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事不拖，話不多，人不作
宋朝宰相趙普説：“半部《論語》治天下”。曾國藩的半部家書，也足以讓我們每一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縱觀曾國藩一生經歷，曾國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體現在這九個字裏：事不拖，話不多，人不作。
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人：農家子弟出身，最終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他進入仕途後十年七遷，連升十級，被封為一等毅勇侯，成為整個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並在晚清惡劣、劇變的政治環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時獲得清廷國葬的最高優待，還讓子子孫孫都能獲福。
這個人就是曾國藩。毛澤東説：“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宋朝宰相趙普説：“半部《論語》治天下”。曾國藩的半部家書，也足以讓我們每一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縱觀曾國藩一生經歷，曾國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體現在這九個字裏：事不拖，話不多，人不作。
事不拖：一勤天下無難事
曾國藩説：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數人一輩子平庸，只因懶惰。梅蘭芳最初也資質平庸，但他不甘於此，勤學苦練，終成一代宗師。
庸人敗於懶惰，天才卻輸於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義稱王，卻因勝利滋生驕傲，最終慘敗。
曾國藩在軍中時，要求自己早起，不論是什麼樣的天氣，什麼樣的環境，他一定“聞雞起舞”，練兵督訓，辦理各項事務。曾國藩對軍中將士説： “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孵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
言傳不如身教，曾國藩就是這樣影響手下的幕僚、將領的。不管是個人修行還是管理團隊，這一點至關重要，要給周圍的人和下屬做一個好榜樣。
曾國藩每一天都寫日記，曾國藩通過寫日記進行修身，反思自己在為人處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還規定自己每一天必須堅持看歷史不下十頁，飯後寫字不下半小時。曾國藩説：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很難改變，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
曾國藩還有個好習慣就是寫家書：據説曾國藩僅在1861年就寫了不下253封家書，通過寫家書不斷訓導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曾家後人人才輩出。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還是為人處世，一勤天下無難事。
話不多：為人處世的第一等功夫
嘴茬子厲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話，也是一種境界。
説話需要給自己留有餘地，不要把自己置於進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個劍拔弩張、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淺薄俗氣、缺乏涵養而不受歡迎的人。曾國藩説：
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羣聚守口，獨居守心； 行事不可任心，説話不可任口； 禁大言以務實。
