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講規矩 盡責任 作奉獻

黨課講稿：講規矩 盡責任 作奉獻

黨的十九大的召開，對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讓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十分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作為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如何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帶頭從自己做起，從最基本的東西做起，從基本的做人做事做起，非常重要。因此，在這裏，我不講很多大道理，就從我們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規矩説起。這幾年，我先後到過歐、美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考察，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常常令我感慨萬千。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任重道遠吶！我們國民的素質與這些國家的國民素質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吶！差在哪裏呢？我看主要就差在這麼三個方面，即差在講規矩、盡責任、作奉獻這三個方面。今天，我就從如何講規矩、盡責任、作奉獻這三個方面談談我的體會和看法。

一、講規矩

（一）無規矩不成方圓

規矩的定義。什麼叫“規矩”？這個問題恐怕無人不曉。但“規矩”源自何時何處，不一定都知曉。規矩本來是古人用來校正方圓的兩種工具。它發明的確切年代已經無法查清，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規”、“矩”二字了。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夏禹治水的時候，是“左準繩，右規矩”，意思是説，夏禹是左手拿着水準繩，右手拿着規和矩進行測量，規劃出治水方案的。這説明至少在夏禹治水的年代(約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規”和“矩”這兩種幾何工具了。“規”就是畫圓的圓規，木工打製圓窗、圓門、圓桌、圓凳就需要用“規”；“矩”就是折成直角的曲尺，尺上有刻度，木匠打製方形門窗桌凳，就需要用“矩”。孟子説：“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圓）。”意思是：即使是象離婁這樣聰明的人，象公輸子這樣手巧的人，如果不按“規”畫圓，也會筆走龍蛇而難求其圓；如果不依“矩”制方，照樣會線走偏鋒難成其方。根據“規”、“矩”的用途，後來人們把它引申為“準則”、“規則”和“禮法”。在東漢許慎所著的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字典《説文解字》中，“規”就被解釋為“有法度”。現代漢語裏“規矩”一詞，用作名詞就是指已經形成的行為規範，或一定的標準、法則和習慣；用作形容詞就是指人的言行端正、講禮數、有教養、有素質。所以簡單地説，規矩就是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或者説是規範人們做人做事的行為準則。

規矩源於規律。規矩雖然是人們制定出來的，但它是依於事物的運動規律而成的。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和運動規律。地球必須沿循自己的軌道繞太陽運行，太陽也必須遵循自身的軌道均衡地運行，否則地球早就不是被其它星球撞碎，就是早就被太陽火化。宇宙世界如此，人類社會也必然是如此。因此，規矩是客觀規律使然；規矩之中藴涵着規律。大千世界，規矩繁多。交通有交通的規矩，經商有經商的規矩，比賽有比賽的規矩，遊戲有遊戲的規矩，等等。就連我們人的吃喝拉撒行，也都有相關的規矩擺在那裏，不能亂來。故而從根本上講，“規矩”的形成，源自於人類自身的利益發展需求，體現了人類社會自身發展規律的客觀必然性。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則“分粥”的例子，它恰好可以形象地説明規矩何以產生？開始分粥總是分不勻，許多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粥分得多一些或稠一些，這樣換了誰分都有意見。即使有的人公正無私，可以把粥分得很勻，但還是有人有意見。後來就定了一個規矩，粥分好後別人先拿，分粥的人最後一個拿。這樣分粥的就會盡最大努力將粥分勻，如果不勻，那最少的一份就是自己的，這樣一來別人再也不會對分粥者有什麼意見了。所以規矩的產生，是人類維持秩序的需要。社會是以人為中心的很多方面組成的，人們不得不依照規矩來分享自然、社會、政治和權力資源。按照法學家的説法，規矩就是人類為了保證不在互相爭奪中毀滅，在總結前人的智慧，提煉前事的規律的基礎上制定的規則和標準。因此，好的規矩，總是以客觀規律為前提，以合乎道理為基礎。

規矩必須遵守。規矩之為規矩，有的體現為法律條令，有的體現為紀律制度，有的則體現為規則習慣。簡單地講，規矩可以分為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規矩兩種。比如我們黨政機關，成文的規矩主要是指那些用於指導、規範部門業務工作和機關日常管理的流程及規章制度等；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我們常説的約定俗成的規則與習慣等，用法律語言來講叫做心理契約，即“組織中每一個成員和不同的管理者及其他人之間，在任何時刻都存在的一種沒有明文規定的期望”。不管是哪一類的規矩，其根本的目的都是約束人的行為。這種約束力，並不單單依靠強制力（如：法律條令、紀律制度等）；更多的則是依靠軟性的、非強制性的道義約束（如：約定俗成的規則與習慣等），因為規矩表面看是對人的一種約束和要求，其實是對大家利益的一種保護。規矩是享受權利的保證，一定的規矩能保證人們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每個人在用規矩約束自己行為的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最大的自由和安全。正因為規矩有這種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約束力，所以，規矩一般為人所遵守，遵守規矩是規矩得以存在的根本意義。從這一角度上來講，有了規矩大家就應該要遵守，也必須遵守，守規矩是我們每一個人受惠於規矩帶來的利益後所應對社會進行報答的職責。

