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城市化三農問題農民工就業
一、城市化與三農問題的關係
三農問題，指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過程所出現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三農”問題是中國特有的，它的產生有着複雜的社會歷史根源，由一系列體制上、經濟上的原因所共同引起。建國後，新中國一窮二白，想要發展經濟，早日實現國家的“四化”必須走工業化道路，而走工業化道路，需要雄厚的啟動資金來支持工業的發展。由於當時我國的國際環境非常惡劣，不能從外部獲得鉅額的資金來支持，所以只能借鑑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一方面進行原始工業積累，一方面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支持國家工業化建設。在這過程中，國家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完成資本積累：一是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降低工業產品的成本，提高利潤，然後再投入到擴大工業生產的建設中去。二是通過統購統銷的政策，切斷農民與市場的聯繫來獲得城市和工業發展所需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三是實行城鄉“二元”户籍制度控制城市規模，限制農民進城使大量的農業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和農業。這種以暫時犧牲農業、農村、農民利益來實現工業化的方式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發展軌跡來看，只要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兩者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反哺農業，用現代化的生產資料來武裝農業，使農業現代化。同時通過國家財政的扶持反哺農村，利用市場經濟的作用提高農民收入是可以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然而，由於我國長期實現計劃經濟，建立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制度，不但使城鄉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使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三農”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逐步累積，併成為制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
城市化是指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髮展完善的過程。從本質上看，城市化就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的變化：1、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集中，並在城市中從事非農業的工作。2、鄉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從1978年的17.9％上升2006的43.9％，20多年來平均以接近1個百分比的速度增長，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仍然比較落後的，不但落後於世界城市化水平，而且也落後於與我國實際收入水平大體相當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落後於我國的工業化水平。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滯後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收入一直較低，內需嚴重不足，巨大的消費市場無法啟動，致使商品銷售不暢，企業開工不足。此外，城市化的滯後也阻礙了“三農”問題的順利解決，因為“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要解決這一點需要大規模的減少農民數量，轉移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把沉澱在農業中過剩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中來。對此，理論界和決策者大致形成了統籌城鄉發展，用城市化來解決“三農”問題，用“三農”問題的解決促進和諧城市化發展的共識。總結起來，主要基於以下幾點：
(一)“三農”問題根本原因説到底是城鄉二元結構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其中又以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尤甚，這種城鄉差距十分明顯的經濟結構不但影響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且也加劇了農村與城市的分離。解決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策略是實現傳統的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在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大量減少農民數量，城市化戰略是解決這一問題很好的措施，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在第二、三產業工作，從而可以提高農民收入，而農民在收入提高後一方面可以擴大消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總需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另一方面農民把自己的所得收入匯回家鄉，或者帶着自己在城裏的收入回到農村進行創業，這些都會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很好的作用，反過來又可以加快城市化的進程，隨着城市經濟的繁榮，國家税收總量不斷增長，國家財政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拿出更多的資金來支持“三農”，最後形成一種用城市化來解決“三農”問題，“三農”促進城市化發展的良性循環。
