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在這樣的事業中堅守一生，無論身居什麼崗位，都會成就偉大；無論歷程怎樣艱辛，終將書寫傳奇。
雲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1951年參加工作以來，一心想着羣眾，一切為了羣眾，帶領百姓在貧瘠的家園播撒幸福的種子。他以一生的忠誠和執着，守衞一名優秀黨員大公無私、艱苦奮鬥的精神高地，演繹一位領導幹部清正廉潔、淡泊名利的公僕情懷。他兩手空空離開那片他奮鬥了一輩子的土地，留下一名共產黨員的卓然風範和浩然正氣，留下身後悠長的思念和由衷的敬佩。
“我們奮鬥一輩子，不就是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有一個幸福的家園嗎？”這是楊善洲堅守一輩子的理由，也是他奮鬥一輩子的寫照。
堅守一輩子，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前半輩子，楊善洲身在其位，手中有權，權只為老百姓所用。幾十年裏，楊善洲不知為多少羣眾“散過錢財”，幫多少百姓解過憂困，自己一家卻始終過着清苦的生活。妻兒户口留在農村，二三十年無力蓋起一棟新房，三個女兒靠不上他一點關係，因為“他當官是為國家當，又不是為我們家當”。
無情未必真豪傑。幾十年裏，楊善洲自感愧對早年守寡的年邁母親，愧對含辛茹苦勤儉持家的老伴，愧對每天上山種地、喂牛、打豬草的女兒女婿，愧對開着農用車跑運輸的孫子們。為此他傷過心，流過淚，但在公私之間、家國之間，作為“人民的幹部”，他深知自己必須擔負比常人更大的責任，經受比常人更多的考驗。
奮鬥一輩子，需要堅忍，更需要激情。後半輩子，楊善洲離開領導崗位，發揮餘熱，全心為羣眾織就一片綠蔭。從不為家人辦事、不為家鄉辦事的楊善洲，信守“退休後給家鄉辦一兩件事”的諾言，白手起家，撿果核做樹種，在荒涼的大亮山上營造起幾萬畝林木，為鄉親開闢致富的道路，把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交給國家。在他日漸衰老的身體裏，始終燃燒着盡黨員職守、為羣眾謀利的火熱情懷。
幹部總是要退休的，但作為共產黨員永遠不退休。楊善洲常常憶起滇西抗戰時與他一起抬擔架的老鄉，正是這樣的人民，託舉着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走到今天。回報人民的犧牲奉獻，滿足人民的幸福期待，是楊善洲“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不盡動力。這是比任何功德更崇高的使命，更值得一個人終其一生、忘我追求。
在歷史的長河中，一輩子很短，用它來求取物質的享受和個人的利益，生命如隨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絲痕跡。把個人的奮鬥融入人民的利益，一輩子很長，會以他人的幸福滋養追求，在後人的追憶中延續生命，在歲月深處寫下崇高。
“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二十多年綠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場，創造資產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楊善洲用他的一生，自覺實踐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和道德追求，為每一位黨員幹部樹立起光輝的楷模。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忠於黨的事業，踐行黨的宗旨，黨的生命力必定更加旺盛。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全心全意為羣眾謀利益，我們將在信念的堅守中收穫更燦爛的人生。
清貧一輩子，奮鬥一輩子，奉獻一輩子。當官不擺譜，有權不濫用，民情不忘懷。楊善洲的一生，展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為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為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是每一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義不容辭的責任。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工作才能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羣眾基礎和力量源泉，我們的事業才會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領導幹部的品德、修養、本領，不會因職位的提升而自動提升。反而可能因為權力大了，需要經受更多的考驗。只有不斷加強黨性修養，自覺實踐黨的宗旨，不為權力、地位、名利、私情所累，才能經受住這些考驗。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共產黨員不要躲在機關裏做盆景，要到人民羣眾中去當雪松”。楊善洲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政幾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始終保持着“草鞋書記”、“泥腿書記”的本色。解民憂、濟民困、保民富，楊善洲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把身邊的幹部羣眾擰成一股繩。心裏永遠裝着羣眾，卻從來沒有自己，楊善洲無聲的人格魅力穿越時空，燭照世人。
領導幹部也有親情、友情、愛情，但決不能用手中的權力去照顧親戚朋友。楊善洲深深懂得，濫用職權對黨在羣眾心目中的形象傷害最大，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我手中是有權，但它是黨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實實用來辦公事，不能用來辦私事”，這是他始終堅守的信條。每年買一包補藥煨給母親吃幾天，每次回家把要做的農活做了、把家裏的水缸挑滿，給女兒們幾塊糖、幫她們梳梳小辮……履行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義務，楊善洲盡己所能，但他更知道，作為一名領導幹部，什麼底線應該守住，什麼事情絕對“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楊善洲的一生，在公與私之間為領導幹部畫出了一條分明的界線。
