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秋瑾來自一個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親做官，替女兒選了一個當官的夫婿，他們結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測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會去革命，其實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寵愛，當他感覺到要與人分享這份寵愛時，他的夢想就出現了。
其實她還有孩子，一家和樂美滿。在一個女子要纏足、丈夫可以納妾的社會裏，一個丈夫為了成全妻子的好學，願意拿出一筆錢送妻子去日本留學，相信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後，視野打開了，不再是一箇舊社會裏封閉的女人，她認識了徐錫麟、陳天華等優秀的留學生，經常聚會喝酒、聊新的知識，並且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在當時，同盟會是一個非法組織，加入者都抱着被殺頭的準備，唯有充滿夢想的人才會參加。
秋瑾到日本之後，意識到東方的女性受到極度的壓抑，被當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對女權革命的覺醒與伸張。秋瑾在日本學武士刀、練劍，所以會拍下那麼一張照片，象徵女性的解放。
一個可以容納解放女性的男性團體，也必定是開放的。可見，徐錫麟、陳天華等人都是優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絕不是壞人。不過，秋瑾覺察到自己與丈夫在思想上已經分道揚鑣，她無法再回到那個保守的社會裏，所以她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擇——提出離婚。
秋瑾的孤獨不僅在當時，甚至在今日，都鮮有人能理解。幸運的是，秋瑾還有一羣可愛的朋友。這些與她把酒言歡的留學生，知道秋瑾很喜歡一把劍，便湊錢買下來送她。
當他們在小酒館裏把劍送給秋瑾時，她當場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張持劍穿和服的相片是否為彼時所攝，但在秋瑾的詩中記錄了此事，她説：“千金不惜買寶刀”，原來那把劍所費不貲，耗盡千金，以至於一羣人喝酒喝到最後付不起酒錢，於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當了，要和朋友們喝得痛快，詩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換酒也堪豪”。後來，這羣留學生回到中國，潛伏在民間，伺機而動，隨時準備革命。心思縝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謂當時回國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個。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離婚以後的秋瑾要面對生命裏巨大的孤獨感。相信她和徐錫麟之間的感情是革命，也是愛情。所以當徐錫麟衝動起義，因為沒有詳密的規劃而失敗被逮捕，並慘遭清朝官員恩銘將胸膛剖開，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時，聽聞徐錫麟死訊的秋瑾立刻起義，因此被捕。
我讀秋瑾傳記時，深深覺得秋瑾的死和徐錫麟有很大的關係，而徐錫麟就是當年提議買寶劍送她的人。這使我聯想到，革命裏有一部分的孤獨感，也許是和愛情有關。在革命裏糾纏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兒女的私情可以比擬，他們是各自以“一腔熱血勤珍重”的方式，走向詩的最巔峯。
在徐錫麟死後，秋瑾的起義可以説是一種自殺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後，受盡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寫下所有參與革命者的名單，她只寫下一個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頓了一下，接着寫：“秋風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詩。翌日清晨，秋瑾在紹興的街市口被處以斬刑。
她是一個在文學上、戲劇上尚且無法全面説出其影響力的女性，她也是一個傳奇，歷史的傳奇，因為她的生命活出了驚人的自我。
劉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1892年出生於四川省開縣農村。因父親是個務農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劉伯承從小就被督促讀書練字，後靠族親資助入縣城高等國小堂。15歲時父亡家貧，劉伯承回家務農，還到鎮上賣字。1912年，他到重慶考入軍政府將校學堂，畢業後被分配到川軍當司務長、排長，此後因善於用兵在戰火中職務不斷提升。在豐都戰鬥中，一顆子彈從他的右太陽穴鑽入，又從右眼飛出。德醫診所為他施手術共割74刀，他以當年關公刮骨之氣概忍受，那個傲慢的日耳曼軍醫手術後稱讚他是“軍神”。
劉伯承雖被稱為川軍名將，卻痛感舊軍隊和官場黑暗，經同鄉共產黨員吳玉章啟發，他離川到北京等地同趙世炎等結交，接受了馬列主義，於1926年4月加入共產黨。順瀘起義失敗後，他東下武漢，拒絕國民黨要人的拉攏。這時，周恩來要到南昌組織起義，他對劉伯承傾慕已久，剛剛相見便邀他作為軍事助手。1927年8月1日起義時，劉伯承任統轄全軍的參謀團參謀長，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軍史上第一位總參謀長。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失敗後，劉伯承轉赴蘇聯，先入高級步兵學校，又入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1930年回國後到上海，劉伯承立即被中央任命為軍委參謀長，黨內領導還將他比作古代的兵聖孫子。1932年，劉伯承進入江西瑞金。毛澤東希望他像大革命時辦黃埔軍校那樣，辦一個“紅埔”。長征到達貴州時，中央又要他復任總參謀長。進入四川后，他因熟悉當地情況，率先遣隊行動，搶渡金沙江，又與彝民首領歃血結盟，保證全軍安全通過，接着又去指揮搶渡大渡河。
