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並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論點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較組成。中間兩個“不如”相連，表示了遞進關係，一個比一個重要。這樣提出論點，更顯得觀點鮮明。
第二段，論證“天時地利人和”。以設置佔天時者不能攻破佔地利者為例，比較“天時”於“地利”的重要。“三裏之城，七裏之郭”説明城小而難攻；“環而攻之”説明攻城者攻勢強大，佔有戰鬥的主動權；“而不勝”説明攻方失敗。戰鬥會以弱者勝、強者敗告終，作者認為攻防之所以敢大軍壓境，是因為在“天時”上佔了優勢，但守方可憑藉“地利”進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軍心渙散，必然失敗。這樣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天時不如地利”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第三段，論證“地利不如人和”。以擁有良好的地理條件而終不能守為例，比較“地利”與“人和”的輕重。“城高”、“池深”、“兵革堅利”、“米粟多”指明瞭守方具有優越的“地利”條件，本可以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但結果卻“委而去之”，原因就在於內部不“和”，有好條件也發揮不了作用，反被雖無“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戰勝，這就有力地説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第四段，作者用“故曰”二字，將上文提出的觀點承接下來，展開論説。先用三個形式相同的否定定句説明“域民”、“固國”、“威天下”不能僅靠“天時”與“地利”的條件，從反面進一步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作者正面意思就包含在下面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個論斷裏。這裏所説的“道”，就是“仁政”。這個論斷指出了“人和”的實質。接着又進一步推論，指出“寡助之至”會眾叛親離，而“多助之至”則天下歸順。一反一正，對比鮮明。最後以“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作結，將“人和”的重要意義論説得十分透徹，深化了文章的中心。
文章脈絡清晰，結構嚴謹，氣勢通暢。且運用大量排比，增強語勢，使論證更有説服力。
有利於作戰的天氣、時令，比不上有利於作戰的地理形勢；有利於作戰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
一座方圓三裏的小城，有方圓七裏的外城，四面包圍起來攻打它，卻不能取勝。採用四面包圍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於作戰的天氣、時令了，可是不能取勝，這是因為有利於作戰的天氣、時令比不上有利於作戰的地理形勢呀。
城牆並不是不高啊，護城河並不是不深呀，武器裝備也並不是不精良，糧食供給也並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還是棄城而逃，這是因為作戰的地理形勢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內部團結啊。
所以説，使人民定居下來而不遷到別的地方去，不能靠劃定的邊疆的界限，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的險要，震懾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強大。能行“仁政”的君王，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幫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幫助他的人少到了極點，連內外親屬也會背叛他；支持幫助他的人多到了極點，天下所有人都會歸順他。憑着天下人都歸順他的條件，去攻打那連親屬都反對背叛的君王，所以，君子要麼不戰鬥，戰鬥就一定會取得勝利。
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並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用兩個“不如”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時反映孟子所説的“仁政”。三者之間的比較，實質上是重在前者與後者的比較，強調指出各種客觀及諸多因素在戰爭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觀條件及“人和”的因素，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較中立論，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句式相同，語氣十分肯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二三兩段圍繞中心論點，連用兩個論據進一步論證，運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選取攻戰的例子闡明“天時不如地利”，區區小城，四面受圍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時”者也不能勝，旨在説明“地利”重於天時；第3段同樣選取攻戰的例子，旨在説明即使在佔有“地利”的情況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卻棄城而逃，因為“地利”亦難比“人和”。這兩個例子均非實際戰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論戰具有普遍的意義和一定的説服力。
以上三段，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這一觀點。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將論點的範圍由戰爭推及到治國，從而全面體現孟子的政治主張，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義。其次，“得道”實際上也可理解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歸順，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向背，不攻自潰。因而，第4段絕非多餘的閒筆。
我們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句話來表示：合乎正義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與幫助，違背正義的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這裏，我們把“道”理解為“正義”。那麼，什麼叫“正義”？《現代漢語詞典》中説：“正義”是指“公正的、有利於人民的'道理”。這是富於現代氣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義一脈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個著名論斷。《孟子·公孫丑下》中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這裏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對的意思。這段話是説，對得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多；對失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少。幫助的人少到極點時，就連親戚都會反對他；幫助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的人都會順從他。拿全天下都順從的力量，來攻打連親戚都反對的人，要麼不戰，一戰必勝。
孟子在這裏説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個人，而是指一國之君。一國之君既是戰爭的總指揮，也是政治上的領袖。孟子通過論述戰爭勝負的問題，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觀點，然而在孟子看來，“民心向背”對於戰爭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對於政治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孟子説：“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説，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謂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擁護和幫助。所謂的“得天下”，是指通過施行仁政來“王天下”，而不是單靠武力來爭奪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誠服，自動來歸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來，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麼，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關愛和保護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們聚積起來，人民所厭惡的，不要強加給他們。人民所希望的是什麼呢，當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認為，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點。做到了這一點，然後民心歸服、天下歸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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