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我要這一束！”
黑衫黑褲的老婦人把我要的二十幾枝桃紅色的玫瑰從桶裏取出，交給小孫兒，轉身去找錢。
小孫兒大概只有五歲，清亮的眼睛，透紅的臉頰，咧嘴笑着，露出幾顆稀疏的牙齒。他很謹慎，很歡喜地接過花束，抽出一根草繩綁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繩又太長，小小的人兒又偏偏想打個蝴蝶結，手指繞來繞去，這個結還是打不起來。
“死嬰那，這麼憨慢！卡緊，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聲罵起來，還推了他一把。
“沒要緊，阿婆，阮時幹真多，讓伊慢慢來。”
安撫了老祖母，我在石階上坐下來，看着這個五歲的小男孩，還在很努力地打那個蝴蝶結：繩子穿來穿去，剛好可以拉的一刻，又鬆開來，於是重新再來，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細細的草繩。
淡水的街頭，陽光斜照這窄巷裏這件零亂的花鋪。
回教徒和猶太人在彼此屠殺，埃塞俄比亞的老弱婦孺在一個接一個地餓死，紐約華爾街的證券市場擠滿了表情緊張的人——我，作者斜陽淺照的石階上，願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紮好，用他五歲的手指。
“王愛蓮，補習費呢？”
林老師眼光冷冷的。王愛蓮坐在最後一排，她永遠坐在最後一排，雖然她個子也矮。六十個學生凍凍地縮在木椅上，沒有人回頭，但是不回頭，我也能想象王愛蓮的樣子：蓬亂的頭髮一團一團的，好像從來沒洗過。穿着骯髒破爛的制服，別人都添毛衣的時候，她還是那一身單衣。冬天裏，她的嘴脣永遠是藍紫色的，握筆的手有一條一條筋暴出來。
“沒有補習費，還敢來上學？”
林老師從來不發脾氣，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來！”
王愛蓮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剛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連襪子都沒穿。光光的腳架在硬邦邦的塑膠鞋裏。我穿了兩雙毛襪。
“解黑板上第三題！”
林老師手裏有很長很長的藤條，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愛蓮拿起一支粉筆，握不住，粉筆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塊。她又拾起一支，勉強在黑板邊緣畫了幾下。
“過來！”
老師撫弄着手裏的藤條。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發生的事。藤條一鞭一鞭地抽下來，打在她頭上、頸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來。王愛蓮兩首捂着臉，縮着頭，不敢躲避，不敢出聲；我們只聽見藤條揚上空中抖俏響亮的“簌簌”聲。然後鮮血順着她糾結的髮絲稠稠地爬下她的臉，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來就骯髒的土黃色制服。林老師忘了，她的頭，一年四季都長瘡。一道一道鮮紅的血交叉過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纏在頭髮裏的血很快就凝結了，把髮絲黏成團塊。
第二天是個雨天。我背個大書包，跟母親揮了揮手，卻沒有到學校。我逛到小河邊去看魚。然後到戲院去看五顏六色的海報，發覺每部電影都是由一個叫“領銜”的明星主演，卻不知她是誰。然後到鐵軌去看運煤的火車，踩鐵軌玩平衡的遊戲。
並不是王愛蓮的血嚇壞了我，而是，怎麼説，每天都有那麼多事要“發生”：隔壁班的老師大喊一聲“督學來了”，我們要眼明手快地把參考書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來；前頭林老師換上輕鬆的表情説：“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音樂家的故事。”等督學走了，又把厚厚的參考書從裙下撈出來，作“雞兔同籠”。
要不然，就是張小云沒有交作業；老師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對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來。要不然，就是李明華上課看窗外，老師要他在教室後罰站，兩腿彎曲，兩手頂着一盆水，站半個小時。要不然，就是張炳得了個“丙下”。老師把一個寫着“我是懶惰蟲”的大木牌掛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課時跑步繞校園一週。
我每天揹着書包，跟母親回收道別，在街上、在雨裏遊蕩了整整一個月，記熟了七賢三路上每一個酒吧的名字，頂好、黑貓、風流寡婦、OK……
被哥哥抓到、被母親毒打一頓，再回到林老師面前時，我發覺，頭上長瘡的王愛蓮也失蹤好幾個星期。我回去了，她卻沒有。
王愛蓮帶着三個弟妹，到了愛河邊，跳了下去。大家都説愛河的水很髒。
那一年，我們十一歲。
淡水的街頭，陽光斜照這窄巷裏這間零亂的花鋪、醫院裏，醫生正在響亮的哭聲中剪斷血淋淋的臍帶；鞭炮的煙火中，年輕男女正在做永遠的承諾；後山的相思林裏，墳堆上的雜草在雨潤的土地裏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長……
