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説，除了“時代”本身，並沒有任何先天之物。每一個時代都是一種跳脱不出的氛圍與立場，即便最富睿智的大腦也難免後知後覺。
對於“時代”一詞的那種宏大感，至關重要的首先並非經濟、權力等等，而是真理；鮮有在現在進行時中便承認自身是謬誤的經濟制度；如果説時代的理解力就其自身來説就是要竭盡所能地推進它對某個特定時期的分析的話，那麼它必定難以避免，會從對具體的社會及其思想形式的關注，推進到以一種普遍的真理為對象。而特定時代的思想者就如同玻璃缸中的魚一樣對這種普遍真理渾然不覺、背框範其中。
在每個時代裏，同時代人都被封閉在話語之中，就像身處一個玻璃魚缸中一樣，魚缸之中的魚註定意識不到魚缸的存在，錯誤的、自以為是的概括和話語依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在每一個時期內，它們卻都可以被稱之為真理。因而真理、以及所有試圖發現並解釋真理的哲學家都可以算作生不逢時的誤入歧途者。
我們每個人只能在自己的時代去思考，亞里士多德、聖奧古斯丁，直到博敍埃，他們都未曾做到去譴責奴役，只有到許多世紀之後，對奴役的譴責才漸漸不證自明。正如馬克思所説，人類只能為自己提出他自己能解決的難題。奴役和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法律和心理框架一旦崩塌，奴役的真理也會隨之崩潰。路易十四被奉為偉大的征服者，其言外之意在於在那個時代主權者的聲望與權力的重要性，而他所控制的範圍正是這種聲望與權力的尺度，國王總是被期待擴大其控制範圍，甚至不惜發動戰爭。直到拿破崙垮台之後，幫亞曼-貢斯才後知後覺地説“這種征服者精神已經屬於過去了”。
真理總是被簡化為對真理的陳述，簡化為魚缸所圈定的、對於真理的在其容忍度以內的言説，儘管這種言説總會被後來的人看作是可笑的。正如慨歎自己生不逢時者，只是一種變相的懷舊主義，只是站在魚缸之外、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審視着過去時代的、但在今天卻正在流逝的真理。
福柯説“我們不能在任意一個時代言及任意什麼東西”。福柯的工作，就像海德格爾一樣，背後潛藏着一種對於真理的心照不宣。17世紀就已經成為可能的顯微鏡觀察術直到19世紀才不被當做欺騙性的西洋鏡，拉埃內克本人就一直固執的用肉眼觀察可見物，而棄用他自己的這項偉大發明。
緘默的形而上學感性，是福柯筆下歷史的特徵。我們的思維無法越過時代“話語”的邊境。我們所認為的已知與未知都是被時代所限定的。我們看不到那些時代的邊界，甚至對於他們的存在一無所知。我們總是囿於那個其邊緣無法被我們感測到的時代的魚缸，我們逃離這個暫時的魚缸的條件只能是新的“話語”取代了舊的“話語”，然而誠如此，我們也只是從一個魚缸轉移到了另外一個魚缸。
都説人生如逆旅，每個人都是行走者，每個人都是展望者，每個人都是去砥礪攀登的人。在生活中所有碰到的事情，都需要胸懷去接納，都需要思考去辨析，都需要內心去安頓，也都需要重新去尋找內心的那份明亮。
用努力去實現自我的價值，用勤奮去改變生活暫時的困頓，用美好去代入生活的積極信念，用嶄新去解讀自己在這個時代的美好未來。
生逢其時，生逢盛世，是主動去融入，主動去奉獻，主動去付出，主動去分享的一種利他情懷。用自己的智慧、心力、能力，更多的參與、分享和建設，用自己的體力、心力，盡責盡力。
生活是歷練一種膽量，歷練一種風骨，歷練一種情懷和歷練一種堅韌。這世間所有，唯有自己那份堅韌不拔的志氣，那份內心謙卑、心懷高遠的生命堅實，才是行走這個時代最可以依靠的力量。
總是在歲月中成長，去思考自己內心的力量，內心何以強大，腳下何以堅定，自己在把握着自己命運的力量，自己在拓寬着自己生命的風景，自己在聆聽着自己內心的聲音，自己在欣賞着這山巒之間、山水之間、風景之間的發現和感知。
迎接着向前的日子，也迎接着自己長大，從困惑到清澈，從迷茫到灑脱，從辛苦到超然，從麻煩到釋然。生活就應該去具足那些能量、見識、擔當和勇敢，去突圍，去見證，去解讀和重新詮釋時代賦予生活的美好、積極、嚮往和樂觀。
有句話説“時時是好心，日日是好日”，所經過的事是一種共同的完成，眾生眾生相，芸芸眾生相。為人處世，在於身體力行，在於去融入時代，去溝通大眾，去分享美好，去呈現一個繁華似錦的煙火人間。
能夠更多的去奉獻、付出、參與和見證，需要一種大胸懷、大格局、大高度。不要在高度上輸了高度，不要在胸懷上輸了寬度，不要在眼光上輸了距離，心量要很大，自我要渺小。
融入嶄新的時代，呈現時代的精彩，融入嶄新的生活，讓生活更活潑。不管怎麼樣，更好的去融入生活，推動生活，呈現生活，去適應生活，過好自己經過的所有日子。
為了更好的服務於美好的生活，去提升自我的價值，歷練自我的情懷，為這個時代、為生活、為社會做出更多的奉獻。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而青年身處其中，每天都在見證歷史。