抗戰開始後，劉伯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率部挺進太行山。在創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鬥爭中，他與日寇作戰時因地設伏，屢創殲滅戰的奇蹟。蔣介石在1938年洛陽的軍事會議上也不得不表揚説，劉伯承智計過人，不愧是軍事家。日本第一軍專門組織敢死的“挺身隊”，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並欲刺殺劉伯承等，劉伯承卻以“敵進我進”的態度與之周旋。別人勸他注意安全，他不在乎地説：“自打從軍起，我就做好了準備。路死路埋，溝死溝埋，狗吃了得個肉棺材。”解放戰爭中，他與鄧小平一同率軍挺進中原，決戰淮海，進軍大西南，在全國五大戰略區中擔負了打苦仗的重任。
解放後，劉伯承請辭西南軍區司令員等職。當軍委問他是否想任總參謀長時，他説，年紀大了，總長已當過四次了，還是去辦學校、當教書先生吧！
1951年年初，在他主持下於南京成立了軍事學院。1955年，他被授予元帥軍銜，後受到不正確的批判。他自稱是一名“殘廢軍人”、“編外參謀”，潛心研究如何保衞國家安全。
60年代中後期，劉伯承身體日衰。1972年，他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仍口授信件，對戰略問題提出看法。後來他失去思維能力。1986年病逝。
從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戰爭起，劉伯承就威名遠揚。他以一箇舊軍隊名將的身份毅然投身於革命，被朱德讚譽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正是這種傳統的美德與革命求新精神結合，為黨的軍事工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訓練起到了奠基作用。
接到喬羽的寶貝女兒國子的短信，我心裏一動：多年不見，喬老爺和夫人佟琦，還有他們三個懂事的早已成家立業的孩子，現在怎麼樣了？國子在短信上説：“親愛的媽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點在新聞大廈舉辦老爺子歌詞研討會，央視來錄製現場，特請您作為嘉賓發言。您能來是我們全家人的願望。請回復！愛您的國子。”
我立刻興奮起來。這些年我年紀大了，過去常聯繫的朋友，漸漸地疏遠了。而且，對方也一樣，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裏靜靜地老去。就連名氣很大，過去經常拋頭露面的人，比如喬羽喬老爺，也陷進了這個怪圈。想到此，我連忙給喬羽的女兒國子回短信：“親愛的國子，我正盼望見到你們，謝謝你們全家人想到我，給我這個機會。你父親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我一定參加，雷打不動。”
但是，那天我還是食言了。問題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點的研討會，看成9月17日上午9點。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時間，我還接到了馮牧先生逝世20週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紀念活動的邀請，也指定我在會上發言。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深情追憶馮牧先生的時候，新聞大廈喬羽歌詞研討會給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卻讓喬老爺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國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萬火急地向孩子道歉：“親愛的國子，實在對不起，我把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誤記成9月17號了！今天我去開完馮牧逝世20週年紀念會，再看你的短信，才發現我記錯了日期。看來，我是真的老了，日子過得稀裏糊塗。不過，老爺子的歌詞有口皆碑，萬眾傳唱，這比開任何研討會都珍貴。而我不懂歌詞藝術，即使參加研討會也説不出什麼來。但對老爺子及你們全家給我的情誼，我銘記在心。為此，我準備認認真真寫一篇文章，傾心説説老爺子和你們全家人對我的關愛。”
笑眯眯的，那個幾年前常在電視裏出現的如同彌勒佛的喬老爺，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寫的歌詞，可謂點石成金，廣為流傳，説他是中國歌詞界的泰斗，是沒有人持疑義的。不説他在““””前為電影《祖國的花朵》寫的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為電影《上甘嶺》寫的插曲《我的祖國》早已家喻户曉，成了中國歌壇的經典，只説20世紀80年代後，乘着改革開放大潮，他寫的《牡丹之歌》《愛我中華》《難忘今宵》《思念》《夕陽紅》《説聊齋》等等，哪一首不風靡一時，久唱不衰？郭蘭英、李谷一、毛阿敏、宋祖英，這些在國內風光無限的一線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紅起來的。不過，我如此強烈地想寫寫喬老爺，卻不是因為他的歌詞，而是因為他的為人，因為他對我的滴水之恩。中國有句老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而我對他雖然沒有湧泉相報之能，但湧泉相報之心還是有的。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8歲的喬羽還年輕，才40出頭。