我，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望着這個眼睛清亮的小孩專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願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他從從容容把蝴蝶結紮好，用他五歲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來，你慢慢來。
是的，我也有兩個祕密賬户，兩本祕密存摺。兩個賬户，都無法得知最終的累積或剩餘總數，兩本存摺，記載的數字每天都在變動，像高高懸在機場大廳的電動飛機時刻表，數字不停翻滾。
我知道兩件事:一個存摺裏，數字一直在增加，另一個存摺裏，數字一直在減少。數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摺，是我自己的；數字一直在減少的那一本，是別人給我的。於是有一天，我帶着那本不斷增加的存摺去見一個頭戴黑色斗篷看起來像魔術師的理財專家，請教他，怎樣可以使我的這本存摺更有價值。
“價值？”桌子對面的他露出神祕的微笑，上身不動，忽然整個人平行飄滑到桌子的左邊，我用眼睛緊緊跟隨，頭也扭過去，他卻又倏忽飄回我正對面，眼神狡獪地説，“小姐，我只能告訴你如何使這裏頭的‘數字’增加，卻無法告訴你如何使這數字的‘價值’增加。”
數字，不等同價值。也就是説，同樣是一千萬元，我可以拿去丟進碎紙機裏絞爛，可以拿去紙紮八艘金碧輝煌的王船，然後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燒給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設立一個艾滋孤兒院。
這不難，我聽懂了。我彎腰伸手到我的環保袋裏，想把另一本存摺拿出來，卻感覺這人已經不在了。我歎了一口氣，緩緩走出銀行。銀行外，人頭攢動，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時，總是撞着我肩膀，連“對不起”都懶得出口，人已經走遠。
一陣輕輕的風拂來，我彷彿在鬧市裏聽見樹葉簌簌的聲音，抬頭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蘭，開遍了潤白色的花朵，滿樹搖曳。我這才聞到它微甜的香氣。就在那株香花樹下，我緊靠着樹幹，讓人流從我前面推着擠着湧過。從袋裏拿出我另一本存摺，一本沒人可詢問的存摺。存摺封面是一個電子日曆。
輕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個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個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個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開普敦，是美國舊金山，是德國漢堡。不必打開，我就知道，存摺裏頭，誰裝了一個看不見的沙漏。因為無法打開，看不見沙漏裏的沙究竟還有多少，也聽不見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確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過層層樹葉飄落在我的存摺封面，剛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蘭的花瓣像一尾漢白玉細細雕出的小舟，也像觀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突然就明白了:原來，這兩本存摺之間，是有斬釘截鐵的反比關係的。你在那一本存摺所賺取的每一分“金錢”的累積，都是用這一本存摺裏的每一寸“時間”去換來的。
而且，更驚人的，“金錢”和“時間”的兩種“幣值”是不流通、不兑換、不對等的貨幣。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摺裏的“金錢”回頭來換取已經支付出去的“時間”。任何代價、任何數字，都無法兑換。是的，是因為這樣，因此我對兩本存摺的'取用態度是多麼的不同啊。我在“金錢”上愈來愈慷慨，在“時間”上愈來愈吝嗇。“金錢”可以給過路的陌生人，“時間”卻只給温暖心愛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從今日空出。我將花瓣拿在手指間，正要低眉輕嗅，眼角餘光卻似乎瞥見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閃。
這是他十六歲時離開的山溝溝裏的家鄉。“愛己”要他挑着兩個籮筐到市場買菜，市場裏剛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擔就跟着走了。
今天帶他回來，剛好是七十年後。有兩個人在門前挖井。一個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個人挖出來的泥土，泥土用一個轆轤拉上來，傾倒到一隻竹畚箕裏，兩個滿了，他就用扁擔挑走。很重，他搖搖晃晃地走，肩頭被扁擔壓出兩條肉的深溝。地面下那個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見，只隱隱聽見他咳嗽的聲音，從井底傳來。“缺水，”挑土的人氣喘喘地説，“兩個多月了。沒水喝了。”“你們兩個人，”你問，“一天掙多少錢？”“九十塊，兩個人分。”“挖井危險啊，”你説，“有時會碰到沼氣。”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沒辦法啊。”灰撲撲的客運車捲起一股塵土而來，停住，一個人揹着一個花圈下了車。花圈都是紙紮的，金碧輝煌，豔麗無比，但是輕，背起來像個巨大的紙風車。
