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講述了袁世凱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國民革命軍政府之間養敵自重以覬覦總統寶座，宋教仁刺殺案的歷史謎團到底暗示了什麼真實背景，孫中山的個性對他改造國民黨以謀求革命有何影響，袁氏當國時期的內政外交如何複雜多變，籌安會“六君子”與袁氏政府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不該遺忘的古德諾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麼？作者唐德剛先生憑藉其一貫的學者氣節，不依風附草，不人云亦云，堅持論從史出，堅持言必有據
上自孫文締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鍔護國運動興起，寥寥數年，此乃袁世凱當國之年，國可謂不興，民可謂不幸。《袁氏當國》記載了從武昌起義到袁世凱病死的幾年中，中國從一個帝制時代，到“民治時代”的紛亂無比的景象。在我們所受的歷史教育中，這段時間除了孫中山先生的所作所為外，其他的是最混亂、最黑暗的，而對竊國大盜袁世凱，我們更是咬牙切齒，但《袁氏當國》就力圖改變這個形象，為讀者重新烹調了一份具有獨特口味的歷史文化大餐。
唐先生在《袁氏當國》中對清末民初的社會轉型有着諸多精闢論述，他曾寫道：“兩千年帝王專制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於旦夕之間。因此他（指袁世凱）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能條件，他所處的時代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可袁世凱“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些形式在當時的中國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唐先生説的。對，袁世凱和以楊度為首的籌安會都沒有認識到一點，那就是國家體制，舍共和，就唯有帝制了，結果將自己葬送在歷史的大潮之下。
民主體制在民初或許確實不可以在中國迅速生根、發芽、結果，可為什麼當權者不能在帝制與民主間另闢蹊徑，以為過渡？要知社會趨向民主的大勢是決然無法逆轉的。清末民初的社會轉型失敗了，造成了軍閥混戰，國家貧弱，於是轉型之事一拖就是半個世紀，直到1978年。現在，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若能抓住時機，民主將不再是夢。
最後以唐先生的話作結，對於未來中國的民治形態，“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民初社會轉型為後人留下的教訓最重要的一點，筆者以為就是要由威權政府引導民眾樹立公民意識，並培育法治環境，以促成社會的民主轉型。
辛亥百年，往事並不如過眼雲煙。站在更自由、更開放、更文明的21世紀，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轉入“民治”,可謂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風雨飄搖的時光裏，出現了兩個影響歷史發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孫中山，一是袁世凱。惶惶恓恓，滄海桑田，對兩人的評價卻是亙古不變，前者流芳萬世，後者遺臭萬年。無異乎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結尾説的：“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由民國九年走到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的大師尚且如此，何況吾輩？
袁老辣，孫天真
且讓我們回到1912年初，民國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時候。袁世凱同時對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養敵、後逼宮、再攤牌”.“養敵”是袁世凱放縱革命派壯大，實力卻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讓自己有本錢同時和兩方面談判；“逼宮”好比曹丕逼迫漢獻帝劉協“禪讓”,袁世凱將年幼的溥儀和垂簾聽政的隆裕太后緊緊握在手裏，瞎編革命軍三頭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嚇清帝退位；“攤牌”是孫中山承諾過，清帝退位之時，便是袁世凱接任大總統之際。
“攤牌”一項並非袁世凱威脅恐嚇革命黨，當時天下推舉袁世凱為總統的呼聲甚高，我認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擁兵自重，北洋六師是正規軍，怎可與革命軍這種雜牌軍相比；二是袁世凱的中國式“光榮革命”,他可以不費一兵一將覆滅清廷；三是他聲稱上任後會推動民主共和政體的發展。這時他站在共和政體這邊，或許是出自真心實意，或許是靜觀其變，至於他後來為什麼開倒車復辟帝制，那是後話了。
一戰期間，日本先下手為強，逼迫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五號、二十一條”.袁世凱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對手，若是不肯彎腰就被毀滅。因此他故意將“二十一條”公之於眾，讓忙於一戰的列強回過頭來制衡日本，盡力將損失降到最低。如今看來，五四運動被罵為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實在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説不出”,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啊，若非國弱，誰願意向列強低頭？總而言之，袁世凱是推翻清朝，維護民國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績不該被淹沒。説孫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純粹是自欺欺人，“孫大炮”根本無此實力。