(二)“三農”問題説到底是農村人口和農業剩餘勞動力過多，人均耕地等資源佔有過少，這種資源環境壓力大，土地邊際報酬遞減的國情歷史地註定了中國農業長期實行分散的超小農户經營，在農民變成少數之前難以推行合理規模的大農户經營制，只能在眾多小農户及其可能接受的聯合形式實現集約經營。然而這種生產力提高緩慢，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經營方式很難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增加農民收入。而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特點就是聚集經濟效應：隨着城市化的發展，市場化進程也將加快，人口的聚集可以帶來土地的集約，而且農村的人口轉移可以使土地在農民手中適度整合和集中，這種情況有利於農業機械化的推行，實行農業的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中科院《2005：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稱：當農村人口數量降到全國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即達到市場化要求，此時土地的集約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程度，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生產成本才有大幅度改善，農民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有明顯進步。城市化的和諧發展能有效拉動對農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樣，“三農”問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三)從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發展經驗來看：城市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經濟轉型現象，是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會不斷增大。城市化程度不但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同時也是工業化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誌。因此，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就要大力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和提高城市化率。150年前的歐洲、美國以及緊隨其後的日本都經歷過由村鎮農業社會向城市工業社會的過渡，這種過渡的關鍵和基礎就是通過農業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進而引發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改變。當今的富裕國家最初是農業國，依靠技術進步和經歷農業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最後才成為城市化的工業國。據世界銀行統計，2002年高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78％，中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了53％左右，而美國和日本的農村人口比重不超過2％和5％。再來對比我國，研究資料顯示，2006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3.9％，低於與我國人均實際收入大體相當的國家55％的平均水平。儘管我國整體經濟增長快於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1％，高於巴西、哥倫比亞、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的6.3％、3.1％、6.7％、5.0％；但在城市人口增長率指標上，我國只有3.6％，低於巴西、哥倫比亞、韓國、印度尼西亞的5.2％、4.9％、6.1％、4.8％。2006年底，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43.9％，農村人口占總人口56.1％。無論是從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比值來看，還是從非農就業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之比來看都處於不合理的區間。因此，加大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才可以使我國的經濟發展趕上世界發達國家。
二、城市化在解決“三農”問題過程中的現實困難
用城市化來解決“三農”問題是有其可取之處的，然而，在發展城市化過程中，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簡單地把一些看似完美的理論作為行動的依據，我們更應該理性地思考它的優點和不足，因為在用城市化來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理論上的問題和現實中的困難。
(一)就業和農業人口問題
要使轉移出來的農民真正地進城就需要有大量長期穩定的非農就業崗位，需要提供比原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來吸納進城的農民。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是那麼令人滿意，從1981年到2006我國的失業率實際上是處於一個上升階段，1981年我國的失業率為3.8，從1982年開始到2001年失業率雖然逐步上升，但一直低於1981年的數字，然而從2002開始，我國的失業率突破了4.0，2003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4.3，此後幾年一直在4.3左右，而且我們公佈的失業率只包括城鎮登記的失業率，並沒有包括農村中的失業人口和城鎮居民中未登記的失業人數，有資料顯示，如果按照1990年勞動參與率推算，2006年應當工作而不打算工作的城鎮勞動力高達4,438萬人。再加上847萬登記失業人口，城鎮閒置勞動力約為5,300萬人。目前城鎮失業率在16％左右。如果按照農業生產技術、適度規模化的要求考慮農業剩餘勞動力，只需要6,100萬農業勞動力。因此，目前農村中還剩餘勞動力高達2.5億。失業率這麼高的社會，城市化還能滿足進城農民的工作要求嗎？更為嚴峻的事實是：隨着《新勞動法》的頒佈，用人成本的增加，必將促使企業更多地使用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而減少勞動力資源的使用。進城農民與其他羣體相比大部分是知識素質較差、技能水平較低的羣體，他們一般只能從事科技、知識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而中國的經濟結構顯示，一旦發生世界性的經濟形式惡化，出口將會大幅度減少，企業的生存將會非常困難，失業增加將不可避免，最先受到衝擊的也將是從事於這一低技能的民工。發改委2008年8月3日的統計表示，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此外，在金融危機中珠三角出口企業大量破產導致大批人失業也向我們證明了同樣的事實。
據國家發改委的測算，如果按照“十五”計劃平均每年新增1，200萬就業速度，中國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時候，會達到55％的城市化率，而那個時候人口大約在15億左右。這意味着即使達到了實現全面小康的預期目標，中國依然還會有7億多人生活在農村。現實情況是，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在上升，經濟吸收就業的速度卻在下降，況且，到2020年我們能否達到55％城市化率還不知道？如果減少農民的數量不是按照就業來説，那是按照什麼來減少？如果是的話，那麼這麼多的農民我們能大規模的減少嗎？難道就是單純地把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可見，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能不能有效轉移到城市，城市化戰略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二)糧食生產問題