鄉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藍布褂，破舊的鞋子佈滿塵土。父親的照片放在廳堂中央，蒼蠅到處飛舞，粘在輓聯上，猛一看以為是小楷。大哥，那被歷史綁架了的長子，喚你。“族長們，”他説，“要和你説話。”你跟着他走到屋後，空地上已經圍坐着一圈鄉人。母親也坐着，冰冷着臉。像公審一樣，一張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來大聲喧囂的，現在安靜下來。一種尷尬又緊張的氣氛，連狗都不叫了。看起來輩分最高的鄉人清清喉嚨，吸了口煙，開始説話：“我們明白你們不想鋪張的意思，但是我們認為既然回到家鄉安葬，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習俗同規矩。我們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沒有道士道場，不能沒有花鼓隊，而且，家鄉的習俗，兒女不能親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個人或者十二個人抬到山上去，要僱人的。不這麼做就是違背家族傳統。”十幾張臉孔，極其嚴肅地對着你，討一個道理。十幾張臉孔，黝黑的、勞苦的、滿是生活磨難的臉孔，對着你。
這些人，你心裏説，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歲那年沒走，他就是這些人的夥伴了。母親寒着臉，説：“他也可以不回來。”你趕忙握緊她的手。你極盡温柔地解釋，佛事已在島上做過，父親一生反對繁文縟節，若要鋪張，是違揹他的意願，你不敢相從。花鼓若是湘楚風俗，當然尊重。至於僱別人送上山，“對不起，做兒女的不捨得。我們要親自捧着父親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帶他入土。”“最後一次接觸父親的機會，我們不會以任何理由給任何別人代勞。”你清朗地注視他們的眼睛，想從那古老的眼睛裏看見父親的神情。
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點濕潤的雨意。鄉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後，如望雲霓。來到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淚都不掉。但是當司儀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驚了。那是他與“愛己”説話的聲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的腔調，那是他的湘楚之音。當司儀長長地唱“拜”時，你深深跪下，眼淚決堤。
當他説閩南語而引得人們哈哈大笑時，當他説北京話而令人們面面相覷時，他為什麼不曾為自己辯護：在這裏，他的楚音與天地山川一樣幽深，與蒼天鬼神一樣宏大？司儀的每一個音，都像父親念《陳情表》的音，婉轉悽楚，每一個音都重創你。此時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靈魂的漂泊，此時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為《四郎探母》淚下，此時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隊都是面帶滄桑的中年婦女，一身素白，立在風中，衣袂飄揚。由遠而近傳來嗩吶的聲音，混着鑼鼓。走得夠近了，你看清了樂師，是十來個老人，戴着藍布帽，穿着農民的藍布褂，佝僂着背，鏗鏘鏗鏘吹打而來。那最老的，他們指給你看，是他的兒時玩伴。十六歲那年兩個人一起去了市場，一個走了，一個回來。天空飄起微微雨絲，濕潤的空氣混了泥土的氣息。
花鼓隊開始上路，兄長捧着骨灰罈，你扶着母親，兩公里的路她堅持用走的。從很遠就可以看見田埂上有人在奔跑，從紅磚砌成的農舍跑出，往大路奔來，手裏環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隊伍經過田埂與大路的接口時，她也已跑到了路口，點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聲激起一陣濃煙。長孫在路口對那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婦女跪下深深一拜。你遠遠看見，下一個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個路口都響起一陣明亮的炮聲，一陣煙霧瀰漫。兩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夾雜着“咚咚”鼓聲，竟像是一種喜慶。
到最後一個路口，鞭炮震耳響起，長孫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禮，在煙霧瀰漫中，你終於知曉：對這山溝裏的人而言，今天，村裏走失的那個十六歲的孩子，終於回來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換星移，不過是一個下午去市場買菜的時間。滿山遍野的茶樹，盛開着花，滿山遍野一片白花。你們扶着母親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層黃泥。“擦擦好嗎？”兄弟問。“不要。”她的眼光看着遠處的祝融山峯；風，吹亂了她的頭髮。
