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説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閲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現在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後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可以歸因於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現在，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閲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並不太情願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説，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掃垃圾，並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温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並且知道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現在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輕鬆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並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遊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後面世，並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後，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説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閲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此刻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後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能夠歸因於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此刻，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閲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並不太情願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説，所以我能夠成堆地清掃垃圾，並且能夠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温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並且明白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此刻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簡單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並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遊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後面世，並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潛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後，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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