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related special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ake a discussion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occupation education.
關鍵詞：能力導向；人才培養模式；三農情懷
Key words： ability-oriented；talent training mode；feelings of the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3-0223-02
0 引言
自2004年開始，國家連續出台文件支持農業、農村發展，提高農民收入，“三農”問題成為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而中國傳統農業也正在向現代農業轉型，人們對農業生產的認知從“體力型”轉向“知識型”，擁有農業技能的人才無疑是轉型發展之必須。但是由於社會上涉農工作崗位單一，高校涉農專業的畢業生走向農業崗位後需要不斷深入基層，不僅工作辛苦，社會地位也不高，大多數學生都不願意報考涉農專業，高校招生時也不得不降格以求，並且考生及家長對農業和農業院校認可度低，農村與城鎮生源人數差距很大。除此以外，我國部分高校在涉農專業教育方面也存在“重理論，輕實踐”、“重考核和學歷，輕技能應用”的問題。如何構建以能力為導向的農業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更好地服務於地方經濟的發展是農業高職院校廣泛關注的問題。本文結合當前高職學院涉農專業人才培養要求，從專業設置、人才培養目標、理論與實踐教學體系的確定、綜合素質的培養、產學結合等方面進行探討，以期為農業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鑑。
1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趨勢
1.1 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我國教育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關於推進高等農林教育綜合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農林教育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處於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地位。”要培養“面向農林業生產一線以及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需要，深化面向基層的農林教育改革，培養數以萬計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懂經營、善管理的實用技能型人才。”因此，培養更多的熟悉並熱愛三農、具有服務“三農”意識的大學生是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高等農林教育的重要任務和責任。
服務“三農”意識的教育屬職業教育範疇，它除了培養學生必須具有服務“三農”的職業意識外，還應該關注學生的專業興趣培養，激發學生對涉農專業知識的學習興趣，基於興趣導向去自主學習農業專業技術，並對農業行業和自身的未來就業擁有信心和高昂的熱情。
服務“三農”意識的教育需要高校開設農業專業課程，通過專業教學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培養。在國內關於此課題暫時沒有相關學術作品，根據國內文獻檢索，針對農村農業農民的情感教育，僅有《大學生村官情感教育問題探討》（姚琳2009）一文，文章提出大學生村官要樹立起尊重農民、熱愛農村、關心農業的基本感情。但是國內學者對提高大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大學生基層就業等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吉林農業大學郭為民、王成章的《農業高等院校大學生服務“三農”意識培養》、北京大學張秋山的《農村籍大學生基層就業意向調研分析》、武漢交通科技大學李文濤的《論大學生基層意識的培養》等，分別研究了提高大學生服務“三農”意識、大學生基層就業問題及大學生基層培養意識的障礙問題等。
綜上所述，我國學者關於涉農專業大學生提高服務“三農”的意識問題研究較多，在關於如何培養涉農專業大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方面研究較少，亟待完善。
1.2 國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關於此類研究甚少，但是關於對大學生職業指導、職業理想、職業生涯規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我國可以採納借鑑。在西方，職業生涯理論是慢慢形成的，期間與職業輔導的關係密不可分。美國是最早開展大學生職業輔導的國家，早在1908年，美國波士頓大學帕森斯教授就創辦了職業諮詢所，對每個入學的學生進行心理測試，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愛好、能力，從而確定專業和職業定向，便於在畢業前期確定擇業目標。而在日常的學習中由於學生確定了自己的專業和職業定向，就能夠有針對性地加強自身需要的某些能力，學會掌握職業發展策略，形成畢業輔導與日常規劃相結合，注重知識、注重能力。
2 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對涉農人才的需求
2.1 現代農業發展現狀 現代機器體系的形成和農業機器的的廣泛應用，使農業由手工畜力農具生產轉變為機器生產，使投入農業的能源顯著增加。現代農業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和商品率的有效途徑。
2.2 現代農業對涉農人才的需求 我國雖然農業發展歷史悠久，但現代農業發展相較於發達國家而言比較緩慢，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夠。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和農民素質的提高，培養一批具有實踐操作能力的現代農業人才至關重要。
3 基於能力導向的理實一體化涉農人才教育思路
發揮大學生的專業優勢、有效地引導大學生服務“三農”，從職業情感教育層面培養大學生到農村和農業戰線工作，具備服務“三農”的熱情、能力和素質，對大學生服務三農的熱情和素質培養，提出“一課程、一活動、一講座” 的理實一體化農科人才教育體系（見圖1）。
3.1 理論教育模塊――通過理論講學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 改變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三段式的學科教育為模塊式能力體系教育；由注重專業教育向注重素質教育轉變；由專業教育“一元化”向輔修制、雙證制的“二元化”轉變；由以教師為主的單主體向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雙主體轉變。要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專業理念，就應該在課程體系上進行優化設計，合理劃分涉農專業的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教學內容和課時比例，必修課程，2個學分（1+1）。理論教育模塊（含農科專業課程和圍繞專業舉行的三農講座）佔1個學分。
該模塊主要針對全校所有專業學生設立，主要任務和整體目標是使學生學會查閲資料，瞭解當前“三農”問題以及國外農業發展對我國的啟示，培養全校各專業學生“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的情感。樹立求真務實，特色鮮明，立足專業，服務三農的志向。
3.2 實踐教育模塊――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專業技能 實踐融入模塊（學校統一按生源地組織學生走進農村、瞭解家鄉的調研活動）佔1個學分。
本模塊以家鄉三農發展為立足點，瞭解家鄉農村環境，農業發展現狀，培養“熱愛家鄉，情繫三農”的情懷，樹立當代農業發展觀。
實踐教育模塊主要通過由學院組織的“走進農村，瞭解家鄉”大學生調研活動，進一步提升對家鄉新農村建設、產業狀況、農產品的供銷產業鏈、家鄉農產品的發展歷史、發展環境、未來發展前景的認識。如當前許多農業學院的特種動物養殖技術專業確立了“建立專業基礎公共平台，實踐教學實行分流，按模塊嵌入主要生產環節的人才培養模式和5+1的教學法模式”。中草藥栽培技術等相關專業形成了3+2+1的教學模式、雙循環漸進式實踐教學模式、多元啟動的二主二輔產學研結合教學模式與豐富多彩全園素質教育模式。農科經濟管理類專業實行了“融合式理論教學與開放式能力培養相結合的理論――實踐――理論――實踐”循環培養模式。
3.3 文化養成模塊――重點培養學生的“三農情懷” 通過“三農”宣傳陣地、社團、志願服務等形式，加強“三農”情景教育，深化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認識，形成具有三農氛圍的校園文化；各社團組織一定數量的走進三農、服務三農的活動；開展多種形式的以三農為載體的志願者活動，培養“三農情懷”。①加強微博、空間等網絡媒體和紙媒等三農情懷宣傳陣地建設，宣傳三農政策、農業創業典型事蹟等。②通過農村社區志願服務，瞭解農村，加深對農民的感情，培養農村認同感。③通過校園文化活動農村農業農民題材選用，以文藝形式，挖掘三農的魅力，增強三農吸引力。④通過主題論壇、演講、徵文等，農業創業、農村工作典型事蹟宣講、認知交流。⑤通過三農主題社團建設，開展三農特色活動，培養自主能力，培養從事農村工作、農業創業的學生骨幹。⑥通過大學生科技創新、新苗人才計劃，引導學生思考三農問題，認識和探索發展規律，通過農業創業實踐，挖掘、孵化農業創業項目，培養骨幹。
3.4 以校、地合作為紐帶，實現產學結合 加大力度開展院校和地方合作，簽訂合作協議，充分發揮院校的人才、信息和科技等優勢，指派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到地方實習和學習，如此不僅能夠為地方科技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相關專業技術人員也能夠發現地方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為高校樹立新的研究課題，推動院校的科研與創新。
比如在吉林農業科技學院百年的辦學歷程中，學院立足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辦學宗旨，先後與吉林省的九台市、雙遼縣、郊河市、長春市雙陽區等十多個縣、市、區、鎮建立了院地合作項目對接，充分發揮學院教育培訓、科研開發與推廣等優勢，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獲吉林省政府校企合作優秀獎和吉林省人才優質項目二等獎。
4 結束語
隨着社會對人才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職業院校涉農專業調整成為了當務之急。目前我們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把專業調整與專業內涵建設結合起來，從而全面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因此，在涉農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明確專業建設的思路與方向，依託學校現有資源，充分發揮優勢專業作用，立足涉農產業，面向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制定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教學方案和方法，彰顯辦學特色，培養更多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實踐性優秀人才，較好地滿足就業市場變化的需要。
參考文獻：
[1]鄭學梅。福建省農業高職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05）.
