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開始習慣於妥思妥耶夫式的的漫長敍事，也許最真實的敍事註定無法不漫長。
執着是個可怕的東西，執着於生活的人可以像螞蟻一樣埋頭長征，也可以惡魔一樣揣起屠刀。可人從來不是隻生存於兩段的砝碼，最真實的人生是遊離在平衡與偏執兩端的維繫。跨過天平的橫樑走到極端的過程，是屠戮自己的過程——把自己交給上帝，或是交給惡魔。
生活擅長製作常談常新的謎團，不管是天才還是傻瓜都能有所解悟，但現實永無正解。窘迫的現實與對理想主義的推崇讓一個年輕人陷入瘋狂，他躺在棺材一樣陰暗低矮的出租房裏思索，以“確定自己是屬於可以為所欲為的不平凡的人，還是隻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在偏執狂的思維裏，不平凡的人可以疾馳的象羣般踐踏着腳下的生命踏上光明，平凡的人註定庸庸碌碌供人踩踏。拿破崙的鐵騎橫掃歐洲的時候，生靈塗炭的戰場成了皇位後最閃亮的註腳。拿破崙乘着歷史的東風成就王座，他説：“從偉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讓後人去評判吧。”
可惜那個躺在棺材裏的大學輟學生做了最偏執的評判。社會的畸態讓他只看到踐踏與輝煌，並且將前者視作後者的必要基礎。對自我哪怕還有一絲堅持的人，都是不適合拿起屠刀的，更何況是飢寒交迫中靠消化自我維繫生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當他在病態的執念中將劈柴的斧頭變成殺人的利器，其實他不差毫釐地殺死了自己。他近乎推脱的言辭並沒有錯，不是他殺死了寄生蟲一樣的老太婆，更不是他殺死了老太婆天真無邪的妹妹，他事先早就將斧頭砍進自己的脈搏，犯罪現場只生產惡魔而不適合活人。
“我”之死成就“我”之惡，這個命題也許在唯物論者眼中是嗤之以鼻的自欺之辭，可惜“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學家”，唯心的解讀往往給生活以解脱。執着於錯誤的後果是可怕的，這偏執表現在生活裏尤其令人難以逃離。用最世俗的眼光審視小説主人公，或許會覺得他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將自己的教義堅持到底，他沒能徹底將良心的自我毀滅於黑暗中，殺人後他成功地規避了法律的制裁卻再脱離不了自我的譴責。無恥者的最無恥之處便在於他總能繞過人性的約束而將失敗歸之於手法上的失誤。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説中所説：“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麼都會習慣的！”——若人可以用畜道生存，那麼生活就沒什麼不可以。所以罪的罰對於無恥者是無效的，對於高尚者卻是難以逃離的。也因此，生理上的懲罰其實對於罪犯而言是最低級的，因為這能夠以儆效尤，卻不能讓他學會高尚。只要邪念未死，一點點僥倖心理的作祟便足以令其重返罪途。關於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文末也是語焉不詳，或許正如批判者所言，這曝露了無法剝離的時代烙印。但當索尼婭將自己的柏木十字架戴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脖頸，而自己戴上屬於被男人殺死的莉扎薇塔的銅十字，當她選擇罪之罰的重者與男人共涉西伯利亞，當愛情的唯美洗濯時代的污濁，我想沒有比這更好的結局。
同是時代的棄嬰，卻以愛為結獲得了新生，這到底是出於文學家的浪漫，還是源自歷史的歸宿？真情難求，難在少有共同承受，愛情的本義可能便是於共同承受中獲取共同的救贖。可惜，小説誕生之日起，作者便已經死亡，何況如今其人屍骨早已化為春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沒有機會為自己辯駁。文學大師恐怕也不會為小説辯駁，但若是那份“共享十字架”的偉大愛情尚不能讓人救贖，我亦無言。時代的焦灼塑造時代的棄嬰或是寵兒，生存在歷史之痛中的人們，自須領受生活的正解。在此意義上，“罪與罰”毋寧説是“罪與救”，救贖之道與淪落之道同在。
書本中描寫叻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前後的心理。拉斯科爾尼科夫是一個典型的具有雙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窮大學生，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但同時他的性格陰鬱、孤僻。他在公園碰見被人騷擾的年輕女子，他用他自己僅剩的幾個錢為她付車費送回家。在馬爾美拉陀夫被馬車撞傷的時候，他把他送回家，看見他們連舉辦葬禮的錢也拿不出來，又拿出母親今天剛寄來的錢送給他們一家孤兒寡母。要知道那些錢是來之不易的，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母親以養老金作抵押向別人借的，是他所有的錢。但同時他又是一個讓人難以琢磨的人，陰鬱、孤僻···他讓貧窮給壓垮了，他欠了女房東一身債，怕和她見面，甚至害怕見到任何人。總是像貓兒樣從樓梯上悄悄地過去，偷偷溜掉，讓誰也別看見他。這個年輕人心裏積聚了那麼多憤懣不平的怒火，他蔑視一切，所以儘管他有青年人特有的愛面子心理，有時非常注意細節，可是穿着這身破爛兒外出，卻絲毫也不覺得不好意思。
