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則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要想救亡圖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權。
隨着封建帝制的廢除，依附於封建帝制的種種醜惡制度也被次第掃除，例如世襲制度、太監製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迴盪。空前的民主氣象，競辦實業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並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張勛先後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羣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衝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籠。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不但從行動上堅決地打倒皇帝，並從輿論上對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思想進行鞭撻和批判，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為探索救國興邦的道路打開了新的思想境。
其次，辛亥革命傳播了民主思想。早在興中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視學習和傳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説、共和政體和自然科學。他們通過宣傳天賦人權的學説，使人民能理直氣壯地爭取民權；通過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使人們瞭解“自由、平等”的涵義；通過介紹西方政黨制度，倡導發揮新型政黨的作用。這些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學説，成了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傳統封建文化和進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為建立民主共和國做了思想準備。
除舊佈新
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習俗的除舊佈新。辛亥革命的實際政治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帶來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面貌為之一新。正是這些新的變化，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閘門。
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而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通道。陳獨秀和知識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把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了嶄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初，隨着一批覺悟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湧現，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都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和啟蒙，然後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經濟發展
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啟蒙革命
武漢地區的軍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後，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儘管以後還出現過幾次短命的復辟醜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國際影響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引領革命
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以孫中山的後繼者自勵，從來都尊崇孫中山為中華民族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發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孫中山及一切革命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變為現實。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大，辛亥革命雖然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進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風浪中，隨機轉投向了 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構建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數人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未給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根本利益。
