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全球化創新性發展的邏輯思考

摘要：2020庚子年初，一場突如其來並迅速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全世界焦點所在。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現有的世界體系，使得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劇烈變動，動盪源和風險點陡然增多，卻並未從本質上改變世界格局的演進方向和全球化發展的基本邏輯，反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過程。文章從後疫情時代全球化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着手，分析後疫情時代全球化發展的邏輯理路，為後疫情時代全球化的創新性發展提供理論遵循。

關鍵詞：後疫情時代；全球化；邏輯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帶來了巨大沖擊：生命的流失、秩序的破壞、恐懼的激增、混亂的延續……增加了全球範圍內發展的危機、風險與不確定性。但疫情也在另一方面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加快了世界治理格局的重構、加速了國際關係（尤其是大國關係）的重寫。後疫情時期世界格局究竟會如何發展？在可預期的“後疫情時代”，人類將迎來一個嶄新的全球化發展階段——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舊格局的打破，世界規則秩序新的調整。但後疫情時代的發展趨勢不是全球化的消亡，疫情帶來的封鎖、隔離、社交距離等並非是“去全球化”，由疫情所加劇的逆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運動高漲、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思潮興盛等，暴露的是全球化不斷深化背景下的不平衡、不全面、不穩定以及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生態安全等問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十分矛盾的過程，它的影響範圍十分廣大，它的結果又是多種多樣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也會與之緊密相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風險社會”。但也要充分理性地認識到，疫情並未導致全球化的“消亡”，後疫情時代全球化仍將加速發展，從資本市場的形成到逐步匯聚席捲全球浪潮的全球化，不是單一資本擴張的結果，而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合力的產物，其發展趨勢不可逆轉。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全球史觀的再度實證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科學預測了世界歷史從封閉、散落到的開放、聯繫的發展趨向。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為邏輯起點，對世界歷史的形成作了詳盡的闡述，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也就是説，人類為了自身生存的發展不得不進行相應的物質生產活動，而當人類本身以及所延伸的需求日益增多的時候，生產的擴大和生產力的提升就成了必然要達到的要求。在此過程中，伴隨着生產和交換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應運而生，由此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市場便應運而生，緊接着世界市場也隨之出現。正是因為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世界歷史隨之形成。因此，可以説全球化的一種歷史趨勢，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雖然馬克思在所有的論著中從未提及“全球化”這一概念，但通過馬克思世界史觀的論述以及現實世界的發展，可以清晰瞭解當今“全球化”實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具體表現。“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好要多，還要大。”雖然資產階級遭受着來自本身固有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的影響，但當生產方式經歷了從家庭手工業—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現代大工業的轉變，仍要清晰地認識到在生產力不斷擴大的背景下，世界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全球性世界。當然，全球史並非歷史編撰學上的歷史，而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範疇，不僅包含着生產的全球化，還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內驅影響。同樣，全球化並非極端全球主義者口中的經濟全球化，而是涉及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甚至包括犯罪等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一個複雜現象。

當疫情波及全球，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國與國之間交流按下了“暫停鍵”，並不等同於整個全球化進程出現斷裂，全球化也不會因此退出“歷史舞台”，不過是減緩了加速形成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暴露出全球化進程中利益、權利、文化等方面的弊病，但全球化作為世界史形成的歷史性趨勢，在後疫情時代將會有新的創新性發展。

二、歷史邏輯：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基本趨勢

縱觀人類數千年曆史發展進程，不同文明體之間的相互交往交流、相互吸收借鑑是向前發展的根本所在。受生產方式、交通條件及當時條件下人們認識水平的限制，在漫長的歲月中人類一直處於孤立、分散的局面，彼此間並未有太多的交流。但人類行為的基本動機，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更大範圍的探索和開發。在這樣動機的推動下，十五世紀末的航海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開拓打破了人類孤立、分散的局面，使得原來孤立、分散的各個地區逐漸成為聯繫緊密的整體，世界歷史的全球化進程在資本主義擴張的野蠻手段中得以開啟。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來互相依賴代替了過去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社會化的大生產也取代了以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式。

隨着生產力的不斷髮展和進步，西歐和美國主導了近現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因此全球化也深深受到了資本主義週期規律（經濟危機）的影響。例如，十九世紀由歐美國家主導的兩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生產力的發展並未解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內在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反而使得資本主義的危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開始從一國到多國的蔓延，使經濟危機上升為了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套資本主義類別的全球性經濟體系與治理體系，雖然這一體系對於戰後各國的重建以及經濟的恢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一體系卻是披着“普世價值”外套的資本主義別樣“剝削”，使得掌握了規則制定主動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益集團與取得了民族獨立但實際上卻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附庸的廣大亞非拉國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在經歷了“蘇聯解體”與“東歐鉅變”後，伴隨着社會主義的低潮與資本主義的瘋狂式發展，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益集團加緊對他國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利益擴張，推動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橫行”，使得全球化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直至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主動或“被主動”地進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國與國之間也成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結合體。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存在了幾十年的華盛頓共識與佈雷頓森林體系等呈現出疲軟的狀態，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了產業空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境地。發展失衡、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這也使得“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思潮崛起，並且這些思潮的出現與發展並不是侷限於“南方”發展中國家，而是轉向於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出現的法國“黃背心運動”、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等，都進一步暴露了全球化的弱點與缺陷。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資本主義國家顯現出應對無力、矛盾激化、治理缺陷等諸多問題和矛盾，並企圖通過轉移矛盾以緩解國內危機，儘管面臨着諸多問題，但在全球價值、生產鏈條、信息技術、交通技術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疫情”卻沒能將任何一個國家從全球化的鏈條中“撕裂”開來。此外，從全球化進程中的三次浪潮（第一次在1870—1910年，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國際交通運輸成本降低，促進了國際間貿易往來和世界各國的融合程度；第二次在1945—1980年，由二戰結束後全球經濟體系的建立與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推動，使得世界各國無一避免的融入了世界歷史進程；第三次在1980—2000年，由新興國家的形成與新興技術的發展所推動。）來看，世界各國的深度融合也成為了前進的必然。因此，不難推斷出全球化進程是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所在。

