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從一個地方走過，吹散年年的傳説
時間，從每一個心靈流過，刻骨的記憶像一條長河
花朵，從一程一程的生命開過，堆積多少光榮與夢想
我們，從聖潔的書頁之間走過，有一種精神總是念念不忘……
序語：陳雲曾隨紅五軍團踏上長征路。1935年6月，他受黨委派離開長征隊伍，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隨軍西行見聞錄》就是陳雲在赴蘇前的日子裏，在上海寫下的追述紅軍長征的文稿。
陳雲兩面寫長征的奇妙絕招
《隨軍西行見聞錄》是陳雲以一個國民黨軍醫的口吻，詳細記述中央紅軍長征歷程的文章。之所以用國民黨軍醫的口吻敍述，是陳雲在撰寫時就考慮到了如何應付國民黨軍警的盤查，以便將此文順利帶出國境，向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彙報。因而，文章不僅用一種異乎尋常的口吻來寫，而且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筆名“廉臣”。開篇稱，作者“廉臣”先生是國民黨部隊的一位軍醫，服務於國民黨軍隊四年，前年隨國民黨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陂之役，被俘於紅軍。“被俘之初，自思決無生還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紅色區域後方之瑞金後，因我係軍醫，押於赤軍衞生部，赤軍衞生部賀誠親自談話。當時因赤軍中軍醫甚少，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係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後，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衞生部。”
“廉臣”先生在這些假託之詞後，便描述他作為“軍醫”，如何為毛澤東同志、朱德治病，其中寫道：“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毛澤東同志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閲軍報。見到我，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陳雲極為巧妙地借“軍醫廉臣”之見聞，寫出了被國民黨稱為“赤匪”的紅軍及其領袖的真實面貌：“赤軍……之作戰方法，常以出奇制勝，此均為毛澤東同志、朱德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同志有諸葛亮之稱。”“赤軍軍官之日常生活，真是與兵士同甘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飯食一律平等。赤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是軍長，誰是師長。”
日常生活中陳雲不苟言笑，公眾在鏡頭前看到的他，總是一副嚴肅的面孔。其文也如其人，他的著作多是政治論文的嚴肅筆調。然而，《隨軍西行見聞錄》卻用生動活潑的筆調描述了紅軍長征翻山越嶺、英勇作戰的感人場景，這在陳雲著作中並不多見。如文中對紅軍長征中過老山界時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動、細膩：老山界這座山高得使人發急，到了一個山頂，見前面只有一個高峯了，不料上了那個高峯，前面還有一個高峯。這樣一個又一個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氣和汗流浹背。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隱隱有留聲機的聲音，正唱着：“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賊……”一張片子唱完，又聽見一陣歌聲：“同志們快起來拿刀槍，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要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原來是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着宣傳棚，為鼓勵行軍、提起部隊的精神，使之忘卻行軍之疲勞。在宣傳棚旁邊的石頭上，拿粉筆寫着：“同志們努力啊！還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頂了。”“競賽一下，看誰先上山頂？”經過宣傳棚的留聲機和唱歌，的確讓我們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們隊伍內的那些小看護生也唱起來了：“……罵一聲你賣國的奸賊……為什麼投日本，你喪盡了良心。”這樣一唱，又到處引起唱着：“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我們真快樂……”唱了一陣以後，大家還是照着路向上走，這樣走了共有十二個高峯，才到山頂。當然到了山之最高頂，大家就興高采烈，精神振奮。時間已經下午四時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終於走到了山頂。