《罪與罰》中寫的最多的就是罰，“罪”只是僅僅佔了全書的前面兩章，而“罰”貫穿了大半。不是身體上的懲罰，而是比這更嚴厲的道德的懲罰。所以法律只是我們一種懲戒犯罪的一種途徑，而另一種就是人內心心靈深處的譴責。有時候法律不能使人認識大自己所犯的罪，而心靈深處的譴責則會讓人更明白自己所犯下的錯誤。
拉斯科納夫自承他相信“偉人的福音”，當他説出這觀點時，連他的朋友都覺得太激進，因為當時社會上普遍的信念是“社會福音”，也就是隻要社會制度完善，人都將安居樂業不再犯罪。想想我們不也正是處在這樣的信念下的嗎？杜斯托也夫斯基透過《罪與罰》中的對話，先知卓見的提出他的質疑：罪惡真的只是社會問題引發的嗎？還是在人性深處尚有其他邪惡，是導致犯罪的因子？犯罪跟社會體制的不完善，真的是等號相關？拉斯科納夫顯然不相信改善社會制度之路，他認為這世界就是需要偉人，偉人配擁有權力，偉人也夠資格在破而立的][過程中犯罪。這些問題不由得引起我的深思，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呢？而這本書另一個讓我引發（深思的地方是，社會中的弱者，精神中有無私奉獻與愛的人卻在引導着救贖之路。
《罪與罰》中，這個人物就是梭娜。有幾段拉斯科納夫與梭娜的對話精彩萬分：男主角拉斯科納夫再有痛苦，都絕不泄漏一絲一豪情感，但是他卻在最緊要關頭，找到梭娜坦承是他犯案，梭娜儘管為自己的好友之死哀傷不已，卻温柔的凝視拉斯科納夫，然後圍抱他的頸項，緊抱住他。
拉斯科納夫問梭娜：“你為何不罵我，卻擁抱我呢？”梭娜命中拉斯科納夫內心深處要害的回答：“因為全世界沒有比你更不快樂的人了！”而這時，拉斯科納夫心一軟，兩顆眼淚藴藏在他的眼眶中，就要掉下了。當拉斯科納夫問她這一生的苦難，上帝的回答是什麼？梭娜僅只是念完新約聖經中拉撒路死裏復活的故事。
就在念聖經的這一刻，貧困的房間幽暗的燭光照著兇殺犯與妓女
梭娜以其弱者之愛，不自覺的引領拉斯科納夫走向救贖之路。拉斯科納夫問梭娜：“你不會離我而去嗎？”梭娜回答：“不會，無論你到何處，我都隨著你。，”甚至她也在非理性的情感中，知道拉斯科納夫需要她的接納與愛，她遺憾的説：“為何你不早來，我為何不早些遇到你呢？”男主角剖心相告後，問梭娜：“你覺得我卑賤麼？”梭娜説：“不，你只是在受苦。”最後，拉斯科納夫向梭娜要十字架，梭娜給了他，並説：“我們一同受苦難，也一同掛十字架阿！”
就是在杜斯托也夫斯基小説中，一再出現的，是“主動選擇悲憫苦難、選擇與他人一齊受苦”，這是十字架精神，而十字架精神永遠呈現著弔詭：“在軟弱的地方顯現其剛強。”而一個能看見所謂的強者內心深處的痛苦的人，往往自身也負荷著巨大的苦難。
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情節不是很曲折。主要線索是主人公以一種不平凡人可以殺死平凡人的想法（精英社會），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但是當他殺死她之後發現了自己也是一個平凡的人。其中有很多讓人感到刺激的地方。裏面的心理描寫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特別是主人公在警察局的時候，那種智鬥，更是讓人驚歎。但是看完這本書想到得更多的是裏面人們那種受苦的精神。我們經常説中國人艱苦奮鬥，能忍能吃苦之類的。從某一方面也許是這樣。但是和這本書裏面的那種“受苦與忍受”卻有本質的區別。這本書裏面的人，或者説俄羅斯人的忍受與受苦精神主要是來自一種道德和宗教精神。他們“渴望”受苦，因為這樣能夠讓他們心安。也許心裏的安慰比來自物質上的安慰更讓人願意接受吧。當然還有宗教精神所在。但是，我所想到的中國人的那種忍受與受苦更多的是來自於一種生存的“智慧”。一種隱忍，一種“獨善其身”的想法，一種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放棄很多東西，甚至自尊的“劣根性”。好比我們一直推崇韓信的胯下之辱，甚至還將其放到教科書裏面。它一直在告訴我們，為了生存，其他一切都是浮雲。怪不得中國人的那種“拓荒”能力那麼強。怪不得在全世界各地中國華人都能很好的生存着。當然還有一個就是“獨善其身”。個人各掃門前雪，不是我的事我就不理。以至於我們能夠圍觀落水的人而不去救援。甚至還當做娛樂來看。無事生非，惹來一身騷又何苦呢？唯有生存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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