在生活中，精闢的、有價值的見解才能受人歡迎，泛泛空談則招人生厭。曾國藩的“戒多言”源於一件小事，當時他剛進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風得意，一次在給父親過生日時，對前來祝壽的好友鄭小珊誇誇其談，有些得意忘形，結果引起鄭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後曾國藩後悔萬分，他在日記裏反思自己有三大錯。一是平常就自以為是；二是嘴上説話沒把門的，想到哪兒説到哪兒；三是明明説話得罪了人，還跟人強辯，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總結這三點，曾國藩説自己作為一個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連《禮記》裏説的“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的道理都參不透，連語言這一關都過不了，還能成什麼大事呢？
曾國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僅經常批評自己“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也經常反問自己“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這種言語習慣、個性缺點，“何時能拔此根株？”他不僅對自己有這個“戒多言”的要求，還把它當成家訓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內容，尤其是對他的兩個兒子和幾個弟弟反覆灌輸、強調這一點。
“立身以不妄語為本”，俗話説，“禍從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輕浮和自滿，從而説出一些不恰當的話，或者為了自我誇耀而撒謊吹牛。因為這樣一來可能會給自己招致災禍，而來也會會失去別人對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歡逞一時口舌之快的人，最終都難成大事。
人不作：有智者，方圓有度
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國藩家訓中有一言，傲為凶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此舉可謂福不可受盡也。在為人處世中，事事斷然不可冒進直擊，當拿捏有度。
縱觀歷史，不乏才華橫溢者因“作”而遭貶謫，丟命，比如水滸裏面：牛二面對楊志，喊你來砍我啊！結果是一刀斃命！或許，有時一味的直與進看似一種忠貞、一種激昂，但如能審時度勢，掂量片刻，就會發現，某些場合下，與其相對的軟與退也不失為另一番智慧。
韓信的胯下之辱，蘇武的茹毛飲血，是在掂量完小辱與大節後的以退為進；東方朔的機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詼諧，是在掂量完直言與婉言後的迂迴才能，而魏徵的剛毅納諫，狄仁傑的清廉直抒，則是在掂量完君心與民意後的激進慷慨。無論是以退為進、迂迴婉轉還是激進慷慨，用對時，則為良方，用錯時，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則着實需要用者親自掂量才可拿捏得當。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偏妍。”酒至微醺，花開半朵，是恰到好處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際處世的真諦。林語堂先生亦評此詩是中國人所發現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嚴以知己，勤儉克己，以身作則，深思熟慮
------讀《曾國藩》有感
曾國藩對很多人來説，有很大的魅力，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眾多叱吒風雲的人物都對他頂禮膜拜，毛澤東説：＂獨服曾文正，＂蔣介石説＂曾國藩修為可為世後法＂毛蔣互為敵，為何同時讚賞曾國藩，這是因為他事功極大，政治手段極其高明，心性堅韌，曾國藩本是一代鴻儒，文官中的高官，後來由於形勢所逼，不得以投筆從戎，招兵買馬，建湘軍平太平天國，創造了歷史上文官帶兵平天下的奇蹟，扶大廈將傾，挽狂瀾即倒．成為頹廢晚清王朝一代中興名臣！大變革的時代，激烈而尖鋭的社會形勢成就了曾國藩的不世之功，也鍛造了他複雜的思想和性格．讀完曾國藩的一些文藉，不關心政治的我，對於他的為官之道無多大興趣，但是對於他的為人之道，為學之道，卻是敬仰得無以復加．
治學嚴謹，善於學習，勤儉克己。
從功名仕途來説，曾國藩無疑是順風順水、平步青雲的，令很多同時代的漢人甚至不少滿人都望塵莫及，然而在這背後卻包含了曾國藩常人無法想象的辛勤付出。同輩人中，幼時的曾國藩資質算不得最好的，最多中等偏上，會試時倒數，差點沒進翰林院，之後勉強入圍。曾國藩一直保持着刻苦學習，勤儉克己。詩詞文章也一直像古人學習，專研學術的勁頭非常足，治學態度也非常嚴謹，在學術成就方面也是為同時代的名人所稱頌。
他告誡後人功課方面要“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看”即是多看多讀前人優秀作品，“讀”即是好的文章要大聲誦讀，“寫”即是抄寫臨摹大家的書法，“作”即是多練習寫文章，將學到的東西轉換為自己的東西表達出來。
