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思成，梁啟超之長子，是梁啟超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建築大師，中國古建築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是解放後致力於保護古建築的旗幟性人物。
1901年4月20日出生於日本東京，原籍為廣東省新會縣(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
樑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憶，樑思成“開玩笑説”，“他的生日，4月20日，和希特勒是同一天。”
1912—1914年在北京匯文中學學習。
1915—1923年在北京清華學校學習。
1923年5月，他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二十一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在途中被軍閥金永貴的汽車撞傷，左腿骨折，使他留學美國不得不推遲一年。
1924年，樑思成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
1927年，以優異成績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院建築碩士學位。接着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肄業)，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於是決定離開哈佛到歐洲考察建築。
1928年春，樑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華結婚，接着到南歐結婚旅行並觀摩各地建築和美術半年才回國任職。
1928年，樑思成回國後應東北大學之邀去瀋陽創辦了建築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28—1931年)。
1931—1946年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及兼任研究員。
1944 —1945年任教育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
1946年，樑思成赴美國講學，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築師(1946—1947年)，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同年，樑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1972年)。
1947年，被中國政府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顧問。
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樑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2年與林洙結婚。
1972年1月9日逝世於首都北京。
1.出身
樑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東京出生時，是他父親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後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樑思成(1901.4.20~1972.1.9)，原籍廣東省新會縣。童年時代的樑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樑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古籍，使他對中國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當時是和庚子賠款以後，中國屢受外國欺凌，這種環境培養了樑思成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
梁啟超曾經送給長子樑思成這樣一副對聯：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這是一個父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勇往直前。
1925年，梁啟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800多年前宋朝頒佈的一部建築書《營造法式》，當即託人帶交給樑思成與林徽因，並在扉頁上寫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先寵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寶之。”樑思成與林徽因儘管當時還看不懂書中的宋代建築術語和內容，但父親激勵的話促使他們產生了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願望。
2.求學
1924年，樑思成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他刻苦好學，尤其對西方文化和建築歷史有特殊愛好，獲學士學位。他自己説是用“笨功夫”到圖書館博覽羣書，研究古代歷史，參觀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築一個個默畫下來。
3.工作
1928年， 樑思成在回國之前，曾到歐洲參觀了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築。他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築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着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給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築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築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狀況。樑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他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築，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
樑思成認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建築物表面上的讚揚和發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須採取科學的方法去剖析這份遺產，去探索其中的奧祕。因此，一開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築上。他説：中國古代建築在文獻上記載很多，但不經過實地調查，即使讀破萬卷書，仍只能得隱約之印象及美麗之詞藻而終不得建築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動地比喻，猶如古人熟誦《史記》對劉邦的記載，“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劉邦仍不認識。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築，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樑思成舉家遷到北平，他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
從1931年起，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一開始樑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築上，他明確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築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選擇北京故宮作目標，因為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兩代古建築的代表。他手執清代朝廷公佈的《工部工程作法則例》為課本，對着實物，從整體到局部，一一逐個辨識、測量、記錄。他求教老工匠，在他們幫助下逐漸弄清了清代建築的結構與形制，這如同跨入了門檻，為擴大調研範圍創造了條件。
從1932年4月開始，樑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遼代建築進行了調查，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在以後的幾年裏，樑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閲史料、翻看縣誌，找出何省、何縣曾有古代寺廟及塔剎；深入地方，訪問老者尋找古建的線索。樑思成在薊縣時遇見一位中學教員，言談中得知這位教員的家鄉河北省寶坻縣(現屬天津市)有一座類似獨樂寺的大廟，樑思成聞之大喜，回北京後又立即帶人去寶坻縣調查，找到了已有900餘年歷史的廣濟寺三大士殿。民間諺語中説：“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樑思成就據此調查了民間傳説的四件寶貝中的三件。在不長的時間裏，他寫出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趙縣大石橋》、《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曲阜孔廟之建築及修葺計劃》等10餘篇論文和報告，將一座座從漢唐、宋遼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築珍寶展現在人們面前。