陳雲以“廉臣”這麼一個“局外人”的敍事角度，記述了當時鮮為人知的長征故事。由於陳雲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善於抓住種。種細節，所以文章讓人讀來如臨其境，如見其人，極具感染力。
後記：《隨軍西行見聞錄》於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雜誌相繼發表後，不久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傳到國內後，很快走俏於當時的紅色革命根據地，也廣為流行於國民黨統治區，出現了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時，把書名改為《從東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時，書名改為《長征兩面寫》。新中國成立後，《隨軍西行見聞錄》被多種書籍收錄。
現已__歲的老紅軍李國策，系山西省軍區原顧問。當年在長征中，他3次過雪山草地，20次遇險，九死一生而倖存下來。在紅軍長征勝利__週年之際，近日，李老撰文回憶親歷長征的艱難險阻，讀後令人為之深深感動——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__週年。我作為一個倖存者，仍舊健在的老紅軍戰士，不禁又想起長征那艱苦卓絕的年代，想起我那些長眠的英勇戰友。__年的時間裏，我國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紅軍長征艱難的革命歷程，永遠都不應該忘記；紅軍長征的革命精神，仍需要發揚光大。為此，我撰此文回憶那段崢嶸歲月，緬懷英烈，激勵後人。
窮孩子參加紅軍走上長征路
我是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蒼溪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窮孩子。1933年8月，紅四方面軍在川陝蘇區大力擴紅，我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當時雖是少年，父母卻也支持，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紅軍，先在當地獨立營，後編到第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七團。
紅四方面軍是在1931年實行戰略轉移，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到了四川。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行動，策應、迎接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3月28日揮師西進，強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一起北上，並與紅一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過雪山草地。不久，由於張國燾鬧獨立，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張國燾令紅四方面軍部隊返回南下，使紅四方面軍第二次過雪山草地，後來在成都以西遭到四川國民黨軍閥軍隊兩次大舉進攻，我軍兵力損失慘重的情況下，張國燾看到沒有別的出路，經過黨中央與他激烈的鬥爭，使他在1936年春天率領部隊返回北上，然後西進，並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此後二、四方面軍一起北上，我們又第三次過雪山草地。1936年10月10日，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長征沿途環境十分險惡，除了敵人日日夜夜的圍追堵截，進行大大小小的戰鬥外，還要戰勝深山峽谷，雪山草地，湍流江河。紅軍得不到一點休息，大家疲勞到了極點，往往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但一旦出現敵人，又精神百倍地殺向敵人。我們大部分戰士都是從南方北上，根本沒有禦寒的棉衣。翻雪山，過草地，一時風雨，一時暴雪，冷凍就是第一殺手。我親眼看見過部隊在夜間派出去一個班擔任警戒任務，第二天全班戰士都凍死的慘狀。我們過草地，第一次、第二次只走了草地的一個角，各走了10天走完。但第三次過草地時，走的是草地的中間，走了一個月。茫茫草地，荒無人煙，哪裏有什麼可吃的東西。這麼多部隊，走不了多久就斷糧斷炊了。只好煮皮鞋、皮帶、槍揹帶、挖野菜充飢。最後這些都吃光了，凍餓之下，體弱的、有病的戰士犧牲的越來越多。草地的紅泥水把戰士的雙腳泡得發亮發腫。我們只有憑着堅強的革命意志，求生的信念，頑強地走，最終走出了草地。
而大雪山是一座連着一座。過草地前後，都要過雪山。大雪山有幾千米高，山下是峽谷森林，山上是終年厚厚的積雪。有的地方厚達幾十米。我們站在雪山頂上遠望，茫茫雪海望不到盡頭。雪崩時，發出雷鳴般的響聲。多少天都看不到一塊沒有雪的土地。紅軍戰士由於白雪的反光刺激，兩眼紅腫，眼球突出；由於長期缺糧面黃肌瘦，衣服也破破爛爛。但仍舊昂首挺胸，一往直前。
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時，全部紅軍不足3萬人，許許多多英勇的紅軍戰士倒在了長征途中，勝利來之不易。