曾國藩一直保持天天寫日記，記錄當天所學所思，各方面的心得體會。他很會以史為鑑，汲取先人的經驗教訓，平時通讀各種史書、經典，對於如《資治通鑑》、《史記》、《二十三史》等更是反覆咀嚼、研究。學習能力也是非常強，一介文弱書生，為了做好統帥，通讀各種兵法，熟識歷史上大大小小各種戰役的成敗原因，雖然還是吃了不少敗仗，很多勝利也都是手下大將們取得的，但絕對不能否認其軍事才能，大多數重大軍事決定都還是由這個統帥最終拍板敲定的。
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散步、練字、讀書等每日必修課都堅持。毅力也非常人能比，抽了十幾年的水煙（鴉片）説戒就戒，立下每日寫日記的規定後，即是臨死前一天也還堅持在寫。
曾國藩平時還精於修身養性，他認為修身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善於調理天然之氣，曾國蕃在給沈葆楨的信中提到：世上世故多，珍重自己的身體，以承擔千難重任，千萬不要鬱悶損耗天然之氣，我認為説得很有道理，鬱悶久了會使自己思維變得遲鈍，心胸也變得過於偏狹。凡事要何持平和的心態，他在給陳舫仙的信
中説：＂官場上雲詭波譎，每每官員上下交接，眾望所歸的人，傾刻間被夫唾棄，羣疑重謗的人又轉眼間風平浪靜，只有卓然自立的人，經過紅與黑的變化也不改變自己的形象，閣下這次進京，時間沒有幾天，但是上天的眷顧和輿論都是很好的，望閣下不要沾沾自喜，將來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論論，恩顧無存，望閣下不要因此而沮喪，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以勤為本，輔之以誠，勤雖然柔弱而會變強，雖然遲鈍但會變得聰明，誠心可以使金石為開，鬼神聽話，鄙陋的譏笑，就是跳時黃河也洗不清的，那還有什麼可爭的呢？＂．曾國藩的這段話深刻明白，要點不外是要腳踏實地，努力做自立自強不以流俗的譭譽為轉移，極擅於識人用人
曾國藩最令人折服的便是他識人用人的本事。湘軍中很多流傳後世的一批大將如彭玉麟、胡林翼等都是靠曾國藩賞識提拔出來的，其中最著名也最令其驕傲的便是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
要説才能，曾國藩未必強於左宗棠，但在識人用人方面就卻是十倍於左宗棠。曾國藩對人才的重視完全可以用求賢若渴來形容，對賢才的高規格禮遇，使得當時的人才趨之若鶩，曾國藩的幕府可謂人才濟濟。
對於這點我寫不出多少，我想曾國藩之所以識人如此之準，和他豐富的人生閲歷，以及察人入微、擅於總結有很大關係。
以身作則，以己為鏡
對家人、對屬下，曾國藩始終以身作則，他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道理。即使官居一品也一直保持簡樸的作風，在軍隊從來都是和幕僚一起吃大鍋飯，卧室起居擺設也都非常簡單，沒有任何奢華的擺設，一個四品官員看了認為已經寒磣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軍營裏，曾國藩也是習慣早起，檢閲士兵操練。其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李鴻章初到曾國藩軍營幕府時，依舊保持文人慵懶愛睡懶覺的習慣，甚至藉口生病不起牀，曾國藩看在眼裏。一日，士卒來叫起牀吃早飯，李鴻章仍欲藉故不起，士卒説：“曾大人説，有病也得起來，大家等你去後再用餐。”李鴻章一聽，心裏發毛了，趕緊披衣，踉踉蹌蹌地奔進餐廳。曾國藩瞟了李鴻章一眼，端起碗吃飯，幕僚們跟着端起碗來。曾國藩面色峻厲，一言不發。吃完飯後，他放下碗筷，一字一句地説：“少荃，既到我這裏來，就要遵守我的規矩。此間所尚的，惟一誠字而已！”説罷，起身走出餐廳，看也不看李鴻章一眼。李鴻章驚呆在板凳上，半天作不得聲。從那天起，李鴻章一改過去驕懶的文人習氣，虛心學習周圍的一切，這才發覺恩師所帶的湘勇，與自己過去所帶的團練確有許多不同之處，愈加從心裏佩服。
唐太宗有三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中國曆來有效法古人的傳統，而曾國藩在審視中國歷史時，獨闢蹊徑，他認為處大事，決小疑，不可拘泥於往事的成敗，因為每件事有每件事的邏輯性，只有帥先變法者才能不被動，一成不變只能變成一具死屍，前有漢景帝削蕃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曾國藩具有敏鋭的洞悉力同時是極其的聰明，書中計載他在平太平天國之初時，被困長沙，屢戰屢敗，心灰意冷，最後在父的勉勵下重拾信心，認為大丈夫無剛不立，於是就命幕遼下奏章，告之皇帝戰況，幕遼如實的寫了戰況，湘軍＂屢戰屢敗＂，曾國藩看了之後，認出不妥，就改為＂屢敗屢戰＂，兩詞前後調換，變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咸豐看了之後，對他未勝但仍表示滿意，命他再戰，不久形勢轉悲為喜，否極泰來，曾國藩立下誓言決定與太平軍殊死一決，要弟弟在家為他準備一口棺材，隨時準備為國捐軀，於是幕遼又將他要弟弟為他準備棺材的事，決心與敵瘊一死戰的情況也寫了一份奏摺，此時獲勝的曾國藩看了奏摺意猶未盡，又將＂備棺在家＂改為＂帶棺出征＂更彰顯他的決心．咸豐看了奏摺很讚賞也很感動，可見他是極其的聰明。善於變被動為主動來實現人生的飛躍。擅於教育、影響、幫助他人