我們先拋開城市化本身中城市所需要的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不説，退一步講，如果單純地把為了大規模地減少農民數量而減少農民，農民進城使城市化率和非農業人口比重提高了，那麼城市非農業人口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按照我國的國情能保障嗎？也就是説，農業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能夠給非農業人口提供足夠的保證嗎？近幾年，雖然説農村農業形勢好轉，但是，這是相對於自1999-2003年農業方面特別是糧食連續4年減產、農業再次出現徘徊的背景來講的。
就糧食產量來説，2006年只恢復到1997年的水平。1996-2006年全國總人口增加9,059萬人，城市人口增加20,402萬人，人均糧食從1996年的414公斤減少到2006年的379公斤。因而近四年來的增長還只是恢復性的增長。相比來説，自2003年以來整個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連續五年超過10％，供需矛盾擴大了。1997年、1998年我國是農產品淨出口國，每年有60-80億的美元順差，2006年則有140億美元的逆差，現在我們是農產品的淨進口國了。2007年出現了豬肉、糧食漲價便是一個信號。到2008年更是發生了世界性的糧食危機，2008年CPI持續高企不下，食品因素起了絕大部分的推動作用。在糧食產量幾經努力尚未達到安全保障的5億噸水平下，隨着我國人口峯值到來，還需增加1億～2億噸的糧食，我國糧食生產區域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傳統“南糧北調”的格局已經向“北糧南調”的方向發展。一旦發生突發性自然災害、重大疫情、重大污染等公共安全事件，往往會造成區域或城市的食物在數量或質量上短期內無法保障或市場局部短缺，城市食品安全又促成社會危機和社會動盪。
在此還要強調一點的是，大規模減少農民數量，不只是專家學者們的想法，這也是農民的想法，而且在當前的現實中，由於城市與農村，從事農業與從事非農業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很多農民已經放棄了農業，不但他們如此，他們還要求他們的後代也是如此，當前農民隊伍萎縮的現實就已經提出了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今後誰來從事農業生產？
(三)土地問題
當前許多城市的政府熱衷於通過擴大規劃區的合法途徑徵用更多農村土地，用以經營開發城市的土地，作為推動城市發展和建設的重要手段，致使城鎮建設用地擴展過多過快，損害了“三農”的利益，根據國土部門提供的數據，全國城鎮和工礦區用地由1996年的5.42萬平方公里，增至2005年的7.27萬平方公里，年均增加2,055平方公里。按建設部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專題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全國城鎮建設用地由1991年的2.75萬平方公里擴大到2005年的6.78萬平方公里，14年內擴大了約4萬平方公里，年均擴大2,860平方公里。新擴的城鎮建設用地60％以上是耕地，且多為優質耕地。這對於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口最多、耕地特別緊缺的國家來説，所面臨的大規模建設佔地的形式十分嚴峻。儘管已早將節約寶貴土地資源列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但在以往開發建設的實踐中，浪費土地資源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根據國土部門的統計，到2004年8月全國共清理出各類開發區6,886個，規劃用地面積達3.86萬平方公里，其中實際建設佔用土地1.03萬平方公里。這種粗放式的城市化擴張不但沒有解決我們的人地關係，反而使農民、農業和農村用地向城市化再一次作出讓步，導致資源佔有關係更加緊張，而這不正是城市化所要解決的問題嗎？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確實通過了城市化解決了類似於中國三農問題的一系列問題，但是，他們的人口是沒法與我國的人口相比的，我們國家光農業人口就要比他們任何一個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他們人口出現了過剩可以向殖民地移民。他們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化，而我國呢？由於政治體制的不同以及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既不能像發達國家過去那樣向殖民地大量地移民，也不能實行土地完全私有化，現在有人主張實行私有化認為這樣可以加快土地流轉，將土地有償地集中到一些種田大户手裏，但是，如果當土地現行所有制結構轉化到私有權、私有制，將會對中國農村、農民以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城市化戰略也並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明確的回答。
(四)城市化本身的問題
國外城市化的成功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我們在學習國外成功的經驗的同時，也要注意失敗的地方，日本在城市化在過程中還存在農業人口過度進入城市，造成農村人口稀疏、產業衰退、社會設施奇缺、文化水平落後、農業用地面積減少的問題。1993年日本糧食的77％靠進口。2003年60％的糧食靠進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糧食進口大國。墨西哥的城市化率已經高達80％，但是在墨西哥，城市中有大量的貧民窟存在，社會治安混亂，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存在，巴西這個國家的基本情況也是如此。任何城市的發展都要考慮城市本身的承載力問題。中國城市的生態環境目前仍然處於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狀態，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擴大城市規模，不考慮當地資源環境承載條件，盲目發展，破壞了城市的自然生態。“急速”的城市化使許多城市出現了熱島效應、温室效應、污染效應和擁擠效應，城市生態系統已經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部分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功能過度集中於中心區，城市工業用地比例偏高，住宅、商業服務及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偏低，隨着人口的增加導致生活設施短缺、基礎設施跟不上城市的發展，從而是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貧民窟等“城市病”不斷湧現。當把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引向城市使其真正成為城市居民，解決住房是其中非常一個重要和迫切的問題，而當前的現實是數千元的房價已遠遠超過了農民的實際購房能力，儘管政府通過一系列按揭貸款、廉價房制度來積極推進城市化，然而，解決住房還是面臨着諸多的困難和問題，如財政、資金、土地、分配等。此外，進城農民的保障制度真的能建立或者是真正實施起來嗎？要知道我們的人均GNP在2005年只有1,709美元，這樣一個巨大的保障問題，可能人均GNP在2005年達到42，007美元的美國人也無法解決，如果不能，那麼將怎麼辦？城市化戰略並沒有對此做出解答。
三、對策與建議