職務的高低，權力的大小，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職位是暫時的，事業是永久的。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需要我們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奮鬥一輩子。從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楊善洲沒有為自己攢“資源”、留“退路”，而是以更大的熱忱，投入到帶領羣眾致富的事業中。他沒有給家人留下什麼“關係”和遺產，卻給子孫後代留下了自立自強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百姓心中樹起不朽的豐碑。
一輩子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楊善洲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共產黨人的崇高追求，獻給了對羣眾的無私承諾。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都應該在他樹起的鏡子前，對照自己應該如何為政、如何幹事、如何做人。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都應該以他為榜樣，用一生的努力去回答入黨為了什麼、當幹部幹些什麼、身後給人民和後代留下什麼。
楊善洲，曾任保山地委書記，退休後主動到施甸大亮山義務植樹造林達22年之久。建成了面積8萬畝、價值1億多元、完全成材後價值可達3億元的林場，並將林場無償移交國家。楊善洲同志曾先後被評為省、市優秀共產黨員、全國老有所為先進個人，被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環境保護傑出貢獻獎”、“中華環境獎提名獎”等榮譽稱號。楊善洲同志一輩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後的霞光，化為了家鄉大亮山上永恆的春天。
我們學習楊善洲同志，就要學習他大公無私的精神。他在任保山地委書記時，為民辦教師家屬辦理“農轉非”卻遲遲不肯為自己的家屬辦理。還把退休後親手種植的林場無償移交給國家。
我們學習楊善洲同志，就要學習他為民愛民的精神。可以説他的一生就是為民務實的一生，無論是任職時還是退休後，哪怕是幫助百姓釘馬掌、教年輕石工砌石頭這樣的事情，只要百姓需要，他捲起袖子就上。
我們學習楊善洲同志，就要學習他艱苦樸素的精神。楊善洲同志用他的一生描寫了共產黨人的樸素情懷。衣食住行從不奢侈濫用。在他植樹時，買樹苗的資金不足，他便經常上街撿果核以補貼家用。
楊善洲的一生就是這樣，不僅帶給一方百姓以幸福，更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我們學習楊善洲同志，就應該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愛崗敬業，刻苦學習，為社會經濟發展，為黨的事業，為人民百姓的利益奮鬥終身。
編者的話：在一般人眼裏，領導幹部下鄉吃飯忘記付賬，是件再小不過的事了，可楊善洲卻不這麼認為。“不欠羣眾一分錢”的觀念，牢牢貫穿了楊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領導幹部絕對不能搞特殊化，不僅要算飯費那幾塊錢的小賬，更需要算的是共產黨員的作風賬。
關於楊善洲花路費結飯費的故事，一直在雲南保山廣泛流傳。
那是1984年的夏天，楊善洲帶着駕駛員和祕書蘇加祥一起到龍陵下鄉，晚上縣委書記汪金耀在縣委機關招待他們吃飯，吃的是一碗蘿蔔燉排骨、一碗蒜苗炒蘿蔔和一碗白菜。吃完飯，蘇加祥去結賬時，汪金耀説：“不用結了，我請客。”看到汪金耀一臉誠意，蘇加祥就再沒堅持。
第二天，三人坐車翻過高黎貢山，驅車60多公里，來到潞江壩的惠通橋。天氣炎熱，三人下車找水喝。楊善洲拿着杯子，順口問道：“小蘇，昨天的伙食費多少錢？”蘇加祥説：“6塊5毛錢。”
楊善洲從兜裏掏出6塊5毛錢給蘇加祥。蘇加祥説：“汪書記堅持要結賬，所以我沒付錢。”
楊善洲聽了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對駕駛員説：“徐師傅，給小蘇買張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天色已晚，蘇加祥坐上回龍陵的車已經是晚上7點鐘，到龍陵縣城已經晚上10點了。他連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塊5毛錢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着錢，感歎地説：“這個楊書記，做事情真是太頂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楊善洲見到了付賬歸來的蘇加祥。“賬結了吧？”蘇加祥有點想不通地説：“結了。書記，伙食費才6塊5毛錢，可來回的路費就花了22塊錢，住宿又花了10塊錢，是伙食費的好幾倍，多不划算啊！”
楊善洲語重心長地説：“小蘇， 賬不能這樣算！我們下鄉，這裏吃一頓、那裏吃一頓，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後這些賬還不是攤到老百姓的頭上？這個風氣千萬不能開頭啊！”
多次採訪楊善洲先進事蹟的雲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説起了楊善洲早年的一段經歷。那是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他在西南鄉石頭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當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楊善洲從衣服口袋裏掏出皺巴巴的一堆毛票遞給老安：“安大爹，這是這個月的飯錢，1天兩角，30天就是6塊錢。”
老安從中拿出兩角錢又遞迴給他：“楊組長，今天的飯錢就不收了，就當我們為你餞行。”
“這怎麼行，黨教導我們不能拿羣眾一針一線。”楊善洲堅決推辭。
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遞過來一個紙包。“這紙包裏是兩個煮熟的紅薯，給你路上吃。”
半路，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卻發現紅薯下面壓了兩張一角的鈔票。
這兩毛的飯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楊善洲到保山培訓期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主動向組織上彙報了這件事，組織上嚴厲批評了他，要他作檢討並送回這兩毛錢的飯錢。培訓結束後，楊善洲被調到了第五區席子公社（今甸陽沙壩腳村委會）工作。到席子公社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石頭寨去給老安家送兩毛錢的飯錢。
