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那些具有社會職責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處於劣勢。這類作家在社會義務的旗幟下敲着打字機，他們毫不關注自我，而是以社會全局為出發點來履行他們的職責。根本沒有什麼高尚的企圖促使我為戰後德國文學奉獻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滿足那時文學界提出的“澄清德國曆史”的合理要求，因為我的努力無法給人帶來慰藉，無法使人釋懷。我試圖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鄉土，並且首先一層一層地剷平所謂的中產階級（即無產者與小市民的泥礫）的垃圾堆。《鐵皮鼓》的作者也許成功地發掘了某些新的認識，揭穿了某些人的偽裝，用冷笑實實在在地打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魔力，瓦解了人們對它的虛假的敬畏感，並且重新賦予了迄今為止被縛的語言以行動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夠澄清歷史。
鄙人滿足於藝術創造的快樂，欣賞變幻的形式，喜歡在紙上描繪反現實。簡言之，藝術嘗試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盼着克服阻力，吞食龐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礎代謝。出於對大規模的素材的恐懼，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誘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創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親去世後不久，我與安娜·瑪佳蕾塔·施瓦茨結為伉儷。婚後的我專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勞動道德與奉獻精神，並且下決心要向突然闖進我的陋室的姻親們證明我的才能。我的姻親都是循規蹈矩的瑞士公民，他們像清教徒一樣質樸，寬容大度，用藝術鑑賞家的眼光注視着活蹦亂跳的我在過於龐大的器械上作體操表演。
這是一種可笑的冒險行為，因為安娜剛掙脱大資產階級的保護，轉而尋求不安定的生活，並且留意翼翼地在戰後柏林的藝術家圈子中初試身手。那時她肯定沒有作一個所謂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儘管小市出身的飛黃騰達者的興趣經常與大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豪門閨秀追求婦女解放的願望發生搞笑的碰撞，與安娜的結合還是使我堅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標奮進。雖然創作《鐵皮鼓》的文學契機發生在我們相識之前，但是我們的婚姻為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
在王小波的書中不知一次提到了這本書，所以是仰慕已久。然而這本書的閲讀時間也實在拖的太久了，都感覺有點對不起格拉斯。俗務在身加心多旁騖，無法好好的閲讀這部精彩的小説實在是一大遺憾。這天閲畢，就算是對自己對格拉斯對王小波的一個交代了。
本書充滿了太多的隱喻，如果深挖，會有不少樂趣的。
逃避成人世界奧斯卡是一種消極反抗的象徵。能夠隨心所欲的到達停留在3歲小孩的效果，我猜想這是大多數成年人的夢想。然而小孩是盼望早早長大的，除了早熟的奧斯卡。然而身體停留在3歲的狀態，卻不能使心靈也停留在3歲的狀態，而成長的心靈使奧斯卡倍受慾望和邪惡的折磨的痛苦——最後有一天他要長大，雖然只是一點。
還好，有神奇的鐵皮鼓，這件孩童的玩具無疑是童真的外化。擁有鐵皮鼓的奧斯卡或者説奧斯卡擁有的鐵皮鼓具有神奇的耶穌般的魔力，這種力量正是童真的力量，他（它）能讓成年人舞蹈哭泣——回到遠離的童年時代。
還有一件奇蹟是奧斯卡孩童時的尖叫——隨意雕刻玻璃的工具，這是無力的孩童的唯一武器，它有神奇的力量同時也不具備絲毫真正的威力。在現實的磨練中，這件武器漸漸的失效了。
有一幕場景讓我很感動——在“洋葱地窖”中藉着洋葱哭泣。
小説《鐵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説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隻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孃胎裏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説的後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説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盪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説話的“痴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製品。這樣他能夠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複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迴避和應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説採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述奧斯卡的生活，並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説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裏。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裏，只透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繫。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後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那裏為什麼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説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後，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能夠唱碎玻璃的潛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裏，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説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閲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此刻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後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能夠歸因於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此刻，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閲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並不太情願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説，所以我能夠成堆地清掃垃圾，並且能夠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温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並且明白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此刻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幹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簡單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並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遊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後面世，並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潛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後，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安娜親身經歷了《鐵皮鼓》長達四年之久的創作過程。她經常想聽，有時也務必聽我講述小説的臨時結局，這些尚未最終確定的結局常常只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我在寫作時經常出神，並且不停地吸煙，以致室內煙霧繚繞，安娜也許很難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伴侶，我肯定讓人受不了，因為我整日沉迷於我所虛構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縱着許多電路的配電設備，我與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識層面緊密聯接在一齊。人們稱之為“瘋魔”。
我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活得也很實在。我精心地烹調五味，一有機會就去跳舞，因為我十分欣賞安娜的長腿與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專心致志地寫作《鐵皮鼓》第二稿時，我們的孿生子弗朗茨和拉歐爾出生了。這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每月有三百馬克的生活費，這筆錢是我隨手掙來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與石版畫；瓦爾特·赫勒雷，德國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雜誌《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過向我約稿和採用我的稿件付給我稿酬，他生性樂善好施，間或來巴黎時就將錢帶給我，在遙遠的斯圖加特，海森比特爾將我從未上演的劇作製作成廣播劇播放；翌年，我已開始雕琢《鐵皮鼓》的`終稿，此時我獲得四七社文學獎，第一次賺到了一大把鈔票，總額為五千馬克，靠着這筆錢，我們買了一台電唱機，這台電唱機這天還能出聲，它屬於我們的女兒勞拉。
我從未參加中學畢業考試，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憂傷，但是有時我認為：恰恰是這一點保護了我。因為如果我獲得了高中畢業證書，那麼我肯定會擁有一個職位，我會成為夜間節目修改而將自己剛動筆的文稿鎖在抽屜裏。作為一位被埋沒的作家，我肯定會對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滿腔怨憤，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上天常常賦予他們靈感。
從昨日到此刻，我一向沉浸在君特格拉斯製造的氛圍中，難以平靜。剛開始看他在1999年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鐵皮鼓》時，我是吃力的，我感覺始終找不到那個高度的作品就應帶給我的震撼，有幾次都想放棄。
此刻看來何其淺陋！但是，我還是堅持下來了，因為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對諾貝爾文學獎是高度尊重的，我相信那些遙遠的評委必須是這個世界上最有眼光的。《鐵皮鼓》必須有它的不凡之處。
在接下來的閲讀中，我才感覺《鐵皮鼓》像一頭挾風帶雨的雄獅，只但是開始是匍匐的，是不動聲色的，一俟風吹草動就呈現了它無可抵擋的霸氣。在我多年的閲讀中，我看見很多優秀作品，但是，絕大部分我都會有一種“我也能做”的感覺，我覺得時機成熟我能模仿他們，只有《紅樓夢》讓我望而興歎，再就是《鐵皮鼓》。我感覺我做不到，君特格拉斯製造了我難以攀援的高度，我仰望並深深尊重。
尤其讓我深感奇怪的是，我看完《鐵皮鼓》，鼻子通氣了。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