除了私下裏，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為，那是個人鬼顛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著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清楚記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我們這些因各種原因被迫離開北京的人，陸續回到北京。城裏沒有我們的窩了，都靠投親訪友過日子。我算幸運的，經胡華先生引薦，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容。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狽的時候：父親的冤案沒有平反，年邁的母親下放在江西鯉魚洲，不知何時是歸期，三個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處在骨肉分離中。難以啟齒的是，國家經濟蕭條，商品奇缺，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還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麼的。我帶着兩個孩子，不僅沒有這些票證，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為我很久沒有領到工資了，口袋裏幾乎不名一文。為了不餓着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自己忍飢挨餓，節衣縮食，連午飯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車，多遠的地方都走着去。偶爾也使壞心眼，自己做一張假月票，趁人多的時候擠上車，拿出來遠遠地向售票員晃一下。售票員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説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是真正嚐到了被錢逼死的那種感覺。可是，我還死要面子，怕人們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説：看，賀龍的女兒落難了，到了這種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隨後聽見那人對我説：“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麼熱，你去幹什麼？”我茫然抬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裏，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後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飯了嗎？”鄭律成在確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後，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着他苦笑笑説：“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歎息一聲説：“不吃午飯怎麼行？走，我帶你去吃。”説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説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裏沒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鬆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説《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裏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為他是朝鮮人，還因為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他揹着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著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著名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後，經過中央特批，他帶着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為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軍歌之父”的美譽。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經周總理批准並徵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隨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後，上了抗日前線，懷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產，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後因為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於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為鄭小提。後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
這是在十年““””中，社會亂哄哄的，文藝團體像鄭律成這樣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冊。鄭律成更因為歷史複雜而受審查，要求他每天去團裏報到，中午在那兒吃一頓樣板飯。因為中央樂團是樣板團，團裏的飯也叫樣板飯。那時他50多歲，身體很好，從西便門去地處和平里的單位路不算近，每天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