一個的成功是微末的，一羣人的成功才可創傳世之作。曾國藩非常擅於教育、影響他人，從而幫助他人取得成功。
於家庭，曾國藩是絕對的大家長，對兄弟、子女等的教育培養可謂用心良苦。求學、為官、率軍等過程中，即使再繁忙，也不忘時常寫信指點兄弟子女，從修身治學交友等各方面耐心輔導，這些形成了聞名的《曾國藩家書》、《曾國藩家訓》，長子曾紀澤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則是一位數學人才，後代子孫曾寶蓀、曾約農都成為了大教育家和大學者。
在家庭教育方面，曾國藩的核心便是“勤與儉”二字。治學方面勤學勤練，生活方面勤儉樸素。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便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健狀態，一系列的屈辱條件，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威逼下強行簽定，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國的白銀和黃金，用火車一列列的運出中國，中國當時成了；西方列強打撈財富的重要場所，部份地主階級改革派被西洋的堅船利炮所震撼，他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沒落趨勢，我們把它稱之為近代意識覺醒，林則徐和魏源便是近代意識的首倡者，他們用鋭利的眼光發現了發展工業對一個國家的強勁推動力，倡導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的工業，以達到富國自強以度時危的目的，此時的曾國藩也嗅到了時代的脈搏，中國工業化為核心的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於是他率先接過林魏的旗織，鼓吹洋務，這與他一向的務實精神分不開，他不光是大聲疾呼，而且身體力行，他主張＂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在上海設立了江南製造總局，收到顯著的成效，但由於總總的原因，雖然他領導的洋務運動有些艱難，但是洋務運動的意義深遠，尢如一劑強心針給日漸疲軟的清朝庭注射了自救自強的信心，曾
國藩死後，洋務運動仍在進行，他開創了中國工業的基礎，留下了工業基礎的力量，也點燃了後輩知識分子擔當國難和徐圖自強的信念．
深思熟慮，全局意識強
對於事情總能抓住關鍵點，看清事態發展的方向，發現對手背後真實的意圖。看問題總比他人更長遠，考慮也更周全。其中有這樣的描寫，每遇大事，曾國藩總是喜歡點一根香，一個人靜靜地思考，常常都是一坐就是一宿。唐浩明用了一個“枯坐”來形容，這給我的印象很深。也許正是在這樣無數次全神貫注的深深思慮，才使其在那樣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下找到特有的生存發展之道。
首先是他廣闊的胸襟，擁有廣闊胸襟的人不在少數，但時時影響後來人的，他應該算是典範，他曾説過一個人有多大的胸襟就會有多大的成就，想起我小時候就知道的一個有關曾國藩的一個典故，他的家人因為建房與鄰居為三尺地而互不相讓，打起官司，家人就寫信告訴曾國藩，希望他的權勢能助一臂之力，誰知曾國藩捎來一封信，上面寫道：＂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讀信後豁然開朗，將地退讓了三尺！鄰居也深深的感動了，也不想輸這氣度，於是就這地界轉讓給曾家！是呀，人都不能免於生死
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以後，深之自己的後來的處境，因為前有韓信等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前車之鑑，他也知道平他的時候來了，在清朝滿人統治漢人的時代更是處境危險，所以聰明的他不給大清平他的機會，自己平自己，首先是裁湘軍，自削羽翼，然後是加強自身修為，着重表現在，廉，慎，勤，誠，四個方面，中國人有勤勞的良好傳統，所謂天道酬勤，即是，有了勤字，就會將勤補拙，辦事就會減少失誤，再精明的人如果失掉了勤，也往往會錯誤百出，慎，孔子説：敏於行，訥於內，為官者不管是自己還是人無論何時説話都要慎重，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尊從立身以不妄語為本，．誠就是真實，沒有虛假．孟子説：人天生存誠，但這種誠只有加強修養成才能做到，人只有做到誠實，別人才會與他交往，曾國藩崇尚誠實，反對巧詐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圍聚集了眾多的忠直廉敬之人，有一次曾國藩與好友商討理學時，好友説的話他並無聽懂，然面他卻發表了自己一番高談闊論，事來他想想覺得自己不夠誠，覺得自己不懂裝懂，不僅欺騙了自己，也欺騙了別人，內心暗自告訴自己，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了！