“孫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們權且可以當做笑話聽聽，“國父”的聖光還是不該磨滅的。第一件事，孫中山沒有直接參與武昌起義，起義爆發時他正在美國科羅多拉州的一家中國餐館打工為生，接報之後火速趕回上海。長年在外宣傳革命活動的他，回來的時候卻是兩手空空，坦言“我一個錢也沒帶回來，我給你們帶來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奮戰的黃興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凱擔任總統之後，“宋案”發生之前，是孫袁二人的“蜜月期”.孫中山不是認為“三民主義”就剩下民生主義還沒完成麼，袁世凱為了“安撫”孫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鐵路”了。“孫大炮”腦子一熱，就立志在民國初年延長鐵路20萬里（一説是10萬英里）。截至2012年，中國鐵路總里程才12萬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凱當時心裏就發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後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入黨宣誓詞就有“服從先生，再舉革命”,黨內高級幹部均由黨魁直接指派等等，給人的感覺怎麼這麼像獨裁？
法治法治，先法後治
“宋案”發生之後，國內的輿論矛頭直指袁世凱。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通過此案向中國人灌輸歐美的法治精神。雖然黃興咬定是袁世凱做的，但他還是主張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可是孫中山一拍腦門就要興兵伐袁，這不是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讓司法部成為花瓶麼？唐德剛先生説：“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不動聲色地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國剛剛建立，百廢俱興，可這法治也不能説一套做一套吧，能讓別人對共和體制不寒心麼？
法治法治，先法後治，無法又哪裏談得上治？若説袁世凱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運行，那麼袁世凱上台後，制定法律更像是為他個人服務了。當然，其中也有成為後世立法藍本的法律條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等，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功過理應折半。
雖説袁世凱稱帝前，將政府部門“打扮”得漂漂亮亮，儼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氣象，然而細看其人員安排、權力制衡等各方面，不過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權”的小把戲。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貪贓枉法逾500元便可判處死刑，雖説這是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體現，但與當下風氣相比，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孫香，命哉時哉
按照唐德剛先生的意思，孫袁等人的命運決定於民國初年那個“爛攤子”,這是個無人可以收拾的“爛攤子”.孫中山、黃興等人半路轉手，沒有繼續打理這個外表是“勝利果實”,實質是“爛攤子”的中華民國，才免於一場千古罵名的浩劫；袁世凱是進退兩難，最終因開歷史的倒車而車毀人亡。
為什麼説民國初年是個“爛攤子”,我認為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可以加以説明。由帝制轉入民治，中國走的太快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來的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還有社會問題、思想問題等等，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咔擦”掉的，轉型需要一個長久的時間。大膽的説，我們現在還在這個轉型期裏面。這沒什麼可怕的，英國、法國走了幾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國是移民國家，一開始就有實行民主共和政體的“土壤”,它沒有君主、沒有過去、沒有思想殘留等等束縛。因此，民國只是一個初生的，長得像外國人，卻留着中國血的嬰兒，稍有不慎，便會夭折。
孫中山晚年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輝煌事蹟，這一切怎能不讓我們對他產生遐想和同情。 “孫大炮”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生搬硬套外國體制，不懂得結合國情，這樣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馬翻的。若是沒有袁世凱，誰知道他會不會成為“袁世凱”?