(一)科學規劃，構築合理的城市化體系，正確引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從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地域流向來看，農村轉移勞動力有進大城市的偏好，東部發達地區一直是農村勞動力的主要流向地，這種情況雖然是市場化引導的結果，然而，畢竟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滯後性。大城市由於技術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明顯高於小城鎮使得大城市安排一個勞動力所需要的資源遠遠要高於小城鎮，此外，大城市由於工業就業比重上升的空間已較小，服務業發展的緩慢使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不強使得大城市就業競爭壓力大，這些對於轉移當前過多的農業剩餘勞動力，達到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是不利的，因此，要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加快小城鎮建設，充分利用小城鎮資源和產業空間的優勢，大力發展適合於本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充分發揮小城鎮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促進農村工業小區建設，吸引鄉鎮企業向小城鎮相對集中以此帶動更多的勞動力就業，減少對大城市人口過於擁擠的壓力。大城市也應該依靠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質量和利用效率，走集約型發展的道路，達到能耗更少、成本更低，經濟效益更可持續。集約型發展城市使各種經濟活動在城市綜合體內互動，各種資源有效整合，提高城市的容積率從而發揮更大的空間效應。只有通過走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層次遞進的多元化發展道路，才能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城市充分發揮其優勢來加快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為我國當前“三農”問題的解決創造良好的條件和基礎。
(二)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
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改善農村的生活和生產環境，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具體措施，只有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扶持力度，才能進一步發展農業，為城市化進程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隨着經濟實力的增強，政府既要擴大對糧食主產區補貼規模和範圍，又要儘快把已確定的支持糧食生產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同時，政府也要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對農業發展不但要承擔起大中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任務，而且對小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應不斷加大各級政府預算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擴大農業公共品供給範圍，從而擴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三)進一步完善各種制度，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供良好的環境
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需要進一步調整不合理的制度，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政策保障體系，為農民市民化保駕護航。一要進一步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健全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這要求政府部門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信息、技術培訓、諮詢、中介和合法權益保護的服務平台，逐步降低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門檻，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條件，以及對進城農民從事職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逐步實現城鄉統籌就業，形成一體化的城鄉就業市場。二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進城的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的範圍，解決其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養老等後顧之憂。對一次性出讓承包地後進城的農民，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其他城鎮居民同等對待，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與城市下崗職工就業競爭的劣勢地位。三要徹底地打破城鄉“二元”户籍制度，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種不合理的制度規定全部剝離出去，同時加緊研究制訂新時期適合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户籍制度，使其有利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民的市民化、有利於户籍管理、有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四)保護耕地，科學經營土地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因城市的擴張，不可避免地會佔用土地，另一方面隨着農民的市民化，又會使一部分土地農民手中空置出來，因此，科學經營土地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嚴格保護耕地，努力增加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其次，要加快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許農户承包的土地轉包、轉讓、入股、租賃等形式，在集體經濟組織範圍內實行流轉，使已轉移出去農户的土地向純農業户集中。再次，在城市土地的經營上，實行由政府主導與市場運作結合型相結合經營方式，探索出適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營管理城市土地的新路子，集約使用土地，不斷提高經營城市土地的技巧和水平，獲取最佳的持續的經營城市土地收益。