（二）講規矩即是文明

建設和諧社會，首要的問題是講規矩、守規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方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地方國民的文明素養，而國民的文明素養又直接取決於國民講規矩、守規矩的程度。

講規矩是一種基本的素質。西方人認為，一個人的文明素養與講規矩關係密切。在西語中，“文明”的原始含義是“耕耘”。人的心靈就象是一塊心田，這塊心田也象土地一樣需要耕耘才會有收穫。“耕耘”收穫不斷累積的過程，就是“文明素養”不斷提高的過程。正因為如此，西方人一般都把講規矩看得很重。德國人就是一個極其講規矩和守紀律的民族，在他們心裏，規矩就是法令，是不可以逾越的。他們講規矩到什麼程度呢？就是造反也不忘守規矩！如果你去德國旅遊，在柏林參觀夏洛特王宮時，可能就會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1918年，德國斯巴達克同盟（德國共產黨的前身）在柏林發動十一月革命時，起義者在王宮門前奮勇衝鋒，傷亡慘重，可就是無一人越過草地去進行兩側的進攻。原因何在？因為當時草地上豎立着一個小小的牌子，上面寫着４個字：“禁止穿行”。即使是在革命造反的時候也不忘“守規矩”！這個故事，深刻地道出了德國人的民族素質。德國人還有一個現象比較聞名：人們絕不擅闖紅燈！即使設在那個路口的紅燈出現故障，他們會繞道走其它的路口。2004年，我到德國考察時，所到之處，從未看到過一輛闖紅燈的車，即使在深更半夜、空寂無聲的街頭，德國人依舊沿着橫行線，看着紅綠燈過馬路。或許有些人會將此視為“刻板固執”，嗤之以鼻。但實際上，這體現了德國人的文明素質，他們對待任何事物都認真負責，他們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潔淨美麗，他們相信，在不爭吵不擁擠的環境裏，不憑體力、投機取巧或者其他伎倆，就可贏得平靜安穩的幸福生活。所以，德國人的生活有秩序也是很有名的。

講規矩是一種基本的覺悟。兩千多年前，我國春秋時代齊國首輔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講了一句話：“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意思是隻要保證滿足人生存需要的衣食之物，就可以穩定由尊卑有序的禮儀倫理所維持的社會秩序。這句話可以説是我國農業文明時代的寶典，是歷代聖君賢相治國平天下的指針。歷史上盛傳的堯舜之治、太平盛世，古人嚮往的小康社會、大同世界，説穿了都是指的這種百姓有吃有穿，國家府庫充盈，社會安定的理想社會。但是事實怎麼樣呢？是不是真的“衣食足”、“倉廩實”就必然會讓人有“知榮辱”、“知禮節”的覺悟呢？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缺乏有效的規矩約束，在“衣食足”的情況下，人未必會自然而然地有“知榮辱”的覺悟，“倉廩實”也未必一定會讓人都有“知禮節”的素養。人滿足了生存之的需要，還應該有“規矩”的教化，才有可能讓人產生“知榮辱”和“知禮節”的境界和覺悟。因為，規矩對於人的“榮辱”價值判斷具有非常重要的導向和矯正作用，只有在規矩約束和道德教化的共同作用之下，人們提升“知恥明辱”的覺悟才真正可靠。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德國人身上得到印證。正是在眾多規矩的約束與嚴格的守規矩訓練下，德國人“以守規矩為榮，以壞規矩為恥”的觀念根深蒂固。據説，德國老人們最喜歡向別人炫耀的就是，在他幾十年的駕車歷史中，違章記錄欄內始終是一片空白。可見，在他們的心目中，講規矩是一個人道德覺悟高低的重要標誌。

