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一層，把“古之聖人”從師而問和“今之眾人”恥學於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聖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國小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韓愈作《師説》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説，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説》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説：“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説：“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説》的最後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説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裏，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歎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説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説過，三個人裏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説，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説》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祕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説》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説：“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説》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説，這篇《師説》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説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説，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説》，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説》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1]學者：求學的人。
[2]所以：用來……的，……的憑藉。
[3]道：指儒家孔子、孟軻的哲學、政治等原理、原則。可以參看本書上面所選韓愈《原道》。
[4]受：通“授”。傳授。
[5]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可以參看本書下面所選韓愈《進學解》中所述作者治學內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識和道理。語本《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認為自己並非這樣。韓愈則進一步明確沒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為惑也：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
[8]乎：於。
[9]聞道：語本《論語·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聽見，引伸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從而師之：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師之，即以之為師。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庸，豈，哪。知，瞭解，知道。年：年齡。
[12]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知識、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誰懂得道理，誰就是自己的老師。
[13]師道：以師為道。即學道。道，這裏有風尚的意思。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猶且：尚且。
[16]眾人：普通人。
[17]恥學於師：以向老師學習為恥。
[18]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因此聖人更加聖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發。
[19]惑矣：（真）糊塗啊！
[20]彼童子之師：那些教小孩子的（啟蒙）老師。
[21]句讀（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稱文辭意盡處為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為讀（逗），句號為圈，逗號為點。古代書籍上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逗的教學。讀，通“逗”。
[22]或師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讀之不知”這樣的小事）請教老師，有的（指“惑之不解”這樣的大事）卻不問老師。“不”同“否”。此句翻譯時應注意交錯翻譯，詳見下文翻譯。
[23]國小而大遺：小的方面（句讀之不知）倒要學習，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卻放棄了。
[24]巫醫：古代用祝禱、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藥物醫治疾病為業的人，連稱為巫醫。《逸周書·大聚》有關於“巫醫”的記載。《論語·季氏》：“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視為一種低下的職業。
[25]百工：泛指手工業者。
[26]相師：互相學習。
[27]族：類。
[28]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9]位卑則足羞：（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恥辱。
[30]諛（yú）：阿諛、奉承。
[31]復：恢復。
[32]君子：古代“君子”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這裏用前一種意思，相當於士大夫。
[33]不齒：不屑與之同列，表示鄙視。齒，原指年齡，也引伸為排列。幼馬每年生一齒，故以齒計馬歲數，也以指人的年齡。古人常依年齡長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階級的傳統偏見。
[34]乃：竟。
[35]其可怪也歟：難道值得奇怪嗎？其，語氣詞，起加強反問語氣作用。
[36]聖人無常師：《論語·子張》：“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老師，指孔子。子貢説他何處不學，又為什麼要有一定的老師呢！
[37]郯（tán）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郯城一帶）的國君，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少皞（hào浩）氏（傳説中古代帝王）時代的官職名稱。
[38]萇（cháng）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學習彈琴。師，樂師。
[39]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曾向他請教禮儀。
[40]三人行句：語本《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1]不必：不一定。
[42]術業有專攻：學問和技藝上（各）自有（各的）專門研究。攻：學習、研究。
[43]李氏子蟠：李蟠（pán盤），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進士。
[44]六藝經傳（zhuàn）：六藝的經文和傳文。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經：兩漢及其以前的散文。傳：註解經典的著作。
[45]不拘於時：不被時俗所限制。時，時俗，指當時士大夫中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於，被。
[46]餘嘉其能行古道：嘉：讚許，嘉獎。
[47]古道：古代的從師之道
[48]貽：贈送。
[49]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之，代詞
以孔子為例，指出古代聖人重視師道的事蹟，進一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為師的道理。這一段開頭先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並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聖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聖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説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這種以能者為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説》是韓愈的一篇著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於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於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後，形成了以士族為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別，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為區分門第的標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着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為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愈同時代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説：“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説》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鬥爭精神。
對恥學於師，文章連續用了三個對比。第一，古今對比，闡明恥學於師違背聖人之道，其後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將同一個人既明於擇師教子的必要，卻又不明於自己從師的必要，把這兩種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對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確實糊塗不通道理。第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的對比，進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錯誤心理，發人深省地指出兩種人的地位與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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