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農藥科學使用知識等宣傳活動，營造全社會重視農藥安全使用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輿論氛圍。採取舉辦科技講座、召開防治現場會、展示病蟲綠色防控技術等多種形式強化農藥科學使用技術培訓，並以推廣當地主導產業、特色產業病蟲等有害生物無公害防治技術為突破口，深入普及農藥科學使用知識，指導農户科學用藥，把農藥對環境的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斷提高種植户科學、合理用藥水平，為市場提供綠色、無公害農產品。
2、根據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品種、劑型
各種農藥都有其防治範圍，超過這個範圍則無效。因此，在生產實踐中，防治病蟲等應根據藥劑的性能特點和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才能做到對症下藥。如殺蟲劑中的胃毒劑對咀嚼式口器害蟲有效，但對刺吸式害蟲無效；殺菌劑中的硫製劑對白粉病菌有效，但對霜黴病菌無效。在防治病蟲害時，應儘量選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或生物農藥。
3、選購或使用農藥時，要認真閲讀使用説明書，做到對症施藥
在正規門店選購藥劑品種，選購或使用農藥時，一定要認真閲讀農藥使用説明書，做到對症施藥。購買農藥時要看清標籤，不要購買標籤不清或包裝破損的農藥。使用農藥前應認真閲讀農藥使用説明書，如有疑問應及時請教農藥經營者或當地植保技術人員，務必嚴格按照農藥使用説明書標註的使用濃度和使用對象使用。
4、加強病蟲監測預報，適時用藥
選擇最佳施藥時期和施藥量，不要盲目混用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施用濃度。在最佳防治時期用藥，可以用最少的藥量達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確主要防治對象，並進行定點定期規範調查，及時病蟲等有害生物發生動態，是開展科學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蟲等有害生物測報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開展高效、低毒、低殘留及生物藥劑試驗，篩選出適合當地生產實際的經濟、高效品種、劑型、用法和用量等，通過示範樣板，加快推廣。一般來講，防治害蟲在幼蟲低齡施藥最為適宜；使用保護性殺菌劑防治病害，要在發病初期及時施藥才能奏效。農民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已經過了最佳防治時期才開始用藥，結果按常規藥量難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使用濃度，這樣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殺傷天敵、污染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嚴重超標，影響食用者身體健康。
5、根據天氣狀況科學用藥
一般應在無風或微風天氣施藥，同時注意氣温變化。氣温低時，多數有機磷農藥效果較差；温度太高，容易出現藥害，嚴禁中午高温噴藥。颳風下雨天氣會使藥液流失，降低藥效，因此，使用農藥最好選擇內吸劑，其次用乳劑。
6、注意農藥安全間隔期和農藥包裝、廢棄物等回收處理，減少農產品和環境污染
農藥安全間隔期是指最後1次施藥到作物收穫的時間。施用農藥如未達到安全間隔期後採收，食用後會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所以應嚴格按照農作物的安全間隔期採收農作物。做好農藥包裝、廢棄物等的回收處理，是減少環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蟲害提倡輪換用藥，科學混用
長期單一使用某一種農藥，會引起病菌、雜草、害蟲等有害生物產生抗性，防效降低。隨着使用年限的延長，抗藥性逐漸增強，用藥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輪換用藥或採用混合用藥方式，以延緩抗性產生，穩定防效。
8、注重農業、生物、物理、化學等措施綜合運用效果，找準銜接點，發揮滅蟲防病整體作用
生物農藥毒性低，防治病蟲等有害生物不易產生抗藥性，且不傷害天敵、無殘留、安全係數高，不足之處就是成本較高、藥效較為緩慢。如蛋白農藥誘導植物產生免疫力、苦蔘鹼、BT乳劑、滅幼脲、農抗120、井崗黴素、春雷黴素等。應用誘蟲燈、防蟲網、誘蟲板、誘蟲器和創造有利於天敵生長繁殖的環境，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和用藥次數，節約生產成本和減少污染。通過改善生產生態條件，創造有利於作物和天敵、不利於病蟲滋生的環境，增強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敵數量，減少用藥次數，恢復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功能，為市場提供豐富、優質、安全的農產品。
9、加快生產基地認證和種植技術規範推廣應用力度
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是適度規模生產經營的必然選擇，也是展示標準化、規範化種植的平台，做好生產基地認證工作意義重大。制定種植生產技術標準，規範操作，加強宣傳與技術培訓是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實現規模效益的保障。
10、加大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力度，強制生產者從事標準化、規範化生產
“盜天地之時利”命題的提出
“三才”理論是在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的農業實踐的結晶，又反過來成為中國傳統農學的指導思想[3]。研究中國傳統農學，不能不接觸“三才”理論。賈思勰和陳旉農學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論。賈思勰説：“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在《齊民要術》中，這一精神貫徹到農業生產技術的所有環節中，集中表現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4]。《陳旉農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如：“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無不遂矣。”“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捲上《天時之宜篇》）具體到育秧，“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修治，俾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善其根苗篇》）——“時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這正是“三才”理論在育秧上的運用。
陳旉在“三才”理論表述上除對前人的繼承外，也有所創新，集中表現在“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天時之宜篇”）這一命題的提出。“盜天地之時利”一語源出《列子·天瑞篇》：“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陳旉自號“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屬於道家的《列子》的有關理念不足為奇；但不應把它簡單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或對前人論述的蹈襲，因為陳旉把它作為自己農學理論的綱領。石聲漢甚至稱《陳旉農書》為“以‘盜天地之時利’為目標的農書”。因此，我們應該從《陳旉農書》所載的農學和農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義。
“盜天地之時利”這一命題的“新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比“順天時，量地利”顯然更為積極主動，反映出一種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賦予的光熱資源和水土資源的要求。二是以前農書一般分言“天時”、“地利”，陳旉卻把它們合在一起，稱之為“天地之時利”，這是由於他認識到天時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陳旉農書》全書突出一個“宜”字，“天地之時利”或稱“天地之時宜”，也就是“天地時利之宜”。這個“宜”，反映了從實際情況出發，遵循自然規律的這一根本要求。“宜”與“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獲其“利”——這是一種符合辯證法的認識。
關於自然規律，《齊民要術》借用《淮南子》“勢”的概念，揭示了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性質[5]。《陳旉農書》對自然規律的某些根本特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然規律的一個特點是能夠重複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陳旉稱之為“常”和“必”，而把與之相對的偶然性稱之為“幸”；他認為，農業上遵循的法則應該建立在這種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求取其“必效”，而不應該把希望寄託在僥倖成功之上。他主張：“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苟徼一時之幸哉！”（《財力之宜篇》）又説：“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蠶桑敍》）[6]
《陳旉農書》捲上屬於總論性質，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專題劃分的，稱為“十二宜”。這“十二宜”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主要講天時及其利用的，2篇（“天時之宜篇第四”、“六種之宜篇第五”）；第二類是主要講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勢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糞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類是主要講經營管理的，6篇（“財力之宜篇第一”、“居處之宜篇第六”、“節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慮之宜篇第十二”），這在一定意義上是與“三才”理論的天地人相對應的。下面，我們分別進行一些考察。
“天時”及其利用
關於天時，陳旉指出了“時”和“氣”可能發生的矛盾，強調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時令安排農事，而要根據實際的氣候變化靈活加以掌握。書中説：
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
在這裏，“時”指時令，即所謂“四時八節”，“氣”指氣候的實際變化。陳旉不但對“時”和“氣”做出這樣的區分，不但對作物的生長髮育與時令、氣候的關係做出“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這樣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們之間可能發生不完全符合的情況；這在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時”在甲骨文中從“日”從“之”（甲骨文的“之”字從“止”在“一”上，“止”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現在的話説，就是太陽的視運動。太陽的視運動引起了氣候的季節變化。後來人們把“時”視為“氣”（指氣候，或各種氣象因素的集合）運行所呈現的秩序，這在當時是人們認識的一個極大的進步。按照氣候變化的這種時序性制定的歷法和節氣，即指時系統，人們也稱之為“時”。在我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後一種意義上的“時”的體系（指時系統）是以二十四節氣為中心的，它形成於戰國秦漢之際（同時還總結了與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漢代的歷法改革又使月份和節氣協調起來，使得這個指時系統更為完善[7]。《齊民要術》就是依據這一指時系統來安排農業生產的；由於月份已經和節氣協調起來，有時只需按月安排生產就可以了。這種“時”的體系是根據氣候的季節變化的一般規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對固定起來，而實際氣候則因時因地而變化多端的，甚至會出現偏離常軌的情況。但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強調的是“時”和“氣”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時”和“氣”聯結成一個常用的詞[8]。一直到了陳旉才明確地指出了它們可能出現的矛盾的一面。
為什麼人們的認識會發生這樣的發展和變化，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地區性的因素。作為我國傳統指時體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節氣，反映了日地關係的變化規律，帶有普遍性，但它畢竟是在黃河流域形成的，其具體內容打上黃河流域氣候變化規律的烙印。中唐以後全國經濟重心逐步轉移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原來的以二十四節氣為座標基於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經驗的具體農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區。二是時代性的因素。中國氣候在宋代進入一個變化較多的時期。根據氣候史專家張丕遠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國氣候總的説來比現代温暖，但常常出現寒冷的氣候，也就是説氣候很不穩定，是典型的氣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間發生了突變，中國氣候從此進入了一個氣温較低、降水較少的時期。陳旉正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氣候多變的“混沌”時期，處於氣候突變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氣候微小的變化都會對農業生產發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用刻板的態度對待既定的時令而不知變通顯然是有害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靈活地對待時令。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注意到這一點，才能真正從氣候的實際情況出發安排農業，把“時宜”落到實處。至於具體應如何靈活掌握時令，陳旉沒有詳細的論述，只是引用《尚書·堯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驗之物理”。所謂“驗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時。即以物候校正時令中的農事安排。在沒有温度計、濕度計的古代，物候確實更能反映氣候的實際變化，從而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農時；在實際的農業生產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輔助指時手段。
