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字擇生,1895年3月1日生於廣東惠陽縣永湖鄉鹿頸村。祖輩務農,父親鄧鏡仁考中秀才,任本鄉塾師,母親葉氏為農家女。他少時耳濡目染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嚴重的民族危難,稍長即有學習軍事報效國家的願望。1909年入廣東陸軍國小,以聰穎奮發為鄧鏗所賞識,後被吸收為同盟會員。辛亥之役,從陸小隨軍北伐,在姚雨平軍中初露頭角。南北和議後回粵,先後在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畢業。1919年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繼續深造,除學習軍事科學外,還致力於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的研究。
1919年保定軍校畢業後,他被派赴邊防軍入伍見習。1920年孫中山回粵,命鄧鏗創建粵軍第一師,鄧演達被任命為該師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從此成為孫中山的積極追隨者。鄧鏗被暗殺後,他是粵軍第一師中忠誠擁護孫中山的中堅人物。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孫中山脱險到達上海。鄧演達及時潛赴上海,向孫中山請示。是年冬,孫中山調滇、桂軍驅逐陳炯明,鄧奉命聯絡第一師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軍東下討陳,自任前鋒,重新佔領了廣州。1923年春,第一師重新整編,鄧演達升任第三團團長,參加了討伐沈鴻英、陳炯明的戰鬥。此時孫中山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因深悉鄧演達對革命夙具忠心,英勇善戰,乃調他率所部負責保衞大本營。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鄧演達竭誠擁護,並在所部第三團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訓練。國共合作後,孫中山籌辦黃埔軍校,鄧演達受命為7人籌委之一,為建校悉心籌劃,不遺餘力。5月間,黃埔軍校成立,他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同共產黨人真誠合作,為黃埔革命力量的團結、發展作出了貢獻。時因蔣介石的心腹王柏齡援引黨羽、把持校政,1924年冬,鄧演達決然辭職,先到蘇聯,後於1925年春赴德國研習政治經濟,並閲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不久,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右派乘機猖獗。鑑於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堪虞,鄧演達毅然棄學,於1925年冬由德取道蘇聯回國,隨即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就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以注重革命教育和訓練、支持革命羣眾團體“青年軍人聯合會”而深受學生愛戴。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鄧演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儘量延攬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作為骨幹,號召政工人員“此去是要喚起廣大農工平民大眾,自己起來解除自己的痛苦”。要求大家沿途調查農民的生活狀況和土地分配情況。政工人員所到之處,立即協助工農羣眾組織工會、農民協會。在北伐途中,他除領導政治工作之外,還兼軍事指揮,每於戰鬥激烈時,總是出現在第一線。當時擔任前鋒的第四軍所打的幾個著名戰役,他都參加過指揮。北伐軍迫近武昌時,他兼任攻城總指揮,親臨城下督戰。10月10日攻克武昌,鄧演達兼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以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駐南昌,又兼任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
革命形勢日益蓬勃發展,國民黨右翼代表蔣介石的反動面貌也日益暴露。11月北伐軍佔領南昌後,蔣介石設總司令部於南昌,以此作為右派的中心,與當時的國民黨左派中心武漢相對抗。1927年1月,蔣介石公然違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所作遷都武漢的決定,擅自決定遷都南昌,鄧演達堅決反對,於2月9日同徐謙、吳玉章等5人在武漢組成行動委員會,作為向蔣介石鬥爭的機關。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免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等職,鄧演達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長,並被重新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此時,經他建議,中央成立了土地問題委員會,並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農民問題研究會等,開展對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研究。在當時的武漢政府中,鄧演達忠實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支援農民運動,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誣衊鄧演達“煽動**”,下令通緝。針對蔣介石的叛變,鄧演達主張東征討蔣。但這時武漢政府亦在反革命力量包圍中,其主張無法付諸實踐。4月間第二次北伐討奉,鄧演達隨軍出發,在河南臨穎大戰中,親臨前線指揮,擊潰奉軍主力,佔領了鄭州、開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衞也迅速轉向公開反對革命,鄧演達從河南迴到武漢。他鑑於形勢逆轉,已無法挽回,於6月30日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留下了“告別中國國民黨同志們”一信,譴責蔣介石、汪精衞的反革命行徑,隨即辭職離開武漢,化裝成工人,取道西北到達蘇聯。