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期期末，經學校研究決定，讓我擔任新一屆七年級班主任，得知這個消息後，我是既興奮，又忐忑。興奮的是自己終於有機會在自己的教育道路上又前進一步，挑戰班主任這項工作，忐忑的是自己畢竟工作時間不長，教學經驗還很不足，不知自己能否勝任這項工作。於是，我充分利用暑假時間閲讀了很多關於班主任工作的書籍和文章，其中《冬去春又來》讓我眼前一亮，雖然還沒有讀完，卻給我很大啟發。
《冬去春又來》以隨筆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了鐵皮鼓擔任班主任工作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個班級一學期的歷史，也是一個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隨錄。
在所有的描寫中，鐵皮鼓沒有任何的豪言壯語，但我卻至始至終被他的真性情感動着。在他的日記中，我看到的並不是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可以效仿的完美示範，而是一些日常教育中很瑣碎的片段。他給我們的，只是一種真實的呈現，情境、事件、問題，以及教育者本人面對這一切時的焦灼、苦悶、彷徨，以及在這些困境中的苦苦探索與對答案的尋求過程。其中不乏無奈與困惑的情緒流淌。然而也正是這些情緒的流露，才更讓我們看到了教育的真實。鐵皮鼓對種種問題的憂慮和探索，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有教育理想的教育者對教育所懷有的可貴的擔當情懷！他一次次與學生的對話，包括面談和書信的交流等方式，讓我們看到了他為了追求教育理想所做出的艱苦探索與不懈努力。我想只有對學生有愛，才會全身心的付出，雖然鐵皮鼓從來沒有把愛掛在嘴邊，但他已用行動作了最好的詮釋！他始終沒有盲目地去走別人的路，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個反思型的教師。很喜歡他這樣一段話“在我看來，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獨立活潑的生命，有着千姿百態絕不重複的個性。而教育本身是一種對話，是一種生命與許多種生命之間相互生生不已的一種交流溝通。這種交流溝通本身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過程，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交流不是取消生命的個性，讓所有生命整齊劃一，而是在碰撞中相互理解相互妥協，形成一定的共識，然後在此基礎上彼此豐富。”
教育是一門藝術，教師要尊重事實，勇敢地面對教育本身，竭盡誠意與能力無限地靠近真實，把先進的理念與現實的教育相結合。
與那些具有社會職責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處於劣勢。這類作家在社會義務的旗幟下敲着打字機，他們毫不關注自我，而是以社會全局為出發點來履行他們的職責。根本沒有什麼高尚的企圖促使我為戰後德國文學奉獻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滿足那時文學界提出的“澄清德國曆史”的合理要求，因為我的努力無法給人帶來慰藉，無法使人釋懷。我試圖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鄉土，並且首先一層一層地剷平所謂的中產階級（即無產者與小市民的泥礫）的垃圾堆。《鐵皮鼓》的作者也許成功地發掘了某些新的認識，揭穿了某些人的偽裝，用冷笑實實在在地打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魔力，瓦解了人們對它的虛假的敬畏感，並且重新賦予了迄今為止被縛的語言以行動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夠澄清歷史。
鄙人滿足於藝術創造的快樂，欣賞變幻的形式，喜歡在紙上描繪反現實。簡言之，藝術嘗試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盼着克服阻力，吞食龐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礎代謝。出於對大規模的素材的恐懼，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誘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創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親去世後不久，我與安娜·瑪佳蕾塔·施瓦茨結為伉儷。婚後的我專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勞動道德與奉獻精神，並且下決心要向突然闖進我的陋室的姻親們證明我的才能。我的姻親都是循規蹈矩的瑞士公民，他們像清教徒一樣質樸，寬容大度，用藝術鑑賞家的眼光注視着活蹦亂跳的我在過於龐大的器械上作體操表演。
這是一種可笑的冒險行為，因為安娜剛掙脱大資產階級的保護，轉而尋求不安定的生活，並且留意翼翼地在戰後柏林的藝術家圈子中初試身手。那時她肯定沒有作一個所謂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儘管小市出身的飛黃騰達者的興趣經常與大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豪門閨秀追求婦女解放的願望發生搞笑的碰撞，與安娜的結合還是使我堅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標奮進。雖然創作《鐵皮鼓》的文學契機發生在我們相識之前，但是我們的婚姻為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
安娜親身經歷了《鐵皮鼓》長達四年之久的創作過程。她經常想聽，有時也務必聽我講述小説的臨時結局，這些尚未最終確定的結局常常只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我在寫作時經常出神，並且不停地吸煙，以致室內煙霧繚繞，安娜也許很難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伴侶，我肯定讓人受不了，因為我整日沉迷於我所虛構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縱着許多電路的配電設備，我與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識層面緊密聯接在一齊。人們稱之為“瘋魔”。
我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活得也很實在。我精心地烹調五味，一有機會就去跳舞，因為我十分欣賞安娜的長腿與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專心致志地寫作《鐵皮鼓》第二稿時，我們的孿生子弗朗茨和拉歐爾出生了。這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每月有三百馬克的生活費，這筆錢是我隨手掙來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與石版畫；瓦爾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國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雜誌《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過向我約稿和採用我的稿件付給我稿酬，他生性樂善好施，間或來巴黎時就將錢帶給我，在遙遠的斯圖加特，海森比特爾（注：赫·海森比特爾（1921—），德國“具體詩”詩人。）將我從未上演的劇作製作成廣播劇播放；翌年，我已開始雕琢《鐵皮鼓》的終稿，此時我獲得四七社文學獎，第一次賺到了一大把鈔票，總額為五千馬克，靠着這筆錢，我們買了一台電唱機，這台電唱機這天還能出聲，它屬於我們的女兒勞拉。
我從未參加中學畢業考試，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憂傷，但是有時我認為：恰恰是這一點保護了我。因為如果我獲得了高中畢業證書，那麼我肯定會擁有一個職位，我會成為夜間節目修改而將自己剛動筆的文稿鎖在抽屜裏。作為一位被埋沒的作家，我肯定會對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滿腔怨憤，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上天常常賦予他們靈感。
君特·格拉斯是當今德國資歷最深、作品最豐、名聲最大的作家。在1999年10月，他憑藉長篇小説《鐵皮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小説《鐵皮鼓》共分三篇，現在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説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隻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孃胎裏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説的後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説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盪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説話的“痴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製品。這樣他可以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複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迴避和麪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説採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寫奧斯卡的生活，並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説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裏。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裏，只通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繫。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後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這裏為什麼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説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後，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裏，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説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説表達自己對一戰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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