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上》，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於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捨生取義。
孟子説：“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又説：“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萬章下》）孟子認為自己做了壞事感到恥辱，別人做了壞事感到厭惡，這就是義；義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須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願捨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願捨棄生命而要義。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捨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孟子從三個方面論證了捨生取義的意義。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也。”這幾句論證説：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所以有時對禍害不願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捨生取義。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闢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説：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麼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麼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捨生取義。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闢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説：通過這樣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願意採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而有的人不願意去幹。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捨生取義。通過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體的事例來説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着，“蹴爾”是用腳踢着。這幾句説：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着叫別人吃，哪怕是飢餓的過路人都不願接受，如果是用腳踢着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人厭惡，所以寧願餓死也不願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捨。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用説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説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捨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捨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並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捨，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上確實存在“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鍾俸祿呢，萬鍾俸祿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以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願受侮，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捨生取義之心，後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説：“是亦不可以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應該罷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後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託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並送給孟子萬鍾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用，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説的“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孟子在本篇中對捨生取義精神的頌揚，對“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批判，對後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把“捨生取義”奉為行為的準則，把“富貴不能淫”奉為道德的規範，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詩》中説：“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都是與“捨生取義”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用一句就可以説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説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説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用比喻，本篇以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以“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捨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説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説服力。
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麼我就只好）捨棄魚而選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麼我就只好）捨棄生命而選取大義了。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所追求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追求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求得生存的手段，為什麼不採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為什麼不採用呢？採用這種方法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採用；採用這 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採用。那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是聖人有這種本性，人人都有，不過聖人沒有失去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會餓死。可是沒有禮貌地吆喝着給別人吃，四處遊歷的人不肯接受；用腳踢着（或踩過）給別人吃，乞丐也不願意接受。如果見了高位厚祿不分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這樣，優厚的俸祿對我有什麼好處！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熟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因得好處而喪義），現在（有人）為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好處）；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為了妻子與妾的侍奉卻接受了；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為了熟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這種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做嗎？（如果這樣做了，）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天性。
譯文
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麼我就只好放棄魚而選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愛的，道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都具有的話，那麼我就只好犧牲生命而選取道義了。生命是我所喜愛的，但我所喜愛的還有勝過生命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超過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喜愛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樣不可以採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超過死亡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壞事，哪一樁不可以幹呢？採用某種手段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採用；採用某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採用。由此可見，他們所喜愛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嚴重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賢人有這種本性，人人都有，只不過有賢能的人不喪失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得到它就能活下去，不得到它就會餓死。可是輕蔑地呼喝着給人吃，飢餓的行人也不願接受；用腳踢給別人吃，乞丐也因輕視而不肯接受。
