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故事敍述的緣起是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到我（蝌蚪）的故鄉與當地文學愛好者暢談文學。在結識了我的姑姑之後，杉谷義人鼓勵當地文學愛好者以姑姑為素材寫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義人啟發，我決定向法國作家薩特看齊，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創作一部話劇。我遵照杉谷義人的囑咐，先以書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寫給杉谷義人。
我的故鄉有一個古老的風氣，生下孩子，好以身體的某個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長大後有的會改換雅一點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萬心，她父親，我的大爺爺是膠東軍區八路軍地下醫院的醫生、革命烈士。姑姑因為父親的關係，曾和她的奶奶、母親被駐紮在當地的日軍司令關押在大牢裏。新中國成立後，姑姑繼承父業，經過新法接生培訓，成為鄉里的一名醫生。姑姑是天才的婦產科醫生，凡是見過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過的女人，都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的手在孕婦肚皮上一摸，就會讓孕婦感受到一種力量，並對她產生信心。從50年代初開始，姑姑接生過上萬個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個孩子是陳鼻；我（蝌蚪）是姑姑接生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先出來一條，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蘿蔔一樣拔了出來。五十年代，在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時期，姑姑騎着自行車，風雨無阻地跑遍了高密東北鄉十八個村莊的街道和衚衕，接生了1600多名嬰兒；並且在接生第1000個嬰兒的日子，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年輕時的姑姑談過一個對象，是一個空軍飛行員，一家人曾為此自豪無比。但後來這個空軍飛行員駕機叛逃到了台灣，曾經風光一時的姑姑深受打擊，並因此差點自殺。到了六十年代初，剛剛經歷過三年大飢餓的農村出現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來，併成為高密東北鄉遠近聞名的婦嬰名醫。從1965年開始，急劇增長的人口導致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當上公社衞生院婦產科主任的姑姑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在全公社掀起轟轟烈烈的“男扎”行動。一些村民對政策不理解，到處鬧事。一個叫王腳的被“男扎”後，説自己的神經被捅壞了；一個叫肖上脣的説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壞了。““””開始後，姑姑被當成“牛鬼蛇神”，受到批鬥。有一次批鬥大會在滯洪區的冰面上舉行。倔強的姑姑因為不馴服，被打趴在批鬥台上，一個糾察隊員還用一隻腳踩住她的背。在批鬥縣委書記的時候，姑姑被拖起來與縣委書記並排站着，脖子上還被女紅衞兵掛了一隻破鞋子。但姑姑昂着頭，不肯屈服。後來，冰面因為承受不住那麼多人，發出一聲怪響，轟然塌裂，許多人落入了冰水中。
七十年代末，國家迎來了計劃生育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驚心動魄的，也有讓人感慨萬千的。一次為了動員一個生過三個女兒、懷了第四胎的女人去衞生院做人工流產，她被那個女人的丈夫打得頭破血流；而那個女人則因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隊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歡上了長着兩條仙鶴般長腿的王仁美。舉行婚禮的那天大雨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現出讓人憐愛的性格。已經當上縣政協的姑姑來參加婚禮，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雙胞胎的靈丹妙藥，受到姑姑的嚴厲批評。姑姑不僅教育王仁美，告訴她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產黨員，革命軍人，一定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兩年後，女兒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來又懷上了。我從部隊趕回來，發現王仁美之所以又懷上了，是因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國小同學的袁腮把原來戴着避孕環給取掉了。王仁美為了逃避做流產，藏在了自己的孃家。姑姑帶着陣容龐大的計劃生育工作隊開進村裏。我的岳母罵姑姑是妖魔，村裏不理解姑姑行為的人罵姑姑是土匪。但姑姑為了計劃生育，還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來。我所在部隊的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也來到我們村，和姑姑一起勸説王仁美理解國家政策。深明大義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產手術，卻不幸因為大出血死在了手術台上；姑姑也因此被蝌蚪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
當時，隨着國家市場經濟搞活，我的國小同學陳鼻成了村裏有名的萬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膽懷了第二胎。王膽一直躲藏着，直到臨產的時候，乘着一張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兒。在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追逐後，姑姑的計劃生育隊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膽。王膽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給她接生了一個女嬰，但王膽卻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後，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獅子，但沒再生育。歲月匆匆，時光荏苒。經過二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國家終於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獅子也退休回到了故鄉。