對古建築的調查研究，樑思成堅持測量力求細緻，分析要有根據，繪圖嚴格，所出成果要與世界水平比高低。
20世紀30年代的華北地區，百姓生活極端困苦，樑思成每次外出調查都要經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1932年他去河北寶坻縣，如今只需3小時的汽車行程，那時卻要經歷8、9小時。
途中過箭桿河土橋，乘客都要下車涉水過河，讓汽車空車過橋；一路在泥濘中顛簸，左右搖晃，傾斜幾達30度；下車還要換乘騾車到縣城，然後身帶幾十斤重的儀器、用品，步行幾十裏才能到達山中寺廟。當時的不少縣城，也十分破舊與貧困，找不到一家乾淨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貧窮的雁北地區，甚至於買不到白麪做的主食。
有時住在廟中，白天隨着和尚吃素齋，晚間與蚊子、蝨子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興寺附近的國小校內，晚上凍得只好把報紙壓在薄被上以禦寒冷。
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樑思成對測繪工作的要求都堅持一絲不苟。對建築從整體到細部，都要詳細繪圖測量；對各種構造、裝飾，從裏到外，從正面到側面都要攝影記錄；對所有碑文、史料都抄錄無誤。他和助手們經常爬上樑架，手按幾十年的積塵，佝僂身體，俯仰細量，惟恐探測不周。那時室內攝影還靠在現場點燃鎂粉閃光，每當鎂粉一亮，躲藏在樑架間的成羣蝙蝠見光振翼驚飛，揚出難耐的穢氣。他們有時心中還惦記着時局的變幻，耽心着日寇會隨時侵佔華北，為了搶時間，往往一天堅持連續工作十幾小時。1934年，在調查應縣木塔時，為了攝取塔頂照片，樑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頂，手抱鐵鏈，兩腳懸空地攀登塔剎，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頂邊緣去拍攝塔剎的全景，助手們都為他捏一把汗，終於攝取了寶貴的資料。樑思成後來回憶説：當時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後退幾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他對自己對助手都要求嚴格，力求研究成果達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當時還只十幾歲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幾本當時認為是最高水平的國外建築書刊，指着上面的圖對莫宗江説：“這就是現在的世界水平，我們的圖就要達到這個水平，你畫的圖也要達到這個水平”。莫宗江教授回憶説：當時樑思成就培養大家要有一股志氣，中國人研究中國自己的東西當然應該達到世界水平。
正是憑着這種民族自尊心與民族誌氣，樑思成和他的助手雖然工作艱苦，但卻樂在其中。當他們藉着老工匠的指點弄清楚了古建築的某一處構造時，心中有説不出的高興；當他們不顧污穢，爬樑攀架，在昏暗中發現一組宏大的斗拱時，會頓時忘卻疲勞而欣喜若狂；當他們在古建築上見到一個宋代《營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構件時，真像突然遇見久別的故人一樣，引起長久的興奮。他們不僅調查名剎古寺，同時還有意識地到山溝荒野裏去發掘那些不見經傳的民間遺蹟。為此，樑思成、林徽因曾專程到晉汾一帶調查，途經8縣，還兩次到北京四郊訪古尋跡。
1932年，他們夫婦二人在京郊八大處到香山的途中，發現在馬路旁邊，微僂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龕，佛龕由幾塊青石板合成，貌不驚人，但都已經歷了七百多年的風霜，龕上的石雕呈現出南宋的遺風。樑思成讚賞這3座石龕：“分峙兩崖，雖然很小，卻頂着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裏，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異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築雜錄》)。巍峨的長城，嶙峋的古城樓，晨曦中的塔影，這些記錄着中華民族不朽歷史的勝蹟都會給予人們以無盡的詩情畫意，但是在建築師眼裏，除了詩情畫意之外，還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觸，樑思成把這稱之為：“建築意”。他們在調查中，就經常因為領悟到這種“建築意”而興奮。樑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過這些實地的調查和研究，培養了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對勞動創造的無比尊敬。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樑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於1938年1月到達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樑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卧牀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極為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當時美國有好幾處學校和機構邀請樑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在近兩年的時間裏，樑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仁先後到過50餘座城市，調查了建築、崖墓、漢闕、石刻等古蹟800餘處。鄉間的民房是他們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燈照明，只能借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資料作參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無錢用鉛印，完全靠用毛筆手抄文字，用鋼筆畫線條圖，用石板一張張印刷，依靠連家屬在內的全體人員用手工裝訂成冊。儘管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從寫出報告的內容到繪製的圖紙仍保持着很高的學術水平。樑思成率領營造學社的少數同仁堅持在抗日戰爭後方繼續古建築的調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
從1932年到1941年的10年期間，樑思成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一共調查了2700多處古建築，足跡遍及190縣市，自宮殿、寺廟、石窟到園林、民居，從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築，它們給研究中國建築發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資料，樑思成正是根據這些豐富的資料，於1942年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這時多病的身體折磨着他，脊椎軟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經常穿戴着鐵馬甲工作，學社經費來源的斷絕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貼，十分短缺的物質條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線描圖來代替照片的不足。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盧繩等人的協助下，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終於在抗日時期西南後方的小山莊裏完成了。
在這部著作中，樑思成根據大量的調查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將各時期的建築，從文獻到實物，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敍述，並對各時期的建築特徵作了分析和比較。在這部著作中，樑思成提出了對中國古代建築特徵的詳細分析，他按中國建築結構方法及其發展列舉了中國古建築的7大特徵，並且從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觀念，建築的傳統體制等幾方面論述了這些特徵的形成原因。這些論述和分析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外國人對中國建築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接着樑思成為了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建築文化又用英文寫了一部《圖象中國建築史》。