高官厚祿卻不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它。這樣，高官厚祿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認識的窮人感激我嗎？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卻為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卻為了妻妾的侍奉卻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為了認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它。這種做法不是可以讓它停止了嗎？這就叫做喪失了人所固有的本性。
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麼我就只好）捨棄魚而選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麼我就只好）捨棄生命而選取大義了。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所追求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追求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求得生存的手段，為什麼不採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麼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為什麼不採用呢？採用這種方法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採用；採用這 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採用。那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是聖人有這種本性，人人都有，不過聖人沒有失去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會餓死。可是沒有禮貌地吆喝着給別人吃，四處遊歷的人不肯接受；用腳踢着（或踩過）給別人吃，乞丐也不願意接受。如果見了高位厚祿不分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這樣，優厚的俸祿對我有什麼好處！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熟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因得好處而喪義），現在（有人）為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好處）；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為了妻子與妾的侍奉卻接受了；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現在（有人）為了熟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這種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做嗎？（如果這樣做了，）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天性。
（1）亦：也。
（2）欲：想要。
（3）兼：同時具有。
（4）舍：捨棄。
（5）取：選取。
（6）甚：超過。
（7）於：比。
（8）故：所以，因此。
（9）苟得：苟且取得，這裏是“苟且偷生”的意思。
（10）惡：厭惡。
（11）患：禍患，災難。
（12）闢：通“避”，躲避。
（13）如使：假如，假使。
（14）之：用於主謂之間，取消句子的獨立性，無實意，不譯。
（15）莫：沒有。
（16）則：那麼。
（17）凡：凡是，一切。
（18）得生：保全生命。
（19）何不用也：什麼手段不可用呢？用，採用。
（20）為：做。
（21）而：但是。
（22）是故：這是因為。
（23）非獨：不只，不僅 非：不 獨：僅。
（24）賢者：有才德，有賢能的人。
（25）是：此，這樣。
（26）勿喪：不喪失。喪：喪失。
（27）簞：古代盛食物的圓竹器。
（28）豆：古代一種木製的盛食物的器具。
（29）則：就。
（30）弗：不。
（31）得：通“德”，恩惠，這裏是感激的意思。
（32）呼爾：呼喝（輕蔑地，對人不尊重）。
（33）呼爾而與之：呼喝着給他（吃喝）。爾，語氣助詞。《禮記·檀弓》記載，有一年齊國出現了嚴重的饑荒。黔敖在路邊施粥，有個飢餓的`人用衣袖蒙着臉走來。黔敖吆喝着讓他吃粥。他説：“我正因為不吃被輕蔑所給予得來的食物，才落得這個地步！
（34）行道之人：（飢餓的）過路的行人。
（35）蹴：用腳踢。
（36）而：表修飾。
（37）不屑：因輕視而不肯接受。
（38）萬鍾：這裏指高位厚祿。鍾，古代的一種量器，六斛四鬥為一鍾。
（39）何加：有什麼益處。何 介詞結構，後置。
（40）宮室：住宅。
（41）奉：侍奉。
（42）得我：感激我。
（43）得：通“德”，感激。
（44）與：通“歟”，語氣助詞。
（45）鄉：通“向”，從前。
（46）已：停止，放棄。
（47）本心：本性，本來的思想，即指“義”
1、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關鍵詞“甚、苟得”）
生命本是我喜歡的，（可我）喜歡的東西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肯幹苟且偷生的事。
2、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關鍵詞“惡、患、甚、避”） 死亡本是我厭惡的，（可我）厭惡的東西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所以（遇到）災禍也不躲避呀。
3、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關鍵詞“是心、賢者、喪”） 不僅僅有道德的人有這種精神，每個人都有這種精神，不過有道德的人能夠最終不喪失掉罷了。
4、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關鍵詞“萬鍾、則、辯、禮義、加”） 有人對優厚的俸祿卻不區別是否符合禮義就接受它。那優厚的俸祿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5、此之謂失其本心。（關鍵詞“本心”）
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本性。
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藉以説明“我”“捨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於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並不能證明人就能“捨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捨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後面的幾句話中。後面幾句中的“捨生取義”、“不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前後，進行迴環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證明“捨生取義”。而是用“捨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苟得”）為論據證明：“我”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
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藴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接着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後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
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通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飢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通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後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性。
通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通過推究原因，然後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
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瞭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説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孟》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註》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孟》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於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於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於把它作為論説文的範文進行教學。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發展。他生活在諸侯互相攻伐“無義戰”的時代，目睹了人民遭受塗炭的社會現實，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民本思想，明確提出“民為貴”、“君為輕”。政治上主張實行“王道”、“仁政”。反對“霸道”、“暴政”。呼籲統治者重視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賦税，減輕刑罰，使百姓“不飢不寒”。這些觀點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卻脱離當時的社會實際，根本行不通。孟子還主張社會分工，這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但卻得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結論，為階級剝削和壓迫製造了理論依據。孟子的哲學思想屬於主觀唯心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有善良的本性，他説：“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小無有不下。”還説：“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智，非曲外鑠（給與）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的人性説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別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以及自我修養的作用，認為“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要求人們反躬自求，“養浩然之氣”，做到“捨生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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