論文摘要：解決“三農”問題，不能侷限在“三農”的圈子裏，要充分發揮教育的作用。把農村中國小集中到中心城鎮，降低辦學成本，提高教學質量，推進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強職業技術教育與城市適應性教育，促進富餘勞動力的轉移與轉化；發揮高校的輻射作用，開展遠程農民教育，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
“三農”問題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問題的解決任重而道遠。如何有效地轉移和轉化農村富餘勞動力，把沉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轉化為優質勞動力，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這就對配套的教育措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農村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則成了研究的重心。解決“三農”問題，要跳出“三農”層面，配套的教育措施也不能侷限在“三農”的圈子裏。
一、降低辦學成本．緩解教育經費緊張的壓力
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迅速提高教育質量，缺的是資金，少的是投人。在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下，要求政府加大投人滿足教育需求只能是難以如願的美好願望；加強制度建設，拓寬融資渠道，可以增加教育經費，但是因為體制與觀念的慣性，也非短期所能湊效。所以，在窮國辦大教育的大背景下，緩解教育經費緊張的壓力，提高辦學效益的有效途徑應該是千方百計降低辦學成本，用盡量少的錢辦儘量好的教育。
(一)中國小集中辦學，發揮規模效應
根據目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各個年齡階段分佈情況的分析，近年學齡兒童將逐年減少，這樣，原有教育設施難以充分利用，甚至大量閒置。為了集中資金，提高辦學效益，形成規模經濟，減少重複建設，學校應適度集中，向中心城鎮靠攏。農村居民分散，中國小生奔走於相距較遠的學校和家庭之間，既浪費時間、精力，又不安全，推廣寄宿制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各個鄉鎮集中財力物力辦好一所中學，二到四所國小，結合學校內部的領導體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精簡管理層級，優化教育資源。這樣，既節省開支，降低成本，又能夠提高辦學質量。
(二)就地取材，大力開展遠程農民教育
要改善“農村太窮、農民太苦、農村太落後”的狀況，就一定要加強農民教育，全面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但農民教育經費太少，農民本身對接受教育也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開展農民教育一定要考慮好三個方面的因素：要就近，便於農民學習；要成本低，農民不必掏多少錢就可以學習；要能學以致用，有很強的實用性。從降低教育成本的角度出發，應該就地取材，大力開展遠程教育。教學場地就近利用村公所或者中國小校，如果學校白天不能給農民教育提供教室，就採用一校掛兩牌的方式，白天學生上課，晚上給農民上課；教學方式採用遠程教學方式，有遠程教學服務網絡的，進行網絡教學，條件差一點的，利用優秀教師的課件進行多媒體教學，條件更差的，只需要準備一台電視機、VCD和幾張光盤影碟，只需中國小的一個普通教師組織教學，就可以把優秀教師和技師的教學內容傳授給農民，大大降低教學成本。
(三)教材回收，重複利用
發達國家的基礎教育教材，通常回收利用五年以上，學生無須購買新教材，大大降低了入學費用，而且能減少因印刷大量教材造成的紙張浪費和環境污染。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更應該節約資源，減少費用；農村教育經費緊張，更應該回收教材，重複使用，降低學習成本，減輕教育負擔。
二、職業技術教育與城市適應性教育並重，促進富餘勞動力的轉移與轉化
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一般在總人口的10％以下，而我國農村人口達70％左右，有9億多農村人口。不改變農村人口基數龐大、人均生產資料稀少的現狀，就不可能達到迅速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只有加快農村人口的轉移和轉化，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而且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到農村目前的富餘勞動力，而忽視了學齡階段的農村人口，要充分考慮他們數年後的就業和出路。這裏講的轉移是指地點的變換，是指農民工進城；轉化是指質量的變化和提高，進城不能只是城市邊緣人，務農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耕作方式上。為此，應該加強以下幾方面的教育。
(一)開展多形式、多層次和有本土特色的職業技術教育
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進入了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由勞動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的轉型時期，“三農”問題比較嚴重的中西部地區的粗放型、勞動密集型還沒有得到充分轉變，在抓緊時間完成這一階段任務的同時，還需要盡力追趕第二階段的發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質勞動者和大批熟練技術人員，要求職業技術教育朝多元化方向發展，積極開展多形式、多層次和有本土特色的技術教育和培訓。
1．為獲取勞務輸出收入，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技術培訓。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全國有7800萬農民工，據專家估算，目前有超過1億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數量巨大的農民工每年創造大量的勞務收入。據統計，2001年四JlI省出省農民工560萬人，打工收入400億。儘管進城農民工數量巨大，2004年沿海地區還出現了明顯“民工荒”，但是缺少的主要是熟練的技術工，而不是初級的體力工。針對這一現象，政府要建立信息網絡，及時瞭解需求信息，組織農民工進行相應的技術、技能培訓，加強針對性，減少盲流。
2．農村成人教育要以農民實用技術培訓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為重點。中國三個產業層次仍然是第一、二產業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的作用和影響還有限，解決“三農”問題，不能超越國情，更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鞏固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推進農業產業化。配套的教育措施要強調“科教興農”，充分發揮農村成人學校和培訓機構的作用。農村中國小可實行一校掛兩牌，日校辦夜校，成為鄉村基層的文化、科技和教育活動基地。建設“高等學校農業科技網絡聯盟”，推進“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為農業科技推廣、農村教育培訓作出貢獻。
(二)推進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性教育
