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個調查研究的工作任務要做。為此，我又重新查閲了毛澤東同志於1927年3月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份報告在中學時期便被老師推薦為調查報告的範本，今日讀來依然風采不減。《報告》很長，但是邏輯清晰、親切自然、説服力強。讀完後有了一定的收穫：一是調研主題如何確定。籠統地説，調研要圍繞你感興趣的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來確定。
具體一點，就是。需要説明的是，有的時候調研的主題不一定只有一個，但是我們要根據矛盾的關聯性，清晰地排出調研主題的主次順序來。對於我們來説，雖然調研主題似乎領導已經確定，但是在具體調研的環節，還是要儘量突出一個主題，旁及及其問題的。調研主題確定了，就要圍繞調研內容作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包括查閲相關的資料，調研活動具體的組織方案的擬定及抽調合適的人選等。二是採取什麼樣的調研方法。
社會調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為兩類：一類是非現場調研。包括查閲資料、數據分析、軟件模擬、電話抽樣訪談等。另一類是現場調研。如聽取彙報、召開座談會、實地察看、服務對象走訪等。採取什麼樣的調研方法取決於你的調研相對方和調研主題，總的原則就是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提取最真實有效的信息。當然，信息的真實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後的評估確定，所以，調研的經驗在這裏便具有特殊的價值。1927年3月，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老家，為了瞭解中國革命農民運動的階段性情形，選取了有代表意義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縣進行了32天的實地考察，主要採取“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的方法，再與自己以往的革命經驗相比較分析，指出了在今後的革命道路中，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一樣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後得出中國共產黨應當順應歷史潮流站出來領導他們的結論。
三是分析問題的方法。如時間序列分析、比較分析、統計分析、系統分析、個案分析等等。
四是如何撰寫調研報告。調研報告的寫法是一個仁者見仁的問題。有的欣賞八股式的調研報告，現狀、問題、分析、建議或結論逐一展開；有的習慣觀點對比式的調研報告，通過的一定的情形下比較兩種甚至幾種觀點的效果，結論立現；有的擅長案例分析式的調研報告，解剖麻雀，小中見大，偏中概全，建議往往很有針對性；有的追求反證式的調研報告，開篇提一個相反的論點，通過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層層反駁得以立論。毛澤東同志的這篇調研報告範文，既有觀點對比，又有案例分析，還有邏輯歸納，在我看來是一篇比較綜合的寫法，説實話不易模仿，但是我們從中學到的東西也足以借鑑應用了。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篇長達30頁，內容多，寫讀後感如文字過少容易失之籠統，故而只針對“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一語寫點感想。
農民是中國革命最主要的同盟軍，為了遷就國民黨而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毛澤東為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歷時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詳盡的考察工作後寫下此文。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説法，其實是要回答當時的湖南農民運動是否“過分”的問題，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的'問題。
中層以上社會、國民黨右派認為革命“糟得很”；中派則認為農會“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所以是“過分”的、是“矯枉過正”的、“未免太不成話”。而毛澤東通過深入調查後，認為這些觀點都是錯的，農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説，“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他的依據主要有兩條：
一是，一些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
二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之所以説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是由於農民運動已被一些反對者定性為“矯枉過正”，他是為了與這種觀點針鋒相對，是為了駁斥這種錯誤評價而將“矯枉過正”的成語予以改寫，因此，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從根子上就認為：要矯枉，就必須用過正的方式來辦，才是對的。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矯枉必須過正論”，就能解釋，為何毛澤東（雖不是同一時期）但其實是同意“過猶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澤東在1939年致張聞天的信中，肯定了過猶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並從質和量的統一來説明了過猶不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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