3次過雪山草地，20次遇險
當年紅軍走過的草地。
當年紅軍翻過的雪山。
在未過草地之前，我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九師二六七團，在毛兒蓋與松潘縣之間的拉子樑擔任防禦任務。敵機天天來轟炸掃射。敵機一來，我與其他兩名戰士就躺在用松樹枝搭的棚子下邊。那次敵機的炸彈一聲巨響，我雖安然無恙，身邊的兩個小同志卻都犧牲了。看着朝夕相處的戰友就這樣離去，我恨不得把敵機一把抓下來撕個粉碎。
過了兩天，敵機又一次來轟炸，我急速蹲下來。炸彈就落在我前面3米遠的地方，只覺得地面一震，我心想這下“報銷了、光榮了”。抬頭一看，炸彈像個鐵人一樣，豎在地上，沒有炸響。炸彈把松樹擦掉一塊大皮，松枝落了一地。我想也許是地上積的松葉很厚，地面鬆軟，所以未擊響吧。
在第一次過草地時，由於一腳沒有踩上有草叢的泥疙瘩，我掉進了泥潭，人往下沉。我大聲叫喊，一位劇團姓朱的戰友，把笛子伸過來救我，我抓緊笛子，用力往上爬，終於爬了上來。
過丹巴大鐵索橋時情況很危險。這種鐵索橋是在大山峽谷中，由少數民族在河兩岸懸崖絕壁上，用粗大的鐵鏈固定在巨石或鐵樁上，平鋪數條大鐵鏈，再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成的。過橋時顫動搖晃，橋下波濤洶湧，過橋的人頭昏目眩。我們紅軍多次過這種橋。丹巴河鐵索橋特別大。我們第一次南下，第二次北上，兩次過這座橋。當時橋已被敵人破壞了，鐵鏈稀少，木板缺乏，扶手鐵鏈也沒有了。橋又長，彈力更大，我們部隊要過它，戰士之間的距離要拉開幾米遠一個人，輕走，慢走，減少震動，防止彈跳太大。即使如此，還是不時發生戰士掉下河中的事。我走到橋中間，心情緊張，頭昏目眩，迅速爬下來，緊抓鐵鏈，等彈跳小一些了，平穩一些了，又站起來慢慢走，才走了過去。
紅四方面軍在四川遭到軍閥瘋狂進攻時，我所在的二六七團在百丈關一帶防禦。敵人天天發起攻擊，敵機不斷前來轟炸。有一天戰鬥正酣，敵人一發炮彈打過來，就落在了碉堡旁邊，我和另外3個戰士正在碉堡前的工事裏。炮彈響了。只聽一聲巨響，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等我清醒過來，就想爬起來繼續戰鬥。但兩名戰友壓在我的身上，我動彈不得，就慢慢把他們兩人從身上推開，發現他們已經犧牲了，而我也覺得腿部劇烈疼痛，坐不起來。這時才發現大腿在流血，疼痛更加劇烈。敵人又衝了上來，離我只有幾十米遠了。這時一名通信兵跑來，立即揹着我往後方跑。下山不遠處，到了師醫院。醫生檢查我是兩股骨貫通重傷，送到總部醫院為我手術。由於傷殘，有點文化，上級命令我留在總部附屬醫院任院部書記。
在二次北上時，有一天在山谷中行軍走錯了路線，部隊只有露營在山谷中，等天亮後再找大部隊。到了下半夜，敵人開始襲擊我們，槍林彈雨，激戰中我覺得有個東西打了我的背部。戰鬥結束後，我卸下子彈袋檢查，才發現有一個彈夾被彈丸打扁了兩粒子彈，這個子彈袋竟救了我一命，否則子彈早打穿後背犧牲了。
另一次在通過被封鎖的危險地段時，對岸敵人在射擊，山上還有“滾石陣”，我們必須拉開距離，一陣猛跑才免得被石頭砸中。但就在猛跑中，我槍上的彈夾掉了。我只有一個彈夾，沒了彈夾我的小衝鋒槍就沒有用了。於是我決心返回去取彈夾。敵人在河對岸打槍，我跑回去，一眼就看見掉在路邊的彈夾，趕快拾起來又猛跑。就在這時敵人的槍響了，我頭上的軍帽飛了，我只是低頭猛跑，總算又躲過一劫。
在第三次過草地時，由於前面過草地的部隊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所以更為艱苦，走到後來一點糧食都沒有了，只好煮皮帶吃。團長把他的軍馬打死，給每個戰士分一小塊肉，我捨不得吃，揣到懷裏。當時的環境，有一塊肉、幾口糧也許就生存下來了，而沒有它也許就無法走出草地了……而我就是這樣，3次過雪山草地，20次遇險，九死一生而倖存下來的。
難忘英勇的紅軍女戰士
紅四方面軍曾有5000多名女戰士，她們大多是四川參加紅軍的未婚青年，天真活潑，吃苦耐勞，英勇頑強。這些女紅軍分別在總部各機關、醫院、後勤系統。她們在長征中，身上負荷很大，應該説犧牲大，貢獻也大。
女衞生員、女護士在行軍中每人都背一個木製大藥箱。她們自己的行李和乾糧就捆在藥箱子上，有幾十斤重。爬雪山過草地，有的女戰士為了保護藥箱，就跌落雪崖，不見身影了。女擔架隊員每四人一副擔架，兩人一組在擔架前後抬着傷病員行軍爬山涉水，為了保護傷病員自己犧牲的也有不少。
女炊事員行軍中背一口大鐵鍋，有幾十斤重，行李和乾糧都放在鍋裏，用木架捆綁鐵鍋揹着走。過去那種鐵鍋又厚又重。揹着很吃力，還要行軍，我們休息了，她們還要架鍋燒水煮飯，忙個不停，最後吃飯，然後收拾炊具才能休息。但就是這樣，她們第二天還要提前早起做飯，保證部隊第二天的行軍打仗。我親眼看到有的女炊事員揹着大鐵鍋爬雪山，實在累極了，在山頂上坐下來休息，不一會兒就凍死了。死了仍舊坐在那裏揹着鐵鍋一動不動，雙眼圓睜。真是悲壯啊牎
女運輸隊員，每人扛一袋軍糧行軍，一袋糧約有四五十斤，照樣爬雪山過草地。一到宿營地，又要四處籌糧，有時走出去很遠，要兩三天才能背糧返回。她們紀律嚴明，高度自覺，只吃自己的那份乾糧，寧願自己餓肚子，也決不動用軍糧。
紅四方面軍還有一個婦女獨立團，有1000餘人。她們英勇殺敵，後來在西路軍西征途中失敗，付出了更多的犧牲。這些女戰士不畏艱險，從不掉淚。她們是革命英雄主義與樂觀主義者，每次休息時，她們齊聲高唱革命歌曲，激發部隊鬥志。我們男戰士看到這些，就更勇往直前，絕不掉隊。這些女戰士是紅軍永遠的驕傲與光榮。縱觀古今中外軍史、戰史，像這樣一批女戰士都是罕見的。她們是世界上最崇高、最偉大的女性。