2007年最末一個晚上，十八歲的華飛去和朋友狂歡。我坐在旅店的窗邊，泰國北部冬季的天空潔淨，尤其當城市的燈火因貧窮而黯淡，星星就大膽放肆了，一顆一顆堂堂出現。但是星星雖亮，卻極度沉沒，下面的街頭人生鼎沸，樂鼓翻騰。剛從街上的人流裏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湧動的是情緒激越的觀光客，但是暗巷裏的騎樓下，疲憊的女人正開始收攤，她們赤腳的幼兒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後煙花衝向天空轟然炸開，瞬間的璀璨，極致的炫美，人們歡呼雀躍。這是跨年之夜。可是，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誕辰，不是神話中某一個偉大的時刻，不是民族史上某一個壯烈的場面，那麼，人們慶祝的究竟是什麼呢？
想想看，你用什麼東西量時間？
一個沙漏裏的細沙流完是一段時間；一炷馨香裊裊燒完是一段時間；一盞清茶，從熱到涼是一段時間；鐘錶的指針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時間。
有時候，我們用眼睛看得見的“壞”去量時間。一棟每天路過的熟悉的房子，從圍牆到班駁剝落的門拄的腐蝕傾倒，然後看着它的房頂裂縫一寸寸擴大直至垮陷，有一天野樹爬藤從屋中昂然竄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時間？
有時候，我們用非常細微的“動”去量時間。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漲落，日影的長短，不都是時間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濱，我看每天金星出現在海平線的點，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陽明山上，我看夕陽下沉時碰到觀音山脊的那一剎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過別的量法？孩子小時，我在他們卧房的門沿掛上一個1.5米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讓他們站在門沿背對着尺，把他們的高度用小刀刻下。於是刻度一節一節升高，時間也一節一節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倆加五個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人拍一張大頭照，三十年不曾間斷。三十年中，紅顏夫妻變成老夫老妻，可愛純真的嬰兒變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還有那瘋狂的藝術家，突然決定寫數字。醒來一睜眼就寫，吃飯，坐車，走路，如廁，洗頭時不斷地寫；搭飛機出國時，在飛機的座位上寫；到醫院看病打針時，在病牀上寫；到教堂做禮拜時，在教堂的長板凳上寫。每分每刻每時寫，每天每月每年寫，數字越寫越大，字符串越來越長，藝術家這個人，是的，越來越老。
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時候，杜甫不是還記錄時間嗎？唱“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記錄時間嗎？倫勃朗一年一年畫自畫像，從年少輕狂畫到滿目蒼涼—他不是在記錄時間嗎？
農業社會的人在認真地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難道不也是在一個看不見的門沿上，祕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時間的印記？
所以跨年的狂歡，聚焦，倒數，恐怕也是一種時間的集體儀式吧？都市裏的人，燈火太亮，已經不再習慣看星星的移動和潮汐的漲落，他們只能抓住一個日期，在那一個晚上，用美酒，音樂和煙花，藉着人羣的吆喝彼此壯膽，在那看不見的門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4時，整個清邁小城在寧靜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開始。我們行裝齊整，離開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國邊界出發。五個小時的蜿蜒山道，兩天的慢船河路，寒冷的空氣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時間用什麼衡量？
賞析：
時間是最公平的，我們在慶祝大年夜的同時，也是在慶祝時間的流逝，因為大年夜過去了，舊的一年就完全過去了，新的一年就來臨了，每個人都長了一歲。記錄時間，測量時間，其實就是在記住現在回憶過去，回憶過去的美好的生活，回憶過去的苦難的歲月，回憶我們成長的足跡。時間在源源不斷的流逝，是無止境的，然後，我們的人生卻是有止境的，我們的人生，在時間的流逝過程中，過的是否有意義，我們的人生過的是否快樂。
