。在封建社會，皇帝賞下的東西務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來。梁楷此舉是常人所不敢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歸莊(1613一1673〉能寫行草，又善畫墨竹。明亡後，他不肯與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後悲歌，旁若無人。歸莊和當時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稱。明代的宮廷畫家吳偉出入宮廷，但看不起權貴。當時的太監們權力很大。太監們專權禍國的行為既被人們蔑視，同時，也有些人懾於他們的氣焰，卑躬奉迎。吳偉則表裏如一，愛憎分明，內侍們求畫，決拿不到片張半幅。還有些向吳偉求畫的人，如果禮貌不周，他也決不動筆。只有他醉酣之時，就自動抽紙亂抹，畫完就擲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藝術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對真善美認識的具體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種真情率意，毫無嬌柔造作之態。
祝允明是明代書法家，天資聰穎，博覽羣書，性格豪爽，疾惡如仇。
有一位知府的兒子，不學無術，又自以為是。有一天，這位少爺寫了一篇文理不通的文章，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到處炫耀自己兒子的“才華”。好多幫閒文人也幫忙吹噓，有人提出必須要請祝允明來給文章題字。
請帖送到了祝允明家，祝允明也不推辭，看過文章，提筆寫下了兩行詩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知府看後，大喜，幫閒們也説好好好，真乃詩文合璧，交相輝映。
不久，這事被唐伯虎明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旁邊的一個朋友不解，唐伯虎解釋説：“兩個黃鸝鳴翠柳，是説那位少爺的文章寫得不知所云；一行白鷺上青天，是説那位少爺的'文章離題萬里。”
祝允明與唐伯虎是好朋友，有一年，二人一同到杭州遊覽。這事被杭州太守明白了，太守想請祝允明在一幅古畫上題字，但與祝不熟，於是便請自己熟識的唐伯虎來疏通此事。
這太守為人吝嗇貪財，祝允明想借此機會教訓教訓他，於是提出要三百兩銀子做潤資。太守只給了一百兩。祝便打定了一百兩的主意來回敬。
這幅畫叫做《柳堤送別圖》，畫面上曲曲折折的河堤，四面皆是柳樹，小船待發，河岸上一女子正與人依依惜別。祝允明沉吟片刻，便在畫的上方寫了如下幾句：“東邊一棵大柳樹，西邊一棵大柳樹，南邊一棵大柳樹，北邊一棵大柳樹。”寫畢，便派人將畫還給了太守。
太守一看就急了，這叫什麼玩藝兒，急忙派人把唐伯虎找來。唐伯虎一看，也覺得祝兄鬧得過分了，答應與祝允明交涉此事。yingbishufa.
祝允明見到唐伯虎以後竟然笑了，理直氣壯地説：“我的題詩照例是三百兩銀子，他只給了一百兩，我能給他寫這麼多，就很對的住他了。如果他照三百兩銀子給，我就把詩補齊，包他滿意。”
唐伯虎只好把這意思轉告給太守，太守雖然心疼銀子，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屈就答應；否則，畫毀了，就更虧了。
祝允明按約來到太守家，坦坦蕩蕩收下銀子，便開始揮筆續詩，不一會兒，續詩寫完了，眾人觀看，只見畫面上寫道：“東邊一棵大柳樹，西邊一棵大柳樹，南邊一棵大柳樹，北邊一棵大柳樹。任憑你南北東西，千絲萬縷，總系不得郎舟住。這邊啼鷓鴣，那邊喚杜宇，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一聲聲不如歸去！”
幾句續詩，便把全詩激活，把原本開頭幾句平淡的詩句也變得有了好處。全詩成了一首帶有元曲情調的婉約纏綿的離愁別緒的佳作，人情人景，別有一番滋味，令人拍案叫絕。
祝枝山闖酒席
祝枝山是明朝的一個大文人，但生性詼諧，貪杯中物。一天，唐伯虎龢文徵明瞞了祝枝山，躲在一處飲酒，不料被祝枝山得知，也急急忙忙趕到那裏，一進門就大聲嚷道：“今朝吃福好，不請我自到。”説罷，坐下便要吃酒。
唐伯虎向文徵明眨眨眼，然後對祝枝山説：“這天我們吃酒，有個規矩，須即景吟詩一首作為謎面，打一昆蟲名，否則不準吃。”祝枝山笑笑説：“好吧，你們先説。”唐伯虎便吟道：“菜餚香，老酒醇，不喚自來是此君，不怕別人來嫌惡，撞來席上自營營。”文徵明之後説：“華燈明，喜盈盈，不喚自來是此君，吃人嘴臉生來厭，空腹貪圖亂鑽營。”