如何利用“時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種之宜篇”的一段論述：
種蒔之事，各有攸敍，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綏之足憂哉！（《六種之宜篇》）
在這裏，陳旉指出合理安排種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時宜”。上文已經指出，在《陳旉農書》中“宜”與“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謂“知時宜”，可以理解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時”所提供的有利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充分利用氣候資源（光熱資源）。《陳旉農書》給出的辦法是在“天時”所許可的各種作物的生長季節中，按照作物生長和收穫的順序，把耕地安排得滿滿的，使各種作物“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換句話説，種植制度的要義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而“天地之時利”的充分發揮，又是以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的。
“相繼以生成”，無疑是指複種[10]；“相資以利用”則既包含複種，也包含間作[11]。《農陳旉書》“耕耨之宜篇”説：
早田刈獲才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歲計也。
這是包括稻麥複種在內的複種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來歲功役”和以其收成“助歲計”，而且由於經過“耕治曬暴，加糞壅培”，改變水田長期漬水的狀態，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這既是“相繼以生成”，又是“相資以利用”。《陳旉農書》“種桑之法篇”雲：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牆籬，仍更疏植桑，令畦壟差闊，其下遍栽苧；因糞苧桑亦獲肥矣，是兩得之也。桑根植深，苧根植淺，並不相妨，而利倍差。
這是把深根的桑和淺根的苧麻搭配間作，而達到兩“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這也是“相資以利用”的一例。
據此，可以説，“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是種植制度中複種和間作經驗的一種理論概括。間作是秦漢以來已經有的種植方式，以稻麥複種為中心的大田複種則主要唐宋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經驗。這種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在中國農學史上是空前的。《呂氏春秋》、《氾勝之書》、《齊民要術》都沒有談大田複種問題，唯有《陳旉農書》談了這個問題，並概括出精彩的理論。這是耕作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見在《陳旉農書》中，充分利用“天時”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為條件的，並與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這種種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時”（氣候資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資源），真可謂“盜天地之時利”了。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為什麼陳旉總是合起來講“天地之時利”。
“土宜論”與土地利用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國古代人民在長期的農業實踐中對土地的認識逐漸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學理論——“土宜論”和“土脈論”[12]。《陳旉農書》繼承了這種在先秦時代已經出現的理論而有所發展。
關於“土宜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上面提到的，為了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能力，陳旉總結了間作和複種的老經驗和新經驗，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裏，儘量不讓耕地閒置，要做到“種無虛日，收無虛月”；其二是提出了一個地區各類土地的全面利用規劃。下面，我們着重談談第二點。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內涵之一，就是按照一個地區內的不同土地類型來全面安排農業生產。《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齊民要術》不但強調因土種植，而且指出“山澤有異宜”（《收種第二》），應該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種：“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賈思勰在規劃土地利用時，實際上也是有統籌兼顧的全盤考慮的。不過有關論述在《齊民要術》很分散，沒有形成系統[13]。陳旉《農書》則不同，他以專篇（“地勢之宜篇”）論述土地利用問題，給出了一個地區的比較完整的土地利用規劃，這個規劃完全是從江南具體的自然條件出發、從江南自身農業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它把各類土地的利用和水利開發和治理結合在一起，也體現了鮮明的南方特色。這在中國農書中是前所未有的。
陳旉在該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區的不同土地類型，由於地勢和地形的差異，氣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傳所謂高山多冬，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乾旱。下地多肥饒，易以渰沒。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陳旉《農書》介紹了高田、下地和藪澤三類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説來，高田治理方案的要點是建造陂塘和加寬坵壟，實際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沒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環繞之”，實際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邊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種蔬茹麥麻粟豆，兩旁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灘藪澤有兩種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種節大水過後湖灘搶種一季早熟的黃綠稻，即所謂“湖田”；二是在水面縛架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闡發，談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點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點。有關記述比較清楚，論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細述。
在這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從江南地區的實際出發的，是江南地區農業經驗的結晶。江南地區沒有黃河中下游地區那樣廣闊的平原，這裏山林較多，水面較大。《齊民要術》雖然也偶爾談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體仍然是平野中的農田。但從《陳旉農書》看，這裏有山地高田，有易於淹水的低地，有湖灘藪澤，而高田治理方案記述尤詳；它所反映的應該是江南的一個丘陵地區。由於缺乏廣闊的平原，江南地區當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不能不向山區和水面擴展耕地。於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創造。繆啟愉早就指出，圍田和圩田起源於吳越時期的江南[14]。葑田也起源於南方，東晉郭璞的《江賦》雲：“標之以翠蘙，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應該就是對江南地區葑田的描述；它與《陳旉農書》把《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吻合的[15]。其實，梯田的起源亦與江南有關，江南起碼是其起源地之一。陳旉《農書》介紹的陂塘與高田結合的梯田模式，顯然不是北方農法的移植，而是從當地農業經驗的積累中發展起來的[16]。我國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於春秋時代，首先出現在南方地區。漢代有所謂“陂田”，即憑藉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長時期內，陂塘主要用於灌溉比較低平的田[17]。應該指出的是，江南地區陂田有悠久歷史，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築陂塘。如《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這裏講的就是陂田。又據《太平御覽》卷935引《吳越春秋》載：越王勾踐駐紮在會稽山時，發現會稽山上有上下兩處魚池[18]。這種魚池很可能是與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結合在一起的。即使它當時沒有用於灌溉，但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時（如人口增加，需要開墾山地），這種經驗的推衍，山區的陂塘遲早也會用於灌溉，從而產生梯田的。江南的這種梯田最早出現於何時，現在還難以確考，《陳旉農書》不過第一次記載了了這一事實而已。[19]
總之，《陳旉農書·地勢之宜篇》是對中國傳統土宜論的發展，而充分利用各類土地資源正是南方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土脈論”與土壤改良
關於“土脈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也有兩點，這就是萬國鼎所稱“兩個傑出的對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一是“土壤有多種，好壞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適合作物生長”；二是“土壤可以經常保持新壯的基本原則”[20]。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原則都是建立在“土脈論”的基礎上的，是對“土脈論”的發展。
在中國，“土脈論”思想始見於《國語·周語》，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議論中[21]提出了“土氣”、“土脈”、“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氣”指土壤温濕度的變化，水分、養分、氣體的流動的綜合性狀。“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種肥沃潤澤的精華之物。“土脈”則是指“土氣”或“土膏”有規律的博動和流通。人們把土壤看成是有氣脈的活的機體，是可以變化的、運動着的物質[22]。這種思想的提出意義十分深遠，正是由於認識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變動的（實際上也是如此），人們才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干預使之向適合人類需要的方向轉化。《呂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並總結了調節土壤五對矛盾性狀的“耕之大方”；《氾勝之書》“和土”的理論，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論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礎之上的，而《陳旉農書》的上述兩原則，也是這種理念的發展。
《陳旉農書·糞田之宜篇》説：
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惑苗茂而實不堅，當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磽埆之土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實堅慄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這裏指出土壤的肥瘠差異是由土壤“氣脈”決定的，這種“氣脈”，可以理解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礎。陳旉認為，由於“氣脈”的差異，形成土壤的不同類別，而治理也要採取不同的辦法。這樣，陳旉就把“土脈論”與“土宜論”結合起來了。從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陳旉引證了《周禮》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視其土之性類，以其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
陳旉對地力遞減論提出批判：
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壯”説。它是“土脈論”的合理延伸。試想，如果土壤性狀不是可變的，如果人們不能影響這種變化，“地力常新壯”又從何談起呢？所以，它與從《周語》、《呂氏春秋》到氾勝之、王充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發展。這種發展，不但在於明確論述了“地力常新壯”的可能性及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在於這種論述清楚地體現了用地與養地相結合的原則。這正是我國傳統農業土地種了幾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奧祕所在；對於今天要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傳統農業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環境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陳旉農書》以前的農書，論述較多的是耕作措施。《呂氏春秋·任地》糾正地性狀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勝之書》“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謂“強土弱之，弱土強之”。王充改良土壤的辦法是“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點仍在耕作。《齊民要術》主要通過耕作達到土壤的熟化；當時肥料比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種植綠肥或禾豆輪作。《陳旉農書》也採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輪作、冬閒田的不同耕作處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漿管理、開溝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點是施肥。《陳旉農書》中關於施肥的內容十分突出。萬國鼎指出：