後人對於袁世凱的最大詬病在於他的野心。沒錯，誰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後也吞沒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潑助瀾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傳吹噓，假造《順天時報》，説日本人贊成袁世凱稱帝；古德諾教授的言論被誤解，弄巧成拙成為推崇帝制的先鋒；籌安會“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後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極人臣，朝內大臣竟罔顧龍椅上的漢獻帝，奏表讓曹操稱帝。可惜袁世凱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這罵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當國》一書提及蔣介石的《告國民書》，裏面有這樣一句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對待歷史理應如此，瞭解透徹細節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結論，不可將絕對結論推而廣之束縛大眾。史實有時候會矇蔽自己的雙眼，例如這次“再論孫袁”,實在是顛覆了很多認知。唏噓之餘，不禁感慨，真歷史往往比假小説更精彩。
近讀唐德剛先生的史學力作《袁氏當國》，頗有些感慨，袁世凱其人，本為一個平常不過的封建官僚，後來因為形勢動盪，時局變幻，終於被歷史推到了前台，並最終當上了民國初期的第一任大總統，真可説是時勢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裏終究是一箇舊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謂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邊楊度之流的一干損友的煽風點火，終於導致最後改弦易轍，搞起了帝制復辟，可是歷史的車輪終是袁氏等人所無法阻擋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長江大河，洶湧向前，袁氏等人的復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細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實可以以一言以精闢概括之：成也時勢，敗也時勢！
袁氏從當七年級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發展到最後手握重兵，權傾朝野的大員，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實在也離不開當時革命黨的“幫助”,特別是在滿清後期，若沒有神州大地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清政府國亂思良將，不得已才把已經被閒置一邊的袁氏啟用出山，則袁氏的命運也許就是終老山林，更加談不上什麼出將入相了，至於後來，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為與朝廷要價的砝碼，並最終藉此成就了其權傾當朝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亂世奸雄。真可謂是時勢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當國以後，本來如果他能夠順應歷史潮流，堅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麼他也許將成為名載史冊的一代開國元首，並最終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於其自身的侷限，他最終無法看清這一點，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以及身邊的一大幫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損友的推波助瀾，終於走了回頭路，玩起了帝制復辟，與歷史大潮相悖逆，最後導致功敗垂成，身敗名裂。真是敗也時勢，造化弄人！
雖然我們常説歷史是人創造的，有時候人也真的能夠改變歷史，但那往往得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面，因勢利導，才能夠真正實現，離開這一點，則一切無從談起。而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與澎湃向前的歷史潮流相對抗，最終只能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袁氏的失敗，在於他以及他身邊的一干智囊們根本不懂這個道理，看不清當時的形勢，不懂得民主政治進程的不可阻擋，而強要與歷史唱對台戲，那麼最終的失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説，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時勢，敗也時勢的生動寫照。
最近在看一本書，是唐德剛寫的《袁氏當國》，還沒看完，大致寫的是辛亥革命，袁大頭稱帝那個階段的歷史。
看到現在，感觸最深的，就是當年袁世凱邀請公共管理學的先驅，美國的古德諾老先生來中國研究專制和共和哪個更好的問題。
這位老學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結論——純學術性的——是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説，專制比共和更合適。
於是，袁世凱大人找到了理論依據，順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興興地當上了他的袁大腦袋。苦了的是古德諾，再怎麼開記者招待會也沒用了，本來有希望當上美國總統，這回全沒戲了，還背了一個碩大的歷史黑鍋——支持復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發現當時有很多人是贊成恢復帝制的，而且聽聽“六君子”蔡元培、胡適之……這些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喝過洋墨水，智商絕對不低於180.
想想有點不明白了，按照中學歷史教材的權威記載，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怎麼還有人不明白這麼淺顯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發現當時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國社會，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確和民主共和的狀態有着太多的矛盾和衝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現在的`印度還牛，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沒有能力參與到用投票決定自己和國家命運的工作中。那認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種黨派山頭林立，把民主黨成了科舉的替代形式，入黨想的是當官，當大官。就是真正的興中會、國民黨員，也是腦袋一熱就把槍掏出來——宋教仁案還沒有定論（其實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説，是袁世凱指使的，最有可能是傳統政治模式的犧牲品），就開始“二次革命”——黃興等人極力勸阻，無奈是黨內少數派，於是他們就用民主的形式，踐踏了自己制定的憲法。
有人認為二次革命是**，我認為起碼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這裏，感到，有的時候，變革太劇烈了，變革的力量向原子彈爆炸一樣無法控制，任由變革本身推動社會的發展是不現實的，反而會毀滅社會。
這樣的例子很多，像法國大革命，那還是思想準備了幾百年，也是從頭亂倒底，吉倫特牌、雅各賓派……願望都是好的，決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腳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腦袋。
直到出了一個拿着破輪的拿破崙，自己當了皇帝，才解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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