三、實踐邏輯：抗“疫”過程體現的全球化張力

新冠疫情的爆發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各種短期社會行為並對全球治理提出挑戰。對內限制社交行為、對外限制國際交流成為了大多數國家的首選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益密切的全球交流，也為“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支持者們提供了藉口，以此來攻訐全球化的弊端。因此，新冠疫情是否會成為全球化的終結者成了學者們思考的重要課題，全球化在這樣一場“浩劫”中將何去何從？要深刻回答這個全球治理面臨的重大問題，就要看清疫情的實質所在—疫情並不是單純的衞生問題，而是由疫情引發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一個綜合問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在各國彼此以鄰為壑，缺乏交流的情況下，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整體的發展走向，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影響依舊存在；2008年爆發於美國華爾街的經濟危機波及全世界，失業、混亂成為經濟危機的代名詞，其影響之大、範圍之廣、程度之深難以準確預估，在帶來了災難的同時卻催生了二十國集團（G20）首腦會議的升級，促進了全球治理舉措的探索與建立，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復甦。所以跨國性的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會給各國發展帶來危機，但也能催生國際交流與合作，並非全球性危機的產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止步。在此次應對疫情的過程中，也彰顯出全球化的創新性發展，顯現出別樣的張力。

當疫情從爆發直至蔓延世界各國，雖然經歷了短暫的混亂與停頓時期，但在多方合力下，控制疫情、恢復經濟、重塑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成為了共識。G20（二十國集團首腦峯會）歷年來在協調各國矛盾、處理經濟危機、加強全球性治理等諸多方面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對疫情的蔓延，G20領導人召開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並發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聲明》，強調“病毒沒有國界，疫情面前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面對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國際合作至關重要”等，為疫情防護過程中各國的走向指明瞭一定的方向。隨後召開了多次衞生部長會議以及其它部長會議，為疫情防護過程中各國間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從G20發佈的聲明及後期召開的專門性的各類別部長會議議題中，發映出保持國際間抗疫物資流通，取消出口管制、免除和暫停最不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新增發行特別提款權，擴充抗擊疫情和危機的全球資源、加強各國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美聯儲與各國央行建立互換額度、抑制過度的匯率波動，推動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等也將成為G20努力引領全球抗疫合作的方向。縱然最後的結果不得而知，但也可以看出其在疫情防護過程中的積極作為，進一步展現出全球化合作的張力。此外，作為世界最大的政府間衞生合作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在此次疫情防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2021年3月14日，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已超1億，累計死亡病例高達265萬例。世界衞生組織為應對疫情的傳染與擴散，充分發揮促進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以及改善公共衞生的職能，持續向各國衞生權力部門、媒體和公眾提供疫情相關信息，內容涉及當前所推薦的流感疫苗、當前可提供的抗病毒藥以及研究方向等，向各國衞生部門、流感預防中心和流感方案的其它參與者通知全球的流感形勢，指導和幫助各國國家政策的決策者和實施者開發方案，並呼籲世界各國領導人“立即為下一次大流行做準備”，以避免發生新冠疫情時遭受的打擊。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一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議者和踐行者，中國積極參與推進國際疫情防控工作，並在防病抗疫、藥品器械出口、醫療救助、促進全球投資和貿易恢復等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同時對國際相關組織在疫情防控與“疫”後恢復作出積極的支持和響應。2020年5月18日，在第73屆世界衞生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表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衞生事業盡責。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守護全人類生命安全的高度，在各種講話和會議中積極呼籲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堅持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和“疫”後世界恢復與發展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全球化是歷史潮流。儘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儘管會遇到很多險灘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的勢頭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後疫情時代全球化雖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滯，但世界歷史滾滾向前的趨勢不可阻擋，全球化進程也必將以新的形式繼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楊魯慧.百年變局下的國際格局調整與中國引領新型周邊關係[J].理論探討,2021(01):38-45.

[2]李京.後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的中國方案[J].科學社會主義,2020(06):144-150.

[3]何哲.後疫情時代全球治理的挑戰、趨勢與對策[J].行政管理改革，2020(10):43-52.

[4]王文.“全球化休克”與“後疫情時代”的中國策略[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5(03):31-39.

[5]佟家棟,劉程.後疫情時代的逆全球化與國際經濟秩序探索[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2(04):33-40.

[6]趙英臣.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化重塑[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7(04):89-94.

[7]沈陳.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化機遇[J].世界知識,2020(11):20-22.

[8]刁大明. 後疫情時代要堅決反對“逆全球化”[N]. 北京日報,2020-04-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