《陳旉農書》的篇幅，遠小於《齊民要術》（總字數為《齊民要術》的九分之一），但是《陳旉農書》用於肥料問題上的字數，顯然超過《齊民要術》，在《齊民要術》中，書前雜説有踏糞法，但不是賈氏原文；有《要術》本文中，若把引者古書的（主要是《氾勝之書》）除外，只有對於綠肥的強調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爾談到施肥問題。但在《陳旉農書》中，不但寫了糞田之宜篇專論肥料，其他各篇也頗有談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談到，往往是具體而細緻的敍述。把這些敍述合併起來，不論字數或內容上都超過糞田之宜篇。它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到處顯示出對肥料的重視（引者按，陳旉的“地力常新壯”説強調的也是施肥），對於它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23]
《陳旉農書》在肥料問題上的創新和發展，萬國鼎先生論之已詳，無須重複。我在這裏補充幾點：一，肥料的來源主要是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如“掃除之土，燃燒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糞汁”，“滌器肥水”，“泔澱”等）或副產品（如“麻枯”等），體現了農業生態系統內的一種物質循環利用和對農副產品的多層次利用。二，肥料上的這些創新和發展，是從《齊民要術》到《陳旉農書》六百年間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首先是江南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六朝以來，尤其是隋唐以來，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對不足，需要提高單產；同時，人們一面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一面提高複種指數，發展多熟種植，同時，南方氣候温暖，雨水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補充，這樣，對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視施肥、千方百計開闢肥源，成為江南農法的一大特點。三，由於重視施肥，不但增加了產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們對種地可以增產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作為“土脈論”發展的“地力常新壯”等理論正是這種經驗的結晶，是江南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進步的產物。
“三才”中的“人”與經營管理
作為中國傳統農學指導思想的“三才”理論，除講“天”和“地”以外，還包括“人”。這個“人”，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技術的掌握，即如何認識和利用“天時”、“地利”，《陳旉農書》中“治”字出現的頻率頗高，如“治田”、“治糞”“治苗”，並強調“治之各有宜”，這就是突顯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生產的管理。在中國傳統農書中，前者一般融入講天時、地利、物宜等技術內容中，後者則往往有其獨立的存在。例如，《呂氏春秋》所載先秦農家言四篇中的“上農”，主要就是講國家對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力的管理的。從《氾勝之書》起，《四民月令》和《齊民要術》等重要農書都包含了對私人農場經營管理的內容。由於中國傳統經濟史記述的“食貨”系列[24]中只着重講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或稱“官經濟”、“公經濟”），上述農書的有關記述保存了中國歷史上對“私經濟”的管理及其發展狀況的珍貴資料。對農業生產的管理是中國傳統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國傳統農學的論著有意或無意地把“人”學排除在外，是不夠妥當的；中國傳統農學絕非“見物不見人”。
雖然《齊民要術》及以前的農書已經包含了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內容，但《齊民要術》的有關記述是分散的，將有關經營管理的內容集中起來，以若干專篇予以系統的論述，在中國傳統農書中，《陳旉農書》是第一次這樣做。《陳旉農書》有關經營管理的專題，在捲上“十二宜”中佔了6篇，可見其份量之重。這些講述經營管理的專題是和講述農業技術的專題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術和管理分開”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財力之宜篇”開篇，以“念慮之宜篇”結尾，這兩篇都是講經營管理的，尤其是“念慮之宜篇”，稱得上是全卷的總綱，陳旉拿它來做“十二宜”的“壓軸”。我們着重對這兩篇作些分析。
“念慮之宜篇”強調農業生產的計劃性。這是精耕細作農業的特點所規定的。因為精耕細作不但是增加勞動力投入，而且是在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採取適當的技術措施去爭取高產，農業生產與“天地”打交道，牽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計劃地進行。春秋時代的鄭子產就已經説過：“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25]農功要有縝密的思考和計劃，其中包含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太平經》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四民月令》被稱為“地主的經營手冊”，其中已包含了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計劃和安排。《齊民要術》沒有專門談生產計劃的篇章，但書中處處體現了精細計算、統籌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種植商品菜的農田選擇在靠近市場的“負郭良田”，菜田的佈局要考慮灌溉、管理和運輸的方便[27]；各種糧食作物安排在什麼地方，也有一個全局的考慮[28]。
陳旉繼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論，他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農事尤宜念慮者也。孟子曰：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於閒裕之時，因循廢事，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料理輯治，則日成一日，歲成一歲，何為不充足備具也？……
這裏講的有兩個要點：一是引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古訓，指出農業生產要預先作計劃。而且，這計劃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之上的。陳旉在《財力之宜篇》中説：“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苟徼一時之幸哉！”所謂“必”和“常”，就是陳旉對客觀規律必然性和重複性的表述。二是從事農業生產要專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宋代江南農業的發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為豐富的內容，併產生了比前代更為複雜的關係，例如，既要根據天時地利，合理安排各類土地的生產項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塊的間作複種，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念慮之宜”就不足為奇了。所以，《陳旉農書》對農業生產計劃性的強調，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江南地區精耕細作農業獲得長足發展的一種反映。
“念慮”和計劃要貫徹到農業生產的一切環節，首先是合理確定經營規模。“財力之宜篇”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它提出的原則是“量力而為，財力相稱”。陳旉説：
凡從事於務者，皆當量力而為之，不可苟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遊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後為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務多貪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雖多其田畝，是多其患害，未見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徼一時之幸哉。
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哉！……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以精耕細作求高產主張，突出表現就是戰國初年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從那時起，它成為中國傳統農學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之一。《齊民要術·種穀第三》在引述了《氾勝之書》以後説：“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齊民要術》卷首《雜説》：“凡人家營田，須量已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陳旉農書》的“量力而為，財力相稱”論與上述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裏，可注意的有兩點：一，《齊民要術》提法比較籠統；卷首《雜説》也只是提到“量力”。《陳旉農書》則進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給”，即家庭勞動力或僱傭勞動力能夠耕作過來；又要“財足以贍”，即具有進行必要的農業投入的財力（如果是地主，則還必須具備足以支付僱工工錢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產資料的財力）。可見，《陳旉農書》對於確定農場耕作規模的條件的考慮更加周全了。二，《齊民要術》對“多惡不如少善”只是簡單的引用農諺（“頃不比畝善”），基本上沒有展開論證，《陳旉農書》則以專篇進行認真的論證。而且這種論證並非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如引證反映農民經驗的諺語：“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而是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指出只有財力相稱，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實這也是農業生產計劃性的一種體現。
“念慮”與計劃精神也貫徹在經營管理的其他環節。例如，“居處之宜篇”講不同住所與農田的安排，“節用之宜篇”講通過節約加強儲備，以防遇到災害和突然事故時陷於“倉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講事先準備好需要使用的各種工具和設施。即使屬於農業生產的具體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勢之宜篇”講的土地利用規劃，“耕耨之宜篇”講的各種土地秋收後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種之宜篇”講各種作物種植順序的合理安排，“糞田之宜篇”講用地養地結合和對農業生產生活中各種廢棄物質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講如何巧妙安排各塊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無不體現了在專心致志、深思熟慮基礎上對農業生產各種因素統籌安排的精神。
《陳旉農書》在一定意義上是江南農業生產與農業技術經驗的結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農法的一些特點。在很長時期內，江南農法是南方農法的先進典型和代表。江南農法是在唐宋以後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以江南農法為代表的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與早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即已形成的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相比，農學指導思想和基本的技術原理原則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點。過去研究者着眼於兩地自然條件和種植結構的差異，突顯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北方旱地以“耕—耙—耮”（或“耕—耙—耮—壓—鋤”）為特徵的精耕細作體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為特徵的精耕細作體系。這的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重要特點。但這並沒有包括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全部特點，也沒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點。在水田耕作栽培技術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視施肥是與水田耕作同樣重要的技術環節。《陳旉農書》着重闡述了這方面的問題。此外，南方農法主要特點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區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過間作和複種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中儘量不讓耕地閒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創造出各種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這一特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明顯的表現。而且，正如《陳旉農書》有關記述所表明的，這種方式把“地利”與“天時”、“物宜”結合在一起，對自然界氣候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利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南方農業的許多技術，如育秧移栽、積肥養地，水旱輪作和水田的各種耕作技術，培育適合複種和各類土地的品種等，都是與這一特點相聯繫的。與之相聯繫的還有南方農業另一重要特點——對農副產品多層次利用和循環利用，這一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反映，雖然還不大充分。對氣候資源、土地資源和農副產品資源利用技術的發展和彼此的結合，到了明清時期，形成了對農業生態系統內各種資源綜合的、立體的、多層次的利用的生態農業的雛形，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區出現的。經濟的進步，説到底是資源利用廣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説，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南方地區對農業資源利用技術和理論的發展，既體現了地區的特點，也反映了傳統農法時代性的進步。這一特點和進步，在《陳旉農書》中已經開始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註釋