規矩面前人人平等。規矩的產生和存續，標示着與其相關的特定人羣都必須共同遵守，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借用我國法律制度上的一個重要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來講，就是“規矩面前人人平等”。比如：交通規則必須對一切人適用，紅燈要停車,沒有人可以例外，這就是“規矩面前人人平等”。能不能做到“規矩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很能反映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國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在美國做訪問時，曾對美國郵局前的排隊現象作過觀察。他發現，如果服務窗口不止一個，並不是每個窗口前面都排一行隊，而是隻排一行隊，前面的人依序到空出來的窗口去辦事，沒有一個人會打破這種默守的規矩。他把這一現象視為反映美國社會文明的一個縮影。在新西蘭，民眾的“規矩”意識也是很強的，即使身為總理也要為自己哪怕是很小的不規矩行為賠不是。1999年，在一次為慈善機構募捐的活動中，當時任“反對黨”領袖的海倫·克拉克在一幅小小的油畫上籤下了自己的大名，想讓這幅普通的油畫增值。後來，經過她在背面接連題簽兩次的油畫最後以2000元新幣被一闊佬買去。有人開玩笑説，克拉克當時的名字就值1000元。不過，克拉克本人並沒有收取一分錢的“簽名費”，這些錢當天就被慈善機構悉數拿去。但沒想到的是，３年後當了總理、而且民眾支持率一直很高的克拉克，卻要為此事嚴肅認真地向公眾道歉。為什麼呢？關鍵原因是“簽名權”。在新西蘭這個規矩嚴格的國家裏，油畫象書籍一樣，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只有作者本人有權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大名，否則就是侵權、欺騙，是不誠實的行為，哪怕是善意的都不允許。因此，這件事情在她當政後被人翻出來，她只好面對各個媒體的“挑刺”，鄭重向民眾道歉，否則就有可能面臨嚴重的後果。因為，在新西蘭人的意識裏，在規矩面前身為總理與普通人並沒有什麼兩樣。

（三）講規矩重在行動

應該承認，與西方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相比，我們在講規矩這一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在哪裏呢？我看主要不是缺少規矩，也不是規矩不好，最大的差距還是在對待規矩的態度上。換而言之，我們有很多人並沒有把規矩當回事。因此，要想真正縮短這種差距，關鍵要讓我們每個人都把規矩放在心上，切實樹立守規矩的意識，讓守規矩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習慣，化作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

增強守規矩的意識。有人曾把歐洲人與中國人比較後得出結論：“歐洲人太死板，中國人太變通。”有一個笑話，説的是中國一留學生在國外找了一個女朋友，一天在和女朋友過馬路的時候闖了紅燈，女朋友説，你連紅燈都敢闖，什麼違法的事不敢做？然後就跟他分手了。後來這位留學生回國了，在國內又找了一位女朋友，還是過馬路遇到了紅燈，他記得上次的教訓停了下來，老老實實地等，但女友不高興了，説你連紅燈都不敢闖，還能幹什麼事？結果國內的這位女友也和他分了手。雖然這只是一個笑話，但是卻反映了一個現實：中國人的規矩意識是何等淡薄。在規矩意識方面，我們的確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太大。當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很大關係。我們自古就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所以“規矩是管老百姓”的思想在我們中國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而老百姓看官府的人不守規矩，“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老百姓也就更有理由不守規矩了。管人者亂來，被管者也就來亂的。其結果就是大家都不守規矩。在這種歷史與現實環境的薰陶影響下，儘管我們有“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至理名言，但真實情況卻是“只有規矩，沒有方圓”。所以，我們很多人常常視規矩如兒戲，滿腦子的特權思想，滿腦子的我行我素，把規矩丟到九天雲外。甚至還有的人認為這樣才夠“體面”，才顯“本事”，才有“榮耀”。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確立規矩意識，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堅決打破“規矩可以隨便變通”的思想，確實把規矩放在心上，真正確立“規矩”的權威意識。

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古話説“習慣成自然”。我可以不誇張地説，我們的國民已經養成了不守規矩的習慣。現在要把這個不好的習慣扭轉過來，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氣。首先要虛心向人家學習，向先進學習，向有優秀的人文傳統和道德精神的國家學習。比如説英國，這個古老的國家有着許許多多的優秀之處，就説排隊吧。無論什麼場合，只要有兩個人以上，他們就會自覺地排成隊，即使是前面的人有事出去一下，後面的人也絕不會站到前面的位置上來。有人講凡有英國人的地方，就有排隊的現象。據説英國人這種排隊和守規矩的習慣，是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訓練的。但是我們呢？可以説反差太大。隨便在什麼公共場合，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守規矩的人，比如：排隊總有人插隊，行車總有人闖紅燈，走路總有人越欄杆踏草地，乘電梯總有人抽煙，逛街總有人隨地吐痰丟紙屑，遊公園總有人摘花踩草砸燈泡，等等等等，不勝枚舉。這些現象，可以説是司空見慣。有很多人，不僅是不講規矩、不守規矩，而且還故意破壞規矩。這一點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係。俄羅斯教育家烏申斯基講：“良好的習慣就像是一種有效的道德資本，而不良習慣就像是一筆償還不清的債務。”這句話極富哲理性。什麼時候，當我們把守規矩養成一種習慣的時候，我們的文明建設才會有更紮實的基礎。