這時的故鄉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鉅變，高密東北鄉膠河兩岸正在進行着前所未有的大開發：花園、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場、農貿市場、中美合資婦嬰醫院，等等大城市有的東西，在這裏也都湧現出來。我的國小同學袁腮開辦了牛蛙養殖場；王膽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藝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給了另一老實巴交的泥塑藝人郝大手。王肝送給我一套《高密東北鄉奇人系列》DVD。通過這張DVD，我瞭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給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佈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搖搖晃晃地往回走，結果走到了一片窪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離那些蛙叫聲，但蛙聲追逐着她；她一邊嚎叫一邊奔跑，最後遇上了郝大手。退休之後，姑姑對生命，尤其是對嬰兒和胎兒生命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晚年的姑姑對生命生髮出了中國傳統母親式的大悲憫，並且表現出一個鄉村醫生對神祕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過的嬰兒形象描述給丈夫——一個民間泥塑藝人，通過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願用這種方式來彌補她對那些沒能來到人世的嬰兒的歉疚。但與此同時，姑姑也用她那雙善於接生的手參與着各種各樣的接生。
在發生了鉅變的故鄉，我在一家名為堂吉訶德的餐館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陳鼻。當年英俊的陳鼻，如今頭頂光禿，衣着古怪，裝扮成了塞萬提斯筆下的愁容騎士堂吉訶德，拿着話劇演員的強調，在餐館裏招徠客人；但是因為有酒癮和煙癮，還帶着一條寸步不離的癩皮狗，所以並不討人喜歡。陳鼻的兩個性情高潔的女兒——陳耳和陳眉——曾是高密東北鄉最美麗的姐妹花，她們到南方一家毛絨玩具廠打工，結果在一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中，陳耳被燒成焦炭，陳眉燒燬了面容。種種變故使陳鼻變得有些瘋瘋癲癲，甚至想帶着他的狗撲倒車輪下面尋死。
隨着人們生活條件的變化和商品經濟的突飛猛進，一些超生的方式也“與時俱進”，越來越令人驚歎。在高密東北鄉，袁腮以牛蛙養殖公司為幌子，組織了一批“____”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____。年逾五旬的小獅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個“____”體內，並使其懷孕；而這個“____”就是王膽在竹筏上給陳鼻生下了那個女兒，在南方那家毛絨玩具廠燒燬面容的陳眉。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糾結中：五十五歲的我，糊里糊塗又要做父親了；我想找出辦法讓懷孕數月的陳眉做藥物引產，但我年輕時曾因此斷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難贖還的罪過；更何況，我和陳眉，這簡直是亂倫啊。但是，在跟一位老同學傾訴了這一切，並聽了那位老同學的一番勸解後，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現實；我甚至把陳眉所懷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經懷的那個在手術枱上夭折嬰兒的投胎轉世，並以老來得子的喜悦迎來了兒子的誕生。
在敍述從五十年代到當下這些故事的過程中，作為小有名氣劇作家的我，也為自己以姑姑一生為素材創作的話劇找到了靈感。當下生活中的許多事件和我要創作的劇本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使我已經分不清劇本中哪裏是紀實，哪裏是虛構。而且在與杉谷義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內心中的贖罪心理也日漸加重；我甚至把寫作當成了一種贖罪的方式。在寄給杉谷義人的劇本中，我把前面的敍述延伸到了如夢如幻的話劇舞台上。這是一部具有荒誕色彩的，融合了詼諧、戲謔、調侃、反諷、嬉鬧、靈魂獨白、戲中戲等文體風格的話劇。在劇本中，生下孩子的陳眉因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處尋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闖進公安派出所去訴冤。我一家子給____生的孩子“金娃”辦滿月宴席時，陳眉闖進來搶走“金娃”，跑進一個以民國時期縣衙大堂為背景的電視戲劇片拍攝現場。經過“縣長”一番頗具諷刺意味的斷案後，“金娃”回到了小獅子的懷抱。在話劇的最後一幕，姑姑展開了內心的剖白：她經常回想起那些因計劃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過的孩子。
莫言原名管謨業，於1956年生於山東省高密縣，童年時因經濟貧困和政治上受歧視，直接影響了他後來的小説創作。12歲讀五年級時因““””輟學回家，在農村勞動多年。1976年應徵入伍，歷任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幹事。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
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着“懷鄉”以及“怨鄉”的複雜情感。雖然早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新奇著稱，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詭異，語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紅高粱家族》裏，不斷出現的血腥場面中充滿着強烈的感情控訴，在“屎尿橫飛”的場景之間，是演義現代革命歷史。
在經歷《紅高粱家族》的寫作高峯後，莫言繼續尋求突破，創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數部極具份量的長篇小説。其中，《豐乳肥臀》曾獲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檀香刑》曾獲台灣《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文學類最佳書獎、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紅高粱系列》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生死疲勞》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此外，莫言還曾獲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第三十屆諾尼諾國際文學獎、福岡亞洲文化獎等獎項，並曾位列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20位，中國作家實力榜第一位。
