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之死》賞析

雅克·路易·大衞是法國曆史上偉大的畫家。他七歲時曾親眼目睹了自己身為鐵商的父親在一場手槍決鬥中被打死，年輕的心遭受了不小的衝擊，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叔伯希望他能成為律師或建築師，但大衞一心一意只想作畫，他在羅馬的斷垣殘壁中找到了他追求的感覺。這裏改變了大衞的一切，不只是他對藝術的看法也包括他對國家未來的憧憬。羅馬的廢墟又究竟跟他説了什麼呢？它們説“這就是頹廢帝國的下場”世上曾經存在着一個自由的羅馬。羅馬共和國曾經簡樸、公正、剛強孕育出無數冷酷無情的英雄。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由向專制暴政屈服，羅馬人淪為奴隸。這個歷史的教訓迴盪在大衞波濤洶湧的腦海中。於是在他日後創作的大量作品中都旨在向祖國自滿又嬌縱的人們傳達和強調着他的這一訊息。

在他的一生中曾創作過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傑作，但是在他所有的偉大作品中唯獨有一副畫作曾經長達三十年未有面世於眾，甚至於他本人都曾不敢將其示人。那就是他一生創作過的最有魅力卻又令人厭惡的作品——《馬拉之死》，也是因為此作他的祖國拒絕將他死後的遺體安葬在他的故鄉，那這究竟又是為何呢？十八世紀的法國，貴族和平民仍然涇渭分明。皇宮貴族們過着看似無憂無慮的奢華生活，卻沒有留意到民主的火種正在平民階層裏悄悄地蔓延。巴黎的市民們平日喜好觀看戲劇，一部博馬舍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在數度遭禁後終於開演了。劇中辛辣地抨擊了貴族階層的所謂尊貴，劇中説道：“除了頭銜之外，你不過是一凡夫俗子。”當時即使是貴族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厄運就快要領頭了。不過這只是剛剛開始，戲劇上演十年之後，雄才善辯的演説家們便開始恬不知恥地操縱民眾了。當時一場血腥的革命正在醖釀中，但文化界如要換起民眾的意識那就需要與文字相搭配的圖象來推波助瀾了。雅克·路易·大衞就這樣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上。當時大衞畫作的目的就是要向人們展示歷史上所謂真正的市民的偉大形象，為革命的人們樹立光輝的榜樣。當然《馬拉之死》也就應運而生了。

馬拉原本是一名醫生，1783年棄醫從政。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馬拉隨即投入革命，面臨着政治迫害又身患疾病的他卻獨自承擔着《巴黎政論家》（後稱《人民之友》）的撰稿、編輯、出版等幾乎全部工作，被巴黎人民稱為“人民之友”。他的革命觀點和激進的言論的確是對法國大革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後期他過於乖戾，到了專制的地步，無數與他持不同觀點或政見不和的人被他送上斷頭台，因此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1793年7月13日，馬拉在家中被刺殺，女刺客科黛以向馬拉彙報重要事宜為由與馬拉會面，並在彙報過程中伺機用匕首結束了馬拉的生命，行兇後科黛於案發現場被捕。黨派領導人被刺殺激起了民眾的憤怒，對當時的法國社會造成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刺殺發生後的第二天，雅各賓黨召開會議，在會上一位代表呼籲拿起畫筆為馬拉報仇，讓敵人和民眾看到馬拉被刺殺的場景，身為馬拉好友且同是雅各賓黨派成員的雅克·路易·大衞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務，從而有了這幅堪稱經典的畫作。

雖然對馬拉的歷史評價褒貶不一，但是在當時，馬拉在巴黎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崇高，當夏綠蒂·柯黛進入馬拉的公寓，併成功刺殺馬拉之後，狂熱的革命黨人立刻沸騰了起來，當局以國葬的級別為他送行，議會中的人們激烈地討論着，街頭巷議，要求懲治刺客的呼聲也不絕於耳。就在這種情形下，畫家雅克·路易·大衞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居然對葬禮的形式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建議，他認為應該讓巴黎人民瞻仰馬拉的遺容，讓人們記住他為了革命倒在敵人刀下的那一刻的樣子，於是，馬拉的遺體被抬上街頭。但是屍體很快腐爛發臭，遊行中又錯漏百出，並沒有起到計劃中的良好作用。而就在這一切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那名刺客夏綠蒂·柯黛只是平靜地書寫着給父親和朋友們的遺書。從巴黎官方到百姓的反應來看，在當時的政治中心巴黎或者説在支持雅各賓派的人們心中，馬拉擁有崇高的地位，所以雅克·路易·大衞創作的《馬拉之死》，非常符合當時的社會期待和政治需要，雅各賓派達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大衞也達到了表現自己革命熱情的目的，一舉兩得。

