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洲作為最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之一，極富組織性、紀律性、創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卻俯首帖耳地為納粹服務，幾乎呈現出全民納粹，人人在黨的局面，在戰爭中實行種族滅絕政策，虐殺了幾百萬人?而更為可怕的是有的德國人這樣做不僅是出於自願，而且還認為這樣做是獻身於自己遵循的神聖信仰。
一直有這樣的思考，但是對於這種“文化”，我始終不能釋懷。
在這部書-----《鐵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國當代最傑出的文學家，與海因裏希·伯爾並列為戰後聯邦德國文壇的盟主，並在199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鐵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贏得了當年“47社”的文學獎，1959年發表之後，更是很快贏得了國內外的讚譽。
那麼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小説的故事情節精華：
我在療養與護理院(瘋人院)裏寫下我的故事，從自己出世以前很遠的時候寫起。1899年，外祖母還是一位年輕美麗的波蘭姑娘，她獨自在馬鈴薯地裏幹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騙過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媽媽阿格內斯就是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結果。阿格內斯年輕時是個豐滿的能幹的姑娘，並以熱烈的感情愛上其表兄楊布朗斯基，由於近親不能結婚，她嫁給了萊茵蘭人馬策拉特。楊·布朗斯基和我母親仍是藕斷絲連，暗地裏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情侶。3歲生日時我得到了媽媽送我的鐵皮鼓並與鼓形影不離。也就在此時，我決定連一指寬高度都不再長，保持3歲孩子的狀態，但是我相當的聰明，會敲鼓，並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製品，並以此發泄對別人的敵意和憤怒。阿格內斯對丈夫從來就不曾有過愛，深愛着表兄，但對自己的行為又深感內疚。後來患了肥胖症後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棄，最後終因食魚中毒，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間。我總是孤單單，有時便到三樓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魯欽斯基大娘。馬策拉特請瑪麗亞(大娘的女兒之一)管雜貨店和照看我。她把我當孩子看待，對我毫無戒心，並無意暴露她的身體隱私在我面前。我雖不願進入成年人的社會，但我的本能又驅使我要求過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當我同她睡覺時，有偶爾把我摟在懷裏，親吻我的臉，我常在瑪麗亞的懷裏想入非非。一個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覺中與瑪麗亞發生了關係，生下了男孩庫爾特。就在瑪麗亞懷孕兩個星期後，我撞見了瑪麗亞躺在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親娶了我未來的妻子，之後，我把我的兒子庫爾特叫做他的兒子庫爾特，把我所愛的、散發香草味的瑪麗亞認作繼母……
在這部作品中格拉斯從道德層面對剛剛結束的戰爭進行反思。正如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尼日利亞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畢生作品是本世紀末文學世界裏的道德小説。”
格拉斯沒有將重點放在戰爭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對德國社會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過自己的作品指出，納粹德國的興起，絕不是突然出現的偶然事件，它是與德國社會中的每個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開。
首先，普通德國人的渾渾噩噩是納粹德國興起的原因之一。《鐵皮鼓》中除主人公奧斯卡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熱情，他們對於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無動於衷，像動物一樣被動地適應外界的政治環境的變化，不肯動腦思考變化的原因。所以他們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和明確的信仰，也就無法自己判斷自己的行動，最終只能隨波逐流。他們或是融入納粹狂潮中成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納粹暴行的看客。
其次，格拉斯指出德國普通市民情感上的麻木和良知的喪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雜貨商馬策拉特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帶兒子去看熱鬧。衝鋒隊員邁恩在水晶之夜衝擊猶太玩具商店，迫使商人自殺。邁恩搗毀和洗劫猶太人教堂和商店時沒有人認為不妥更無人去指責告發，當他打死自己所養的貓，卻被人告發“不人道地虐殺了動物”，被納粹衝鋒隊除名。這兩個對立的事件使德國普通民眾冷漠的感情暴露無遺，寓意深刻。
