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首先是作為攝影師和演員被人所知，自執導《紅高粱》一舉成名之後，他的導演之路便一發不可收，隨着《菊豆》、《紅高粱》等優秀影片相繼問世，張藝謀在重要電影節上屢獲大獎。縱觀張藝謀的整個創作階段，大致可分為這樣三個時期：民俗電影創作時期、現當代歷史與現實題材的創作時期、商業電影創作時期。
一、張藝謀第一個創作階段：民俗電影創作階段
張藝謀是較早注意到“探索電影”思想大於形象、理性大於藝術的缺陷，而意識到必須進行電影觀念變革的電影家。於是，張藝謀開始自覺地追求另一種形態的電影：“這種電影既有一定的哲學思想內涵，又有較強的觀賞性。”《紅高粱》正是他將電影觀賞性與藝術性
結合的一次嘗試，既保留影像本體論美學追求的“電影化、藝術化”，同時加強電影情節敍事的戲劇性和影像語言的敍事功能，從而把“探索電影”和傳統的敍事電影的優長加以融匯。
（一）青年女性壓抑卻不屈的生命力
《紅高粱》以極具飽滿的熱情張揚民間男女的粗野狂放、自由灑脱以及“我爺爺”與“我奶奶”敢愛敢恨的生命活力；《菊豆》上演的是在傳統的封閉的大宅院裏女性反抗專制與追求自由的鬥爭；《大紅燈籠高高掛》亦是圍繞封建禮教展開話題，講述民國年間身為妻妾的
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以及人格尊嚴的故事。生命力受到壓抑而又不甘屈從命運安排的青年女性是這些影片着力刻畫的角色，她們勃發的情感和慾望使她們的生命和人生與眾不同。
（二）飽滿、濃郁的色彩及光影
在《紅高粱》影片中，紅色成為一種生命象徵。紅色的高粱、紅色的高粱酒、紅色的太陽有效地傳達了一種粗獷、熱烈、奔放的青春激情和不羈的生命活力。色彩的處理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則是另一種生命力的躁動，色彩的亮度、飽和度以及色彩的數量都與主題的
表達有着密切的關係。在色彩陰暗、封閉壓抑、毫無生氣如牢籠般的陳府宅院，每個角色的色彩亮度都代表了這個人物的生命熱度。
二、張藝謀第二個創作階段：當代歷史和現實主義題材創作階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張藝謀依然沒有停止對電影的探索，他主張電影藝術要把形象塑造、人文闡發和形式創新相結合，並從《秋菊打官司》開始真正把創作的重點放在對人的關注上。張藝謀電影導演藝術的第二個階段從《秋菊打官司》開始到《幸福時光》為止，這是他從民俗電影轉向直面現當代歷史與現實題材的創作階段。
（一）現實中普通人物的內心矛盾
《秋菊打官司》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的一個小山村，主人公秋菊這個倔強的農村女人為了給遭到村長傷害的丈夫“討個説法”，一次次踏上漫長的告狀之路。該影片傳達出一個農村婦女執着於尋求公義的堅強決心，真實地揭示出普通老百姓身上存在着人情與法理的矛盾。秋菊之所以堅韌不拔地級級上訪告狀，乃至最後在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訴訟，她的目的是獲得法律意義上的賠償，她所要的只不過是自稱為“公家人”的村長的一個道義上的“説法”。秋菊的行為體現了當代普通農民身上某種現代意識的覺醒。
（二）畫面造型與光影色彩的生活化、紀實化
張藝謀這一階段影片敍事寫人的現實主義風格，使得畫面造型和光影色彩的生活化、紀實性成為影像語言的基本追求。攝像機被推到大街小巷，芸芸眾生和城鄉景緻幾乎不加修飾地被攝入鏡頭，甚至還採用偷拍、搶拍等新聞紀實式手段，加上長鏡頭的運用、非職業演員的演出和富於地域特色的方言和音樂，真實地再現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北方城鄉生活的基本面貌，充滿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現實質感。《一個都不能少》依然落腳在農村，構建了一個和秋菊類似的“一根筋”式的人物魏敏芝，揭露中國農村難以掩蓋的輟學這一傷痛，選用生活中的普通人來真實演繹角色人物，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和現實意義。
三、張藝謀第三個創作階段：商業電影創作階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加劇，再加上人們思想水平的提升以及視野的不斷拓寬，進口影片的數量急劇增加，好萊塢電影傳遞出來的民族色彩在衝擊着中華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在推銷着美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面對這一威脅，張
藝謀的轉型一方面可以説是為了挽救國產電影。另一方面，中國入世以來，電影體制改革得到深化，並將產業化作為電影發展的目標。張藝謀一直穿梭在“藝術”和“商業”之間，不斷地學習吸收好萊塢電影的成功經驗，並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中國商業片的創作模式。
張藝謀電影導演藝術的第三個階段是從《英雄》開始的，這是他商業電影轉型的時期，也是中國電影進入商業大片創作的時期，可以説張藝謀開創了中國商業片時代。張藝謀該時期的電影創作大量使用大牌明星，更加註重宏大場景的塑造，追求極致唯美的畫面造型。遼
闊的大漠戈壁、鮮紅欲滴的圖案、奇秀的山水……都呈現出無與倫比的視覺景觀，帶給觀眾前所未有的視覺盛宴。在該時期的創作中，張藝謀創作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對我國民族元素的挖掘以及對高科技技術的使用。
（一）挖掘歷史題材，融入中國元素
《英雄》和《十面埋伏》都是古裝武俠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則是發生在唐朝的宮廷片。這三部電影的故事背景都發生在古代，而且都是對一些經典典故的挖掘，如《英雄》的故事源自荊軻刺秦王。在張藝謀的幾部功夫片中，我們都能看到被哲學化、美學化的精彩的
打鬥場面。電影《長城》更是充分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影片中的古怪獸“饕餮”，出自《山海經》，意喻貪婪；影片中用熊、鶴、鷹、虎、鹿五獸作為軍隊的名字，沿襲了中國古代軍隊以獸命名的傳統；電影主題曲也是以中國風的形式出現，用到了古老秦腔的唱法。
（二）大膽運用高科技，創作奇幻的視聽感受
《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動作設計、特效鏡頭以及畫面呈現可以説是國產片中的佼佼者。秦國大軍威懾天下的漫天箭雨、胡楊林黃葉叢間紅衣大戰、箭竹海上翩若驚鴻的水上鬥劍……將特技和色彩運用發揮到極致。《十面埋伏》中連珠箭、飛刀、竹林投射等武打場景運
用傳統的手法是拍不出來的，均是高科技的產物。張藝謀的作品大膽加入高科技，形成了屬於他自己的獨特視聽特點。在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高科技大步進入電影製作，商業片帶來強烈的視聽體驗。特別是在對宏大場面的表現、眾多人羣的調度方面，張藝謀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風格特徵。在此類重大晚會中，張藝謀將科技與藝術相結合，運用科技創作出美輪美奐的畫面，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張藝謀是一位極具創造活力和創新能力的電影藝術家，他對影像語言的大膽探索、對電影敍事藝術的積極開拓、對形象刻畫的執着追求，使他的電影創作不斷獲得突破和超越。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電影的現代化轉型並使之融入世界電影大潮，張藝謀為中國當代電影和世界電影貢獻出了一批佳作，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據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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