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作家餘華的代表作之一，講訴了在大時代背景下，隨着內戰、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徐福貴的人生和家庭不斷經受着苦難，到了最後所有親人都先後離他而去，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貴本是地主家的兒子，生活富足。奈何福貴年輕時是個浪蕩公子，經常出入妓院和賭場，揮霍無度。結果，好景不長，福貴中了別人圈套，把家裏的田產、房產都輸光，於是一家人一夜間從大地主淪落為底層農民，命運從此徹底改變。福貴父親鬱鬱而終，母親、妻子病死，兒子輸血過量而死，女兒難產而死，女婿工地慘死，外孫吃豆子撐死，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其中，讓我感觸頗深是福貴的“人是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事。”的人生觀。福貴的活着的本身就是活着的人生觀在抑鬱症盛行、疫情籠罩的社會下顯得尤為重要。
人生觀是人們對待人生的目的、人生價值、做人的標準等人生問題比較穩定的根本觀點和態度。通俗地來説，它回答了人到底為什麼活着以及應該度過自己餘生的問題，就像人生道路上的燈塔，指引着人生髮展的方向，讓人不再彷徨。人生觀會受到一定經濟、政治和環境的制約，但不同階級的人，又可以主動地、自覺地選擇自己的人生觀。有人選擇活着就是為了活着的人生態度，有人選擇除了生存還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前者體現了“無為”的人生觀，後者體現了“有為”的人生觀。這兩種人生觀本身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然而有人卻認為“無為”的人生觀不符合新時代“主旋律”，應當摒棄，倡導“有為”人生觀。
福貴的人生觀是“動盪年代下”的人生觀。《活着》是在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展開敍述的：從國共內戰、土地改革、再到“大躍進”，自然災害時期。在這些磨練人、考驗人的大“煉爐”中，主人公福貴一生都掙扎在這些“煉爐”中，他遭遇家道中落，親人相繼離世，將“活着是為了活着”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為了這個追求，他可以忍受上天給他的一系列考驗。然而在有人看來，福貴所追求的“只為生存”的人生觀是消極的、落後的，是“佛系”。
“和平年代下”的人生觀。如果説福貴所處的社會是一個“煉爐”，導致他必須形成“活着只為活着”的人生觀，那麼，如今的社會環境就是一個“温室”，它為新時代的青年形成更高追求、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人生觀提供了天然的場所。陳延年先生曾説：“青少年的肩上不僅有清風明月，還有國家擔當，挑起時代的脊樑。”因此，作為新時代的青少年活着不應該只是為了活着，還應當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挑起國家、民族的未來。
在我看來，“有為”的人生觀與“無為”的人生觀是共存的，我們不應該將他們對立起來，而應該尊重他們的存在。俗話説的好“不要求你認同他，但要尊重他。”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或者有能力樹立更高的人生追求。
“人是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事。”這是福貴的一生的寫照。福貴面對重重困難、生離死別後依然樂觀地繼續生活，與老牛相伴。一人、一牛，足矣。看似沒有追求的人生觀，又有多少人做到了。由於父母拒絕買i-phone，於是選擇縱深一躍，結束自己的生命；由於情感問題，於是選擇割腕瞭解自己一生；由於與父母爭吵，選擇縱深一跳，放棄生命。他們經歷的困難遠少於福貴，但他們沒有和福貴一樣，選擇繼續活着，而是選擇死亡。
在抑鬱症盛行、疫情籠罩下，活着就是為了活着顯得更為重要。2020年疫情爆發，原本以為疫情會很快結束了，但直到現在疫情還在席捲我們的生活。近日，有個段子在網上很火：“我原本以為疫情很快過去，那年我剛畢業，現在我已經工作來了3年；我原本以為疫情很快過去，那年我還單身，現在我的孩子已經兩歲了。”疫情的不退場，導致我們的生活一直被測核酸、健康碼、封控限制着，每個人的身心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傷害，一旦調節不好，將會做出過激行為，危害自己生命甚至他人的生命。面對疫情的捲土重來和反反覆覆，我們更應該堅持活着就是為了活着的人生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有追求更高人生價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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