[1]“農法”是借用日本學者使用的概念，相當於中國學者説的“農業技術體系”或廣義的“耕作制度”；它比較簡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比較重要的成果有萬國鼎的《陳旉農書校注》（農業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國農學史》下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學者大澤正昭也撰寫了《陳旉農書的研究》（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出版，1993年）。
[3]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七章。
[4]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節。
[5]《齊民要術》引述《淮南子·主術訓》説：“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闢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這裏的所謂“勢”，就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對於“勢”，人們不能“逆”，只能“因”。“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屬於道家的體系。從這點看，賈思勰和陳旉一樣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
[6]“三才”理論不但是陳旉農學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寫作農書的根本依據。陳旉説他的《農書》有助於“聖君賢相”完成“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務（《序》），説明他是以“三才”理論的大框架為歷代重農政策及其農書的使命定位的。
[7]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關部分。
[8]例如後漢皇帝的詔書中屢有“務順時氣”、“勉順時氣”、“宜順時氣”等語，見《後漢書》明帝、章帝等“本紀”。
[9]張丕遠、王錚、劉嘯雷：中國近2000年氣候演變的階段性，中國科學，1994，B24（9）；張丕遠，中國歷史氣候的變化，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關於唐宋氣候，竺可楨認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後進入寒冷期。有些學者認為中唐已出現寒冷氣候。張丕遠等人經過研究，維持竺氏唐代為温暖期的結論，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後進入寒冷期的觀點。
[10]南宋晚年黃震在江西撫州勸民種麥時説：“每年春夏之間，舊谷既盡，新谷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吃此麥飯，種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黃氏日鈔》卷78《鹹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可作陳旉所説“相繼以生成”的註腳。
[11]萬國鼎在《陳旉農書校注》中説：“‘相資’，有互相資助的意思。‘相資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後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這一解釋大體是正確的，但還可以作一些補充，“相資以利用”還包括間作的經驗在內。
[12]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
[13]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節中的“《齊民要術》中的土宜論和土地利用原則”。
[14]繆啟愉：《大湖地區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發展》，中國農史，1982年第1期；參閲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頁，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參閲李惠林：中國農業浮田的起源和歷史，農史研究第8輯，農業出版社，1985年；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頁。
[16]黃土高原後來也有梯田，但這種梯田往往是“天水田”，與南方陂塘與山田相結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後漢書》卷53《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吳存浩《中國農業史》認為這條材料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雛形。這是一種新的觀點，但理由似乎不夠充分。因為“岡畔”猶言“山麓”，“下有陂田”，這種陂田應該在山腳下，何以斷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原文是：“越王陂塘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上，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涘六穀之廣，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數千萬，越國當富強。”
[19]我國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區東漢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養魚、種植水生植物，與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與水體綜合利用的經驗。江南地區以“飯稻羹魚”著稱，有利用陂塘灌溉和養魚的傳統。《陳旉農書》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規劃，卻沒有陂塘養魚的記載。這有兩種可能，一是陳旉生活的地區沒有利用陂塘養魚，一是雖有陂塘養魚的事實而陳旉沒有加以記載。如果是後者（可能性較大），則為《陳旉農書》不足之處。不過，《陳旉農書》規劃在陂塘的堤岸種桑系牛，也是一種立體的土地利用方式，與後世的桑基魚塘生產方式依稀有某種相通之處。
[20]萬國鼎：《陳旉農書評介》，載《陳旉農書校注》。
[21]《國語·周語上》載虢文公雲：夫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韋注，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厎於天廟（厎，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於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這裏指立春而言），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變也），脈乃滿眚（災也），谷乃不殖。”
[22]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節中的“土脈論”部分。
[23]萬國鼎：《陳旉農書校注》第12—13頁。
[24]從《史記·平準書》和《漢書·食貨志》開始，中國曆代正史中多有“食貨志”，是記述經濟發展歷史的專志，形成首尾相續的系列。中國古代政書《十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及其後續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貨門”，形成另一首尾相續的經濟史記述系列。
[25]《左傳》襄公25年。
[26]《太平經合校》第415頁，中華書局，1960年。
一、概述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為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業產業化升級，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省市批准了一些農業企業上市。然而從農業類上市公司近幾年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其整體經營效益不佳。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對外出口訂單驟減，應收賬款回收期加長；對內由於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資金支付壓力空前加大；另外銀行銀根緊縮，再籌資困難重重，導致眾多企業面臨資金鍊斷裂的風險，嚴重製約了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持續發展，延緩了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農業上市公司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要想得到良性的發展，就必須擁有長期充足的資金支持，必須具備持續的籌資能力。而籌資活動是企業財務風險的啟動點，籌資風險既是基於資本來源角度的財務風險，又是經營風險和投資風險結果的顯現與集中爆發，所以籌資風險是具有前導性和結果性的雙重性質風險。因此關於籌資風險的科學預測研究，不論對現階段的農業類上市公司規範籌資行為、優化融資結構，還是對未來即將上市的農業企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籌資風險預測模型介紹
所謂籌資風險預測，就是通過對企業財務報表及經營、投資方面相關資料的分析，利用及時的財務數據和相應數據化管理方式，將企業面臨的風險情況預先告知企業經營者和其他利益關係人。從主流的分析方法來看，單變量模型（國外大部分學者主要利用財務槓桿的高低來測量企業籌資風險）儘管簡單易行，但作用有限；多元邏輯迴歸模型（Logit、Probit模型）儘管不需要嚴格的假設條件，但樣本的數量不宜少於200個，否則存在參數估計的有偏性，另外繁雜的計算過程中存在很多的近似處理，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其預測精度；其它以非統計方法作為基礎的模型（以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為代表），由於模型難以確認、計算量較大和表述判別力較難等原因，導致在財務領域應用不多，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本文選擇多元線性判別法中最為典型的z分數模型與入指數法對農業上市公司的籌資風險作對比研究：
第一，z分數模型。美國學者阿爾曼教授於1968年提出“Z-Score”。該模型在經過大量的實證考察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從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中計算出一組反映公司財務風險程度的財務比率，然後根據這些比率對財務風險警示作用的大小給予不同的權重，最後進行加權計算得到一個公司的綜合風險分z值，將其與臨界值對比就可知公司財務風險的嚴重程度。其判斷函數為（鑑於我國證券市場非流通股無市場價格以及利息費用無法直接從年度報告中直接獲取，以財務費用代替，故對原模型中一些指標設定稍作調整）：
Z=1.2X1+1.4X2+3.3X3+0.6X4+0.99X5
其中：
x1——營運資金／總資產二（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總資產
x2——留存收益／總資產二（未分配利潤+盈餘公積）／總資產
X3-息税前利潤／總資產二（税前利潤+財務費用）／總資產
X4-股權市價總值／總負債二股東權益／總負債
X5-銷售收入／總資產二主營業務收入／總資產
在Z-Score模型中，將反映公司的償債能力比率（x1和X4）、獲利能力比率（x2和X3）以及營運能力比率x5有機地聯繫起來，採用綜合的方式預測公司籌資風險的大小。在這一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判斷公司破產的臨界值或稱切割值。當2<1.8時，公司有很大的破產危險，籌資風險很高；當1.8<2<2.675時，公司處於灰色地帶，財務狀況極不穩定，籌資風險較高；當2>2.675時，公司財務狀況良好，破產可能性極小，籌資風險較低。一般來説，公司的“Z-Score”越低，發生破產可能性越大，籌資風險越高。
第二，入指數法。現金流在企業財務管理中屬於“木桶理論”中的那一塊最短的木板，因此現金及其流動必然是籌資風險預測的重要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將取代利潤或流動資本成為支付能力的象徵。入指數法就是通過近幾年的現金流量來計算上市公司短期內再籌資風險概率的模型。該模型主要考慮上市公司因無現金支付到期負債而陷入財務困境直至破產，卻沒有專門考慮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當然現金流量多少也會反映這些因素。
指數=先進留存+期望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的標準差
其中：
現金流量=現金+有價證券+可使用的信用度
期望現金流量二期望收到或支出的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的標準差=現金流量
則：
估計該公司的籌資風險=1-N(入)
式中N代表標準正態分佈，可根據算出的入值，查正態分佈表得出結果。
三、實證檢驗
第一，樣本選取。本文在借鑑國內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新浪股票——農林牧漁板塊共60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取其中截止2008年底被特別處理的5家ST公司作為樣本，分別是ST亞華、ST中農、ST九發、ST香梨和ST康達爾；由於行業與企業規模的影響，為了作對比分析，筆者將板塊中績效差以及虧損的企業剔除掉，擇優確定了5家非ST企業作為比較樣本，分別是正虹科技、順鑫農業、光明乳業、隆平高科以及新希望。
第二，數據説明。具體如下：
一是該方法所有檢驗數據都來自證券之星、巨潮資訊網以及新浪財經有關個股資料及財務年報，每股市價取當年12月31日收盤價；
二是所有年報數據均採用合併會計報表中的數據；
三是對於ST公司，運用z模型進行分析預測時，由於所依據的財務數據越臨近財務失敗時，其準確率越高，所以選取被ST處理最近一年及其前兩年的年報數據，運用入指數法的時候則選取被ST處理前5年的數據；
四是對經營良好的公司運用z分數模型進行分析預測時統一選取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的年報數據，運用入指數法的時候則統一運用2004-2008年連續5年的年報數據；
五是ST中農由於是2000年上市，於2003年4月23日被特別處理，股票簡稱變更為“ST中農”，於是只有前三年的年報數據進行入指數計算；
六是假設組內分佈為近似正態分佈並且兩組的協方差矩陣相等。
第三，模型運行。
四、模型實證結果比較分析
第一，兩個模型的判別精度比較。模型判別準確率比較。從表1、3可以看出，對於ST公司來説，z分數模型判斷亞華、康達爾、九發和香梨均有財務惡化的趨勢，風險預測值遠遠低於下臨界值1.8，只有中農公司的z分數值卻接近於上臨界值2.675，平均誤判率為26.67%;入指數法顯示這五個公司均有較高的籌資風險，中農公司的風險值最小。