今天的青年生逢其時，也重任在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標越不會一帆風順，越充滿風險挑戰乃至驚濤駭浪。未來的中國發展，取決於今天青年的奮鬥，而對於這一代的青年來説，擺在面前的，既是個人的人生際遇，又是宏大的時代機遇。
抓住時代的機遇，就要求年輕人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國的前途、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最需要自己的地方披荊斬棘、乘風破浪。每一代的青年都在歷史的座標上直面時代的考驗，樹立遠大理想，才能保持前行定力。面對列強的欺侮，從五四運動的理想到嘉興南湖的紅船，那時青年為救亡與圖存呼喊奔走；面對技術的封鎖，無數青年為了“兩彈一星”身赴戈壁大漠，隱姓埋名、上下求索，爭取民族的自立與自強；面對發展的差距，改革開放的大幕一經開啟，日新月異的建設熱潮裏青年是最活躍的身影，見證着國家一步步邁向繁榮與富強。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胸膛裏，跳動的始終是一顆對祖國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抓住時代的機遇，意味着年輕人要敢於迎難而上，善於化危為機。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難者進。每一個發展的危機中都孕育着新機，青年應善於在變局中劈波斬浪闖出新局。艱苦的磨礪是一代人最好的成人禮，曾經很多人以為他們還只是“父母的孩子”，可他們在這些“大考”面前脱掉了稚氣，成為年輕的脊樑。如果要問今天的青年是否堪當大任，那麼他們用行動做出的證明，給了人們最大的底氣。
抓住時代的機遇，意味着年輕人要腳踏實地，用奮鬥去努力創造幸福。“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新時代青年要把奮鬥作為青春最亮麗的底色，腳踏實地、知行合一，以青春之我、奮鬥之我，書寫勇於創新、艱苦創業的答卷。青年科技工作者應努力在基礎研究、重大項目、重點工程中刻苦攻關，搶佔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的.制高點。高校畢業生要合理規劃職業生涯，踴躍到基層、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值得注意的是，奮鬥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青年要培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塑造苦幹實幹的務實作風，依靠辛勤努力，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精彩。
時間不等人，歷史不等人。青年是面向未來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今天的青年既是追夢者，也將是圓夢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取決於一代代人的接續奮鬥，時間與歷史將選擇站在奮進者一邊。
最近一段時間最流行的兩個詞大概就是“內卷”和“躺平”了。這其中多少包含着我們對於這個社會氛圍的無奈，也表達着我們無力更改現狀就只好順從的選擇。有多少心懷抱負的人在感慨生不逢時呢？又有多少人是別人眼裏的時代的寵兒呢？其實在我看來，生不逢時和生逢其時從來就不是兩個對立的詞彙。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無論是官宦還是草民都想盡自己的辦法試圖從這個搖搖欲墜的漢室裏分一杯羹。那幾十年的亂世之中，留名青史的武將數不勝數，甚至千年以後的今天我們還在為那些三國英豪們如數家珍。而三國之中武力最強之人，毫無懸念的就是呂布。我們是不是應該感歎呂布生逢其時？因為三國亂世給了他最好的機會，這是一個可以靠單槍匹馬就讓名字傳遍中原的時代，這是一個無限發揮個人武力值而後可以換來天下的時代。呂布趕上了，而且憑本事排在了諸多同行裏穩穩的第一名。可是，呂布也敗在了這個時代，“三姓家奴”的頭銜和這個絕世武將的讚譽永遠綁在了一起。我不禁想，如果呂布生在尚在強盛時期的大漢，是不是能夠落下個和衞青霍去病一樣的“金戈鐵馬，封狼居胥”的舉國美譽？呂布也算是生不逢時吧，他空有武力沒有腦子，挑落馬上無數人換來的只能是美名而非天下。
瑰麗盛唐也並非人人都享受這個時代。李白斗酒詩百篇，歌頌着這時間的大好山河，暢敍着心中的無限豪爽，可是他真的享受麼？我們都知道李白一生追求可以拿個功名利祿，而且曾經還非常接近他心中他應該身處的那個高位之上。可是他終究是李白，貴為當時世界中心的長安怎麼能忍受這樣一個“仰天大笑出門去”的瀟灑之人破壞禮數，李白最後的歸宿還是天涯。我們都覺得李白生對了時代，因為那時的大唐給了他這種人隨心所欲揮毫吟詩的空間，才能讓我們有幸千年之後依然可以拜讀到太白的飄逸人生。可是李白恐怕並沒有覺得吧，如果是在一個沒有這樣多規矩的時代，興許他早就依靠文采成為了某個高堂之上的人物吧？或者他若是在某個亂世，安安心心地隱居天下感歎蒼生或許也是個不錯的選擇。生逢其時，卻又一直懷着遺憾。