席子公社距離石頭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楊善洲一大早出發，趕到石頭寨時已經是深夜。為了不打擾已經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縮在安家門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楊組長！你咋個會在這睡覺？趕緊進家！”老安的驚呼讓楊善洲醒了過來。楊善洲趕緊從包裏拿出兩毛錢：“這飯錢你們一定要收下，不然組織上就要處分我、開除我！”
因為擔心楊善洲同志受處分、被開除，老安收下了這兩毛錢。
從那以後，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羣眾一分錢，每當有人認為結飯錢是件小事的時候，他總是堅定地回答：“共產黨的幹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當白吃幹部，那樣做會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幾毛錢、幾塊錢的小賬，守住的卻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風；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幾件小事，卻讓楊善洲在羣眾心中樹立起了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高大形象。
人們真正體會到楊善洲造林之舉的功德無量是在這場百年一遇的旱災中。
2010年春天，已持續半年的乾旱讓雲南很多地方羣眾的飲水變得異常困難，施甸縣大亮山附近羣眾家裏的水管卻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們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場。近些年，隨着大亮山植被狀況明顯改善，山林的水源涵養功效得以很好發揮，附近村委會架起水管，將泉水從林場引到村裏，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為吃水犯愁。受曠日持久的乾旱影響，水管裏的流水較之以往細小了很多，但足以讓附近的村民心滿意足，也讓他們對楊善洲的功勞更加念念不忘：“多虧了老書記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現在會是什麼樣子。”
1988年3月，61歲的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休，婉拒了時任省委書記普朝柱勸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請，執意選擇回到家鄉施甸縣種樹。20多年過去了，曾經山禿水枯的大亮山完全變了模樣：森林鬱鬱葱葱，溪流四季不斷；林下山珍遍地，枝頭鶯鳴燕歌……
一位地委書記，為何退休後選擇到異常艱苦的地方去種樹？植樹造林20餘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和挑戰？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讓夕陽人生散發出炫目的光彩？
“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兑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裏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於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後，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於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裏林木參天，當年大鍊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後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麼下去，子孫後代的日子可怎麼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説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着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杆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紮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鑽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着縣裏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後，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杈搭起的窩棚裏，腳上穿着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後來，得益於省裏的資金支持，林場終於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裏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後，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後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枴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佔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鬆中有3萬畝已鬱閉成林，按1畝地種200棵樹，一棵樹按最低價30元計算，大亮山林場的活立木蓄積量價值已經超過3億元。
這就是一位老地委書記幫家鄉辦的實事。
“沒錢買苗木，只好去街上撿果核”
在楊善洲最早種樹的山坡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型優美的大樹，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長這麼大就好了。”我和當地宣傳部的同志開玩笑説。“算你説對了，這些樹還真是盆景移栽過來的。”他們應道。啊？我驚訝地張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變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樹苗，可沒有資金去哪弄樹苗呢？楊善洲可謂絞盡了腦汁。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每天和林工們帶上工具，到處尋找樹苗。樹苗太缺了，以至於他不得不把平時種下的幾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種到大亮山上。這些原來擺放在家裏的雪松、白梅、銀杏，從此在山上盡情地汲取雨露和養分，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這些庭院花木都已經成為挺拔的大樹，成為裝點大亮山的一抹別緻的色彩。