從表2、表4可以看出，對於非ST公司來説，z分數模型和入指數模型的預警存在很大差異。其中z分數模型對非ST公司2006-2008年三年的平均誤判率為40%，高於ST公司。本文認為，這是由於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粉飾報表現象；入指數法的預測要相對準確．與實際相符。
風險值趨勢判斷比較。10家農業上市公司中有5家為ST公司，z分數模型和入指數模型三年預警值變化趨勢均一致，中農集團的z分數值顯示連續三年財務狀況都處於灰色地帶，接近於上臨界值2.675，入指數模型計算顯示該公司破產風險僅為6%，説明模型預測趨勢一致；趨勢判斷差異主要體現在另外5家非ST公司的預警值上，z模型顯示這5家非ST公司除了光明乳業財務狀況比較良好以外，其他四家都處於灰色區域，財務狀況極不穩定階段；而入指數模型計算顯示這5家非ST公司財務狀況良好，不存在籌資風險，唯一例外的隆平高科籌資風險也僅為1.54%。相比之下，入指數模型能更好地反映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所選5家業績好的公司的實際經營狀況的確不錯）。
綜上所述，z分數模型預測10家農業企業是否具有財務危機的判別精度約為66.67%，入指數模型約為90%。相對來説，入指數模型適用度高於z分數模型，故在兩者間本文選擇入指數模型。
第二，兩個預測模型在農業上市公司實際應用的侷限性。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數據取得問題。由於我國上市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利潤操縱的行為，農業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其會計報表的真實性要打一定的折扣，有些指標可能與實際財務狀況不符，導致計算結果有偏差，也導致了模型的預測能力及準確度相對降低。
二是樣本選擇中的侷限。由於我國農業上市公司截至目前數量有限，被”的公司數量就更少，所以樣本規模偏小，難免出現以偏概全的現象，對整個模型的預測效果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進一步的研究可以通過拓展至多個行業，找出異同點，尋求消除差異的處理方法，從而擴大樣本，也可以擴大模型應用的廣度。
三是行業因素的影響。我國農業企業由於在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加而產生對主營業務收入的影響，在內部成本上升和外界環境的壓力下，企業的轉型意願增強；其次是我國農業企業整體銷售收入相對於其他製造型企業較低，從而導致在計算z分數值時X5偏低；再次，中美關於破產界限的界定存在較大差異。z分數模型具有顯著美國行業的特性，對於美國公司而言，若資不抵債則可能破產，但我國只要存在償債能力就不得申請破產。
第三，具體建議。目前我國農業企業在現金流量管理方面較為薄弱，資金利用效率極其低下。一方面把過多的資金用於長期項目，幾乎全部以流動負債來維持運轉，籌資風險陡增。另一方面，企業支付能力嚴重匱乏，“三角債”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而且很多上市公司沒有建立信息反饋機制，對現金流量管理也缺乏事後控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防範籌資風險，關注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指標。尤其是營運資金／總資產、股權市價總值／總負債兩個指標，該指標能很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間接反應公司的籌資風險程度，從而保護中小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
二是企業應建立現金流預算體系，加強現金流量管理。現金流總預算應着重於規劃和控制企業宏觀的經營活動，保障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日常現金流的預算應統管日常經營活動的現金安排，保證現金流有條不紊，永不停息，從而保障企業簡單再生產或者擴大再生產的進行，滿足企業實現價值創造的條件。
三是在現金流量管理的過程中，應建立信息反饋機制。將有關信息及時反饋到決策部門，計劃部門，做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研究解決，將風險和損失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現金流量是企業管理的血液，只有形成良性循環，才有利於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四是目前絕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財務會計報表數據為基礎，以各種財務指標為變量來建立模型，缺乏非財務因素支持。不可否認財務報表數據是公司經營狀況的一個綜合反映，但財務報表數據絕不是公司經營狀況的全部反應。在實際操作時還應考慮宏觀經濟波動、產業以及管理因素，另外，審計意見以及公司治理結構、信用等級以及重大對外擔保和訴訟等其他非財務因素都將提高模型的預測能力。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佔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佔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於六十年代，以後發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佔197種[1]，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蒐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蒐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農政全書》為225種[3]，《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授時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註明出處，如“分地之利”註明《孝經》，“楛耕傷稼”註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脱漏，至於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彙集於一起，便於後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誌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複），無疑給後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羣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羣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羣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鉅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羣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於種植而詳於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羣芳譜》，蒐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祕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宂，補其缺遺”（康熙《廣羣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羣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宂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並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羣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授時通考》和《廣羣芳譜》都是集體編寫，又依賴皇家所藏圖書，自有其便利條件。但即使一般的農書，也有不少是文獻訓詁超過前人的。《江南催稻課耕錄》是李彥章為了推廣早稻而寫的論證擴種早稻的優點和可行性，他從“早稻原始”、“早稻之時”、“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種”、“江南早稻之種”等十個方面，蒐集了歷代有關早稻的文獻，展開論證，其方式類似現代進行某項研究或設計時，必先提出可行性論證一樣。以“各省早稻之種”為例，共蒐集了南方9省81個府州縣的早稻品種（及其特性描述）共數百個，遠非宋代《禾譜》46個品種，明代《稻品》36個（包括早中晚稻）品種所能比擬。
又如程瑤田的《九穀考》（17世紀末）和劉寶楠的《釋谷》（1840年）是將訓詁與農作物相結合的著作。《釋谷》特詳於水稻的考證，可説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證論文。《九穀考》則詳於黍、稷、粱、秫、穄等各種古代糧食作物的考證，稻不及《釋谷》詳盡。這兩篇論著是治中國穀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參考書。
清代農書內容方面的特色是實用操作技術的豐富、詳細，覆蓋面擴大，超過了前代。舉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術，複種指數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論和操作技術，施把技術，良種繁育、園藝、造林、蠶業、畜牧獸醫、漁業、農產品貯藏與加工以及農具、農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別是出現了不少地方性農書，超過了宋元明時期。一般綜合性的農書所記技術雖很豐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農書則所述都是各地的實際情況，其操作技術切實可行。清代地方性農書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區稻桑農業生產的張履祥《補農書》（1658），反映江西撫州地區農業的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1903）和奉新地區的劉應棠《梭山農譜》（1717），江淮地區的包世臣《齊民四術》（1849），四川農業的張宗法《三農記》（1760），廣東農業的屈大均《廣東新語》（1699），山西新陽的祁寯藻《馬首農言》（1836），陝西關中的楊屾《知本提綱》（1747）和《修齊直指》（1755），山東沂州的蒲松齡《農桑經》（1765）和丁宜曾《農圃便覽》（1755），浙江金華的胡煒《胡氏治家略》（1758），江蘇上海的姜皋《浦泖農諮》等等。地方性農書中有高度理論概括的如《知本提綱》中的施肥“三宜理論（時宜、土宜和物宜），是歷代施肥經驗的集中總結。《補農書》中的看苗色施肥經驗，可説是營養診斷的萌芽技術，這一技術始於明代的《烏青志》。
清代農書的另一特色是專業性農書大量湧現。其範圍除農作物外，涉及花卉、蠶桑、果蔬、牧醫、蟲害、氣象、水產等，而以蠶桑及花卉的專書佔最多數。蠶桑專書的大量問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花卉專譜以蘭花最多，歷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類是雅俗共賞的，而蘭花則偏於文人的欣賞。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壓抑，國想上趨向避世，因而把愛好轉向深山邃谷的幽蘭。清代出現好些治蝗專書，反映了蝗災的猖獗。氣象與水產專書也較前代為增加。
2、農業技術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約六千萬，基本上與西漢時最高人口數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未有過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種抑制人口增長的因子，使人口猶如脱疆之馬，從康熙時的二千多萬猛增至乾隆後期的三億，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億，而耕地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地比陸續下降，從明·洪武廿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1.65畝/人[4]。正如趙翼詩所詠的：“只為人多覺地褊，一人一畝尚難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復高談古井田！”，“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餘地可資生。只應鈎盾田猶曠，可惜高空種不成”。[5]
由於人地比不斷下降，儘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圍墾、開發海島和海塗，大量無地流民通向邊遠山區毀林開墾，擴種玉米、甘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這樣龐大人口增殖的物質能量——糧食生產的重擔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上，而單產提高的最有效途徑是增加複種指數，把一畝田當兩畝用，在一年365天內完成單種時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勞力充裕，不論什麼措施需要多大勞力都不成問題，出現“糞多力勤”這種中國特有的集約勞動原則。南方中稻麥兩熟的太湖地區，要求用人力的鐵搭（齒鋤）“墾倒極深”，“多下墊底”（基肥）。冬季的麥子油菜則要求起壠，經常清溝排水，很費勞力。北方旱地耕作則要求“轉耕”：“初次淺，次耕漸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於二耕，五耕反而同於初耕。古曰轉耕”。[7]
清代的雙季間作稻和連作稻在廣東、福建、廣西、湖南、川南盆地、贛南、漸東南等地都有相當的面積。雙季稻一般可比單季稻增產五成以上。《廣東新語》還提到在雙季稻之後接種油菜、煙草、甘薯、藍、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於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8]、麥、稻、稻的一年三熟不僅見於閩廣地區，也曾個別推進到長江中游，如同治《江夏縣誌》即記有早稻於割麥後插，晚稻於早稻後插的麥–稻–稻一年三熟。由於康熙着力推廣早熟御稻，雙季稻在18世紀後期曾推進到江蘇裏下河地區（北緯33°）
旱地作物方面，山東、河北、陝西關中出現二年三熟制。間作套種形式多樣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麥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肥套作、麥棉間作、桑菜套作等。陝西三原地區更創造出兩年十三熟的菜糧間套作技術，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蘿蔔、蒜、藍、粟、麥等，可説是達到了北方旱地複種技術的高峯。在人口壓力下，清代後期的林則徐、李彥章都亟力提倡擴種早稻，李彥章在《江南催耕課稻編》中引經據典，蒐集地方資料力陳早稻之利，林則徐為之作序，也大力主張把福州的雙季稻推行到江蘇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則試求恢復西漢《汜勝之書》的區田法，打破常規的產量水平，是中國式的高產試驗法，以潘曾沂最為積極，他於道光八年（1898）親自在潘姓義莊田裏試行水稻區種法兩年，獲得豐收，於是用白話寫成《潘豐豫莊本書》詳列區種法32條。其實這些技術也完全適用於一般水田。這本書代表了清末有系統的水稻豐產技術指導手冊。受潘曾沂的影響，以後陸續有關於區田種法的農書和圖解問世，直至民國時期，還有人試種區田豐產水稻。
二、清代農學的問題
1、農學理論的成就和停滯