美國學者費正清對樑思成的這一時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評價：“二次大戰中，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樑思成去美國講學，樑思成攜帶着《中國建築史》和同時完成的《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和圖片，以一箇中國人的自豪心情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寶展示在國際學術界面前。他以豐富的內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敬佩和讚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此贈授樑思成以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教授稱樑思成是“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宗師”。
當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大規模建設活動開始時，作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樑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設工作之中。他根據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性質，參照世界其他國家城市建設的經驗，預見到古都北京與新首都之間的矛盾，於1950年初，與都市規劃專家陳佔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提交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主張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
他們從新行政區佔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為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眾多文化古蹟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儘可能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她的傳統風格。樑思成還專門寫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一文，建議把北京城的城牆、城樓、護城河都儘可能地保存下來，一方面她們代表着古老北京的傳統特徵，構成了北京特有的體形環境與城市空間輪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為今用，為新社會服務。
護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調劑城市氣候；城樓可以改為文化館、展覽廳供羣眾活動；城牆上加以綠化佈置可以成為羣眾休息娛樂的大環城公園，樑思成還為此專門畫了設想圖。遺憾的是這些建議當時都沒有被採納，北京的城牆、城樓被拆毀了，城內的牌樓被拆除了，樑思成為此痛心疾首，四處奔走呼號，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團城的爭議，樑思成在會上詳細地陳述了團城是國內僅有的幾座古代高台建築之一，他不僅在建築史上有重要價值而且也是北海整體景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對方堅持説因妨礙交通而必須拆除，樑思成生氣地説：“照這樣説，乾脆推倒團城填平三海，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通過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親自到現場勘察，最後採納了現行的改建方案，既暢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團城。
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各部門都想在北京長安街新建辦公大樓，樑思成為了保證這條市中心主要幹道的質量，保護北京城的民族傳統風格，特寫信給周，要求這條幹道的建設必須在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集中領導下進行；要求各部大樓設計應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協調，而且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有權修改這些設計。中南海要興建樓房樑思成設計出方案，特別採用具有中華民族特點的比例和門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築與周圍古建築的和諧，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築的創作道路。樑思成所作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北京這一座世界上僅存的，規模宏大的中國封建時代的古城，即使在整體上難以保住，也力爭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帶有標誌性的建築，以求古都北京不致於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醖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樑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樑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樑思成是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除了仍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建築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了各項建設工作，先後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樑思成還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領導活動，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1959年，樑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4.磨難
1966年，史無前例的““””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樑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樑思成沒有想到他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樑思成的大字報——《樑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樑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於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因此所寫材料都不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他的“罪行”。
1966年7月，樑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築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着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着“反動學術權威樑思成”，“樑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樑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之後，只要樑思成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工作幹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被勒令一搬再搬，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反派們肆意查抄、勒索樑思成的家，樑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
為了保護樑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後使這些珍貴的稿子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林洙説：“在“”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説，寧願被打倒踏上千萬只腳，也要死在祖國大地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覺得他有點兒迂，因為很多人都跑了，但是他就是這樣坦然。”“樑先生説北京城是封建社會的博物館，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情況，現在已經沒有以前的味道了。”
半個多世紀前，樑思成和陳佔祥提出了著名的“樑陳方案”，主張“從整體上對老北京進行保護”。然而方案沒有被採納。
半個多世紀後，當北京城裏許多青磚灰瓦的四合院已經在推土機前灰飛煙滅，當人們為出行和堵車問題怨聲載道時，當初的保護主張再次被提起，被熱議。
1.學風嚴謹
樑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人。樑思成為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盡其所有地為大家所有。在樑思成去世後，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是樑思成一生鍾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啟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裏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
