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跨越式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

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發展中國家跨越式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

現代化標誌着一個國家從傳統到現代、從落後到發達的發展全過程。人類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進而向更高形態的社會轉型，現代化發揮了催生社會樣態轉換和社會文明結構重塑的功能作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用了近300年時間，才使10億左右的人口進入現代化行列，形成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然而現代化並不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依據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人口和自然資源稟賦作出的自己的選擇，走出了一條嶄新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跨越式發展實現現代化。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承載着實現社會整體現代化的時代重任，而且承載着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現代化模式超越發展的現代化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是當今乃至未來世界唯一的現代化模式，經歷由資本現代化塑造的社會現代性狀態是歷史的終結狀態。中國式現代化通過追求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的多樣性需求、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必要條件，不僅縮短了預期目標的時間、避免了西方現代化發展的陷阱，還使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整體邁進了現代化，極大地拓展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人依據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為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深刻認識到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只會讓社會主義喪失活力，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結果是西方受益、百姓遭殃。習近平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各個國家應當依據自身的國情實際走好自己的路。中國共產黨始終瞄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自覺把中國式現代化擺放到世界發展的座標系中思考其建設和發展，明晰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前進的努力方向，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實踐邏輯，破解了“現代化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化”的思維定式，帶動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也推動了世界格局“東昇西降”的大變革。所以説，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實踐開闢人類現代化的新範式，不僅為我國在2035年順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基本現代化目標奠定實踐基礎，而且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現代化

堅持社會主義性質不動搖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於西方現代化最根本的社會屬性。在現代化的經濟制度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摒除了當下西方世界“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弊端，實現了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經濟體制的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按經濟規律辦事”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的召開以黨章的形式確立了“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原則，再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我國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定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1996年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再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指出“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2008年黨的十七大“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再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蹄疾步穩推進改革”，再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構建高水經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每時每刻我們的現代化路徑都緊扣我國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準確把握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自我調解的關係，抓住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根本，切中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害，進一步指明瞭在充分發展現代市場經濟中實現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的有效路徑。

一是市場必須“有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優化營商環境，尤其是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構建“親清”政商關係，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保護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社會物質財富、培育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建設者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是政府必須“有為”。市場經濟愈充分發展，愈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生態環保等方面的重要職能，進一步釐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職能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建設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的“有為”政府。

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徹底打破了公有制不能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只能與私有制結合等陳腐觀念的束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都在當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得到很好的實現，改革的紅利已逐步惠及全體人民。

三、中國式現代化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當下，世界上的現代化路徑具有多樣性和複合性，但歸結起來不外乎“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兩大類。中國式現代化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既具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和普遍形態，又基於中國國情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藴，這兩個維度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邏輯性和人類文明新形態。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並緊緊圍繞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推進各項工作，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來沒有就東方落後國家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問題做過論述，只提出過東方社會主義國家“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佔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設想。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善於運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中的有益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因而中國式現代化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中國式發展，更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東方國家發展道路”設想的超越。

在黨領導的“第一個百年”奮鬥進程中，不僅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而且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路徑，為人類新的生存與生活方式提供了中國方案，它是沒有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的現代化，是人類走出西方現代化困境的“超越型道路”。一是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拜物性。中國式現代化以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的發展為邏輯導向的為人屬性，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特徵，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為物屬性，從目的、手段和性質的層面對西方現代化道路實現了超越。二是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片面性。我們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推行“西方中心主義”“叢林法則”等思想理念，推動了物質與精神共同富裕，促進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三是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衝突性。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人與自身的和諧共處、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而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中人與自然對立衝突、崇尚征服自然卻導致生態問題層出等矛盾。

《共產黨宣言》莊嚴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終極價值目標，就是建立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並奮力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在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美好期盼變為現實。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所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