最後，小説深刻地揭示出了遭受納粹迫害的民族的思想狀態，指出他們態度上的順從妥協也加速了悲劇的發生。玩具商馬庫斯是猶太人的代表，他對政治局勢的預見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二戰發生前，他就意識到猶太人所處的環境越來越艱難，但他的對策只是改信基督教，準備和阿格內斯一起離開德國到倫敦。當阿格內斯拒絕他的提議之後，他也就安之若素地像以往一樣生活下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格拉斯在這裏指出像馬庫斯一樣意識到了災難的臨近的人們，沒有采取任何辦法自保，也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抵制災難的發生，最終只能在納粹上台後被迫害致死。
小説試圖通過戰前德國人思想上渾渾噩噩、感情上麻木冷漠的狀態指出，那些深思熟慮、謀劃算計、發佈命令的納粹頭領固然該為戰爭中的屠殺罪行負責，而那些小人物，那些平庸到只知服從納粹的體制，而沒有反思之力的人們，儘管他們也是受害者，但從某種程度上説，他們也該承擔一定的戰爭罪行。
格拉斯在《鐵皮鼓》中揭示出普通人的渾渾噩噩，麻木冷漠正是導致納粹肆虐的原因。通過分析，格拉斯將視野鎖定在道德層面上。
首先，是普通人情慾的泛濫，家庭道德觀念蕩然無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奧斯卡的表舅揚·布朗斯基。他本是卡舒貝人，長大後他面臨選擇波蘭籍還是德國籍的問題。而他做出這個對他個人命運極為重要的決定的根據，只是他“一時衝動的決定”，因為他愛的表妹阿格內斯選擇嫁給德國人馬策拉特，於是他加入波蘭籍以懲罰“我母親對他的不忠”。他並不是對波蘭產生了認同感，而完全是任性的結果。於是在他和阿格內斯各自都組織了家庭，德國又對波蘭虎視眈眈的情況下，他還只是熱衷尋找機會與阿格內斯幽會，長期與阿格內斯保持通姦的關係，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馬策拉特每週參加納粹集會的時間成為他與阿格內斯幽會的絕好時機，根本不關心國家局勢。
其次，是貪慾的腐蝕也導致道德敗壞。在《櫥窗》一章中，奧斯卡用聲音切割商店櫥窗的玻璃引誘人們偷竊，其中有年輕店員、女傭人、中學教員、規矩的老紳士、體面的穿着時髦的太太、篤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甚至還有州高級法院裏的檢察官等各色人物。貪慾同樣會使人們的判斷標準失衡，使人們隨大流並對發生在周圍的慘劇視而不見。
在《鐵皮鼓》中格拉斯對於“戰爭罪責”問題的思考主要是從道德層面上進行的。在格拉斯看來正是由於情慾和貪慾造成的道德敗壞，使得人們喪失了標準，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給納粹的橫行留下了可乘之機，作品中的“黑廚娘”正是失去道德藩籬後社會中存在的惡。在作家看來只有重建道德標準，人們都用道德約束自己心中邪惡的慾望，類似二戰這樣的人類災難才能避免，人類才有希望。
但是在《鐵皮鼓》中作者並未能指出新道德的內容及重建的目標，全書瀰漫着一種深深的疑慮和淡淡的希望相交織的氣氛，這不得不引發今人的思考，對於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建設都有啟迪性的重大意義。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説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閲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現在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後出版的幾本書，例如《豬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可以歸因於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現在，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閲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並不太情願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説，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掃垃圾，並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温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並且知道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現在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輕鬆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並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遊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後面世，並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後，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今天讀了一本垃圾書。叫什麼《鐵皮鼓》，還是寫作課老師推薦的，還要寫讀後感。528000字啊!臭長臭長。。。我能説什麼呢。第一節《肥大的裙子》我還認認真真、頗感興趣地看完了，也有一些精彩獨到的地方
。但是後來我越來越不知道這拖拉的作者想要表達什麼東西了，所以我越看越快，把那些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冒出來的情節大段大段的跳過了。看作者的生平簡介，也許能更好的理解這部作品。二戰、德國、波蘭。。。貌似在作品裏有很多隱喻。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讀者，無論生活年代還是生存地域，理解這麼怪誕畸形又含蓄的作品，是有很大的隔閡的ok?不過，也許是這故事事情節真的太新奇了，所以我還是決定，要堅持到最後，看看結局如何。