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繫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後，與清華的聯繫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築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後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這之後，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樑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樑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築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樑友鬆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裏，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説八道也好，至少系裏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樑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遊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後來覺得這正是樑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苟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2.人格典範
作為一名學者，樑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並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於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説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中歷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於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築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樑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餘載，樑思成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範。而樑思成的雕像就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
1956年之後，由於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樑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築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後，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樑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後，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註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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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人才
1928年，他剛一回國就到東北大學擔任建築系主任，一心要為中國培養新型的建設者。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樑思成又想着戰後和平建設需要人才，於是回清華大學籌辦了建築系，從此，他把自己的後半生投入了中國的教育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樑思成總是站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在他擔負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堅持親自教課。
他十分重視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所以他除了講授中、外建築史外，還經常給剛進大學的學生講“建築概論”，擔任低年級的“建築設計”課程。他不但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善於深入淺出地、用生動的語言和比喻向學生講明什麼是建築，建築師的任務和建築師應該怎樣工作等。他善於從課內到課外，經常教育和引導學生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觀察所見到的建築，研究與建築師有關係的一切事物，啟發學生對建築事業的責任感，培養學生對自己專業的興趣和感情。樑思成在古建築研究中堅持的嚴謹學風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
他審閲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都是逐句修改，從內容到錯別字，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他不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師和學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築，能隨手勾畫出這些建築的形象和記住它們的建造時期。他不但培養學生的高超技藝，同時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良好作風，反對少數藝術家的所謂不修邊幅的那種散漫習氣。他強調一個建築師要對一個工程負責，必須要有嚴格和科學的工作作風。他要求每一張設計圖紙都要製圖清楚，尺寸準確、連寫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級的規定，文字與圖分佈均勻，乾淨利索，一目瞭然。
2.建築理論
在樑思成的一生中，雖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但始終不忘他從事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創造出新的建築。樑思成早在青年時期就到過歐美許多國家，參觀過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築。他清楚地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建築也多具有自己的傳統風格。人類進入20世紀，物質文明大大提高，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在這樣的時代，中國新的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將會朝着什麼方向發展？這個問題長久地在他腦海中思考着。
早在30年代，他總結了近代國外建築的發展和近百年中國建築的狀況，他提出既反對全盤 西化，將洋式建築照搬進來，也反對那種完全仿古的做法，認為這決不是中國新建築的方向。他嚮往着一種既能用新技術、新材料，又具有民族傳統的新建築形式的出現。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各國都在準備着戰後的和平建設，討論着新城市的理想規劃，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種形式。樑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國在勝利後的建設，他在四川鄉下讀着國外新出版的書刊，研究城市規劃，住宅建築新的理論；他著書寫文，探討中國新時期的建築設想；但是，在舊中國，他的這種嚮往和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樑思成嚮往已久的新建設終於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人民政府給予樑思成以極大的信任，委任他擔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開始為新中國首都的建設日夜操勞。他四處寫信，邀集國內建築專家來北京籌建國家建築設計機構，以擔負起新中國的建設任務；他參加制定國家基本建設的計劃，提出不要只着眼於個別工程的興建而必須着手製定一個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體規劃。