不速之客祝枝山聽了，明白他們在取笑自己專吃白食，但卻假裝不懂，便也吟了一首：“來得巧，正逢時，勸君莫怪盤中食，此公滿腹錦繡才，不讓吃喝哪來詩？”
吟罷，三人相視大笑，開懷暢飲，直吃到酩酊大醉方休。
請你猜猜他們三人所作詩謎的謎底是哪三種昆蟲？
包公不持一硯歸
有一個名字，在中國歷史上千古流芳。這就是清正廉潔、萬世景仰的包拯。在宋代，他因整頓吏治、懲治貪官、解除民困而被稱為“包青天”，後世則敬稱他為包公。
包公於公元1040年，他42歲時到端州（今廣東肇慶）任知州，成為端州最高行政長官。他主政端州，政聲斐然，為端州的發展做出了許多傑出貢獻。他還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遺蹟。其中，七星巖的題字是此刻僅存的包拯手跡，彌足珍貴。《宋史列傳第七十五。包拯傳》中還記載有他“不持一硯歸”的事蹟。千百年來一向被傳為佳話，之後更衍變為一個美麗的傳説。yingbishufa.
端州出產的硯十分珍貴，歷來被作為獻給皇帝的貢品，實行限額開採。過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進貢”名義層層加碼掠奪百姓。包公到任不久，探訪民情，便聽説了這種盤剝硯工的事，針對這種弊病，專門出了一份告示，儆戒官員、士紳不得任意擴大貢硯數目，不準向硯工攤分工錢。這份告示，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包青天”的威名便傳之百里以外。
三年後，包公離任，端城男女老幼都來碼頭送行。一些名流、士紳紛紛攜物相贈，都被包公一一謝絕了。官船在一片讚揚聲中解纜沿西江而下，不久就到了一個叫羚羊峽的地方。本來風和日麗，天色晴朗。但船過羚羊峽卻風雲突變，烏雲翻滾，濁浪排空。yingbishufa.
包公感到事有蹊蹺，心想莫非手下人揹着自己私受賄賂，藏於船上？他立刻命家人把隨行人員叫來身邊查問。他的隨從書僮忽然跪下：“大人，有一事我忘了稟告，我們離開端州之前，當地鄉紳特地送給大人端硯一個，因小的認為是小事，沒有啟稟，私下替大人收了，現放在船上。”
包公一聽，當即命令書僮從速將硯取出。這塊端硯，外包黃布袱，硯身雕龍刻鳳，鴝鵒眼碧綠晶瑩，果然是方好硯。但包公一拿到手，連看也沒看一眼，隨手將端硯拋到江裏。説也奇怪，硯一落江，頓時風平浪靜，雲開日出。船開行不久，就在端硯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包裹端硯的黃布，掉進水裏，順流而下，一片黃光，之後也成為沙灘。據説此刻肇慶廣利鎮的“硯洲”和沙浦鎮的“黃布沙”就是這樣構成。硯洲和黃布沙離羚羊峽不遠，在廣州至肇慶必經水路上。
包公“不持一硯歸”，正體現了包公的清廉耿介、正直無私，為羣眾所讚頌，連端硯也增添了身價。
鄭板橋“宰客”
1759年，在揚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塊碑石目起了路人的圍觀，原先是大畫家鄭板橋別出心裁地打出了筆榜，即賣字畫的收費標準：“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於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年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板橋鄭燮。”
能夠想象，當年鄭板橋潤格的公佈在楊州城內引起了多大的轟動，一時間可謂是滿村爭説蔡中郎，板橋本人也成了議論的中心。鄙夷者有之，讚許者有之，詆譭者有之，但更多的的人在微微一笑中理解了書畫市場上的這一悄悄的革命。葉調生説：“這位板橋老兄真是風趣可掬。與那些道貌岸然，實則視金錢如命，連老友也不放過的假名士相比，他但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誠如斯言，板橋雅極而俗，出此筆榜，將長期以來籠罩着藝術市場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氣息掃蕩一空，天空豁然開朗，空氣無比清新。