營造守規矩的氛圍。一個人守不守規矩，不僅要靠個人自覺，也還需要有一定的氛圍，有一個大的社會環境。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體會，在一個十分整潔的環境中，人人都很講究衞生的情況下，有些本來有亂吐痰、亂丟垃圾習慣的人，也會檢點自己的行為，不敢亂來。的確，在大家都很講規矩的情況下，你一個人要是不守規矩，不僅要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而且將承擔很大的心理壓力。這就是氛圍的力量。實際上，人的一切思想觀點、處世態度均來自社會氛圍和生活環境，是在各種社會關係、社會條件、社會氛圍的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孟子小時候，家住在靠近墓葬的地方，他就學“為墓間之事”。孟母將家遷到街市附近，孟子又學“為賈人衒（炫）買之事”（炫買就是叫賣的意思）。孟母再把家遷到學官旁，孟子“乃設俎豆，學揖讓進退之禮”。“孟母三遷”這個故事流傳千古，膾炙人口，充分説明了不同的環境氛圍會對人的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守規矩也是這樣，創造一個講規矩的社會整體氛圍非常重要。要在全社會在向一切不守規矩的不良行為宣戰，大力褒揚講規矩的正氣、褒獎守規矩的美德；鍼砭不講規矩的可恥之事、貶斥不守規矩的可恥之人，使其沒有存在的土壤。同時，還要在全社會強化講規矩的倡導機制建設。比如對於“講規矩”的，就要做到報紙上有名、電視上有影、廣播裏有聲，在方方面面讓人感受到“講規矩者光榮”；對那些“壞規矩”的人和事，則要加大輿論監督直至法律約束的力度，在方方面面讓人感受到“壞規矩可恥”，讓人們不願為、不想為、不恥為、不屑為、不能為、不敢為。如此多管齊下，相互促進，方能形成良性循環，匡正社會風氣，使講規矩的行為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落實守規矩的行動。講規矩，關鍵在於見行動。光有“規矩”，並不等於就能成“方圓”；“規矩”加上“行動”，才可能成“方圓”。在“規矩”與“方圓”之間，“行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詞。把規矩落實在行動上，並不是針對某一個人的要求，而是對管理對象的普遍要求。規矩定好之後，管理範圍內沒有“局外人”，不管是官還是民，不論是領導還是羣眾，對所有人都有共同約束力。守規矩，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講，守規矩都是起碼的要求。由於思想覺悟、知識水平的不同，一個人的能力可能有大小之分、高下之別，但對於守規矩而言，沒有任何區別，沒有任何例外。否則，規矩就不可能落實。在守規矩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我為人人，從我做起”的覺悟。我們要共建講規矩的社會風尚，營造守規矩的良好風氣，那就必須人人行動起來，從我做起。積小我為大我，聚個體為羣體，集小氣候為大氣候。對別人、對社會，要大造輿論，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對自己，要又説又做，説到做到，從我做起，讓知和行主動統一。從我做起，關鍵是從克服陋習做起。講規矩，説起來比較容易，其實並不那麼簡單；在一兩件事情上做到比較容易，在許多工作中做到就比較困難；堅持一陣子容易，長期不懈、善始善終則比較困難。特別是要一下子克服一些不講規矩的陋習，養成守規矩的良好習慣，更難。正因為難，所以我們要堅持；正因為難，所以我們要自覺。不僅是“要我講規矩”，更是“我要講規矩”。要用自律的態度，檢查自己，哪些規矩做到了，哪些規矩還沒做到，應該怎樣完善。從我做起，至關重要的是從我們機關幹部的這個“我”做起。機關幹部講不講規矩，影響着周圍的一羣人，影響着社會風氣的形成。如果我們機關幹部都能講規矩、守規矩，就會感召一方羣眾，引領一方風氣。如果我們機關幹部説一套，做一套，表面上講規矩，實際上不規矩，那麼，講規矩的民風也就不可能真正樹起來。所以，我們機關幹部一定要從我做起，帶頭講規矩。

二、盡責任

談到“責任”這個問題，我曾經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為機關幹部講過一課，但為什麼今天還要講，一是認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二是雖然上次講了，但言猶未盡。

（一）盡責任是做人的神聖義務

作為一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人生的定位，都有着一定社會角色，都承擔着一定的社會職責。梁啟超先生説過：“人生於天地間各有責任”，“自放棄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之各放棄其責任，是世界必毀”。所以，做人就必須盡責任。

首先，我們應當堅守做人的基本良知。這是我們要承擔的是作為人的基本責任。簡而言之，我們的人生應當是富於人性的，富於愛心的，我們應首先從思想、良心、行動上確立自已做人的基本信念、尊嚴和良知。責任心就是為人的一種基本良知，此外還應該有自尊心、自信心、進取心、雄心、恆心、事業心、孝心、關心、慈悲心、同情心、憐憫心、善心等等，都可以説是為人的良知。而責任心與它們相比，可謂是燦爛“羣心”之中的核心。

