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就是朱熹所説的“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興”的意思是“起”，是託物寓情，是寄託，是聯想，其作用是含蓄、藴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達，容易窮盡。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讓讀者不知不覺地從形象中受到感染，產生意味無窮的效果。
比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如果捨去景物，不過是説“去時是春天，回來是冬天”，還有什麼意味呢？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説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説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着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地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僕僕風塵的役夫徵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等等。可以這樣説，《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着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澱。因此對於《詩經》的藝術手法，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類型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
作為我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已流傳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傳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具有不朽的藝術魅力，因而成為後代詩人學習、仿效的對象。《詩經》的許多作品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那個年代，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中的寫實傳統，堪稱為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特別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從事農牧業生產的勞動者，他們“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他們寫自己的勞動和生活，表現自己思想願望苦樂悲歡，這些觸景生情、情由衷發的詩篇，都能如實描寫，沒有絲毫矯揉造作之態和粉飾雕琢之弊，形成了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詩經》中的政治諷喻詩，敢於揭開內幕，指斥時弊，且能表達出作者鮮明的憎惡或誤傷之情，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形象地表現生活是文學的共同要求。《詩經》的一些優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較為鮮明、生動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點再現在作品中。如《邶風·靜女》的“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鄘風·柏舟》的“髡彼兩髦，實維我儀”，《齊風·東方未明》的“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動態描寫都十分逼真傳神。《鄭風·出其東門》的“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都描寫了主人公所愛對象的模樣：前者寫髮式——兩邊垂着齊眉發；後者寫衣飾——白色的上衣，淡綠色的頭巾。這些外貌描寫也具有形象性。至於《詩經》中的一些敍事詩，如《衞風·氓》、《邶風·穀風》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徵，為後來敍事性文學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個起點。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開端。它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古代詩歌特別是抒情詩，在三千年以前就開始步入成熟的階段。它的思想藝術成就，在文學史上有多方面的開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詩經》以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精湛而傑出的藝術成就，把我國詩歌發展推向了第一個高峯，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中民歌和文人詩的優秀詩篇都來源於生活，來源於現實，推動後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現實，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並把這些現實內容真實地用作品反映出來。屈原詩歌的兼善風雅、漢樂府的“緣事而發”、建安詩歌的“風骨”精神，直到杜甫的“裁偽體親風雅”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都與《詩經》的寫實精神一脈相承。
《詩經》雖也有少數敍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詩經》可以説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後，我國詩歌沿着《詩經》開闢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離騷》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
同時，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
如果説“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後世詩人立為準則，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後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範。《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後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後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後代的民歌明顯地繼承了《詩經》起興手法。屈原在《楚辭》中，更是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託的表現手法。
《詩經》對我國後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如，《短歌行》就是一篇歷來膾炙人口的不朽詩篇。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和藝術的昇華，它生成於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關於它的文化意藴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晚近時期的學者，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漢、宋門户之見，進一步從文學、史學、社會學等角度闡發詩義，特別是本世紀以來，許多學者運用近代科學方法，將《詩經》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了中國的國界，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了漢文版的《詩經》；從十八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詩經》的全譯或選譯本，成為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
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民勞、板；
《詩經·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翻譯
一羣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艾蒿。我有一批好賓客，彈琴吹笙奏樂調。一吹笙管振簧片，捧筐獻禮禮周到。人們待我真友善，指示大道樂遵照。
一羣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蒿草。我有一批好賓客，品德高尚又顯耀。示人榜樣不輕浮，君子賢人紛紛來仿效。我有美酒香而醇，宴請嘉賓嬉娛任逍遙。
一羣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芩草。我有一批好賓客，彈瑟彈琴奏樂調。彈瑟彈琴奏樂調，快活盡興同歡笑。我有美酒香而醇，宴請嘉賓心中樂陶陶。
①休思：休思。休：止息也；思：語氣助詞，沒有實義。
②漢：指漢水。遊女：在漢水岸上出遊的女子。
③江：指長江。永：水流很長。
④方：渡河的木排。這裏指乘筏渡河。
⑤翹翹：眾也，秀起之貌。錯薪：雜亂的柴草。
⑥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⑦秣（mò）：餵馬。
⑧蔞(lóu)：草名，即蔞蒿
佚名（先秦）
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侯之事。
於以采蘩，於澗之中。於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詩經》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大約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詩歌。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樂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頌”主要是宗廟樂歌，有四十首。表現手法主要是賦、比、興。“賦”就是鋪陳（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 就是類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就是啟發（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詩經》思想和藝術價值最高的是民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伐檀》、《碩鼠》就是“風”的代表作。
包含“風”“雅”“頌”和修辭手法“賦”“比”“興”，合稱《詩經》的“六義”。風、雅、頌，是詩經的體裁，也是詩經作品分類的主要依據。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可推斷出詩產生於如今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説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中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説：“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説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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