———————關於這個故事的簡介：故事敍述方式開頭是倒敍，在護理院的病牀奧斯卡觀察周圍的世界，並決定寫自傳，於是開始回想其他的祖母，他的童年。奧斯卡從一出生就聰明異常，後悔離開孃胎，覺得來到人間非常不幸，但是護士已經剪斷他的臍帶，而且他的母親在其出生時，承諾給他買一個鐵皮鼓，他對人生才有所期待。在三歲生日那天，他策劃了一場意外：故意從九層台階摔下，摔成重傷，導致從三歲起他就再也長不高了。他也一直裝成小孩子般的天真幼稚，這樣就可以與成人的世界保持距離。其實他的智商是成年人的三倍。奧斯卡性格怪異，在孩子的軀體裏有着比成人更深刻複雜的心理活動。然後就是一些瑣碎混亂的情節了，他母親與舅舅曖昧不清的關係、其實他是母親與舅舅的孩子，母親夾在兩個男人之間貌似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導致了後來母親的大量吃鰻魚自殺的情節。後來16歲的奧斯卡遇到了17歲瑪利亞，他的初戀。他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刺激遊戲，貌似和性經歷的快感差不多，把汽水粉灑在身體上，用唾沫潤濕。。。情到濃時瑪利亞就懷上了奧斯卡的孩子了。這有一段難得的寫的很奇妙曖昧玩汽水粉的經歷：“瑪利亞的掌心裏開始發出磁磁聲，並泛起泡沫。車野草像一座火上似的爆發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國的人民在那發出的狂怒。那裏發生了瑪利亞還從未見過的、從未感覺過的事情，因為她的手在抽搐，在顫抖，想要溜走，因為車野草在咬她，因為車葉草鑽進了她的皮膚，因為車葉草刺激了她，給了她一種感情，一種感情，一種感情……”但是瑪利亞又和奧斯卡的父親糾纏不清，後來還嫁給了他的父親，並生下了奧斯卡的孩子。錯綜複雜的亂倫真挑戰讀者的邏輯( ⊙ o ⊙ )啊!父親不就戰死，奧斯卡出走，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一樣長不大的小矮人，兩人建立起了正常的家庭，但不久妻子又死於炮彈襲擊。奧斯卡又孤獨一人。他回到了家裏。埋葬父親時丟掉了鐵皮鼓，同時，親生兒子庫爾特用石子擊中了他的後腦勺，使他倒在墳坑中流血不止，不過他就此開始長個兒。。。奧斯卡寫下自供狀，成名之後又產生厭世情緒，故意冒充嫌犯被抓進精神病院，末片是真相大白，奧斯卡無罪開釋，迎來它的三十歲生日。
以我的感覺，作者格拉斯真就像個精神病患者一樣，把一些雜亂無章素材粗糙的安裝在一起，囉囉嗦嗦，沒完沒了。當然，在一些很平常的情景裏，格拉斯會把一些人們無意間隱藏的感受、意識揭露並誇大。烙上自己的風格。像一個孩子一樣因真實而無禮，又像一個孩子一樣因率性而孤獨。
君特.格拉斯是當今德國資歷最深、作品最豐、名聲最大的作家。在1999年10月，他憑藉長篇小説《鐵皮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小説《鐵皮鼓》共分三篇，現在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説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隻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孃胎裏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説的後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説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盪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説話的“痴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製品。這樣他可以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複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迴避和麪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説採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寫奧斯卡的生活，並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説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裏。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裏，只通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繫。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後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這裏為什麼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説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後，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裏，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説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説表達自己對一戰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這本書寫什麼?寫一個傻子。《塵埃落定》也寫傻子，那是個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亞寫了若干傻子，統統是傻子加智者;《喧譁與騷動》也有個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沒個性，讀者很難“角色代入”;《狂人日記》的傻子，則完全是作者的傳聲筒。《鐵皮鼓》的傻子怎麼樣呢?那是個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幾乎和《塵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鍾愛。奧斯卡，侏儒，鐵皮鼓手，是個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長於大戰期間，同期湧現的文學大師非常多。奇怪的是，《鐵皮鼓》沒有歷史的“現場感”。最近也在讀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卷本自傳，有所比較。