1950年初，他與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陳佔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他們根據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性質，預見到北京的長遠發展，提出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他們從新行政區佔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為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眾多文化古蹟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它的傳統風格。
1950年，樑思成帶領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師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1951年，他又組織教師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並擔任紀念碑設計委員會的領導，在他主持下確定了碑形的式樣。樑思成就是這樣，懷着滿腔熱情，以一個技術專家的極大責任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之中，他自己説：“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 樑思成始終沒有忘掉為新中國創造新建築的理想，始終沒有停止對建築創作理論的探索。他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尤其是其中關於新中國文化的論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認為新中國建築也和新中國的文化一樣，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他寫文章，作報告，連續發表了《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中國建築與中國建築師》等，熱情地介紹中國建築傳統，論述建築創作的主張。他十分注意新建築的實踐，對於北京民族宮、美術館這樣較多的應用了大屋頂和古代建築裝飾的建築，樑思成並不認為他們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發現有些地區、有些農村的住宅採用了中國建築的橫向開間比例，用普通磚砌出少許具有中國風格的裝飾，他十分高興地認為這可能是創造民族形式的廣闊途徑。可以説，在建築創作這樣複雜的學術問題上，幾十年來，樑思成始終在進行着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為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特地設計了揚州“鑑真和尚紀念堂”。在這項設計中，樑思成根據1200年前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在日本興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實，特地採用了中國唐代建築的式樣和風格，以象徵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在揚州市建設局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這一組精美的紀念性建築於1973年建成，1984年，榮獲中國優秀建築設計一等獎。
1962年，樑思成帶着助手又開始了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營造法式》是中國宋朝朝廷頒行的一部關於建築制度的法規的書，是中國歷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築經驗總結。但是由於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築很少，名稱與後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難讀懂。樑思成在青年時代就有志於研究此書，從30年代開始就決心將難於理解的論述和名稱加以註釋，用現代科學制圖方法畫出宋代建築的圖樣，這樣做對深入研究中國建築的傳統技藝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此項研究由於難度大始終沒有完成，1965年，樑思成終於完成了上卷的工作。這時，他雖然已經60多歲了，身體又多病，他們仍滿懷信心地表示：“要為社會主義幹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開始的“”，使這位學者被迫終止了一切工作。
樑思成先後著書5種，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共150多萬字，現已整理成《樑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領導的科學研究集體因為在“中國古代建築理論和文物建築保護”這個領域取得突出成就，1988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頒發證書，表彰樑思成教授和他所領導的集體在“中國古代建築理論及文物建築保護”的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貢獻，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樑思成的學術成就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重視，美國有專門研究樑思成生平的學者並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圖像中國建築史》。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説：樑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
3.保護奈良
1944年，為了取得對日本作戰的最後勝利，美軍開始對日本本土進行空前規模的大轟炸，到1945年，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轟炸，城市建築被毀平均在40%以上，最高達90%。
但是惟有日本古都奈良是個例外，好幾次，飛機飛到奈良上空，沒扔炸彈就飛走了。
30多年後，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眾多的古代建築以及佔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國寶”級文物，而被宣佈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
使京都奈良免遭轟炸的，則是位對東方古建築有特殊感情的人——樑思成。
當年，是樑思成勸阻了美軍對奈良的轟炸。他面對布朗森上校的不解，懇切地説：“上校先生，要是從我個人的感情出發，想到四萬萬中國人蒙受的深重災難，我是恨不得馬上炸沉日本四島的。然而，一種職業與歷史的責任感，讓我馬上冷靜了下來。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築”這一詞在英語裏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藝”的意思。所謂“巨大”並非指它面積與體積，而是指它是人類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和藝術發展的綜合體。
因而，建築又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它絕不僅僅是某一個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結晶具體象形的保留。我圖上所標上的地方，保留着東方最古老的建築。
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燬，那是永遠無法補救的。就像希臘的巴特農神廟，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輝煌壯偉的原樣，現代人誰也無法見到了。
外行人往往誤以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特農神廟的殘址上，再豎起幾根石柱，補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給維納斯補上斷臂，那還能是巴特農？還能是維納斯嗎？以一個東方古代建築著名專家，以一個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學者呼籲保留建立在日本的人類文明的古代建築，這本來就使人感動而可信。布朗森上校是個懂得藝術的人，他被説動了。不過他告訴樑思成，計劃還要最後上級將軍批准，“他是位西點出身的“三星將軍””。
聽了這話，樑思成抽出一隻紅筆，在兩處打了三個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顆星，説：在兩處，京都和奈良，可是東方古代建築藝術上的“四星將軍”啊！——當年，也正是樑思成根據考證確認，唐代鑑真大師去日本後主導設計的唐招提寺，完全是根據中國五台山佛光寺建造的，一模一樣。
當樑思成的報告和地圖送到將軍處時，將軍長時間沉默了。他説，有人也向他提過類似的建議，但統統都沒有樑思成的報告那樣使他震撼，令人歎服。
正是因為樑思成的努力，才使得宏偉的奈良地區的建築得以保留。
奈良被宣佈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三十週年紀念日時，《朝日新聞》特刊一文——奉為《日本古都恩人樑思成氏》。
4.同名獎項
樑思成建築獎是為了激勵我國建築師的創新精神、繁榮建築設計創作、提高我國設計水平而設立的，是授予我國建築師的最高榮譽獎，並被定位為中國建築師的終生成就獎。經國務院批准，原建設部於2000年設立了樑思成建築獎，由中國建築學會承辦，以表彰和獎勵在設計創作中作出重大成績和突出貢獻的傑出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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