最讓人震撼的還不是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楊善洲從街上撿回來的果核，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大片繁茂的樹林。
“當時沒錢買苗木，怎麼辦呢，只好去街上撿果核。”拄着枴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種樹的地方，楊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説。在資金極其短缺的創業之初，撿果核育苗栽種成為楊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徑。每次回到城裏，他就到馬路上撿別人隨意扔掉的果核，然後放到家裏用麻袋裝好，積少成多後便用馬馱到山上。
原地委書記到大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保山地區的新聞。可是楊善洲不在乎，林場資金緊，省一個是一個。“可你是地委書記啊，在大街上撿別人吃剩的果核，大家會怎麼想？”有人開導他。“那是他們的事，不花錢就能弄到種子，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他説。
一次在街上撿果核時，楊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小夥子的自行車上，小夥子大發雷霆，衝着老人破口大罵。旁邊有人趕緊過來把小夥子拉到一邊，告訴他那位老人就是原來的地委書記。小夥子頓時傻了，他怎麼都不會想到這個毫不起眼的在他看來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會當過那麼大的官。楊善洲卻絲毫不理會旁邊發生的一切，依然低着頭自顧自地撿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陽花市是保山的傳統節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節。每每這個時候，楊善洲就會發動全場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撿果核。如今一個個小小的果核，都已在歲月輪迴中演變成為一棵棵枝繁葉茂的果樹。
“正是因為有老書記帶着幹，我們才能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中一步步挺了過來。”林場的工人説。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楊善洲頭髮只是灰黑，如今卻已滿頭飄雪……
“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場帶給當地羣眾的好處隨着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和顯著起來。
創辦林場之初，省林業廳、財政廳給大亮山林場撥付了100多萬元，對楊善洲造林之舉給予支持。當時，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慎重考慮後，楊善洲用這筆錢在大亮山修了一條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起了5公里長的高壓線，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並擠出7萬元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電。通路、通電為植樹造林奠定了基礎，也大大推動了當地羣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場最顯著的社會效益表現在有效解決了當地羣眾的人畜飲水難題。場長董繼軍告訴我們：“林場現在承擔着3個鄉鎮11個村委會70個村民小組2.5萬人的飲水供給任務和兩個糖廠的蔗區灌溉任務。”
我們來到了距離大亮山林場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就出生在這裏。“新中國成立前，因為飲水太困難，這裏的村民婚喪嫁娶，用水都要納入人情簿子。”老書記説。可是，走家串户後，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地方曾經飲水困難到那種程度，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來水管，擰開開關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場採取的是“國社合作”營運模式，即由村社集體為單位出林地，由國家進行植樹造林，產生的經濟利潤按一定比例雙方分成。“這些年，大亮山林場都只是進行撫育型間伐，帶給當地老百姓的經濟效益不是很明顯。2006年到2008年，林場共支付給村集體4萬多元的分紅。”董繼軍説。2006年，林場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廠，加工撫育間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間，林場共支付給當地村民間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勞務費超過了36萬元。
不久前，施甸縣政府用大亮山林場做抵押，貸款1.7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其中1億元已經支付到位。
發端於大亮山林場的植樹造林熱情還波及到了更廣的範圍：“這些年，感覺整個施甸縣的植樹造林熱情都在上漲。”穿行在林海中，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感慨地説。我們從林業部門瞭解到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施甸縣的森林覆蓋率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着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並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着，我就有義務和責任幫羣眾辦實事。”楊善洲説，“實在幹不動了，只好把林場交還給國家，但這不是説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還是要接着幫老百姓辦，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採訪期間，記者聽説了一件事：楊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進門以後，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沒有時間去過妻子家。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關去趕街，看到一輛汽車從街上過時聽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見面的女婿打個招呼，可一晃車子就直奔鄉下去了。直到臨終前，老人都沒再見過自己的女婿楊善洲……