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何必計較太多呢，少計較，知足者常樂！曾國藩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的人！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和普通的鏡子不同之處在於：鏡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而歷史能照出一個人一個民族的心靈。所以，對於曾國藩，我們得從他這一個人與當時一整個民族進行展開。因此，評論曾國藩，從其為官做人之風、其為改變世風的努力、其情商、其讀書、其人才的識與用、其對外和戎自強六個方面進行。
為官做人之風
其實曾國藩是個“不會”做官之人。李鴻章曾説過一句笑話，説是一個要要是連官都不會做了，那這個人也太沒用了。笑話當然只是笑話。既如此，那曾國藩又怎麼能在短短的幾年裏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做到二品侍郎呢？又怎麼可能做到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位列漢人第一呢？那是因為：其一，曾國藩考得好；其二，在那個世風浮躁，人心浮躁，很多人想着的只是如何急功近利，如何暴得橫財，撈得高官，而曾國藩則不然！他在家書對他六弟説：“六弟自怨數奇，餘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處王之業，而後不黍與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淡定不講為憂也”。①縱觀歷史，凡有所成就之人，無不志存高遠，修身煉性，立場明理，未雨綢繆，厚積薄發。這正是曾國藩“不會做官”而又為高官之最重要因由。正如其言：“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實。”他一生的成功，就是他這種腳踏實地的格致修誠的努力基奠而就。而對於現時代的官場，我們國家的官們是品含天憲，指東呵西，前俯後仰，左右逢源，還是可否從曾國藩的為官之道體悟到些什麼呢？
世風———解放思想
只有少數最敏鋭的思想家能迅速瞭解時勢的變化，從微幾之處洞察歷史的走向，並且穿透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迷霧。那個時代，我們自然下意識地想到林則徐、魏源。林則徐精神固然可嘉，然林則徐的眼光卻不敵曾國藩；魏源固然眼界頗高，然魏源只停留在紙上。曾國藩之所以超出時賢，引領風潮，原因之一便在於其識見卓越，洞察驚人。當林則徐大聲疾呼“無可禦敵之兵，無可充餉之銀”時，曾國藩則認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苦。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丞得。”②所以，對於後期其能在洋務運動中露其龍鳳，顯其頭足便其於此，便基於其解放思想的勇氣！所以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時時局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世風，因此其一生所為皆繞“陶鑄世風”，其時常感歎時勢已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麻木，無人肯講真話，無人肯幹實事。正如他的核心幕僚趙烈文深有感慨地説：“老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老師不啻十之五六”。③在那個萬馬齊喑的年代，“另類”的曾國藩犯顏直諫“強項令”，滌腸蕩胃，沖決巨人的羅網，以已之力星星之為可以燎原之願付諸力行，以現世風之純，民之奮勤，官僚之庸俗盡止。可謂嘔心瀝血！所以梁啟超極贊曾國藩：“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成就震古爍今，一生得力在立場自拔於流俗”“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