清代農書在農學理論方面較之前代有不少發展。遠的勿論，從南宋陳旉《農書》起，陳在理論上的貢獻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壯”的觀點，批駁了歷來認為的“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觀點，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壯矣”。陳旉的理論着重土壤肥力一個側面。明·馬一龍的《農説》則進一步用陰陽兩種“氣”的發生、斂息、相互消長關係進行論證水稻栽培技術的正確運用，達到水稻的完好生長。所謂陽以陰化，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綱》（1747年）中，作者楊屾進一步從更為宏觀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帶”的視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則天時始可乘；識五帶之分，則地利始可盡矣”的觀點。楊#屾除了繼承陰陽理論以外，又融入“五行”，陰陽五行雖早盛行於漢，但楊屾這裏是以天、地、水、火、氣為五行，天、土、水、火稱“四精”，氣則為“精之會”。他把五行結合到耕作、播種、密度、耘鋤、施肥等具體環節中去，而以“氣”的消長盛衰貫通之。他把人食穀物、肉、菜、果等理解為採五行的生氣，才能維持人的生命代謝，而把人體排泄的糞尿理解為“五行生氣”的“餘氣”。所以這種餘氣才能滋養和禾苗。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營養元素的概念，幾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學知識和化學元素的分析，表達而出來而已。所以楊屾的理論顯然較陳旉的“地力常新壯”和馬一龍的“陰陽化生”又深入一層。這種陰陽五行觀從歷史的縱向方面比較，雖然又有進展，但從同時期西歐的認識水平橫向地比較，則暴露出它仍停滯在抽象的哲學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釋指導農業生產，只能妨礙通過科學的實驗觀察，解剖生物學的過程，以進一步瞭解動植物生長髮育的本質及其和自然的新陳代謝關係。這種理論上的停滯，有其客觀的歷史社會原因，其後果是造成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的差距，難以在短期內縮小。
2、重文輕理的加劇
如果説中國歷史上一向重文學輕科技，到清朝則更是變本加厲。漢、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國科技知識的高峯，居於同期世界領先的地位，也有過若干低谷，但清代則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學習西洋科學，卻並不在知識階層提倡學習西洋科學，反而實行嚴酷的政治鎮壓和大興文字獄，把知識分子驅逼到遠離政治的文字訓詁之路上去雖然訓詁之學在清代大放異彩，科學技術則一落千丈。因為輕視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發明創造也得不到記載推廣，往往只能從一些筆記散文中偶然窺見一些敍述。如《閲微草堂筆記》中提到有一個人曾發明一種能連發28發的“鳥銃”：“火藥鉛丸藏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牡牝，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9]發明者本擬將其獻給軍營，但被人訶責：“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佈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於是不敢獻而失傳。西洋的機關槍是德人馬克西姆於1883年發明，遲於上述28發鳥銃一百多年。這個例子説明即使民間有什麼創造發明，其命運只能是自生自滅。
另一方面，在封建農業的結構中，一家一户的小農以及大量的僱傭農民，他們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靠祖祖輩輩的傳統經驗和自身種田的體會，可以應付正常年份的生產，思想上習慣於按老經驗辦事，生產上對科學技術缺乏要求，使得農學的發展缺乏動力。
現代的實驗農學植根於科學技術，清代的科學技術既然遭到壓抑輕視，又缺乏推動力，就不可能從經驗農學擺脱出來向實驗農學發展。
3、生物科學落後對農學的影響
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生物學的發展又依賴物理和化學。促進生物學發展很重要的儀器是光學顯微鏡。只有顯微鏡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觀視野，看到肉眼見不到的細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兩塊凸透鏡製成複式顯微鏡的是德國的iner(1628年，即明·崇禎元年)，接着英國的e於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10]，從此打開了瞭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祕之門。這對農業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中國在明末清初時已傳入西洋光學儀器，主要是望遠鏡，蘇州的人工磨製眼鏡，工藝水平甚高，是否曾試製過顯微鏡，不得而知[11]，即使曾製造出來，其命運也必同上述連發鳥銃一樣，否則，總會見諸應用推廣。
有了顯微鏡，引起生物學及農學飛躍進展的是對動植物兩性受精作用的認識。清代的農學恰恰從這裏開始落後於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國古代對兩性植物早有認識，如稱雄大麻為枲，雌大麻為苴，《齊民要術》還稱雄大麻的花粉為“勃”，認識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結實。但對於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見記述。明代傳入玉米，對於玉米的雌雄異花也只觀察到“花開於頂，實結於節”[12]而止。對於稻、麥、菽等作物的花器結構只有“稃”、“房”、“莢”等名稱，而不見雄蕊的花葯、花絲及雌蕊的柱頭、花柱等區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談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認識。這當然妨礙了對植物授精作用的認識，更不可能有雜交試驗的嘗試。而歐洲有了顯微鏡，rasius於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實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沒有獲得“花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reuter(1773–1806)通過人工授粉試驗證明，植物不能自己進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蟲採蜜（附帶粘帶了花粉）或風力傳送花粉而進行授粉[13]。他並且用顯微鏡觀察花粉粒的結構，指出花粉有兩層殼，當花粉掉在雌蕊柱頭上時，他看到有些物質從花粉粒中逸出，並推測是一種“油分”，這種油分同柱頭分泌的另一種“油分”混合，形成一種酸或鹼的鹽類，為柱頭所吸收，而進入花柱，到達子房，從而形成了胚珠。這是十八世紀時對授精過程的認識水平。Koelreuter還進行了一些雜交試驗，指出親緣相近的植物，容易雜交，親緣遠的不容易雜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發表的論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動物的精子，認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猶如動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樣的。由於這些先驅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據植物的雌雄蕊進行非常可靠的系統分類，並稱這種植物分類系統為“性系統”（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爾（Mendale,1822–1884）有進一步進行豌豆雜交，從事遺傳研究的可能。而我們從馬一龍《農説》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和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江南麥花夜發，江北麥花晝發”等非常表象的記述，而像這樣簡單的記述在其他農書或文獻中還沒有提及。從馬一龍到楊屾（16世紀至18世紀中）始終也陰陽變化闡釋栽培技術和植物生命過程而不涉及從開花至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倪倬（1813）所著《農雅》仿《爾雅》作釋天、釋地、釋世界形勢等，仍舊在文字訓詁上打圈子而沒有新的發展，這都是與重文輕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顯微鏡分不開的。
動物授精概念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動物卵巢中的像細胞的突起，相當於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動物的受精過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輸卵管中獲得蛋白和蛋殼，哺乳動物的受精卵經過喇叭管（輸卵管）進入子宮，並在子宮中發育，二者是一樣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這兩個名詞即他首創[14]。ivig（1835）進一步指出受精卵的兩個核，一個來自雄性，一個來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觀察到精子鑽進了卵子，從而證實了Hertivig所認為的只有一個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觀點[15]。但是，我們試看清代學者是怎樣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紀昀（1724–1805）轉引他友人程魚門的見解説：“夫胎者，兩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時，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氣散不攝，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未生，乘生氣乃可養胎也”[16]。紀昀是乾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對於受精現象，同意了程魚門的見解，用陽精、陰精、氣三個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沒有任何實驗觀察。這種現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輕理帶來的必然結果。
植物營養概念清代突出的農學理論家楊屾，對於植物的營養總是先提出實際操作要求，比如怎樣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後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説中耕的作用是“鋤頻則浮根去，氣旺則中根深，下達吸乎地陰，上接濟於天陽”，“浮根不去，則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陰，上濟天陽，則子粒幹缺，所收自薄”。“穡得其時，則氣充而多脂；穡失其時，必氣淺而多滓”。我們可以將“天陽”理解為太陽的光合作用，“地陰”則是土壤的水分和營養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會，因為他到底還沒有光合作用和營養元素的具體內容。可是明末清初時的歐洲，Malpigihi首先提出葉片是植物製造“食物”的部分，由葉片再將製造的“食物”輸送到植物部分去，這有點像中國古書中的“膏”，也即楊屾所説的氣充而多脂。18世紀初s相信植物的各個部分都會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時綠色部分則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慶元年）即肯定植物是從大氣中獲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豐豫莊本書》（講水稻栽培很透徹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橫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氣不厚”，“腐草敗葉原是雨露的精華”等沒有具體物質的抽象概念上。可見缺乏生物學的知識，農學是無法提高的。
沒有顯微鏡，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細菌等，對於植物的發病現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釋。《天工開物》解釋稻瘟病是：“東南風助煖，則盡發炎火”，直至現在農民還叫“火燒瘟”。又懷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後，暮夜鬼火遊燒……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火”[18]。對照歐洲的et(1714–1791)曾長期觀察小麥黑穗病，1755年發表的論文確認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塵”落在籽實上所致，到1767年anag正確指出穀物的鏽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發現了菌絲（hypha）,但感到失望，因為他當時錯誤地認為真菌也應該有花、種子和芽，而他沒有找到，引以為憾[19]。
一、相關研究著作中記述的刊物情況
民國時期中山大學出版的期刊，已有許多論著進行研究，其中關於中山大學粵北時期辦刊情況的記述主要集中在幾部有關中山大學校史的著作中。梁山、李堅和張克謨主編的《中山大學校史（1924—1949）》將這一時期中山大學出版的刊物集中進行列舉：“這個時期學校出版的刊物……有：《中山學報》《大同》《文學院專刊》《現代史學》《經濟科學》《社會學報》《社會研究》《自然科學》《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質集刊》《農聲》《病理學》《中等教育》《中師季刊》《教育研究》《文科研究所集刊》《民俗》《Sunyatsenia》《中山學報》專刊等十餘種。”［1］黃義祥編著的《中山大學史稿（1924—1949）》也有類似的記述：“這時期學校復辦和創辦的刊物計有：《中山學報》《大同》《文學院專刊》《現代史學》《經濟科學》《社會學報》《社會研究》《民俗》《文科研究所集刊》《教育研究》《中師季刊》《中等教育》《自然科學》《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質集刊》《農聲》《病理學》《Sunyatsenia》等。”［2］394吳定宇主編的《中山大學校史（1924—2004）》則按院系梳理了中山大學在這一時期主辦的刊物，主要有《民俗》《教育研究》《文學院專刊》《現代史學》《地質集刊》《特刊》《臨時報告》《古生物志》《地質專刊》《經濟科學》《社會學報》《社會研究》《農藝通訊》《Sunyatsenia》《中等教育》《中師》《中山學報》等［3］。呂雅璐主編的《抗戰烽火中的中山大學》記載，這一時期“在辦學經費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中大仍辦了十餘種學術刊物”，主要有《中山學報》《民俗》《農聲》《Sunyatsenia》《湘蠶》《經濟科學》《社會學報》《社會研究》《中等教育》《中師季刊》《地質集刊》《特刊》《臨時報告》《古生物志》《地質專刊》《現代史學》《文學院專刊》等［4］。其他論著亦有回憶、探討某一種或幾種刊物的出版情況的，亦有在相關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提及其曾辦過何種刊物的，但大都不出這四部著作列舉的範圍。為方便直觀地表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所述科技期刊的異同，特製作表1如下。從表1可以看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提到的科技期刊共計14種，其中僅有3種是完全重合的。通過比較，樑著和黃著中提到的刊物完全一致，吳著和呂著中提到的刊物則大致相同（只是吳著多了《農藝通訊》，呂著多了《農聲》《湘蠶》），但前兩者與後兩者的不同之處卻較多，這就需要我們來進行考證、辨析。