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出路是城鎮化，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除了小城鎮的吸納之外，民工潮將成為另外一種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途徑。引導民工潮向良性方向運轉，克服其給城市帶來的弊端，除了改進制度性的因素外，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也很重要。提高農民自身素質除了職業技能培訓之外，還要重視城市適應性教育。農民工進城打工，意味着他們再社會化，城市適應性教育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其再社會化的速度和水平。通過農民工培訓層面、社區層面和工地文化層面對農民工進行法律法規、良好生活方式與習慣以及豐富多采的文化娛樂活動的教育與培訓，改變其不良習慣，促使其產生歸屬感和認同感。
三、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相互滲透，提高潛在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時代的發展，現實的需要，都要求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的兩隻輪子同時轉起來，相互滲透，緊密聯繫。特別是在基礎教育內容中，要適當增加職業技術的教育內容，以便學生中學畢業進入高職學校後能夠很快適應。
(一)基礎教育內容應與高中後教育相銜接
傳統教育中，基礎教育與高中後教育存在脱節的現象，學生高中畢業後，要麼進入與以前教育很不連貫的高等學校，要麼在毫無思想準備和毫無職業技能基礎的情況下被拋人陌生的社會。因此，發揮我國基礎教育較好的優勢，更新部分教育內容，以便其更好地與高中後教育相銜接，如增設進行初步研究活動的選修課程和職業技術課程，結合地方經濟發展實際，有針對性地開發地方課程、校本課程，開設綠色證書課程等。
(二)辦學形式要多樣化，全日制與半日制、日校班與夜校班、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按需開辦
1．配合國中後和高中後分流推進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現有高等教育資源有限，不能滿足廣大民眾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要求，甚至也不能保證所有的國中畢業生升人普通高級中學，同時目前的經濟發展形勢也需要大批的高素質普通勞動者和技術熟練工人，因此全日制的高職專科學校既利於高中畢業生合理分流，又利於培養大批社會急需的實用技術人才。
2．適應科技的飛速發展，開展現有技術人員的繼續教育。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只要不學習，就會很快趕不上形勢，知識技術迅速陳舊、老化，所以要不斷接受繼續教育，定期回爐。要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一定要有高級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加盟。另外，還可以通過對現有技術人員的繼續教育提高其技術等級，盤活現有人才存量，提升現有人才質量。
3．教育內容增強本土特色。雖然通過勞務輸出能增加本地居民的收人，間接促進本地的發展，但人才的外流不利於本地人才直接服務本地，促進本地經濟的迅速發展。因此教育培訓內容應該緊密聯繫當地實際情況，強化本土特色。:
4．加強實踐教育，豐富高教、職教的實習、實驗教學。理論與實踐結合不緊密，是當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培養應用型人才，縮短學生的工作適應期，就要在教育過程中加強實踐教育，使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準人才有理論運用於實踐的時間和場地，能夠在理論一實踐一理論的多次轉換中，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縮短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後的適應期和磨合期，降低上崗培訓成本。
四、建立智力與技術服務中心，加強高校的輻射作用
1．1農科類大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形式陳舊需要創新《意見》第四條提出：“文化、科技、衞生‘三下鄉’和科教、文體、法律、衞生‘四進社區’活動，是新形勢下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有效載體”，在調查農科類大學生“您參加的‘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形式”問題時，19．53%選擇了“科技下鄉”，15．46%選擇了“參觀訪問”，16．28%選擇了“政策宣傳”，18．01%選擇了“社會調查”，15．77%選擇了“文藝演出”，14．95%選擇了“其他”。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主要形式還是集中在傳統的科技下鄉、參觀訪問、政策宣傳、社會調查、文藝演出等形式上，而這些形式導致農科類大學生不能將實踐活動與所學專業緊密聯繫，無法真正進入角色，不能在實踐活動中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從而不能對一些實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更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
1．2大部分農科類大學生認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收穫不大開展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目的是使大學生了解社會、認識國情，增長才幹、奉獻社會，鍛鍊毅力、培養品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在調查“您參加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收穫”時，20．65%選擇了“收穫很大”，70．19%選擇了“有收穫，但不大”，9．16%選擇了“沒有收穫”。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農科類大學生在實踐活動中有一定的收穫，但是收穫不大。同時，在問卷調查中發現，90%以上的學生認為參加實踐活動最大的收穫是鍛鍊了自己的組織、溝通能力，僅有35%以內的學生認為增強了自己的專業運用能力，這説明高校在開展“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中沒有將學生專業特長和當地農村的實際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致使農科類大學生不能真正深入到基層，不能把所學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專業能力在生產實踐中得不到檢驗和提高。
2影響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分析