11月1日,鄧演達與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明確闡述了三民主義的意義,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繼續與新舊軍閥作鬥爭。1927年冬,鄧演達由莫斯科轉赴柏林,致力於政治經濟的研究,同時與在德、法等國和在國內的同志互相聯繫,商討醖釀成立革命組織的問題。以後又赴歐、亞各國遊歷考察,探求中國革命的道理。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到上海,於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過了他起草的政治綱領——《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選出了中央幹部會,他被推選為總幹事。組黨以後,他在上海夙夜匪懈,親自主持黨務。而且一方面經常聯繫、接待各方面人士,策劃軍事倒蔣;一方面主編《革命行動》半月刊,親自撰寫了一系列政論文章,對蔣介石反革命集團以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擊。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愚園坊20號幹部訓練班講課,由於叛徒陳敬齋的告密,鄧演達及在講堂裏的羅任一等11人,被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者所緝捕。8月21日,鄧演達被押解南京。行前,他託人轉告其他被捕同志,要努力學習,一天不死就要戰鬥一天。
鄧演達被押解南京之後,關在羊皮巷軍法司“優待室”。爾後,其他被捕同志也一齊解到南京,關在軍法司的臨時監獄。
為了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鄧演達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對宋慶齡表示:“我們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鋭的,而又是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着腐惡鬥爭,在軍政兩方面曾樹了不少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的步伐,我準備犧牲以赴。”他以自己的實踐,忠實地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在獄中,他一方面同敵人堅決鬥爭,一方面通過獄卒傳遞信件,勉勵大家要堅定,不要悲觀,要趁此時機多讀書,鍛鍊身體。他將他對時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訴大家,鼓勵同志們繼續鬥爭,並把外面送給他的錢轉送大家使用。鄧演達在獄中曾給羅任一寫過4封信,有一封信中説:“中國的趨勢從長遠看,南京無疑會走向絕路,旁的新勢力一時還起不來。現在我們既遭挫折,可是我們的使命很大,困難也更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在表面上將會形成,還可能有相當長的持續性……”最後,他告誡大家:“家教最要緊。”意思讓同志們遵守紀律,不要隨便發表意見。“九·一八”事變以後,他曾給鄭大撲寫過一紙條,要他“不要悲觀”。同時,也給南京的萬燦寫信,主張“應與各黨合作,共赴國難,發動羣眾,對日宣戰。”他在殉難前還給宋慶齡及其他方面人士寫信,請他們設法營救羅任一等被捕戰友。鄧演達身陷囹圄,心裏裝着的卻是國家,想的是工作、是同志,惟獨沒有他自己。他這種無私無畏的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鄧演達橫眉冷對,寧死不屈。鄧演達被押解到南京之初,蔣介石使盡伎倆,威脅利誘,還以高官厚祿誘之改變其政治主張,鄧演達始終正氣凜然,堅貞不屈。鄧演達被押來南京之初,陳立夫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派齊世英勸鄧演達與蔣介石合作,讓他“幫助蔣委員長削平內亂,然後從事建設,再行抗日……,如果同意,可以先去南昌暫住,或在南京襄助軍政大計”。鄧演達聽後,憤然嚴厲駁斥,説:“蔣行個人獨裁,完全背叛了孫中山主義,叛離了革命。”他宣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之後指出:“共產黨是政治問題,不可能憑武力解決。”“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再度派人勸鄧,説:“現在日寇深入,大敵當前,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並提出鄧公開聲明取消“臨時行動委員會”,即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這同樣立刻遭到鄧演達的嚴詞斥責,他説:“政治鬥爭是為國為民,絕無個人私利存乎其間。我們的政治主張決不變更,個人更不苟且求活。”蔣介石下野之前,又命陳立夫派李熙元見鄧,提出只要他在蔣介石下野期間不寫反蔣文章,即可獲釋。鄧演達斷然拒絕。他説:“我寫反蔣文章,不是我鄧演達要寫,是中國人民要我寫。”表現了他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的大無畏的民主革命精神。至此,蔣介石再無計可施,遂下了殺害鄧演達的命令。為怕劫獄,10月3日,蔣介石把鄧演達轉押至富貴山炮台廢址內,並於11月26日將他祕密殺害在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鄧演達就這樣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壯烈犧牲,時年36歲。
鄧演達一生忠勇奮發,艱苦卓絕,嚴毅剛正,愛憎分明,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傑出的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為國為民,奮戰終生,對中國民主革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表彰其英勇忠烈,追認其為烈士,並於1957年11月降其遺骸從遇害處遷葬於中山陵左側,重建陵墓,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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