其次，我們應當盡到人倫的責任。作為父母，我們應對子女盡培養、教育、關愛的責任；作為子女，我們應當對父母盡到孝敬、報恩、贍養的責任；作為兄弟、姐妹、朋友，我們應當盡到互敬、互愛、互幫、互助的責任。這種責任雖然平實，但卻不易。因為平實所以要持久，要終生承擔。這種責任對每個人來説都是一樣的，人人不可迴避。這種責任沒有代價，無法恆量其價值，但是最為難能可貴，因為這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不知道大家看沒看過一部《背起爸爸上學》的電影，這部電影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流淚。電影説的是一個16歲的農村少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師範學校，面對着癱瘓在牀無人照顧的父親，無奈之下賣掉了全部家產，揹着父親走進校門，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求學之路。一個“背”字，不僅體現了父子之情，也體現了這個孩子對家庭的責任。可以説，這個孩子是“背”起了家庭和社會的全部責任。正是這種久違了的反哺情結，震撼着人們的心靈，呼喚着人們的良知。

第三，我們應當承擔對社會的責任。一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除了與家庭、朋友發生聯繫外，還要與社會的其他許多方面發生聯繫，並通過這種聯繫為社會盡責。這種聯繫的主要形式就是工作（職業）。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職業，都有着相應的社會職責。有的人是工人，從事產品的加工製造，或提供某種社會服務；有的人是農民，為社會提供糧食等農作物；有的人是商人、企業家為社會提供商品生產與交換；有的人是教師，為人類提供知識，塑造靈魂；有的人是醫生，從事救死扶傷的工作，為人類解除身心的痛苦；有的人是士兵、警察，維護社會的安寧與和平；有的人是藝術家、學者、思想家，他們為人類創造美、發現真、尋找善，實現社會正義與公平，為人類的發展指明方向；還有一部分人，如我們這些機關幹部，是國家的公務人員，主要是進行社會管理，服務社會大眾。總之，不管我們從事的是哪一種職業、那一樣工作，只要是有利於社會，只要是為社會正義所需，那麼我們在從事這些職業的同時，也是在為社會盡責。當然，為社會盡責，並不僅限於這些。遵守公共秩序，注意公共安全，愛護公共財物，保護公共環境，遵守社會公德，這些都可以説是我們為社會盡責的方式。

（二）盡責任是成事的基本前提

責任成就事業，責任決定成敗。一個人要做好一項工作，完成好一項任務，需要具備各方面的條件和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種高度的責任感。温家寶總理在四川考察工作時，曾明確提出要“用心想事，用心講話，用心做事。”我認為這個“心”，首先應該是責任心。

有責任就會有動力。成就事業，需要以責任為支撐。高度的責任感，是推動成就事業的根本動力。一塊手錶可能有最精緻的指針，可能鑲嵌了最昂貴的寶石，然而如果缺少了發條，它仍然一無用處。同樣，一個人無論怎樣學富五車，也不管多麼健壯高大，但沒有責任，缺乏動力，做事就會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地度日，暮氣沉沉地生活，也就談不上有所作為。中科院院士李振生，早年支援大西北，接受了培育抗病毒良種小麥的任務。經過30年的艱苦研究與反覆實驗，終於培育成功抗寒、抗旱、抗病蟲害的“小偃六號”，在全國大面積推廣，並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李院士説：“為了西北農民兄弟，我30年幹好了一件事。”30年，一萬多天，幾乎是生命的一半路程，這期間我們國家還曾經走在風風雨雨中，而李院士認準目標，矢志求真，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責任心作為動力和支持，是難以想象的。

有責任就會有激情。激情是人們努力做好工作、提高效率的有效精神武器。而激情來自哪裏呢？從根本上來説，還是來自於責任。托爾斯泰説：“一個人若沒有熱情，他將一事無成，而熱情的基點正是責任感”。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會把工作看成追求和奉獻，而把名利看得輕如鴻毛，滿懷熱情和幹勁地投入工作；而一個沒有責任心的人，則會把工作當作一種負擔，自然就會失去工作的樂趣和熱情。因此，責任使人精神振奮，責任使人昂然奮起，責任使人豪情滿懷。有責任，就會有激情、想做事；就能正確理解苦與樂，正確對待得與失；就能認認真真地辦好每一件事，甘當無名英雄；就能滿腔熱情地投身於工作，在本職崗位上做出一流的業績。

有責任就會有勇氣。如果一個人有了高度的責任感，那麼他才會有勇氣去面對挫折，有勇氣去克服困難，有勇氣去開拓創新。相反，如果責任感不強，那麼即使是很小、很容易的事也可能辦不好，甚至適得其反，留下後患。在很多情況下，一件事情沒有辦好，並不是能力與水平的問題，而恰恰是責任感的問題。只有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人，才不會因事大、事難而畏為，不因事小而不為。