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會“無情”和忘我到這種地步？從1955年任施甸區區委書記到1988年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時間，他都在忙些什麼？
與楊善洲謀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舊卡基布中山裝，坐在一張棗紅色的老式木沙發上。那一刻，讓人感覺像是穿越時空，回到那久遠的年代……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
1965年的一天，一個頭戴竹葉帽、腳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現在施甸縣某人民公社，打聽公社領導在哪裏。接待的同志一看來了個老農，而領導正準備接待縣委書記，就隨口打發説領導不在。來人一聽沒作聲，轉身就去村子裏面轉悠了。過了約定好的時間，公社領導仍然沒見到縣委書記，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是接待員把縣委書記當成老農給打發走了。這位縣委書記就是楊善洲。
做過9年石匠、工農幹部出身的楊善洲，當了保山地委書記，依然保持着淳樸的農民本色。他臉色黝黑，雙手老繭，和農民一起鋤田、栽秧，走家串户體察農民的困苦，給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給困難户力所能及的幫助，下鄉不給農民添負擔，從來都自掏飯錢……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給楊善洲擔任祕書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善洲時常和農民羣眾一起下地幹活。“那時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基層，每天天不亮，我們就出了地委大門，天黑之後才回來。地委開會都在晚上。”祝正光説，“書記一直認為，與農民羣眾一起勞動是瞭解基層、瞭解農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農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最真實。”
在楊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馬虎不得。1988年，當時駐板橋漢莊的地委工作組接到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的申訴。老人去賣豬，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豬，並扯着老人來到了地委工作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組負責處理此事的人輕信了對方的話，責令楊春蘭立即將豬送還給對方，並罰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組。楊善洲得知此事後，馬上責成工作組與地委信訪辦公室的幹部進行調查核實，並要求將處理結果報告他本人。經過認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來楊春蘭所賣的豬是別人偷了轉賣給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們處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關乎羣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麼時候，都不能馬虎行事，不能傷了羣眾的心。”事後，工作組專門派人當面向楊春蘭道歉，並賠還所收的罰款。
“老書記12歲失去父親，陪着母親艱難度日，從小就深深地體味到身為一個農民的諸多難處。因此他處處從農民的角度去理解農民，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民’，並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官’，這使他與父老鄉親始終保持着一種水乳交融的'緊密聯繫。”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8年的保山日報記者蘇加祥這樣解讀這位“農民式”的地委書記。
“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
我們來到了施甸縣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的老家。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較之於周圍的院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為了事業和理想顧不了家60多年的歲月裏，這位叫張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擔起了家庭的全部責任。
楊老家現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兒、孫子、重孫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孫子攢夠錢新建蓋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楊善洲常年顧不得回家的歲月裏，這家人曾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1975年夏天，家裏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處漏雨，全家老小實在無法在屋裏居住。張玉珍沒辦法，專程跑去找楊善洲，叫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拿點錢給家裏修房子。楊善洲聽了，久久無語，掏出身上僅有的30元錢交給妻子説：“你先拿這30元錢回去，買幾個瓦盆接一下漏雨，暫時艱苦一下。”張玉珍接過30元錢，含着淚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訴孩子們：你們的父親確實沒辦法，他很窮，我們以後再也不能去給他添麻煩了，家裏的日子我們先湊合着過吧。