之閲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④這就是曾國藩為當時之世風的努力的體現。
情商
韓非子説過：上在競於道德，中古遂於智謀，今當爭於氣力。從道德角度到智謀機巧至強力競爭，人類社會愈來愈陷入叢林的兇險。智商平平的曾國藩，其除卻智謀機巧與氣力可爭外，最重要的是其高情商戰略。以情取勝，這是曾國藩最大的奧妙。他説：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平常，不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朋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所以芸芸眾生中，大部分屬於智力中等之人，而情商高者往往是成功者。曾國藩在對太平軍作戰中，屢敗屢戰，處變不驚，最後終因其高情商的良好心理狀態而克成大功。他曾經寫過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即對他那種坦蕩暢懷的高情商心態的最好迴應。曾國藩除了重視心態的培養外，其深悟“慎獨”，他認為“君子慎獨”，因此他的遺囑四條裏的第一條規定就是“慎獨則心安”，把“慎獨”作為人生四大金針之首度給自己的子孫，所以在我們所知的他的後人中，如曾紀澤等，皆是中國貢獻極著之人，不能不説不受曾國藩“慎獨”思想的影響。在曾國藩的情商策略中，他認為志為根基，智愚可煉，立志以德；仁德必需，“不仁者不可與久處約”，道之以德，小勝在智，大勝在德，忠、信、篤、敬皆不可缺；性情、個性、性格皆是情商的重要特徵，所以曾國藩相人之術大皆於此。
總之，曾國藩無疑是一位情商大師，情商，即是他的另一類重要戰略。
其讀書
從書生到將軍，從侍郎到元帥，這都是曾國藩重視讀書的結果。曾國藩雖是科舉出身，但其能超脱當時觀念，經過保守派重重阻隔，最終綿創辦洋務，為振興民族而努力，這也是他入書而出之道。曾國藩讀書既深涉《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肌理，又尤推崇《資治通鑑》等治國名著，最值得提及的是，他與時俱進，對翻譯西洋書籍尤為重視，他希望通過翻譯西方有用之書，使自己有生之年能瞭解西方。他的兒子曾紀澤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個兒子曾紀鴻則對西方科技興趣極濃，自學英語，卓然而成一代數學大家。可以説曾國藩是一位典型的“中外合資”的思想集成者，這些皆可歸功於他重視讀書，重視吸收不同類型與文化的書籍的精華的結果，這也是他後期主辦洋務運動而對中國的近代化貢獻勛著奠定基礎。他説：“成大事者，必先讀書；讀書是奪天下人之心，為我所用。”⑤所以，從曾國藩關於讀書的經歷，我們是否有所感悟呢？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識人用人
前面説曾國藩是個不會做官的人，是指其格物致誠的修養。事實上，曾國藩的領導藝術卻令很多領導者崇拜之至，其一便是他的識人有術，用人有方，這也是被視為領導者必備的優秀素質。曾國藩的領導藝術最高境界遠不止於此，他的培養和造就人才，導致他的幕府人才之盛，無人能比；他知人之明，也無人敢異。他曾給他九弟寫信道：“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⑥他在日記中也寫道：“細思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因此，在後來容閎請求派幼童出國留學時，曾國藩立即贊成，並約李鴻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此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併成立了專門負責此事的
機關。可見，曾國藩的人才思想始終一貫，目的也是為了治事。他不拘一格選才，他説：“衞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尚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劍以折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這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⑦這就是為什麼湘軍卓然而成為中國歷史上人才輩出山的罕見景觀的根本原因所在。
對外——和戎自強
中國文化史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自宋代以來，凡“和”之人，往往被罵為妥協投降、漢奸、賣國賊；而只要為主“戰”之人，便會被視為英雄、愛者國。