2．1思想認識不到位農科類大學生作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主動參與意識不強，對於實踐活動重要意義，如何與自身的學習、就業相結合等問題沒有深入的思考和實際的行動，從而導致農科類大學生參與率低，參與動機有偏差，參與實際效果不理想；部分高校專業教師對“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存在認識偏差，認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是校團委、學生處、院系等部門學生管理人員的工作任務，和自身教學任務沒有關係［1］;社會各界對“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不夠重視，有些地方政府不能主動、積極地為“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2．2活動形式缺乏創新“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自開展以來，一直秉承“受教育、長才幹、做貢獻”的宗旨，但隨着時代的發展進步，一些傳統的內容和形式成為制約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瓶頸因素。1)“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形式還是以社會調查、公益活動為主，不能滿足農村形勢發展的需要，應結合新農村建設的特點，積極探索各種新形式；2)當代大學生，尤其是“90後”大學生思維方式和行動特點呈現多元化，傳統的實踐形式難以吸引他們主動參與到實踐活動中來；3)沒有將學生專業特點和活動形式有機的結合。往往開展難度較低、操作性較強的參觀、走訪等形式的活動，卻忽略了為大學生搭建平台，導致學生不能提高專業技能。
2．3缺乏健全的制度體系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必須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機制作為前提，以保證實踐活動的正常開展與蓬勃發展。但是大部分高校缺乏有關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制度機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從而制約了“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主要體現以下幾方面。1)缺乏健全的實踐教學體系。目前把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作為重要內容列入教學計劃的高校並不多，大多數高校只是將社會實踐作為學校整體教學的一部分。學生是否參加社會實踐和畢業無直接聯繫，導致學生思想上不重視，直接影響實踐活動的實效性。2)缺乏完善的實踐指導機制。一方面缺乏實踐項目制定方面的指導，實踐項目制定不合理必然導致實踐活動開展不順利，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缺乏實踐內容的指導，不同的實踐階段需要相應的技術、政策指導，這直接關係着實踐活動的成敗。3)缺乏科學的考評機制。目前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的監督和評價機制，實踐活動考核成績大多依據活動總結及媒體報道的影響力界定，對學生是否學以致用、服務地方、服務程度等方面沒有具體的評價標準，直接造成“重媒體報道，輕實際效果”的現象。同時，沒有合理的評價標準也使得指導教師和學生的實踐工作不能得到合理評價，沒有明確的獎罰措施，直接打擊了指導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
3提高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實效性的對策
3．1加強宣傳引導，形成共識，為活動達到實效性提供思想保障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高校的一項工作任務，更需要引起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視。各級宣傳部門要把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宣傳列入計劃，在實踐活動開展過程中協調新聞單位開闢專題、專欄，組織精幹力量深入一線採訪報道，為活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使地方政府、高校、學生形成共識，形成全社會支持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良好局面，以更好地為農科類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創造平台和條件［2］。第一，地方政府要認真落實文件精神，出台相應的政策和具體辦法，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活動的組織工作，以新農村建設為中心，把社會實踐活動與經常工作結合起來，並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實踐活動，保證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第二，高校要把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培養學生的一項重要工作，納入到整個高校的人才培養體系中，建立完善的領導機構和組織體系，全面負責社會實踐的開展與建設問題；第三，從思想上認識到社會實踐活動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參加實踐活動的主動意識，將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達到學以致用、以用促學，通過實踐活動提高綜合素質，為新農村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3．2探索機制創新，拓展活動形式，為活動達到實效性提供可靠保障建立社會實踐活動的良性運行機制是農科類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順利開展，效果突出的有效保障。要着眼於社會實踐活動的長遠發展，結合時代特色，與時俱進，狠抓機制創新，建立並完善“四個結合”的運行機制。第一，與思想政治教育緊密結合。始終將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作為主線貫穿於社會實踐的全過程，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瞭解社會、認識國情，堅定黨的領導，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良好的品質和作風。第二，與專業學習緊密結合。將社會實踐與農科類大學生專業特點相結合，既可以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又可以用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檢驗理論，使學生專業能力得到提高。第三，與就業創業緊密結合。將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就業見習結合起來，為農科類大學生服務“三農”奠定良好的基礎。第四，與實踐基地建設緊密結合。尤其是農業高校作為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基地，更應該與廣大農村地區建立起全方位和長久性的互動關係，力爭做到每個專業都有相對固定的基地，使學生受鍛鍊，當地見效益。
“三農”工作需抓大顧小
