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這是八首中的第一首，寫夔州一帶的秋景，寄寓
人自傷漂泊、思念故園的心情。玉露：秋天的霜露，因其白，故以玉喻之。凋傷：使草木凋落衰敗。
2、巫山巫峽：即指夔州（今奉節）一帶的長江和峽谷。蕭森：蕭瑟陰森。
3、兼天湧：波浪滔天。
4、塞上：指巫山。接地陰：風雲蓋地。接地又作匝地。
5、叢菊兩開：杜甫去年秋天在雲安，今年秋天在夔州，從離開成都算起，已歷兩秋，故云兩開。開字雙關，一謂菊花開，又言淚眼開。他日：往日，指多年來的艱難歲月。
6、故園，此處當指長安。
7、催刀尺：指趕裁冬衣。處處催，見得家家如此。
8、白帝城，即今奉節城，在瞿塘峽上口北岸的山上，與夔門隔岸相對。急暮砧：黃昏時急促的搗衣聲。砧：搗衣石。
9、急暮砧：黃昏時急促的搗衣聲。砧，搗衣石。
秋興者，遇秋而遣興也，感秋生情之意。《秋興八首》是杜甫晚年為逃避戰亂而寄居夔州時的代表作品，作於大曆元年（公元766年），時詩人56歲。全詩八首蟬聯，前呼後應，脈絡貫通，組織嚴密，既是一組完美的組詩，而又各篇各有所側重。每篇都是可以獨立的七言律詩。王船山在《唐詩評選·卷四》中説：“八首如正變七音，旋相為宮而自成一章，或為割裂，則神態盡失矣。”
八首之中，第一首總起，統帥後面七篇。前三首寫夔州秋景，感慨不得志的平生，第四首為前後過渡之樞紐，後四首寫所思之長安，抒發“處江湖遠則憂其君”的情愫。聲身居巫峽而心繫長安就是這組詩的主要內容和線索。
全詩以“秋”作為統帥，寫暮年飄泊、老病交加、羈旅江湖，面對滿目蕭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國家興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寫長安盛世的回憶，今昔對比所引起的哀傷；寫關注國家的命運、目睹國家殘破而不能有所為、只能遙憶京華的憂愁抑鬱。
全詩於悽清哀怨中，具沉雄博麗的意境。格律精工，詞彩華茂，沉鬱頓挫，悲壯淒涼意境深宏，讀來令人蕩氣迴腸，最典型地表現了杜律的特有風格，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首章對秋而傷羈旅，是全詩的序曲，總寫巫山巫峽的秋聲秋色。用陰沉蕭瑟、動盪不安的景物環境襯托詩人焦慮抑鬱、傷國傷時的心情。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繫長安”的主題。
起筆開門見山敍寫景物之中點明地點時間。“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搖落，白露為霜。“巫山巫峽”，詩人所在。二句下字密重，用“凋傷”、“蕭森”給意境籠罩着敗落景象，氣氛陰沉，定下全詩感情基調。
接着用對偶句展開“氣蕭森”的悲壯景象。“江間”承“巫峽”，“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湧，風雲在天而接地陰，可見整個天地之間風雲波浪，極言陰晦蕭森之狀。萬里長江滾滾而來，波濤洶湧，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實景；“塞上風雲”既寫景物也寓時事。當時土蕃入侵，邊關吃緊，處處是陰暗的戰雲，虛實兼之。此聯景物描繪之中，形象地表達了詩人和時局那種動盪不安、前途未卜的處境和作者胸中翻騰起伏的`憂思與鬱勃不平之氣。把峽谷深秋、個人身世、國家淪喪囊括其中，波瀾壯闊，哀感深沉。
頸聯由繼續描寫景物轉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觸動羈旅情思。與上二句交叉承接，“叢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間”句。“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雲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對叢菊，故云“兩開”，“叢菊兩開他日淚”，表明去年對叢菊掉淚，今年又對叢菊掉淚；兩開而字，實乃雙關，既指菊開兩度，又指淚流兩回，見叢菊而流淚，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見羈留夔州心情的悽傷。“故園心”，實即思念長安之心。“系”字亦雙關詞語：孤舟停泊，舟繫於岸；心念長安，繫於故園。從雲安到夔州苦苦掙扎了兩年，孤舟不發，見叢菊再開，不禁再度流淚，心總牽掛着故園。詩人《客社》一詩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萬里”，均可參讀。此處寫得深沉含蓄，耐人尋味。身在夔州，心繫故園，為下七首張目。
尾聯在時序推移中敍寫秋聲。西風凜冽，傍晚時分天氣更是蕭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將來臨，人們在加緊趕製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樓上，晚風中傳來急促的砧聲。白帝城在東，夔州府在西，詩人身在夔州，聽到白帝城傳來的砧杵之聲。砧杵聲是婦女制裁棉衣時，槌搗衣服的聲音。砧即搗衣之石。此詩末二句，關合全詩，回到景物，時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羈旅之情更見艱難，故能結上生下，下面接着寫夔州孤城，一氣蟬聯。錢注杜詩稱：“以節則杪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末句標舉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嵯峨蕭瑟，真不可言。”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願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着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杜甫詩歌的風格可以用四個詞來概括：
沉鬱頓挫：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説：“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事物，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兩軍州，能説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幷蓄：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敍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説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説。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説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説可取。另一説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秋興八首》是唐大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時所作的一組七言律詩，因秋而感發詩興，故曰“秋興”。杜甫自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棄官，至當時已歷七載，戰亂頻仍，國無寧日，人無定所，當此秋風蕭瑟之時，不免觸景生情。因此寫下這組詩。
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至廣德元年（763）始告結束，而吐蕃、回紇乘虛而入，藩鎮擁兵割據，戰亂時起，唐王朝難以復興了。此時，嚴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生活失去憑依，遂沿江東下，滯留夔州。詩人晚年多病，知交零落，壯志難酬，心境非常寂寞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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