長征勝利過去__年了，像我一樣的倖存者也一年一年地越來越老、越來越少了，懷念那些倒在長征路上的戰友，就是懷念那種壓倒一切艱難困苦、一往無前的紅軍戰鬥精神，就是懷念紅軍官兵同甘共苦的光榮傳統，更是懷念紅軍戰士革命信念堅定，一心為革命為人民，絲毫不貪戀安逸享樂的高尚情操！
__年前，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在這支鐵流勁旅裏，有一支特殊的隊伍——30名紅軍女戰士。她們的非凡經歷和行動，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女性的堅強和偉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們來不及做什麼準備就匆匆出發了，離開了革命紅都瑞金，離開了那深深依戀的土地和人民。我們噙淚而別，踟躕而行，一步三回頭，深情地凝望那為之書包範文流血犧牲、奮鬥多年的根據地。
剛出發時，我和王泉媛、鍾月林、危秀英、陳慧清、李桂英、劉彩香等幾名女同志分在衞生部。賀子珍、康克清、鄧穎超、蔡暢等是一些首長的夫人，她們另在一起。共計有30名女同志。當時叫戰略轉移，衞生部帶的物品較多，有藥箱、擔架，連X光機也帶出來了，行動非常的遲緩。由於我們轉移屬隱蔽行動，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間行進。天公也不作美，連下陰雨，衣服濕透，道路泥濘，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裏連滾帶爬。走了一個多月，來到了湘桂邊境。由於戰事頻仍，傷員越來越多，我又被調到擔架連任政治戰士，負責抬運和照顧傷員。
一次，我們在翻越一座大山時，遇到敵人飛機的轟炸，一個抬擔架的民夫嚇跑了。我看到一副擔架孤零零地放在路邊，另一個民夫在擔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擔架上是一位胸部負傷的團級幹部。不能扔下傷員。我忘記了自己體弱有病，抬起擔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蓋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隊伍是很危險的。下了山之後，我卻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民夫和擔架上的傷員再也看不下去了，説：“女人幹不得這個，還是找個男人來。”但荒天野地，去哪裏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擔架繼續追趕隊伍。在長征路上，像我一樣抬擔架的，還有好幾個女同志。
照顧傷員也是一件很難辦的事。由於缺醫少藥，一些傷員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我們以女同志特有的細心和耐心，精心地護理傷員，幫他們擦洗傷口，換藥，餵飯。一些傷輕的，拄着枴棍自己還能走一段，有的重傷員，根本就離不開擔架。如鍾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優秀的團長，在戰鬥中被打斷了一條腿，他非常頑強，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截的肢。周恩來副主席指示我們，一定要將他抬走。鍾赤兵同志是我們抬着走完長征的。傷員同志除了要忍受傷痛的折磨，還常常忍飢挨餓。我們除了要護理傷員，還要籌措糧食。有時籌不到糧食就得餓肚子。
在長征中，我們女同志還要克服生理上帶來的麻煩。愛美是女性的天性，由於連連征戰，我們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蝨子，一到宿營地，有空就捉蝨子。我們嫌麻煩，乾脆剪成光頭。休息時，一些調皮的紅軍戰士偷偷將我們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們。長征途中，有幾個女同志還經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難。周子昆的愛人曾玉是第一個遭受這種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的共產黨員，曾隨毛澤東同志、朱德參加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在江西蘇區時就已懷孕，長征出發時本沒有她，她是懷着身孕偷着追上紅軍長征隊伍的。一路上，我們精心照護着她。翻越老山界時，我見她走路很吃力，就攙扶着她爬山。爬過山不久，她就生產了。沒有吃的，我們就採來豌豆苗熬湯給她喝。蔡暢大姐知道後，把自己僅剩的一點小麥面拿來放在豌豆苗裏一起熬麪糊糊給她們母子喝。在長征路上生產分娩的還有賀子珍、陳慧清。而最遭難的要數賀子珍大姐了。她生產後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襲。那天傍晚，我們正在一個樹林裏休息，敵機來了，我們趕忙跑到路邊的溝裏躲避，一顆炸彈正好落在賀大姐身邊爆炸，賀大姐倒在血泊裏。我當時離她只有一米多遠，趕忙跑過去，只見賀大姐遍體鱗傷，臉色蒼白，不省人事，我們趕快組織搶救。這時，毛澤東同志趕來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視着妻子。我們在一旁不禁落了淚。毛澤東同志把他自己的擔架留下來，給賀子珍同志用。事後我們得知，賀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後來去世，腦顱裏仍殘留着幾塊彈片。鄧穎超大姐在江西蘇區時就患有肺病，身體極度虛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吳仲廉同志是一雙小腳，爬山走路從不落後，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樣用一雙小腳走完二萬五千裏的。