我們要記錄時間，測量時間，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用好時間，哪怕是點點滴滴的時間。
三個兄弟，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這回放下了所有手邊的事情，在清明節帶媽媽回鄉。火車站大廳裏，人潮湧動。就在這川流不息的滾滾紅塵裏，媽媽突然停住了腳。
她皺着眉頭説：“這，是什麼地方？”
哥哥原來就一路牽着她的手，這時不得不停下來，説：“這是香港。我們要去搭火車。”
媽媽露出惶惑的神情，説：“我不認得這裏，我要回家。”
身為醫生的弟弟本來像個主治醫師一樣，揹着兩隻手走在後面，就差身上沒穿白袍，這時一大步跨上前對媽媽説：“這就是帶你回家的路，沒有錯。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説話時，臉上不帶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緒或情感，口氣卻習慣性地帶着權威。三十年的職業訓練使他在父親臨終的病牀前都深藏不露。
媽媽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協、半威脅地回答：“好，那就馬上帶我回家。”她開步走了。從後面看她，身軀那樣瘦弱，背有點兒駝，手被兩個兒子兩邊牽着，她的步履細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鄉下散步的時候，看見她踩着碎步慼慼低頭走路，我説：“媽，不要像老鼠一樣走路，來，馬路很平，我牽你的手，不會跌倒的。試試看把腳步打開，你看——”我把腳伸向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勢，“你看，腳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腳大跨出去，但是沒走幾步，又慼慼低頭走起碎步來。
從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嗎？從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嗎？弟弟在電話裏解釋：“腦的萎縮，或者用藥，都會造成對空間的不確定感。”
散步散到太陽落到了大武山後頭，粉紅色的雲霞霎時噴湧上天，在油畫似的黃昏光彩裏，我們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裏四處張望，倉皇地説：“這，是什麼地方？”我指着牆上一整排學士照、博士照，説：“都是你兒女的照片，那當然是你家嘍。”
她走近牆邊，抬頭看照片，從左到右一張一張看過去。半晌，回過頭來看着我，眼裏説不出是悲傷還是空洞。
還沒開燈，她就立在那白牆邊，像一個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説：“……不認得了。”大武山上最後一道微光，越過渺茫從窗簾的縫裏射進來，剛好映出了她灰白的頭髮。
火車開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後退，彷彿有人沒打招呼就按下了電影膠捲“快速倒帶”鍵，不知是快速倒往過去還是快速轉向未來，只見它一幕一幕從眼前飛快逝去。
因為是晚班車，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頭假寐，陷入沉靜，讓火車往前行駛的轟隆巨響決定了一切。媽媽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她看看前方，一縱列座位伸向模糊的遠處。她轉過身來看往後方，列車的門緊緊關着，看不見門後頭的深淺。她看向車廂兩側窗外，布簾都已拉上，只有動盪不安的光，忽明忽滅、時強時弱，隨着火車奔馳的速度像閃電一樣射進來。她緊緊抓着椅背，維持身體的平衡，然後，她開始往前走。我緊跟着亦步亦趨，一隻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卻見她用力地撥開我的手，轉身説：“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裏蓄滿了淚光，聲音悽惻。
我把她抱進懷裏，把她的頭按在我胸口，緊緊地擁抱她，也許我身體的暖度可以讓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邊説：“這班火車就是要帶你回家的，只是還沒到，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過來，我們默默對望。是的，我們都知道了：媽媽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個有郵政編碼、郵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間，而是一段時光。在那段時光的籠罩裏，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鬧，廚房裏正傳來煎魚的滋滋香氣，丈夫正從她身後捂着她的雙眼要她猜是誰，門外有人高喊“限時專送，拿印章來”……
媽媽是那個搭了“時光機器”來到這裏，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車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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