其實，追根溯源，書畫家張榜公佈潤格並非由板橋始，真正的發明人卻是清初的明遺老戴易。此公為了籌款買地葬友，“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透過這個辦法，戴易最終竟籌集了四十餘兩銀子。相地葬友自然是足夠了。只是戴易賣字不在鬧市，知之者不多，所以才有鄭板橋獨領風騷於其後。鄭板橋筆榜面世後，書畫界步其後塵者日眾。有的甚至就按板橋潤格賣字畫，或以板橋潤格為基礎，適當加以增減後製訂的。潤格既然已經公佈了，實行起來卻不那麼容易，可謂是“知易行難”。鄭板橋真不愧為一代宗師，其幽默感在藝術市場上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江西有位張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朝見後，飄過楊州，當地商人都爭着要逢迎拍馬。有一位想了一個點子，玩點高雅的，就請鄭板橋為其寫一幅對聯。為此他特地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長丈許，寬六尺多的大紙，並攜至板橋處。這紙實在太大，遠超出板橋潤格“大幅六兩”的範疇，又要為其撰句，所以要個性地問一下價錢。板橋不加思索地開價一千兩，來人畢竟是楊州的生意老手，隨口殺價為五百兩。不料板橋卻不假思索，欣然應允。提筆一揮而就，頃成上聯：“龍虎山中真宰相。”來人讚不絕口，並請其寫下聯。板橋笑日：“説好一千兩，你只出五百兩，我只好給你寫一半。”來人這才發現自己吃了虧，情急之下又回去請示大商人。這位商人聽了哭笑不得，最終萬般無奈，如數奉上。鄭板橋這才寫了下聯：“麒鱗閣下活神仙。”真是妙語驚人，商家也十分滿意。
像板橋這樣風趣瀟灑、敢説敢為者其實並不多。由於是風氣初開，清代前期書畫市場上真正按潤格賣畫還是不那麼容易。相反，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個極端，把賣字畫完全等同於一般交易，逐步庸俗化。
實際上，直到這天，大部分書畫一級市場都是'地下市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始交易方式，既能夠讓畫家漫天要價，又能夠保全名士的面子，當然所得税也就更不用談了。而買者則認為一級市場的交易費用低，又沒有中介機構的轉手加價，其價位肯定要低於畫廊和拍賣行的價格，寧願聽畫家胡吹亂侃，只要把價格砍下來就不虛此行了
鄭虔是唐玄宗時代的著名學者，書法家，學問很淵博。他青年時代就愛好寫字繪畫，但令人心酸的是家境貧寒，窮得連紙張也買不起，用什麼來練字呢？正好附近慈恩寺廟裏存放有幾間屋。的柿葉，他便搬到寺廟裏住下，每一天取紅色的柿葉當紙，刻苦學書。時間一長，把幾間屋的柿葉都寫完了。功夫不負有心人，鄭虔最後艱難而玉成，他的書法、繪畫和詩歌都取得很大成就，唐玄宗見了讚歎不已，稱之為“鄭虔三絕”。
前人説：“梅花香自苦寒來”，從鄭虔學書的故事中，不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嗎？
1759年，在揚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塊碑石目起了路人的圍觀，原先是大畫家鄭板橋別出心裁地打出了筆榜，即賣字畫的收費標準：“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於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年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板橋鄭燮。”
能夠想象，當年鄭板橋潤格的公佈在楊州城內引起了多大的轟動，一時間可謂是滿村爭説蔡中郎，板橋本人也成了議論的中心。鄙夷者有之，讚許者有之，詆譭者有之，但更多的的人在微微一笑中理解了書畫市場上的這一悄悄的革命。葉調生説：“這位板橋老兄真是風趣可掬。與那些道貌岸然，實則視金錢如命，連老友也不放過的假名士相比，他但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誠如斯言，板橋雅極而俗，出此筆榜，將長期以來籠罩着藝術市場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氣息掃蕩一空，天空豁然開朗，空氣無比清新。