（三）執政為民是最大的責任

責任是具體的。黨員幹部講責任，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緊密相連。對於我們機關幹部來講，我們身上責任的眾多，小到打個電話、辦個文稿，大到協調問題、研究政策。我們的責任存在於每一項工作、每一個環節。但是，所有的這些責任歸結到一起，都是為羣眾服務，都是執政為民的一種方式。因此，執政為民是我們最大、最緊要的責任。

執政為民是黨員幹部的根本職責。我們黨的執政主題就是執政興國、執政為民。它決定了我們擔負的一切責任都是為了人民，我們的工作追求和施政行為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羣眾。身為機關幹部，我們的一切執政活動，都是為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社會發展盡一份應盡的責任。只有堅持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觀，為民的目的才能達到，為民的責任才能盡到。任何與執政為民的根本要求相背的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任何庸碌無為和不守規矩的行為，都是淡忘責任的行為，都是為人不恥的行為。是否做到了執政為民，是衡量領導幹部盡責與否的根本尺度。

執政為民是黨員幹部的莫大榮耀。人的一生，除去幼年、老年和求學等時間，真正能夠全心全意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時間不是很多。當一名公務員，做一名領導幹部，身為一名黨員幹部，為民執政，肩負責任，承受壓力，但同時也是一種光榮，是人民賦予的一種信任、是人民給予一種機會，同時也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機遇。

把執政為民落實到本職工作上。凡事，遠的要從近的做起，大的要從小的做起。落實執政為民的責任，也要從具體的工作做起。我們每位黨員、每位幹部都有自己的崗位，都有自己的分工。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責任落實到我們的崗位上，體現到每一個工作環節和細節中，就是對人民的負責。人們都熟悉的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她的偉大來自平凡。她把護理工作看成是一種關乎人的尊嚴乃至人類文明的神聖事業，而這些恰恰都是通過諸如採光、通風、消毒、伙食、卧具等等細緻周到的關愛體現出來的。人們從事的工作不同，能力和作用不同，但無論是統管全局的領導者，還是平凡崗位上的一般工作人員，繫於責任就是忠於職守、勤勉盡責，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

三、作奉獻

（一）奉獻是道義的責任

每當談起奉獻，我們總會感到敬畏，感到一種高度的存在，感到與自已平凡生活的距離。其實什麼是奉獻？

奉獻是自願付出。“奉”，本義就是“捧”。《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歷王。”這裏的“奉”的意思就是“捧”，後來才有給予、敬呈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對“奉”的解釋是：“給，獻給（多指對上級或長輩）”。而“獻”字，在《説文·犬部》中是：“獻，宗廟犬名羹獻”。就是説“獻”，本來是祭祀中敬呈的一種狗，後引申為“獻祭”，進物以表敬意的意思。應該説，這兩個字在古漢語中一般都是單獨使用，組合在一起是現代漢語的用法。在**年版的《辭海》中，我們查不到有“奉獻”一詞，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奉獻”的解釋有兩個義項：⑴恭敬地交付；呈獻。⑵奉獻出的東西；貢獻。從這些解釋中，我理解“奉獻”，就是一種給予，而且這種給予是自覺自願的行為。

奉獻與社會共生。應該説，奉獻本來是中性的，與人類所有為了維護自身生存活動的性質是一樣的。在沒有社會關係之前，動物的行動是自發的獨立的，不會有奉獻。尋吃的也好，找住的也好，都是本能，不需要向別人奉獻什麼，所有的努力只是為了滿足身體的舒適，而不是調節什麼關係。大家都看過《魯濱遜漂流記》，在“禮拜五”這個人物沒有出現之前，魯濱遜是一個人求生，那時並不存在什麼“奉獻”活動。因為一個人不構成社會，不需要調和關係，一切是自給自足。有兩個人一起生活之後，就有一個互相協調問題，還有一個共同求生的問題，你為我做一點什麼，我再相應為你做一些，你不要妨礙我，我也不能妨礙你，所以才有了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奉獻和犧牲。這正是文明的開始，是制約本能的開始，是建立和保證秩序的開始。所以，奉獻與人類社會共生，是隨人類社會發展而自然衍生出來的一種文明行為，我們不能把“奉獻”太神化，不要以為講奉獻是大道理，是隻有英雄模範人物才可以做得出來的行為。

奉獻是道德義務。實際上，身在社會之中，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依賴性，互利互存是人類社會得以維繫的根本前提。我們每個人都在接受他人的奉獻，都在享受他人的勞動成果；同時，我們自己也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奉獻的主體，只有奉獻我們才有權利享受。因此，從本質上講，奉獻也是我們為人的一種本分，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人人都可以奉獻，人人也都應該奉獻。

