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情況中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參與銀行數量並不是很多，也並非所有銀聯卡都可以受理，農民工往往持有外地銀行卡在家鄉就近農村信用社無法取款，因此農民工覺得銀行卡特色服務是在搞花樣，對農民來説好聽不好用，為此筆者建議：
〈一〉、加強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組織宣傳，培養農民工用卡習慣。
1、加強社會輿論和參與各方的組織宣傳
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不僅事關農村信用社，更是與當地政府、各村村委會等社會各界息息相關。在宣傳中我社加強組織領導工作，切實擔負起其主導地位作用，把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組織宣傳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使全社會共同參與，社會各界廣泛討論，讓更多的人瞭解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知道並清楚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讓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像國家糧食糧種補貼一樣作為一項國家惠民政策深入人心、眾人皆知。
2、加大農村信用社網點和髮卡行宣傳力度
農村信用社作為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直接受理網點，應該不斷加大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宣傳力度。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不僅僅是簡單的增加農村信用社營業收入，更是為農村信用社以後銀行卡的發行和全國通存通兑提供契機。農村信用社網點要高度重視櫃枱宣傳，提高農村信用社網點櫃枱人員業務水平。通過與一般銀行卡服務的優劣比較，給農民講深、講透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優勢，爭取“點”上的理解，以此達到“以點帶面”的宣傳延伸效果。改變農民工攜帶現金意識、培養農民工用卡習慣，使農民工充分享受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現代化支付結算帶來的便利。
〈二〉、提高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取款限額，降低甚至取消取現手續費。
1、提高農村信用社銀行卡取款最高限額。
從目前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運行情況來看，沒有發生一筆農民工銀行卡業務差錯。而且從現實技術條件上也完全可以提高現有的取款限額，可以考慮將每卡每日單筆最高取款限額提高為20__0元人民幣，同時落實客户取款時身份證實名登記制度，以便在萬一發生帳務差錯時能迅速找到銀行卡的取款人。這也是農村信用社提升服務水平、及時跟進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減少廣大農民工取款往返農村信用社次數的重要措施。
2、降低甚至取消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手續費。
既然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是國家對農民工的特殊政策優惠措施，就應該照顧到農民工的實際情況，而且郵政儲蓄提供的郵政綠卡也是對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的極大的威脅，這也是目前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仍無法全面推廣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如果農民工使用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不如使用郵政綠卡實惠、方便，那他們只有選擇郵政儲蓄。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異地取款手續費率能低就儘量降到最低，甚至可以採用財政補貼的方式把手續費率取消，使農民工得到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
19xx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着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羣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羣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羣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羣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着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羣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羣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户消費，廣告客户藉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説，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羣，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説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羣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後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羣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羣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繫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於事件的衝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
19xx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着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羣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羣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羣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羣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着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羣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羣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户消費，廣告客户藉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説，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羣，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説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羣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後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羣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羣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繫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於事件的衝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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