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
2.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樂亭人，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一，是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在北伐時期推動顛覆中國政府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時為共產國際的成員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中，佔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在被軍閥張作霖捕後，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於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義，是五四運動偉大的革命先烈。
3.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漢族，浙江紹興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五四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1919年5月4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並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是愛國主義。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既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注入了新的世界觀因素的結果。“振興中華”的口號，是孫中山先生於1894年在《興中會宣言》中最早提出來的。從那以後，大多數愛國志士無不以此為終生奮鬥的目標。可以説，中國自此之後的一切革命鬥爭，無一不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所取得的一切進步和成就，無一不是受它的催動和鼓舞。站在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五四精神概括為三點，即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無私奉獻的社會責任感，以及追尋時代潮流的科學民主精神。
五四精神的形成以及它所以能夠帶來破天荒的變化和巨大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於五四運動的開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敞開了大門，從而為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航向與航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這一點，是決定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樹立開先河的地位、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豎起“現代”的明確界標的根源。
眾所周知，自從國門洞開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不斷地向西方學習，追求進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可是，無論是甲午中日戰爭還是戊戌維新變法，無論是義和團運動還是辛亥革命，都沒能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究其原因，歸根結底是前面這些運動都沒有跨越舊思想的藩籬，都沒有先進世界觀的指導，因之，徹底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五四運動就不同了。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釗就第一個在中國的大地上舉起了馬克思主義大旗，撰寫了《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多篇振聾發聵的文章；五四運動期間，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鄧中夏、張太雷、陳潭秋、瞿秋白、張聞天、周恩來、沈澤民、馬駿等人，已經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堅；“五四”過後，被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也宣佈自己站到了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隨後，在“五四”影響下的新文化運動，更是令馬克思主義學説在思想界和知識分子中得到廣泛傳播。雖然其傳播過程並非風平浪靜，但經過多次論戰，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銷聲匿跡、偃旗息鼓，反而在中國以摧枯拉朽的磅礴之勢迅速風行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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