方法問題制約“三農”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農”工作中，只顧埋頭苦幹，不注意方式方法，結果往往是浪費了資源，空耗了精力。有兩種錯誤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體不注重具體，缺乏操作性。這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標高遠，不顧本地區情況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不顧市情、縣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經驗；二是力求“大”。習慣於“運動式”地抓“三農”，一項工作全民參與、轟轟烈烈，表面上每個部門都在抓，但實際上職責並不明確，沒有抓總牽頭部門，沒有細化目標和驗收標準，工作往往流於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沒有重點也體現不出亮點。這些都是當前基層“三農”工作方法上存在較為普遍的問題。這使一些地方“三農”工作的舉措僅僅停在口頭上，寫在文件裏，無法落實到行動上，不僅浪費了資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點不計其餘，缺乏統籌性。一是部門缺乏協作性。不僅農口的農林水牧漁等部門工作上互動少，而且農口之外的部門在涉農工作上也缺乏與農口部門的互動，以至於“你敲你的鑼”、“我唱我的戲”，造成工作互不協調、各不配合。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三項工作之間缺乏互動。在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時，缺少系統的思維和聯繫的觀點，結果往往是解決一個老問題，而產生一個或多個新問題。比如各地在成功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的同時，又帶來了農村田地無人耕種、土地難以流轉、留守兒童健康和教育問題突出等諸多新難題。三是“三農”與工業化的矛盾問題。許多地方把財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動工業化進程上，不僅市縣講工業化，連鄉鎮這樣的農村基層政府也在埋頭搞工業化。四是城鎮化帶來的“留守”問題。農村中的“精英”大量湧向城市、集鎮，留守的都是所謂的“部隊”（婦女、兒童、老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面臨着生存的危機。
抓“三農”工作需要辯證法
克服形而上學的最好辦法，就是辯證系統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必須善於運用辯證的思維、系統的觀點來把握“三農”工作。
“三農”工作的統一性和差異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堅持整體抓也要堅持分開抓。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者是一個互相聯繫、互相作用的有機體。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整體，去謀劃、去推動，才能真正抓住“三農”工作的主動權。作為一個整體的“三農”，並不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簡單疊加，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相互之間各有特性。不僅彼此的工作重點、工作對象不同，而且工作規律也不一樣。抓農業不等於抓了農村，抓農村不等於抓了農民。如果我們在工作中片面地側重某一個方面，就會像盲人摸象一樣，整個工作視野停留在小圈子裏，造成侷限性、孤立性。
“三農”工作的聯繫性和多樣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注重內涵又要顧及外延。農業是農民從事的主要事業，是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是農民開展農村建設的資金來源；農村是農民工作生活的家園，是農業生產的土壤，它為農民生產生活提供環境和條件；農民是農村、農業的主體，是農村的建設者、農業的生產者。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單個個體事物而存在，同時又獨自對外發生複雜多樣的聯繫。抓“農民”問題，就不能僅僅侷限於農村和農業，而應站在更廣闊的視野中，跳出固有思維，可以把農民轉化為職工、商人、經紀人、市民；抓“農村”問題，決不僅僅是解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問題，還有一系列諸如農村環境整治、村鎮建設、鄉村組織建設等問題。
“三農”工作的系統性和聯動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職。“三農”工作部門的區別，僅僅在於業務主管部門、工作牽頭部門、相關涉農部門，各部門在“三農”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職責，缺一不可。例如，組織部門負責組織建設，如何配備好鄉（鎮）和村委領導班子、發揮鄉鎮黨委政府的效能、調動村級組織的積極性等，都是重要課題。農工部作為“三農”工作的主管部門，不僅要制定本區域“三農”工作發展規劃，還要協助黨委、政府做好“三農”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尤其是要協調、統籌涉農部門的工作，工作量大，責任重。因此，在“三農”工作中，各部門都要調動起來，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參與的工作局面。流通行業要負責帶動農產品銷售，科技部門要負責科技推廣，教育部門要注重提高農民工素質等等。
在實際工作中抓大也要顧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農”路線方針政策和原則的學習、宣傳、貫徹、落實。比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農村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發展政策，比如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以及“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反哺農業、回報農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門、工作和上下的協調。比如農業建設，需要農口的農業、林業、水利、水產、畜牧等部門的協調，需要農口內扶貧、移民、綜合開發、農墾、土地等部門的配合，需要財政、發改委、工商、物價等綜合部門的支持和參與。比如農村建設，需要協調規劃、建設、土管等部門，農村社會事業建設，需要協調文化、教育、衞生等部門。總之，抓大，就是要抓重點工作，抓關鍵環節，抓各級幹部，抓工作典型。
顧小就是要細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農業建設方面的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常規農業與特色農業、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等，還要抓防火防汛防蟲，要抓農業增產增效和農民增收。
顧小就是要抓羣眾工作，要宣傳羣眾，動員羣眾，組織羣眾，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勞力，也要抓外出務工的，既要為羣眾解決發展經濟方面的難點，也要為羣眾生活上的困難分憂，包括子女上學、農民看病、打官司等問題。
顧小就是抓落實。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務的具體措施，落實到人，分頭去抓，開始要部署，中間要檢查，最後要驗收，一環扣一環，推進工作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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