1995年，楊善洲已經退休並回到大亮山種樹。出於楊善洲進城給林場辦事住宿方便的考慮，全家想方設法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的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間房子。房子是蓋起來了，但這5萬元的債怎麼還？張玉珍專門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了9600元，“你一輩子就攢了這麼點錢？”老伴問。楊善洲擺了擺手：“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看着老伴無奈的神色，張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淚水回到老家，把剛剛蓋起還沒來得及住的房子賣了。
楊善洲的大女兒楊會菊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件更讓人心酸的事。她3歲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燒昏迷，奶奶和媽媽急得頂着暴雨爬山路連夜趕往施甸縣城。山路崎嶇不平，路過一個山崖的時候，奶奶因走路慌亂而失腳，身子往山崖下傾倒，母親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於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掛在了一蓬枯藤上……回憶起昔日的艱難，年近花甲的楊會菊含着淚水，輕輕地撫摸着母親的手説：“父親不容易，我媽更不容易啊！”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會芹回憶説：“我8歲時，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時因為奶奶病重，父親趕回家來送藥。母親對我説，這是你爸爸，趕快叫啊，我卻害怕地躲開了。”
楊善洲退休後，組織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萬分，以為終於可以與在外忙了幾十年的父親共享天倫之樂了，不曾料想，他卻一頭扎進了家鄉的荒山……
“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一個老地委書記的妻子和家人怎麼會在農村？從大柳水村出來後，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頭縈繞。
“是老書記自己不讓辦‘農轉非’。”熟悉情況的人解釋。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户口，他謝絕了；1978年，上級組織部門有個通知，地、師級幹部，家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可以轉為城市户口。當時，楊善洲家除大女兒外，都符合進城的條件。當組織部門將他家“農轉非農業人口”的報告打上去時，他堅決要求撤銷報告。他説：“身為領導幹部，我應該帶個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都樂意和8億農民同甘共苦建設家鄉。”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許範圍內的照顧也不給家人享受，楊善洲做過的類似事情數不勝數。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區中專生招考張榜處，有個18歲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榜上尋找了無數遍，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楊善洲過來拍拍自己小女兒楊會芹的肩頭説：“別難過，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還考不上你能給我安排個工作嗎？”女兒可憐巴巴地問。楊善洲緊鎖眉頭，嚴肅地看着女兒：“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1986年，姚關鄉的一位副鄉長在楊善洲家看到老書記的老伴和女兒們正在吃包穀飯，得知老書記家裏的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包穀摻在飯裏時，這位副鄉長流淚了，當即讓鄉民政給老書記家裏拉去了兩袋救濟糧。楊善洲知道後，批評了他：“好多人家連包穀飯都吃不上呢，接濟要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家庭。”他叫家裏人將送來的糧食退了回去。這一類的故事至今仍在當地羣眾中廣為流傳。
隆陽區芒寬鄉現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鄉，全鄉的咖啡連片種植面積超過萬畝。可在30年前，這裏的咖啡樹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種植產業的長足發展是在楊善洲走進芒寬田間地頭，鼓勵羣眾大力發展咖啡種植之後發生的。1980年10月，楊善洲到了潞江壩的芒寬公社。他聽説新光大隊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員，種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種咖啡捱過批，便想讓朱自祥帶頭髮展咖啡種植。楊善洲踏進朱自祥的家園，摸着咖啡樹説：“過去，我也沒頂住‘左’的妖風……我看這咖啡樹是搖錢樹。”
朱自祥一顆懸着的心落了地。楊善洲又説：“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這一項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經濟收入，已提前達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這個典型應該快快推廣。”就在那一年，全國咖啡生產會議現場會在芒寬新光大隊召開。從此，咖啡種植在芒寬得以迅速發展。
“不管什麼時候，都不能脱離羣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位84歲的老黨員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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