長征路上，我們與千千萬萬的紅軍一樣，爬雪山，過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樹皮，歷盡艱辛，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時，只見滿山遍地全是雪，連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沒有，常常走一步退兩步。山上空氣稀薄，憋得臉發青，我親眼看見一個個戰士倒下去後就再也沒有爬起來。下山時，我再也堅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滾到了半山腰，才爬起來跌跌撞撞地趕路。過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塊大“魔毯”，一時烏雲翻滾，一時又大雨傾盆，好像隨時要把我們吞沒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終年不幹的積水，河溝交錯，泥潭深不可測，水像生了一層紅鏽一樣，散發着腐臭氣味。走路得尋着草根，要不然陷進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沒。我們在草地上搖搖晃晃地走了一個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長征艱苦的生活，惡劣的環境，既是對一個革命者生死的考驗，也是信念與意志的磨練。當時我們抱定了一個信念，跟着共產黨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我們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當地開展革命工作外，其餘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儘管我們這些姐妹後來有的客死異鄉，有的漂泊流離，與黨失去了聯繫，但她們中沒有一個叛黨變節的，至死保持了對黨的忠誠，保持了一個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氣節和堅強意志。她們不愧為20世紀中國女性的傑出代表。
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們是：廣東的謝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劉英、謝飛、鍾月林。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1軍團2師4團與紅4方面軍先頭部隊9軍25師74團在四川懋功達維地區勝利會師。1、4方面軍領導人互致賀電，熱烈慶賀長征中的兩大主力會師，並表示要在黨的統一指揮下，攜手共進，去爭取蘇維埃運動的更大勝利。會師時，中央紅軍約2萬人，4方面軍約8萬人。中央紅軍於會師後改稱第1方面軍。
1、4方面軍會合前後，在4方面軍工作的中央代表張國燾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認識就同黨中央存在着分歧。黨中央認為兩個方面軍的會合為開創紅軍和革命發展的新局面，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因此，“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目前應當先奪取松潘、平武，消滅胡宗南部。張國燾卻認為，革命形勢低落了，紅軍是在退卻。因此，他主張向西康發展，建立“川康政府”，實現其所謂“川康計劃”。
為了統一戰略思想，黨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首先作關於目前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着重闡述了以下三個問題：
一、關於戰略方針。1、4方面軍在會師以前的戰略方針是不同的。4方面軍決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軍決定到岷江東岸，並派支隊到新疆。兩個方面軍會師後在什麼地區創建新根據地，首先要便利於我軍作戰，應力求具備如下三個條件：1.地域寬大，好機動。松潘、理番、懋功地域雖大，但路狹，敵人容易封鎖，我不易反攻。2.羣眾條件好，漢族人口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撫邊等8個地區人口只有20萬，且藏民佔多數。3.經濟條件好，要比較寬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帶糧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決，軍事補給困難，在大草原和遊牧地，既不習慣又不安全。鑑於此，黨中央決定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而且必須迅速前進。