從來沒有什麼生逢其時或者生不逢時，在我看來只有時勢造英雄。歷史不斷向前推進，或平或緩，或急或彎，每個時代都有那麼一羣人因為懷着改變世界的心而站在潮頭。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並非什麼黃金時代，但是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造就出屬於它的黃金一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抗戰的那個年代，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最苦難，最黑暗的時期。我估計任何一個那時的人都會覺得生不逢時吧，為什麼外敵、內患、饑荒、矇昧全都集中在了那個年代？但是又為什麼那時候中國湧現出了不勝枚舉的青年，他們意志堅定試圖改變這個世界，他們不懼犧牲為了喚醒這個國家，他們前仆後繼想要撐起這個垮掉的社會。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西南聯大又是怎麼依靠幾件破茅草屋培養出了中國最牛的一批知識分子。這些在最惡劣的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們恰恰是撥開黑暗帶來光明的那一羣人。
當這個時代逆着他們而來，他們沒有抱怨生不逢時，反而是利用這個時代，讓我們記住了他們，記住了這羣造就了一個時代的年輕人們。
歷史長河星漢燦爛，無數英雄人物留名其間。然而，並不是每個有志之士都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功敗垂成、含恨而終者，從來不絕於史書。能夠生逢其時，獲得合宜的機遇，對個人成就而言至關重要，反之亦然。不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歷史上都能找到大量案例。
生逢其時，首先意味着個人的天賦與位置能夠獲得時代的垂青，進而獲得特定的發展路徑。劉邦生於草莽之間，本是一亭長，卻因秦末亂世，趕上了風雲際會的時代，最終在羣雄之中勝出，奠定數百年的漢朝基業。朱元璋出身更加寒苦，若非遇上元末變局，恐怕只能和當時很多底層百姓一樣顛沛流離，不可能造就非凡帝業。
其實，大到國運興衰，小到個體命運，都離不開時代背景。13世紀初期的花剌子模國是中亞一霸，正處於強勢上升期。但是，花剌子模國卻生不逢時，遇到了同期更加強悍的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西征的鐵騎下，花剌子模國被碾碎，一度強盛的大國短期內土崩瓦解。
具體到個體命運上，生不逢時的故事更加多見。且不説普通人，即便是古代帝王，也時常會有對時運的慨歎。南唐後主李煜若在太平年代，吟詩作賦，或能做個太平帝王。但是，生逢亂世，他只能淪為亡國之主，落寞地寫下“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明末的崇禎帝，若論勤勉程度，實在不似亡國之君，但其能力無法應對明末積重難返的局面，最終只能吊死煤山。
這些故事，聽起來似乎有些悲觀。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也很難改變大的時代背景。但是，我們無疑可以努力在既有的基礎上做到最好。“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是很多人理想中的人生軌跡。但面對現實的困境，我們也不能忘了“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生逢其時是幸運的，但沒能遇到適合自己的好環境，也並不意味着徹底的失敗。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一時的困頓，未嘗不是智慧的態度。尤其是我們年輕人，更不能以消極悲觀的態度面對人生的艱難。
更何況，此時此刻，中國正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年輕人面對的時代機遇非同尋常。中華民族正在努力接近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世界也逐漸看到中國的力量。雖然每個年輕人的起點不同，但追尋美好生活的目標是相似的。對多數年輕人而言，這是一個能夠更好地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的時代。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機遇，執着地向前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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