那天鄭律成沒有騎自行車，看來不是去團裏，也不是從團裏回來，他説帶我去吃午飯，可是，既不往他家裏帶，也沒有往街邊的小餐館帶，更不可能帶我去路途遙遠的樣板團吃樣板飯。當時在小餐館吃飯也要用糧票，我猜想他家裏不開火，上餐館也囊中羞澀，不知這頓飯怎麼吃，吃什麼。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猶豫不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穿過了半個北京城。
當他帶着我穿過大街小巷，敲開大柳樹一個破敗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好朋友喬羽家。
喬羽的名字對於我來説，太熟悉了，簡直如雷貫耳。因為我也是文學青年，喜歡““””前的電影、小説、詩歌和歌曲，唱過喬羽寫的《讓我們蕩起雙槳》和《我的祖國》等電影插曲，還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紅孩子》和《劉三姐》的編劇。在我心目中，這兩項佔一項就不得了了，而他兩項都佔了，太了不起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喬羽，卻不像我想象的那麼高大，那麼英俊。他個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顏色單調的衣服，才40多歲，但沒有這個年紀的幹練和鋭氣。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鄭律成這麼大一個音樂家來訪，他也不特別熱情，甚至有些無所適從。站在他身邊明顯高出他一頭的妻子，反而氣質高雅，衣着光鮮，頭髮梳得紋絲不亂；30多歲的人，還可以用亭亭玉立來形容。後來我才知道，喬羽從他工作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下放在張家口，那天是偶爾回家的，碰巧被鄭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鄭律成順便帶上我去找他，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反映他歷史問題的清白，但他的漢字寫得不好，想請喬羽給他抄一遍。
喬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是滿人，貴族出身，祖輩曾是朝廷的高級將領，人們在私下裏都稱她格格。據説順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們家族。由於出身高貴，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與眾不同，即使在那樣極端的年代，也敢於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在山東濟寧故鄉當過國小教員的喬羽，純粹一介平民，1946年參加革命後，雖説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但那也是土大學。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勞走過來的。因此，當他站在佟琦身邊，形成明顯的對照，也因此他們戲劇性地過了一輩子。
看見大音樂家鄭律成帶着我在午飯時間走進家裏，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兒不動，沒有給我們做飯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難言之隱，那時糧食定量，她家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開的年齡，多招待客人一頓飯，自己就得餓一頓。也是後來才知道，佟琦是中國文聯醫務室的醫生，雖説有皇家血統，但她在單位仍屬羣眾行列，再説，她的醫生職業又是人們得罪不起的。因此，喬羽被下放了，她還能帶着三個孩子留下來。但要管好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細算。因為在文藝界聽多了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她特別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鄭律成和喬羽坐在狹窄的客廳有一搭沒一搭地説着話，我完全成了多餘的人，那種氣氛讓我尷尬極了。鄭律成突然意識到什麼，指着裏面的房間對喬羽説，老喬，我給你説幾句話。兩個人進去後，聲音壓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陣，喬羽衝着門外大喊，佟琦，你進來！女主人進去三兩分鐘，聲音突然高起來：你個死老鄭，有話怎麼不早説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後斬釘截鐵地説，我出去買菜，割肉割肉！説話間，她 baihuawen.c n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廳，剛才還表情木然的臉春風盪漾。我驚惶地站起來，她風一樣刮到我面前，壓住我的兩個肩膀説：你坐你坐，和老鄭、老喬好好聊天，我去給你們割肉包餃子。
同樣也是後來我才知道，鄭律成和喬羽進到裏屋，是向他解釋，我並非佟琦痛恨的那種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賀龍元帥落難的大女兒。在命運上同樣經歷了顛簸的佟琦，聽説我的身份和處境，大吃一驚，一股俠膽柔情油然而生，對我的態度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還未從愣怔中回過神來，她已經提上籃子去菜市場買菜了。當時喬羽的供給關係不在北京，她和三個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兩肉票，她一口氣全買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個人在廚房裏丁丁當當包起餃子來。我進廚房去幫她，她舉起兩隻沾滿面粉的手，用臂彎把我推了出來，説請你都請不來，哪能讓你動手呢？