男女平權
中國近代以來隨着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羣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鋭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着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説，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人民革命”，肇始於19世紀末期，正是西方侵略勢力大舉滲入中國的時候，也是傳統中國的制度與秩序被摧殘破壞最嚴重的時期。清政府由盛轉衰，國人不斷在各方面要求改革或適應無效後，許多內部衝突不能解決，進而延宕積習成弊，造成封建統治的政權發生動搖，終於激起孫中山革命。其背景因素大致歸納有三，茲臚陳於後：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人民革命”，肇始於19世紀末期，正是西方侵略勢力大舉滲入中國的時候，也是傳統中國的制度與秩序被摧殘破壞最嚴重的時期。清政府由盛轉衰，國人不斷在各方面要求改革或適應無效後，許多內部衝突不能解決，進而延宕積習成弊，造成封建統治的政權發生動搖，終於激起孫中山革命。其背景因素大致歸納有三，茲臚陳於後：
一、清政府嚴厲統治與社會反清思潮
清朝建立政權之後，表面上以“定胤民安，共享太平”為號召，其實用以（一)籠絡（二）高壓（三）屠殺(四）奴化[注1]等政策與手段，交兼併用，達成專制統治的目的：
（一）籠絡人心，利誘手段
清朝統治者為籠絡人心，乃採行下列措施：例如，為明思宗帝后發喪，以帝王之禮，宗室大臣罹難均以題諡。朱氏貴族依舊恩養，文武衣冠悉維舊制，改訂官制，漢滿參用，收拾人心。另外，鉗制才士，獎勵文學，優禮儒臣，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藉以名誘、利誘、官誘，麻醉人心，防止加劇民族矛盾。
（二）高壓政策，恩威並用
清政府安定明朝人心後，採用高壓，工於心計，嚴令薙髮，禁除明制，改衣旗服，以測漢族人心之順逆。並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警人之語。尤有甚者，侵佔田地，圈以標誌，謂之“圈地”。掃除反抗勢力，用以嚴刑峻法，誅戮王族和忠實於明朝皇室的人士。各省要隘駐紮重兵監視人民，人民之憤懣久蟄於心。
（三）屠殺處決，慘不忍睹
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北方局勢，進兵長江流域，希冀摧毀明朝最後掙扎。“揚州十日”慘遭屠殺者有80餘萬，被擄與投井、投河、焚縊者亦不在少數。
“嘉定三屠”連屠三日，城內死者約9700餘人，城外則在7500人以上。“文字獄”殺戮無辜，尤為慘酷。計有康熙時代，莊廷■《明史稿》，戴名世《南山集》，方孝標《滇黔紀聞》。雍正時代，有查嗣庭、呂留良之獄，謝齊世註釋《大學》，陸生稱編寫《通鑑》均被認為猖狂恣肆思想，著予正法。乾隆時代，文字獄尤興，胡中藻《堅磨生詩鈔》，徐述夔《詠正德杯詩》，沈德潛《黑牡丹》詩，王錫侯刻《子貫》乙書，吳梅村詩句不妥，均受刑誅。其文網嚴密，罪織極細，一經告發，輒多獲罪，屠殺至為慘酷。
（四）奴化人民，橫徵暴斂
清政府屠殺、奴化人民，役使奴僕以供清王朝貴族享用。説什麼“滿漢一體，並無歧視”，不過是“口頭禪”罷了。不僅政府賦斂苛刻，官吏亦貪腐暴斂。以中國先賢學術作為鎮壓工具，利用科舉制度，竭其智慧，制藝其間。並以八股文章牢籠人才，消磨精力，藉以麻醉士人，鞏固統治力量。
總之，清政府一方面以治術籠絡政策，收拾民心。另一方面以武力高壓政策，鎮壓反抗，鉗制思想。在籠絡與高壓兩種手段互為運用，更嚴防滿漢混雜，造成種族界限，在“又屠殺，又奴化”的政策下，民生凋敝、危機四伏，民族仇恨由是加深，於焉反清運動伺機而起。
反清運動在思想上、意識上充斥其間，會黨如天地會、白蓮教以及天理教的反清，農民之反清思潮，川流不息。各族人民羣眾奮起投入反抗封建王朝壓迫的隊伍中。
二、列強勢力入侵與中華民族危機
清政府政治腐敗，正是列強勢力入侵中國的良機，茲分述如下：
（一）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1842年，英國藉口鴉片事件，引爆鴉片戰爭，訂立“南京條約”為中國對外第一個不平等條件。1844年，又分別締結“中美條約”與“中法條約”。1865年，英人利用太平天國之機，以“亞羅船事件”，進攻廣州，復一年，法人藉口傳教士被害，兩國共組“英法聯軍”，再陷廣州。分別訂立“中英天津條約”與“中法天津條約”。
1860年，再締結“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同年復訂“中俄璦琿條約”與“中俄北京條約”，也承認英國對緬甸有最高宗主權。1890年，“中英印藏條約”清政府承認哲孟雄為英國保護管理。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一連串的枷鎖。加上1894年，中日戰爭訂立“馬關條約”。從此，列強對中國的欺凌走向，已不是割地賠款與通商，而是已進入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毀滅中國的階段。
原本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及“中法戰爭”均是受到列強侵凌以後，清政府不得不臨時調兵遣將，勉為應付，並且部分還打了勝仗，國際帝國主義尚不知中國積弊弱點。殆自甲午戰役，清政府新式北洋艦隊竟遭全軍覆沒，賠款請和，接踵而至，自難避免。
（二）清廷昏庸，列強瓜分
此時，列強更徹底認識清朝愚昧無能，昏庸可欺，大夥趁火打劫，齊向中國進攻。一方面將剩餘資本，大量投資到中國，以取得中國政治的支配權；一方面在中國內地競設工廠，使中國農村經濟完全失掉抵禦能力。這樣雙管齊下，第一步解除中國政治國防的武裝，第二步解除中國經濟國防的武裝，尤是瓜分政策，終至形成列強勢力範圍的劃定，使中華民族的滅亡危機，迫於眉睫[注2]。
（三）帝國勢力，主宰中國