二、相關科技期刊出版情況的考證
通過蒐集相關科技期刊的實物、查閲相關人物著述、參考相關研究成果，筆者將上述14種刊物的出版情況分為以下三類。
（一）粵北時期創辦或復辦的期刊
1.《中山學報》，1941年11月在坪石創刊，由中山大學各學院暨研究院輪流主編，見圖1。該刊是中山大學全校性的學術刊物，“主旨在傳播專門知識，闡揚高深理論，便利員生髮表，發揮本校精神。”［5］原本計劃一年出版8期，實際上不定期出版。目前所見共兩卷：第一卷8期，其中第二期由農學院編輯，第五期由醫學院編輯，第六期由理學院編輯，第七期由工學院編輯，第八期由研究院編輯（從本期始實行文理科論文混編）；第二卷4期（缺第四期），編輯者統一改署為國立中山大學。1944年6月第二卷第五期後未見再有出版。2.《地質集刊》，全稱《兩廣地質調查所地質集刊》，1943年7月1日在坪石創刊，由陳國達主持編輯，兩廣地質調查所印行，見圖2。自1942年8月起，兩廣地質調查所派出五組人員分赴粵北各地進行地質調查，陳國達在《地質集刊》創刊號的序言中説：“本期集刊所收入報告，僅為曲江及連縣兩組之工作結果。”［6］創刊號的主要內容為粵北連縣、曲江、乳源及樂昌等地的地質、礦產調查報告。該刊在抗戰時期僅出版一期，第二號則於1949年10月在廣州編輯出版。3.《Sunyatsenia》，中文刊名《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專刊》，1930年6月於廣州創刊，由陳煥鏞主編。該刊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簡稱“中山專刊”。“該刊為不定期刊物，刊載國內外各種農林植物學實驗研究之報告”［7］49，“是中國國內第一份出版純植物學的英文版學報”［8］，且“該項專刊對於學術上之價值堪與國際權威植物學雜誌比美”［7］108。1941年9月第六卷第二號出版後停刊，直到1946年才復刊。需要指出的是，廣州失陷後陳煥鏞避難逃至香港，這一時期《Sunyatsenia》的出版地在香港九龍而不在粵北地區。4.《農聲》，1923年由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學生會總幹事張農創辦，後成為中山大學農學院院刊，出版至第二二〇期（1938年9月）後停刊。1940年1月在雲南澄江復刊，1940年10月第二二二期遷至韶關坪石出版，見圖3。該刊“以灌輸農林業知識、發展農林業為宗旨”［9］。第二三一期（1944年2月）出版後再次停刊。1949年1月在廣州石牌復刊，出版一期後終刊。圖3 《農聲》第二二二期5.《地理集刊》，1937年6月創刊，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編輯，見圖4。時任地理學系主任的孫宕越在《發刊詞》中稱：“本校地理系，既為華南研究地理之唯一機關，將來華南各省新地誌之完成，當然屬於份內事。最近如甘竹炸灘，黃埔闢埠，海南開發諸設施，同人等應以所知儘量貢獻，俾當局有所資採。此本刊之主旨也。”［10］中山大學遷粵北後，時任地理學系主任的吳尚時多次率領學生對樂昌附近進行考察，並將考察結果寫成《樂昌盆地地理綱要》一文，發表在《地理集刊》第七期上。目前筆者所見的最晚一期為第十二期，殘本雖未標明出版時間，但根據其刊載文章內容及“本系（地理學系）主任吳尚時率領三四年級學生，於六月十八日步行至連縣考察，歷時旬許始返校”［11］的消息報道來看，該期的出版時間當在1943年下半年。6.《特刊》，全稱《兩廣地質調查所特刊》。根據《國立中山大學現狀》記載，抗戰以來，兩廣地質調查所已出版的刊物有《特刊》第十六號、第十七號、第十九號，當時在印刷中的有《特刊》第十八號［7］75。其中《特刊》第十六號、第十七號在雲南澄江出版，第十八號最終沒能面世，所以粵北時期出版的僅有《特刊》第十九號。7.《臨時報告》，全稱《兩廣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粵北時期共出版4期：第三十號《樂昌西瓜地鐵礦》、第三十一號《南雄之氟石礦》、第三十二號《乳源梅花街銻礦》和第三十三號《樂昌九峯地質礦產》［7］75。
（二）粵北時期未辦、停辦或存疑的期刊
1.《天文台》，全稱《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1930年2月於廣州創刊。該刊主要內容為廣州地區天氣狀況的觀測記錄與天文界的消息，“自第一卷至第七卷，每兩月一次，七年無間。”［7］741937年2月第七卷第六期出版後停刊，共出版42期。2.《自然科學》，1928年3月於廣州創刊，1937年6月出版到第七卷第四期後停刊。在粵北曾計劃復刊，並在《中山學報》第一卷第四期、第五期刊登廣告，但未見出版，直至1948年3月才於廣州復刊第一卷第一期［12］。3.《病理學》，根據《國立中山大學現狀》所載：“（醫科研究所）現正編輯一不定期之《病理學專刊》，登載本所員生各種研究結果，不日付梓。”［7］49至於其是否如期出版，筆者手眼所限，目前尚未查閲到該刊任一期次；中山大學當時的各種刊物素有互相登載廣告的傳統，也尚未發現其蹤影；相關領域的研究論著中也未找到任何能佐證其已經出版的材料。4.《古生物志》與《地質專刊》，根據《國立中山大學現狀》所載，兩廣地質調查所曾計劃“恢復《古生物志》及增創《地質專刊》等項”［7］75。然在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地質集刊》第二號的封底刊有《兩廣地質調查所出版刊物》，其中對《古生物志》的介紹仍為“已出第一卷第一二兩冊”［13］。另據楊超羣的《兩廣地質調查所簡史》統計：“從1927年兩廣所成立到1952年廣州分所撤消，該所取得了大量成果：出版的刊物有年報5卷共8冊，古生物志1卷，特刊18種，集刊2期，彙刊1期和臨時報告4種等6大類。”［14］根據這個統計來看，計劃中的《古生物志》應是沒有恢復。而計劃“增創”的《地質專刊》則到1949年才進行編輯，《地質集刊》第二號封底的《兩廣地質調查所出版刊物》可為證明：“地質專刊……分甲乙丙三種，分別專載地質礦產及礦業專題研究報告，每一種第一號在編輯中。”［13］
（三）其他刊物
1.《農藝通訊》，應為《農藝研究會通訊》。中山大學農學院農藝研究會出版［2］374，具體出版了多少期不詳。據《華南農業大學校史（1909—1999）》記載，其“曾刊載丁穎教授的《純粹科學的農學觀》和《廣東稻之種性問題》”［15］47。雖然它也會刊載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但根據其本為交通信息的辦刊目的來看，並不能算是純粹的科技期刊。2.《湘蠶》，具體出版了多少期不詳。《華南農業大學校史（1909—1999）》記載：“農學院與湖南省建設廳合辦的湖南蠶絲改良場還主編刊行了《湘蠶》雜誌。”［15］47據此，該刊應是農學院與湖南蠶絲改良場合辦的。
一年來，縣科協在縣委、縣政府的正確領導和重視支持下，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普活動，為推進我縣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做出了新的成績。現將主要工作總結如下：
1、切實加強科普活動中心（室）的建設，夯實科普工作的基礎。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創建工作，我們加強了鄉鎮科普活動中心和村（社區）科普活動室的建設。這項工作我們在年年底就進行了安排佈置，今年3月6日-10日，縣科協和縣文明辦聯合就科普活動中心（室）的建設情況進行了專項督查。從督查的情況來看，各鄉鎮把這項工作作為文明城市創建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鄉鎮都有一個50平方米以上，具有圖書閲覽、科普聲像、科普教育培訓等三項功能的科普活動中心，懸掛市科協和市文明辦統一製作的“科普活動中心”和“科普活動中心管理制度”鈦金牌匾。二是有科普電教設備。各鄉鎮充分整合資源，利用遠教站點或多功能會議室的影像設備，積極開展科普活動。三是有一定數量的科普圖書。有的鄉鎮結合文化部門開展的送文化下鄉活動，爭取市、縣新華書店的支持，籌集科普圖書。有的鄉鎮發動幹部職工捐獻書籍。目前，全縣80%的鄉鎮科普活動中心都有500冊以上的科普圖書。四是各鄉鎮都有一定數量的科普活動經費，確保科普活動中心的日常運轉和科普活動的開展。
2、開展了以“倡導健康科學生活方式”為主題的“科技活動周”活動。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動周”活動期間，我們與縣科技局等單位密切配合，開展了兩次大型的科普活動。一是在路口鎮舉辦大型送科技下鄉活動。活動吸引了來自全鎮的1200餘名農民朋友前來諮詢。活動中，我們組織有關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向農民羣眾宣講科技政策，現場解答技術諮詢，贈送了《水果、蔬菜簡易貯藏手冊》、《水稻高產栽培技術》、《花卉栽培技術》、《池塘養魚技術》、《防震減災法律法規彙編》等科技資料8000餘冊。二是舉辦了“科普之夜”廣場文藝晚會。
3、大力開展了科普進社區活動。5月22-23日，縣科協在鎮、鎮等地開展了兩次科普進社區活動。這兩次活動以“倡導健康科學生活”為主題，開展了疾病預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識在內的災害防範常識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和諮詢。設置了諮詢台，懸掛了科普系列掛圖、發放了宣傳資料，受到了當地羣眾的歡迎。活動共發放宣傳資料6000餘份，展出科普展板20塊，接待羣眾義診126人次，向社區贈送了價值3000多元的科普書籍。今年下半年，我們配合創建全國文明縣城的活動，我們對縣城金茂路社區和涼塘路社區的科普設施和開展科普活動的情況進行了檢查，對科普活動檔案進行了完善和規範，對縣城城區範圍內的17塊“科普惠民”宣傳欄的內容進行了更新。並向社區贈送了科普書籍1000多冊。10月9日、11月19日，我們還在金茂路社區分別舉辦了以環境衞生與健康、社區環保為主要內容的2場科普知識講座，聽眾達200多人，反響很好。
4、繼續舉辦科普電視專欄節目。科普電視專欄節目是我縣科普宣傳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務是傳播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宣傳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這個欄目的開闢，對於促進了全縣“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氛圍的形成，促進“科教興縣”戰略的實施，推動我縣的科技進步和全縣經濟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今年，我們與中國科協聲像中心、縣電視台續簽了開設“科普大蓬車”電視專欄節目的協議，進一步優化節目的內容，力求播出的內容更加貼近實際。
5、進一步加強學會工作，規範了學會管理。年初，我們對所屬學會（協會）進行了走訪和調研，加強了聯繫，瞭解了情況，增進了感情。5月至6月，我們配合縣民政局對全縣自然科學類的學會（協會）進行了年審，進一步規範了學會管理。我們還組織召開了四次“縣自然科學學會研究會”的理事會議，及時瞭解各學會、協會的工作情況，加強了學會之間的聯繫和交流。
6、召開了科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圓滿完成了縣科協換屆。9月11日上午，縣科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開元大酒店多功能廳隆重召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科協領導機構，縣委、縣政府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科協工作的意見》，表彰了部分科技示範户和科普示範基地。
（一）突出學生的主題學習地位。
作為教育教學活動的對象，學生可以對教師的教學行為作出反饋，且該種反饋會直接影響教學活動的效果。但是，由於受到應試教育思想的影響，在教學活動過程，教師會把放在一邊，不去考慮他們的自主觀念、學習興趣、思考習慣及接受能力等，而是將學生當成知識裝載容器，不斷地向其灌輸各種知識，學生雖然可以獲得一堆知識，但是並未因此而得到能力、素質的提升，該種灌輸方式屬於一種“假高效”。所以，在構建高效課堂過程中，應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將學生作為教學主體，鼓勵他們主動地參與教學各環節，看展探究式活動、教學等，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主觀能動性。
（二）更新教師思想觀念。
教師要不斷地更細自己的教學觀念，並用各種先進的教育理論、教育思想來武裝自己，以引導課堂教學及支撐課改，並讓教師通過實踐與創新、反思與重建、學習與思考來構建教學觀念與自己教學行為之間的聯繫，自覺地將高效課堂作為對自己的要求。另外，要想更好地構建高效課堂，就應該把課堂還給學生，讓教師成為學生自主學習的知道者和引導者，而不是灌輸者，教師還應徹底摒棄“灌輸式的教學、教師一言堂”的教學方式。
（三）拓展教學內容。
傳統的教學下，課堂教學較為單一，通常將靜止的課本作為課程，教師只盯着課本、教材，逐字逐句地講解與分析，不涉及其他，致使課堂教學枯燥無味，這樣既背離了學生的需求，也弱化了學生學習農學的興趣，收效甚微，無法達到預定目標。新課程明確規定“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動手能力及綜合素質”的要求，這就要求教師不可以照本宣科，應該根據新課標的要求，結合本地區發展、學生實際及社會發展，適時、適度、有效的進行課堂拓展。
（四）使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做好發展創新工作：教師應依託教材，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來引導、激發學生進行創新、發現，永遠給予學生新的刺激，不斷激活學生的大腦，開啟他們的思維之門；不斷拓展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做到舉一反三，獲得較好的學習效果。
2.結合實例討論、講解：課堂教學通常枯燥乏味，應結合針對性的案例進行講解，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所學知識，並快速接受所學新知識；另外教師還應結合具體實例讓學生廣泛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及看法，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的同時還能加深對知識的理解。
3.藉助多媒體手段：多媒體是一種新興的教學手段，可以生動地顯示教學內容，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技術的使用使得枯燥乏味的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有趣，也給傳統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於發揮學生的主體認知作用，培養其主動探索的能力及精神；多媒體技術可以將形、聲、景、情集於一體，具有現場效應、近距效應、聲形並茂等優點，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發揮其主體作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藉助評價、討論、交流等活動，督促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勇敢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此來培養學生的實際解決問題能力及創新能力。
（五）重視課後的反思。
教育學家曾經説過“教師的成長是經驗加課後反思”。者説明課後反思非常重要，因此在每節課結束後，教師都應反思本節課的教學目標完成情況、教學目標實現情況及學生的學習結果等教學活動，通過課後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教師可以及時地對課堂教學的不足及經驗進行總結，並以此來調節下節課的教學活動。通過一次次的反思，教師會獲得更多的收穫就進步，長期下去，教師的教學水平會獲得極大地提升，進而為構建高效課堂提供了較好的動力支撐。
二、結語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