這位用德語寫作的歐洲作家，同樣生於20世紀初。大戰開始時，卡內蒂還是孩子，有個強大的保護者——母親。他回憶中的戰爭，沒有戰火，沒有死亡。卡內蒂只關注自我，精妙而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層層剝開(這才是真正的“剝洋葱”)。然而，這個緊緊圍繞“自我”的小世界，不斷吸附周圍事物，不斷擴大，使一切隨之旋轉。這種磁力和能力，給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敍述，賦予了宏大意義。有人説卡內蒂的自傳，虛構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戰爭爆發時，他那廂勾勒幾位身邊的平常人，我這廂立即聞到了銷煙。《鐵皮鼓》的奧斯卡也經歷戰爭，君特·格拉斯替他枚舉數據史料，描述死人、傷人、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讓奧斯卡親歷波蘭郵局保衞戰。但作為讀者的我，仍沒有“現場感”。我——作為讀者，被禁錮在奧斯卡3歲的身體裏了。這不是敍述方式的問題，《塵埃落定》也傻子視角，但有歷史現場感;《大師與瑪格麗特》也誇張荒誕，也有歷史現場感——甚至有着作者布爾加科夫的血與肉。
相比之下，俄國人寫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爾捷斯納克。讀《日瓦戈醫生》時，我不僅看見戰爭，還在親歷戰爭。而德國人君特·格拉斯——擅於運用匠心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君特·格拉斯，卻是那麼不動聲色。我看不到血，聽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奧斯卡的身外在發生什麼，只有那個聲音——平靜、冷酷、乖戾的，是奧斯卡也是格拉斯的聲音，順着一條平緩的甬道上升。這種寫作風格，正是我想象的製造“納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風格。但在《鐵皮鼓》面前，“納粹事件”一點不重要。因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奧斯卡!
這部作品中，戰爭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題是人類靈魂的一次漫遊。像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寫作那樣，這部層次豐富的作品，離不開希臘和希伯來兩大傳統，有神話原型如弒父，也有上帝與撒旦。事實上，撒旦是奧斯卡的一部分，奧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幫助我們理解撒旦。在此意義上，這部作品比絕大多數戰爭寫實小説來得偉大，它接近了戰爭的本質——惡。
作家需要發現、探索、理解惡。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惡。惡應該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但長久以來它不是。惡是有罪的，不該的。所以被忽略，摒棄。文學史出現薩德這號人物，完全是壓抑過久的大爆發。只有正視惡，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這是《鐵皮鼓》的偉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愛的知識分子作家。我對那幫“新寓言”的知識分子，沒有太大感覺。法國人，喜歡玩精妙。可惜無論法國人的精妙，還是日本人的曖昧，我都感覺不強烈。我需要的是當頭一棒，讓我震撼與暈眩。力量感，是我個人評價作家的重要標準。俄國作家、美國作家，總體而言力量感強。前者的力量來源偏重於精神，後者偏重於現實。中國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強(想想莫言和餘華的作品差別)。 回到“知識分子寫作”，幾年前，《玫瑰之名》讓我對這個詞倒盡胃口(依據上述，該作品力量感為零)。我一邊閲讀一邊疑惑：《玫瑰之名》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意義何在?不能帶給我任何感動、震撼和啟迪。如若一些捧臭腳的知道分子説的那樣，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説”，我真想把書中的大段理論以及更為大段的註釋剪下來，疊起來，戳到他們面前，讓他們摸着心口説説，這麼一堆聱牙詰屈的東西，是否真對“引人入勝”一詞沒有致命殺傷。如果知道分子們捧起另一隻臭腳，説該書闡釋了某種關於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因此它比只知奪人眼球的偵探小説深刻許多。那我倒想問：為何不直接讀論文，豈不更深刻清晰、節約時間?最終，我意識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見的艾科製造——被寫出來的唯一意義，就在於展示作者風采：這位學者小説家擁有相當的知識，掌握相當的寫作技巧。至少，他比偵探小説作家深刻，比哲學論文作者會寫小説。這種窮兇極惡的知識炫耀，讓我想起北京話的一個詞：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並作熟稔狀。事實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為要人，就像炫耀知識的小説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備知識或者成為好小説。我曾被迷惑過，但越來越認識到：知識不是用來炫耀，而是用來幫助認清世界的。
最後，扯一下另一位知識分子作家米蘭·昆德拉。我曾將他貶至一無是處。但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戀，開始期望得完美，結束未免失望得慘烈。米蘭·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學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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