其實，追根溯源，書畫家張榜公佈潤格並非由板橋始，真正的發明人卻是清初的明遺老戴易。此公為了籌款買地葬友，“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透過這個辦法，戴易最終竟籌集了四十餘兩銀子。相地葬友自然是足夠了。只是戴易賣字不在鬧市，知之者不多，所以才有鄭板橋獨領風騷於其後。鄭板橋筆榜面世後，書畫界步其後塵者日眾。有的甚至就按板橋潤格賣字畫，或以板橋潤格為基礎，適當加以增減後製訂的。潤格既然已經公佈了，實行起來卻不那麼容易，可謂是“知易行難”。鄭板橋真不愧為一代宗師，其幽默感在藝術市場上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江西有位張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朝見後，飄過楊州，當地商人都爭着要逢迎拍馬。有一位想了一個點子，玩點高雅的，就請鄭板橋為其寫一幅對聯。為此他特地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長丈許，寬六尺多的大紙，並攜至板橋處。這紙實在太大，遠超出板橋潤格“大幅六兩”的範疇，又要為其撰句，所以要個性地問一下價錢。板橋不加思索地開價一千兩，來人畢竟是楊州的生意老手，隨口殺價為五百兩。不料板橋卻不假思索，欣然應允。提筆一揮而就，頃成上聯：“龍虎山中真宰相。”來人讚不絕口，並請其寫下聯。板橋笑日：“説好一千兩，你只出五百兩，我只好給你寫一半。”來人這才發現自己吃了虧，情急之下又回去請示大商人。這位商人聽了哭笑不得，最終萬般無奈，如數奉上。鄭板橋這才寫了下聯：“麒鱗閣下活神仙。”真是妙語驚人，商家也十分滿意。
像板橋這樣風趣瀟灑、敢説敢為者其實並不多。由於是風氣初開，清代前期書畫市場上真正按潤格賣畫還是不那麼容易。相反，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個極端，把賣字畫完全等同於一般交易，逐步庸俗化。
實際上，直到這天，大部分書畫一級市場都是“地下市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始交易方式，既能夠讓畫家漫天要價，又能夠保全名士的面子，當然所得税也就更不用談了。而買者則認為一級市場的交易費用低，又沒有中介機構的轉手加價，其價位肯定要低於畫廊和拍賣行的價格，寧願聽畫家胡吹亂侃，只要把價格砍下來就不虛此行了
黃門侍郎張融，不但對皇帝老子不在乎，對先賢書聖二王也老大不恭敬。相傳他與齊高帝有一段妙趣橫生的對話：“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見《南史》卷32《張融傳》）。從現象上看，張融的確狂妄得可以。何等人，敢去比肩二王？再查張融書作，雖原作不可得，但歷代的一些評價，於他十分不利：樑·庾肩吾《書品》列融書品下：唐·李嗣真《書後品》所列亦同；張懷璀《書斷》雲， “融書兼眾體，於草尤工，而時有稽古之風。寬博有餘，嚴峻不足，可謂有文德而無武功。”此而抗衡二王，當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人指其為“常自美其能”，語涉譏刺，想來也不是毫無來由的。
但是，撇開張融本人而言，光論“臣法”與“二王法”，此語不無可取之處。儘管張融在特定條件下出此狂言為人譏笑，但一般地説，他的“恨二王無臣法”，在觀念上卻是凌爍前輩、居高臨下的。 “二王法”是前人法，對後人言是經典；其後人之法對更後人而言，不啻也是楷範。每一時代的風尚各異，後時代要有建樹，勢必要衝破前一代確立的種。種“二王法”，自出機抒，獨標新幟，這對於當時人而言是“臣法”，對後世人則又成了新的“二王法”。唐之視晉與宋之視唐，元之視宋與清之視明，無不是“二王法”與“臣法”之間互相影響又互相轉換的嬗變關係。故而，張融此言落實到他這個具體環境中，是難於逃脱狂妄之嫌的；但從純理論角度看，此言又是絕對真理，説出了歷史嬗變的真諦。
宋人黃山谷對此深有感受，袁燮題其《食麪帖》雲： “涪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嘗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后王所是疏為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到。”（見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15引）山谷的“三尺法安出哉”直是張融“恨二王無臣法”的張本。古代書家之法，可以成為今人楷則，今人書法也將成為後人楷則----安知後人不會以我黃山谷的“不法”之法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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