列強勢力大抵如下：俄國租借旅順、大連兩港。英國援照先例，強租威海衞要求長江流域各地，不得租與他國，並擴及九龍半島。法國迫租廣州灣，擁有中國西南的勢力範圍。德國勢力及於山東，並借廣州灣。日本也不甘落後，要求福建及其沿海一帶，不得租與他國。總括而言，俄、法勢力包圍中國南北，英國貫穿東西，日本偏東南，德國迫京畿。俄、英、法、德、日本等國，紛紛向中國劃定勢力範圍。
（四）門户開放，利益均沾
1899年，美國發布“中國門户開放宣言”，旨在宣示各國在華工商機會均等，保護中國行政主權之完整，打破各國勢力範圍壟斷之局，變成“相互利益、相互約束”，使美國及其他各國經濟勢力不受阻趄，締造“利益均沾”之局。自此中國變成“公共市場”轉入國際共管的殖民地之地位了。
1900年，義和團事件，導致英、法、德、意、奧、俄、美、日本“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完全屈服，喪權辱國，締結了“辛丑條約”，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中華民族危機更甚於前。
三、對外節節失利與對內政治窳敗
清王皇朝對外是軟弱無能與割地賠款，對內貪污腐化與剝削殺戮，激起民族革命是必然的結果。對內政策上根本上是錯誤的，其以封建政權之優越政治勢力，大力屠殺異己，復劃分民族藩籬為然。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而清政府的實際大權都操之於族官員手上，他們可以不勞而獲，豐衣足食，掠奪民田，橫徵暴斂，造成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也正由於政治的黑暗窳敗，才導致列強帝國主義勢力乘機侵入，破壞中國領土。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史實，層見疊出，大抵上均屬於改朝換代的隆替更易，抑或封建統治政權的轉變易主，而表現在國家政制體系與國體的大變動，卻付之闕如，惟獨辛亥革命運動則具革命意義。
一、歷史紀元，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新紀元，不只是推翻封建統治，也推倒了專制政體；不獨摧毀以一族統治其他各族的因襲政權，卻也創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華國體，這不僅是中國有史以來政治上的大改造，也是一個變更國體的創舉。
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前，是亞洲最古老的帝國王朝，它經過了人民革命，把268餘年的大清帝國之封建體制，打得粉碎，同時也改造了五千年的政體與國體。此為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注3]。
因為中國革命在往昔是屬於貴族英雄及少數人的革命，在今日則是屬於全民普遍多數人的革命。亦即由“貴族革命”、“英雄革命”轉換今日的“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中山先生雲：凡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可見，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為“人民革命”[注4]。
中山先生認為：“國民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它的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注5]。
二、掃除羈絆，尋找生路
中國革命雖然以中國國內為燃點，但是革命的總目標仍集中提升國力，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本質上是扶持中國的封建勢力，以作為傀儡，而中國的封建勢力，又依持帝國主義為其生存的保護符咒。過去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外在）與封建勢力（內在）的雙重壓迫下，無論在政治、經濟、國際、外交上皆日趨沉淪。故中國革命有必要對外先謀求中華民族解放，對內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以謀求全民族力量，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與羈絆，尋找中國生路[注6]。並聯合其他被壓迫民族，共體時艱、並肩奮鬥，以掃除帝國主義的宰割，求取弱小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平等，以博愛精神為基礎，消弭戰爭，實現世界大同。
三、復興中華，世界大同
中國革命在此種重大意義的演進過程，是有深厚的基礎。世界上固然有四大古文明，例如埃及、印度等，但是歷史記載最完備，沒有殘缺的，首推中國，也就是惟有中國的歷史才有豐碩的靈魂。
除了歷史外，中華民族所迫切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並實現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中華民族共同的革命思想。孔子作《春秋》為了實現大同理想，孫中山先生要革命，就必須要實現“公天下”而非“家天下”的大同世界。中國沒有《春秋》，就沒有中國歷史，尊王攘夷，雪恥復國，用以尊王室，興滅國，繼絕世的“大一統”精神下，彰顯了五千年璀璨的中華歷史靈魂。
四、辛亥革命，歷史浪潮
孔子作《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義所寄。每當中國國力低弱，民族衰微之際，異族就乘機入侵中國，致使中國人民遭受“國破家亡”之境，這是何等痛心疾首與慘絕人寰之事。不過中國屢被異族征服，屢能光復國土、民族生命仍然延續迄今，這是孔子作《春秋》的偉大力量，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維繫支柱。辛亥革命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它必然是有着因果關係，同時也是隨着社會歷史的變遷而決定。而這些歷史的浪潮，通常是怒潮澎湃，為任何人不能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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