大衞説：“看着他你們就會看到最崇高的人格”，因此他沒有過分渲染血腥的兇殺場面，而是用寫實的手法描繪民眾希望看到的，或者説是他希望民眾看到的場景。大衞美化了馬拉患病的皮膚，美化了人類面對突然來臨的死亡時應該有的驚愕的表情，在他心中為革命勝利而承受病痛的摯友馬拉應該是堅毅的、神聖的、偉大的人民英雄。畫面上方深色的陰影將畫面壓低，這團陰影究竟代表什麼，是浴室的牆壁或是遠處的背景，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清楚地感受到深沉而憂鬱的陰影正向人民襲來，壓抑的氣氛通過構圖展示得淋漓盡致，充滿悲劇色彩。經典的畫作往往沒有任何一處是多餘的。除了耶穌受難形態的馬拉、白色的浴巾、綠色的桌布、黃色的木箱、手中的筆和便籤以及作為兇器的匕首之外，畫面中再也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大衞甚至無視了還留在案發現場的兇手。這樣的安排除了塑造馬拉“人民之友”的英雄形象之外，也使畫面所呈現的內容更加明確，如果不是胸前的傷口，馬拉看起來就如同因為疲勞而睡着了一樣，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是如平時一樣為了革命勝利鞠躬盡瘁，馬拉手中的處決名單也被換成了“請把這5法拉的紙幣交給一個5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生命”來體現出這位革命者的仁慈和悲憫。至於兇手科黛，對憤怒的民眾來説，畏罪潛逃才是這位醜惡兇手的歸宿。

哈斯克爾説：藝術不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因而必須放到它所誕生、存在、消亡的廣闊社會背景中加以考察，就像形式離開了內容，離開對現實生活真實和本質的描述就會導致形式主義，從而失去繪畫作品應有的社會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説，《馬拉之死》沒有完成它應有的社會作用，它是一個形式，它離開了真實社會背景這一內容，背離了現實和本質的真實，只是在單純地強調意圖。對比大衞和之前的倫勃朗，他們都在功成名就之後，因為一幅不討人喜歡的作品而失勢，他們都是因為脱離了對現實生活的真實描述才會如此。但是倫勃朗的脱離是一種真正的進步，是關於千篇一律的人物畫的進步，雖然脱離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標準，但對於後來的藝術發展進程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而大衞的脱離雖然不完全是為了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或者政治目的，但它終歸是放棄了真相，包括後來的《拿破崙一世加冕大典》《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等。所以説，當一件藝術品的屬性開始偏離藝術的單純目的之後，在它被展示的時候，風險也會隨之而來，要麼立即被接受和傳播，要麼被規避和批判，或者是二者兼備。《馬拉之死》便是二者兼備，當它不再被社會語境和歷史潮流接受的時候，這幅作品就會不論藝術價值和屬性的高低，而是被單純地排斥和當作社會語境的對立典型來批評。雅各賓派倒台後，尤其是波旁王朝復辟後，當權者則無法容忍謀殺國王的兇手之後人們認為對馬拉的美化實際上是對其罪行的掩蓋，《馬拉之死》不僅沒有達到説教的目的，反而適得其反，以至於雅各賓派倒台後大衞被捕入獄，直到晚年被流放到布魯塞爾。

雖然大衞畫了這幅作品，但是他的政治立場是動搖的，大衞的身世和經歷使他時常遭到貴族的嘲笑，所以他理所當然地不喜歡貴族階級，面對雅各賓派的賞識和邀請，他以畫家的身份衝動投身革命也不難理解。晚年被捕入獄的大衞，面對現實中的無能為力，自此放棄了現實題材的藝術創作，再也沒有創作過富有激情的作品，後來甚至成為拿破崙的御用畫師，徹底脱離了他的創作初衷，有人説當革命結束時，他的藝術生命也隨之枯竭了，心灰意冷的他再次沉浸在對古代藝術的嚮往中。

藝術批評因意識形態的作用而侷限了對客觀的歷史或者客觀的繪畫的研究，或者因為政治的叫囂而不敢揭露藝術背後的真相，都是狹隘的。大衞是偉大的畫家，他從洛可可遺風中脱穎而出，在他的作品草稿和底稿中，堅實的功底和投入的熱情顯而易見。然而無法避免的，他也只是時代巨輪下一個無助的個體，一個人或者一幅畫獨自面對整個社會語境時，總是顯得那麼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