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復調(polyphony)本是音樂術語，指歐洲18世紀（古典主義）以前廣泛運用的一種音樂體裁，它與和絃及十二音律音樂不同，沒有主旋律和伴聲之分，所有聲音都按自己的聲部行進，相互層疊，構成復調體音樂。復調小説是前蘇聯學者巴赫金創設的概念。巴赫金借用這一術語來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説的詩學特徵，以區別於那種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説模式。“復調小説”的概念是現代文論的一個重大飛躍，對讀者反映論、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等都有深刻影響。
在復調理論的運用上，以跟形勢出手快著稱的著名作家賈平凹先生就已經率先做出了這方面的嘗試，他新近推出的《病相報告》一書就是採用復調式手法創作的。這部《病相報告》講述了一個在那個特殊年代發生的苦難的愛情故事，這是極普通的故事，如果依然採取傳統的寫法手法，很可能會將其寫成那種不倫不類的紀實性報告文學。而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他並未採用一種全知的視角，來展現人物和故事，而是儘量弱化作者意識乃至主人公意識。他選取了和主人公胡方關係密切的幾個人物的視角，通過他們各自的第一人稱獨白，以他人的意識和語言，共同構築了主人公不同時期、階段的真實生活和遭遇。從某種意義上講，賈平凹完全改變了我們通常的閲讀習慣，以一種“多聲部”的復調方式來結構小説，通篇就是讓每個人物直接訴説他們的所知、所感、所思？
《病相報告》最突出的特點，是完全以他人的敍述來完成對主人公的刻畫。小説中眾多的他人敍述、他人意識的交相進行，共同構築了“多聲部”的敍事結構。儘管有時這種敍事不免有些囉嗦重複，但卻較好地襯托出人物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另外山西作家李鋭的中篇小説《無風之樹》，山東作家莫言的長篇小説《檀香刑》等也都做了這方面的嘗試。作者放棄了全知全能的立場，而擺到一個傾聽者的位置，讓故事中的人物成為真正自由的可以言説的個體。於是，讓眾多的訴説，彙集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話語世界，從而讓讀者去真實地接近農村的生存本相。
在復調藝術作品中由不同的人物及其命運所構成的統一的客觀世界裏，其人物和情節並不是在作者的統一的意識支配下一層一層地展開的，而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主人公）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被偶然地結合在了某種統一的事件之中，他們相互之間不發生融合，而是處於彼此交鋒、對話和爭論之中。
綜上所述，讓我們不難體悟到：所謂復調式小説的創作理念是對我國傳統小説創作理念的一大突破，它更能通過作家的創作活動彰顯故事中的主要主人公的“平等意識”和“自我意識”，通過故事中“未完成的和不能完成的”個性生命體在人生長河中的“際遇”更能真實地反映出在現實社會中人性的真實性的一面。
巴赫金借用復調小説這一術語來概括妥斯妥耶夫斯基小説的詩學特徵，以區別於“那種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説模式”。
託斯妥耶夫斯基“首創”的復調小説則不同。託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説“有着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件不發生融”。在這裏，人物“不僅僅是作者議論所表現的客體，而且也是直抒己見的主體。”這裏，主人公自己想説什麼就可以説什麼，不必為作者的意志所限制，他完全可以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巴赫金指出，託斯妥耶夫斯基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把個性看做是別人的個性、他人的個性，並能客觀地藝術地發現它、表現它，不把它變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聲音同它融合到一起，同時又不把它降低為具體的心理現實”，而讓他的主人公們各自以自己獨立且相互“等價”的聲音參與“對話”。主人公的“聲音”既不是服從刻畫性格或展示情節的需要，也不是作者思想和立場的表現（即如我們通常在傳統浪漫主義作家們那裏看到的是代作者説話），他們擁有自己獨立的意識或“聲音”，並“能夠同自己的創造者並肩而立，能夠不同意創造者的意見，甚至能夠反抗他的意見”，換句話説，復調小説中，作者的聲音也只是構成了復調的一個“聲部”而已，作者或敍述人、作品主人公，都只是以自己獨立的意識或“聲音”參與對話，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誰的聲音壓倒別人的聲音的問題。這樣，小説敍事就在對話的關係上形成由多個獨立聲部組成的復調結構。
復調型小説的主旨不在於展開故事情節、性格命運，而在於展現那些擁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價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獨立意識。復調型小説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識和意識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許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觀察或活動的舞台，是眾多個性鮮明的獨立自主的聲音在交流和爭鳴的舞台。在這種小説中，作者與人物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是“嚴格實行和貫徹始終的對話性”關係。復調小説正是內在於若干各自獨立但彼此對立的聲音或意識之對話關係中互動共生的統一體。復調小説的藝術世界就是“多樣性的精神之間以藝術手法加以組織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動”，復調世界就是多種聲音平等對話的世界。 因而我們也能看出，“復調小説”的藝術魅力就在於這種“復調思維”的矛盾性、對話性、開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們所經歷的這個世界的多元、曖昧和邊界模糊的狀態。復調小説描寫出了生活的多種可能性和人性深處的矛盾，而不是灌輸一種絕對的、前篇一律的思想，使得小説既具有辨證色彩，又包含開放的可能。當代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説創作中運用並發展了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提出了“文本的復調”，並在他自己的小説中進行了成功的實踐。昆德拉在探討小説的新發展以及可能性方面，提供了富於創見的思路和啟發。
復調小説利用奇特化情節，就是要將敍事的均勻節奏打亂，將敍事的速度“耽擱”下來，“定格”在兩點上（邊沿、廣場）。這種耽擱表明，如果目的不明或虛假，急於前行有何意義？“廣場”是大眾生活的地帶。在那裏有眾多“失去了而不尋找、忘卻了而不追憶”的人。他們在“廣場”上演出種種鬧劇（其實，這是“逛歡節”文化的一種變體）。而復調小説所描寫的“廣場”上的事件，往往造成一種“狂歡化”的效果。在這裏，“奇特化情節”打破了人們慣於認同的日常生活結構，諸多笑的因素也消解了日常生活中權力的威嚴。
“復調”理論不僅是一種小説藝術的特徵，更是一種獨特的認知話語和思維方式，在深刻剖析現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狀態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魅力，展現了巴赫金作為一位文化哲人所具有的廣闊視野與辯證思維。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復調”理論從一種小説論、批評論而走向了美學，最終歸返於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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