這頓午飯，我是含着淚水吃完的。八兩肉包出的餃子，喬羽和鄭律成基本上是蜻蜓點水。兩個人只顧對付喬羽從牀底下搜出來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裝出很陶醉的樣子。佟琦則坐在我對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斷地催促説，吃啊吃啊，老鄭老喬喝酒，你不管他們。她還説捷生，你父親賀龍是開國元帥，國家的大功臣，不會整死就整死了，總有一天要給他平反昭雪。今後的日子會好起來的。鄭律成和喬羽也附和説，是啊，是啊，蒼天有眼，將來一定會還賀龍元帥公道。然後勸我想開一點，把心放寬，先把孩子養大，把難關渡過去，相信總有云開霧散的時候。
聽着這些暖心暖肺的話，我真想趴在桌上，放聲大哭。
從此，我和喬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親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兩個見面無話不説。他家的三個孩子，對我以媽媽相稱。當然，我父親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親含冤逝世6週年之際，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上，周總理抱病從醫院趕來致悼詞。20世紀80年代，我回到了部隊，老伴李振軍擔任武警第一任政委。喬羽的小兒子喬方（歌曲《紅旗飄飄》的詞作者）中學畢業後，沒有工作，我和老伴想盡辦法把他招到了部隊。
可惜鄭律成沒有活到讓我報答的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剛剛粉碎”_“，張家口復排反映我父親領導南昌起義的京劇《八一風暴》，邀請南昌起義將領的親屬和孩子們去觀摩，鄭律成也在邀請之列。從張家口回來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歡撒網捕魚並寫過《川江號子》的鄭律成帶着侄孫女銀珠和6歲的外孫劍鋒去昌平京杭大運河捕魚，突發腦溢血，栽倒在河邊。偏僻的運河邊根本沒有出租車，兩個年幼的孩子邊哭邊艱難地把他弄到岸上，攔了一輛三輪車往昌平城裏送。但終因耽擱太久，我們的大音樂家再也沒有醒來。得到消息，喬老爺極度悲傷。幾年後，他在矗立在八寶山鄭律成墓前的墓誌上寫道：”鄭律成同志是一位將自己的生命與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結為一體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南宋愛國將領岳飛，善書法，也精琴棋。每當他心中煩悶的時候，總要彈奏古琴，以抒發心中的憂憤。公元1141年，岳飛抗擊金兵，連連取勝，兵進至朱仙鎮，岳家軍將士們個個摩拳擦掌，決心打到金兀朮的老窩。
這天，岳飛正和部將們計議出兵的事，南宋的投降派丞相秦檜促使宋高宗一連下了十二道金牌，召岳飛火速回京。他要把岳飛騙回京城加以殺害。
岳飛離京城臨安不遠了，突然對面來了幾個校尉攔住岳飛説：“聖上有旨，命你在城外安歇，沒有聖旨，不得進城。”
這天晚上，岳飛就住一座寺院裏。想着勝利指日可待卻不得不放棄大好戰機，心中實在鬱悶，夜不能寐，在院內踱步，望着滿天星斗，連連搖頭歎息。回到屋裏，岳飛見牆上掛有古琴一張，伸手摘下來，定了定音，伏案彈奏起來。
秦檜殺害岳飛計劃的第一招是行刺。秦檜讓人從監獄裏提出一個身強力壯的死囚，告訴他去城外刺殺一個奸細，事成之後，不僅可赦死罪，還有嘉賞。
這個犯人聽説是刺殺奸細，又可免死得賞，高高興興地出了城。秦檜的陰謀是：叫死囚行事，免他死罪，他必然賣命去幹；待岳飛一死，再把他抓起來滅口，神不知，鬼不覺，萬無一失。秦檜一想到這，心裏就美滋滋的，靜等刺客的迴音。
刺客來到那寺廟院內，藏在一棵老槐樹後面。他聽見岳飛在屋裏歎氣，就躡手躡腳來到了窗下，在岳飛轉身摘古琴時，立刻閃身進了屋內，躲在屏風後面，提着氣，踮着腳，向前移了幾步，正要行刺，這時琴聲響了，刺客馬上把刀縮了回去。
岳飛手中的牛角琴撥，在琴絃上彈撥，琴聲飛揚，或柔或剛，或緊或慢，時而高亢，時而低沉。高亢時，像千軍萬馬馳騁疆場，拼殺金兵；低沉時，像是感歎壯志未酬，憂國憂民……
刺客心想：“這是誰呢？如果是金人奸細，怎麼能彈出這樣好的琴呢？”他用一隻眼睛從屏風的細縫中偷看：彈琴的人一身朝服，臉色白潤，分明是中原人呀！
“管他是誰，趁他一心一意彈琴之機，我一刀結果了他！”刺客心一橫，剛要下手，只聽琴聲突然停住了。刺客渾身的肉緊縮了一下，差一點把手裏的刀落在地下。這時，只聽岳飛長歎一聲：“唉！何時收復舊山河啊！”琴聲又陡然響起。刺客聽了聽，咦？這曲調為什麼這樣熟悉呢？這不是我爹譜作的《送軍行》嗎？
原來，這個刺客是郾城人，父親是個有名的彈琴藝人，能作曲彈琴，在民間賣藝餬口。那年，金兵佔了郾城。金兀朮設宴慶功，把他父親抓去彈琴助興，他父親不彈不奏，怒目而立，還在金兀朮面前把琴絃全撥斷了。金兀朮氣急敗壞，命人把老人家打得遍體鱗傷，關在營中。岳飛到了郾城，打跑了金兵，救出了老藝人。老人家一高興，就譜寫了這首《送軍行》的琴曲，到處彈奏，讚揚岳家軍抗金。一天，嶽元帥親自來到家裏，和老藝人一見如故。嶽元帥請老藝人教他彈《送軍行》……
刺客想着想着就落淚了。他的心被琴聲捲走了，隨着琴聲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慷慨，忘了自己是來行刺的。“嘣”的一聲，琴絃斷了，岳飛默默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説：“我岳飛抗金大志未酬，何以報答父老鄉親！”刺客聽到“岳飛”二字，鋼刀“噹啷”一聲掉在地上，頭“轟”的一下脹得斗大，一下子從屏風後面鑽出來，叫了聲：“嶽元帥！”撲通跪倒在地，淚水嘩地流了下來，涕泣着説：“嶽元帥，我對不起您。”
岳飛被他嚇了一跳，看着前面跪倒的人，便問：“你是誰？”刺客把行刺的事細説了出來。岳飛怒火沖天，雙眉倒豎，大罵秦檜賣國投敵。他把刺客拉起來，安慰了一番，贈送了他一些銀兩，讓他逃走。
秦檜想暗殺岳飛的陰謀就這樣在岳飛的一曲琴聲中破滅了。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