晚清的政壇，自始就脱不了“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的交鋒。曾國藩即屬於人們所謂的“主和派”，因此，他同樣未能逃脱漢奸、賣國賊的稱號。而實際呢？
曾國藩的一生中，對外關係裏，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為天津教案的處理；一為洋務運動的創辦。
對於當時的清廷政府，如蔣介石所言：“能戰而不戰，政府之罪也；不能戰而戰，亦政府之罪也。⑧正是這咱心態，對於天津教案處置，無論是當時的輿論還是後世的學者都因之歸咎於曾國藩懼洋媚外，因此，不惜加於賣國賊之名於曾國藩身上。然而，憑心而論，不管是以當時曾國藩的處境，還是他所採取的相應措施，曾國藩都稱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對於天津教案，其雖以“和”處之，但於民於國皆是情理於深。“我若與他開釁，他便數十國聯成一氣。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其又提醒當局道：“兵是必要練的，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須練兵防他”。⑨他的這些和、戰兩手都抓的措施，既起到震攝洋人的作用，又為談判提供了必需的籌碼。其在此案的處理上，應該説盡到一箇中國人職責，説他曲意求和，殘民媚敵也是無端之辭，誅心之論，若曾國藩主戰，於他個人而言頂多就不過因戰敗而獲得免職，卻能贏得一個讓社會輿論與後世德治的愛國名聲，但最終受損害的卻是國家的利益。這是在一個缺乏國力做後盾的情況下的必然結果。天津教案的處理，曾國藩不但沒有“賣國投降”，而且顯示了不顧個人屈辱而為國操勞的愛國情懷。所以，我們不能盲目肯定他人所做的一切，亦也不能盲目否認他人所做的一切。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曾國藩的洋務，首先是其師夷智以制夷，“智”而非“技”，所以他是在林則徐、魏源等開明之士的“師夷技以制夷”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他指出：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為本以推誠為用，當可漸為我用。”具體來説，就是以禮來恢復國人的自信，堅守禮教，內部團結一致，方可立於不敗之地，洋人即無隙可乘。其二，曾國藩指出：“師夷長技，奪其所恃。”這正是其積極提倡洋務的核心所在。他對危機的認識遠高於國內同識。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家兵工廠。想到辦洋務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1870年，曾國藩召見中國最早留美歸國人士容閎，商量選派幼童出國留學事宜。後來，在這些留學中，如詹天佑、鄺榮光、樑敦彥等科技專家為近代中國科技作出巨大的貢獻。
曾國藩既是洋務運動的提倡主辦者，其本人還親自參與一些具體機器的生產實踐；他同時設立翻譯館和印書處，為西方先進技術的掌握減少了文字上的障礙，更重要的是大大影響了近代思想界，給國人帶來了世界觀的改變。
曾國藩既能發先聖先王之義藴，以經世之禮學為依歸⑩，他的人格的修養、道德自有特殊的造詣，絕非一般史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他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絕非能以洋務或“主戰”與“主和”這詞以蔽之；對於曾國藩本人，不能以流俗這評論之，更不能以諸如天津教案等的處置的輿論而足之蹈之；評判曾國藩，也許未來，會朝着我們的討論不一樣方向與角度進程；但是，歷史，都會在今天客觀地存在；今天，也會成為未來歷史的客觀存在；歷史，因客觀而存在！
參考文獻：
① 黎庶昌著，《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 ② 何貽焜著，《曾國藩評傳》，新文豐出版公司，1937年 ③ 趙烈文著，《能靜居日記》，中華書局，1962年 ④ 唐浩明著，《曾國藩》三卷，嶽麓書社，1990年 ⑤ 《曾紀澤集》，嶽麓書社，2005年 ⑥ 唐浩明著，《唐洗明評點曾國藩家書》，嶽麓書社，2002年 ⑦ 朱東安著，《曾國藩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 ⑧ 彭國棟著，《蔣介石先生嘉言鈔》，商務印書館，1937年 ⑨ 王繼平李大劍主編，《曾國藩與近代中國》，嶽麓書社，2007年 ⑩ 劉緒義《晚清危局中的曾國藩》，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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