二、關於行動方針。目前1、4方面軍的戰略行動轉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東過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東岸有敵兵力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是廣大草原。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認為現只有一個轉向到甘肅。找應向岷山山脈以北背向西，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以實現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三、關於戰略指揮。指揮問題的最高原則是：1.應集中統一，集中軍委。2.使作戰更有力量，須統一為左、中、右三個縱隊。3.為克服糧食、氣候、地形、少數民族區等各種困難，須加強政治工作。
在討論周恩來的報告時，張國燾首先發言。他雖然勉強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北上在甘肅南部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對中央北上戰略方針仍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他承認1、4方面軍會合後，消滅敵人更有把握，但對具體戰略方向，又含糊其詞。他認為：由於胡宗南部有20個團兵力牽制我們，還有蔣介石的部隊，“我們去甘南還是立足不穩的，還要移動地區，還要減員，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敵至少打下他幾團，才能立穩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這就充分暴露了張國燾害怕敵人的力量，特別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張避開胡敵，向川康邊方向發展的右傾思想。
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張聞天等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提出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認為這是前進的惟一正確的方針。實現這一戰略方針的關鍵是，應首先迅速攻打松潘，進佔甘南，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據地。還強調，統一組織與指揮兩個方面軍對實現戰略方針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毛澤東發言強調指出：我們的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的。我們必須要高度機動，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軍向松潘前進，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應力爭6月突破，經松潘到決定的地區去。
博古發言還強調：必須有一定的地區根據地，做出模範來影響全國，現在甘川陝首先甘南，依靠羣眾工作，游擊戰爭，這能影響全國。
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周恩來的報告提出的戰略方針，並責成張聞天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個會議決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決定》認為：“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復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於甘、青、新、寧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的向東發展。”《決定》還認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於大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小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決定》最後尖鋭地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瞭正確的前進方面。
為貫徹兩河口會議的決定，中央軍委於6月29日製定了以奪取甘南，赤化川陝甘為目的的《松潘戰役計劃》，並將一、四方面軍分編為左、中、右三路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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