（二）奉獻是傳統的美德

中華民族對於“奉獻”一向是至為尊崇。這種尊崇體現在兩個方面。

以奉獻為美德。我們的傳統文化一直是以公而無私的奉獻精神為美德。早在《詩經》、《尚書》等諸多典籍中，就有“夙夜在公”、“以公求私”的思想和規範性要求，在另一部春秋時期的典籍《左傳》裏也講：“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意思是説，什麼叫忠啊？對社會有利的事情，知道了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去做，這就是忠。儒家尤為提倡“天下為公”的思想，孔子強調“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要求人們“去私”。《呂氏春秋·去私》有一則故事：春秋時代的晉平公要找一位有賢能的人擔任南陽縣的縣令，因此他找來大夫祁黃羊，想請他推薦適合的人選。沒想到，他竟不計前嫌推舉了自己的仇人解狐。又有一次晉平公找一位勇敢善戰的人擔任軍中統帥的職位，他知道之後，大力推薦自己的兒子祁午，一點都不擔心別人閒言閒語。不論對方與自己的關係是好是壞，只要是適合的人選，祁黃羊都大方推薦，而他推薦的人也都很稱職。後來孔子聽説了，稱讚祁黃羊推薦人才完全以一個人的才德為標準，而不管對方是與自己敵對交惡的人，或是有血緣之親的兒子，的確稱得上是公而忘私。成語“公而忘私”就是這麼來的。此外，墨家、法家也都非常強調“無私、去私”，足見歷代的進步思想家都極力倡導為民、為國家、為天下的無私奉獻精神。可以説，倡導“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是中華民族道德思想的核心之一。

以奉獻為榮耀。正是基於以奉獻為美德的認識，歷代的許多仁人志士無不以能夠為國家、為民眾無私奉獻為榮耀。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每當國家危機、民族危難，社會整體利益受到威脅時，總有人能夠捨生取義，挺身而出，犧牲自我，無私奉獻。如：藺相如不以私人意氣與廉頗爭高下，表現了以大局為重，無私奉公的高尚風格；諸葛亮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包拯為國家法治而不畏權貴，鐵面無私；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等等，都體現了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至上、“先公而私”、“大公無私”的精神美德。他們之所以能穿越歷史的時空，激勵後人，為人尊崇，無不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所顯示出強烈的個人為整體、為國家的那種奉獻精神。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公重私輕”、“先公而私”的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使命感和奉獻精神，無疑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今天仍然是推動我們社會發展的寶貴精神動力。

（三）奉獻是價值的體現

奉獻反映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有奉獻精神的人，絕不是個人中心主義者，他人的、集體的、國家的利益總是先於自己的利益。在家庭生活中，他們孝敬父母，呵護家人，毫無怨言地挑起最重的擔子。在社會生活中，他們任勞任怨，不求回報，忍辱負重，負重前行，從不迴避自己的社會責任。奉獻之所以可貴，是因為這種偉大的情懷往往同犧牲聯繫在一起。緊要關頭，危急時刻，當有些人後退的時候，挺身而出的正是那些有奉獻精神的人。他們中有的是憂國憂民的卓越領導人，更多的則是像走街串户解市民之難的徐虎、將萬家憂樂掛在心頭的吳天祥這樣的平常人，他們在本職崗位上恪盡職守、愛崗敬業、持之以恆、埋頭苦幹，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他們是隻衡量是非、不計利害，以自己的利益和生命殉真理和事業。他們的奉獻並非都是那麼風風光光，但我們的民族因他們的存在而綿延發展，我們的社會也因他們的存在而展現耀眼光輝。

奉獻反映一個人的思想品德。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喧囂中，甘於奉獻的人淡泊的是名利。他們的價值觀是在幫助別人獲得幸福中得到滿足，而他們自己卻少有索求。就像慈悲的佛祖捨身飼虎時一樣，救得了眾生，雖死也心情愉快。因此，奉獻總是和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任勞任怨、助人為樂、謙遜禮讓等等優良品德聯繫在一起。樂於奉獻的人表裏如一，心境澄明，人前人後一個樣，有無名利一個樣。他們從不追名逐利，但對於失誤、不足卻又不推諉、不塞責。所以我講，奉獻是一種情懷，擁有奉獻會令人心胸開闊，一生快樂；奉獻更是一種享受，它會使奉獻者心情舒暢，感受它的微妙，感悟它的真諦；奉獻更是一曲美麗的樂章，每個音符都是一顆顆跳動着的愛心，而奏出的則是全世界的新聲。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我們都應以向社會做出奉獻為榮。

奉獻反映一個人的人生價值。人生價值是從人的需要與事物的屬性之間的關係中引申出來的。一個人的人生價值不可能從自身得到説明，而必須通過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才能説明。愛迪生説：“我的人生哲學是工作，我是揭示大自然的奧祕，並以此為人類造福。我們在世的短暫一生中，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種服務更好的了。”説明他是把個人為社會造福作為他的價值追求的，並且他認為這種方式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好方式。人的存在具有兩重性：人既作為個體而存在，又作為社會成員而存在。因而人生價值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即奉獻，二是社會對個人的尊重與滿足，即索取。奉獻和索取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個人對社會的奉獻，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也為個人索取打下了基礎；個人從社會那裏得到生存和發展所需的東西，又會激起更大的積極性、創造性，為社會做出更大的奉獻。愛因斯坦説：“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看他奉獻什麼，而不應當看他取得什麼。”德國詩人歌德有説過：“你要欣賞自己的價值，就得給世界增添價值。”這就是説，一個人需要在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事業中表現出價值。因此，衡量一個人的人生價值，應該看他對於社會的奉獻。一名教師通過自己的耕耘，為社會培養出有用的人才；一個藝術家以其優秀的作品給人以美的享受；一位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他們的價值得到社會的承認，因而為社會作奉獻，就是他們人生價值的基本標誌。我們要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應該樂於為他人、為社會、為國家奉獻。

（四）在平凡中做出奉獻

“人生在世，奉獻二字。”在全社會弘揚奉獻精神，需要我們黨員幹部身體力行、率先垂範。怎麼奉獻？

首先，要在敬業上落實。有人説，我們都是平凡的人，從事的都是平凡的工作，不可能為社會做出什麼貢獻。這是錯誤的觀念。奉獻，大量的、經常的是崗位奉獻。每個人，不論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能夠在本職崗位，通過不同的形式為國家和人民做奉獻。敬業是奉獻的基礎，樂業是奉獻的前提，勤業是奉獻的根本。荀子説：“百事之成，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有這樣的一副對聯：“雖是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它寫出一位普通理髮師的職業理想、敬業精神、審美追求和自尊自信。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以這種精神從事理髮工作的人，一定會給顧客做出俊美的髮型，為美化社會奉獻出自己的力量。小平同志也堪稱敬業的典範。他一生坎坷、歷經沉浮，但他深愛着自己的祖國，深愛着自己的人民，深愛着自己所從事的社會主義這一偉大事業。儘管三起三落，始終矢志不渝。最終完成領導黨和人民走上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義主義道路這一偉大歷史使命。他個人的智慧、膽識與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也在其中實現了人生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樣，我們要想對社會有所奉獻，敬重自己的工作，畢生與之，百折不撓，孜孜以求。如此，才能有益於人民。

再次，要在互助中體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每個人都生活在集體之中，猶如大家都乘坐在同一艘駛向彼岸的船上，需要上下齊心，互助協作，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慧，信者效其忠，每個人都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準確走向理想的彼岸。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奉獻精神要求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以道義相待，互相愛護，互相扶持。在日本企業中，職員為工作而加班，從來不計報酬，每位職工都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發生經濟危機，竟然有職工自動要求降低工資的事情，讓西方的資本家困惑不已。在日語裏，公司稱為“會社”，包含有“大家賴於生存的集體”的意思，所以大家能夠自覺地以家庭一員的身份維護公司利益。每個公司如此，整個國家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如此，日本人才能在山多地少，人口密度大，資源貧乏，市場狹小的困難情況下，創造出令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蹟。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以德交友、嚴己寬人、敬老愛幼、扶危濟困向來為人們所推崇。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一生無私奉公，在艱苦的歲月中撫養了一大批烈士的遺孤；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一生做好事，助人為樂；新時期好乾部孔繁森深入羣眾，扶貧濟困，深得藏民愛戴。他們的偉大人格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激勵着後人，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第三，要在日常中踐行。作為黨員幹部，我們的奉獻除了要在體現崗位上，還應在體現在日常生活中。這主要表現為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個人利益的一種合理取捨。能不能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自覺地放棄一些個人的利益，對於我們來講，不僅是一種道德要求，更是一種責任使然。在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整個社會利益劃分不可能使社會各個羣體都得到完全滿足的條件下，要保持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秩序，必定要求有個人利益的捨棄。這種捨棄，對我們個人可能是不很公平的要求，但卻是一種非常現實的要求。不然，我們倡導建設和諧社會，怎麼建設啊？在黨員幹部的利益與羣眾利益不太一致的時候，我們黨員幹部必須主動地做出一些犧牲。羣眾正是通過我們能否對個人利益進行捨棄來認識黨的組織、認識我們黨的。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把握自己的行為取向和價值取向時，要在一些具體的、細微的、基本的生活行為中，去努力實踐和體現奉獻精神，去實現人生價值和目標的昇華。

守規矩、盡責任、作奉獻，這三者是緊密聯繫的。守規矩，也可以説是我們應盡的責任；盡責任，也可以説是作奉獻；而作奉獻，同樣可以説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的規矩，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為這個社會作出奉獻。三個方面，都是我們做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我們為人應盡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