然而，莫言曾義正言辭地説，我永遠不會為了一個獎去寫作，不管是茅盾文學獎，還是諾貝爾文學獎。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文學成就是“世無英雄，豎子成名”。
迄今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其中，由中篇小説《紅高粱家族》改編的電影《紅高粱》，曾獲1988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由短篇小説《白狗鞦韆架》改編的《暖》，曾獲第十六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麒麟獎。而莫言自己卻認為，只有《豐乳肥臀》可以拍成氣勢磅礴的巨片。
國際上享有聲望 被譽為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
由於童年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度過，莫言深受民間故事或傳説所影響。幼時在鄉下流傳的鬼怪故事，成為莫言許多荒誕小説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現了神祕的南美洲魔幻寫實，《紅樹林》實現了小説題材的時空轉換和創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想象成為其最大特色。張大春在為《紅耳朵》作序時曾説：“千言萬語，何若莫言”！
莫言創作於80年代中期的“紅高粱”家族系列小説，對於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深刻而積極的影響。很多人説，這是一部“強悍的民風與凜然的民族正氣的混聲合唱”，振聾發聵。馮牧文學獎曾評價説，他用靈性激活歷史，重寫戰爭，張揚生命偉力，弘揚民族精神，直接影響了一批同他一樣沒有戰爭經歷的青年軍旅小説家寫出了自己‘心中的戰爭’，使當代戰爭小説面貌為之一新。
莫言的《蛙》則折射出中華民族在生存鬥爭中經歷的困難和考驗。小説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以一位鄉村婦產科女醫生的人生經歷為線索，重點回顧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刻變化與影響，以多端視角呈現歷史和現實的複雜蒼茫，表達了對生命倫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學作品不僅在國內影響較大，在國際上也已享有名望。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對其評價稱，您以有聲有色的語言，對故鄉山東省的情感、反映農村生活的筆調、富有歷史感的敍述，將中國的生活片段描繪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體的生動場面。
福岡亞洲文化獎肯定了莫言對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成就，認為莫言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據悉，莫言很多作品都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紅高粱家族》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來文、瑞典文、挪威文、荷蘭文、韓文、越南文等；《豐乳肥臀》被譯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蘭文、韓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蘭文、葡萄牙文、塞爾維亞文等。
對生命的膜拜而非文學的獻媚
《蛙》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爺爺的女兒，一名從醫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和悲劇色彩。在高密，不知道有多少個新生命經她之手來到這個世界，所以她被鄉親們視為“送子娘娘”，她是個隱去了年齡和輩分的聖母級人物。可後來，她又不得不在自己無奈的歎息聲裏中止一個個幼小生命的成長髮育，被視為殺人的魔王。
“姑姑的命運也帶有悲劇性。她珍視、敬畏生命，對強制性人工流產的做法有意見卻無能為力，內心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煎熬，而姑姑從本性上説是對生命充滿了尊重和關愛。”莫言坦言作品中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劇作家蝌蚪身上有自己的影子，“他其實是50年代中國男性以及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在自我剖析和反思中萌生了對生命的期待與虔敬。”
小説剛剛推出即引起了眾多爭議。對此，有些人給予了崇敬的讚歎，有些人報以冷漠的旁觀。另外，小説中融入了大量國際化的細節，比如蝌蚪信件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寫作劇本的參照對象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小説中一個重要人物角色的一家人具有俄羅斯血統，作品的一個重要場景——堂吉訶德飯館處處取材於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堂吉訶德》，等等。於是又有人據此尖鋭地指出這是作家莫言向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種“獻媚”策略。
莫言戲稱自己被“妖魔化”了，“批評家在評論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情可偏、理需正，我的寫作始終是對中國讀者的一種致敬。”在莫言看來，作家有權利也有責任書寫個人、民族乃至社會的疼痛。”
對可恥的自我抄襲説“不”
莫言是一位拒絕自我重複的作家，在上個月的一次講座中他曾語出驚人:“作家抄襲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新作《蛙》正是他為實踐“拒絕自我抄襲”承諾的艱辛努力。
《蛙》全書共分五部分，分別以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五封信為引線，引出的是蝌蚪對姑姑種種經歷的回憶，這些內容看似為杉谷義人提供的平實素材，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部精彩的“原小説”。而小説的最後一部分則跳出了蝌蚪的敍述，向人們呈現了一部九幕話劇，將作品推向巔峯之時爽利結尾，使人們久久停留在高峯的閲讀體驗中。信件、小説及戲劇融於一體，大大豐富了小説的表達空間。
莫言説，《蛙》形式和內容的融合是漸進實現的。早在2002年的時候這部小説的初稿就寫了15萬字，初稿中，話劇不是一個獨立的呈現，各個要素被打碎了揉進小説，通過坐在台下的劇作家蝌蚪觀看話劇時激起的一段段回憶勾連起姑姑一生的記憶。“當時寫得很辛苦，為了弄清晰思路我不得不用三種顏色的筆來加以區分，寫作的艱難勢必帶來閲讀的艱難，後來我便放棄了這種寫法最終選擇了現在的模式。我想應該儘量地使這部作品回到樸素的敍述。所以最終採用書信體的結構和話劇形式的結尾，話劇結尾給樸素的敍述插上兩個翅膀。‘調整戰術’之後寫作進行得非常順暢，寫到後半部分甚至體會到一種高空中飛翔的感覺，酣暢淋漓。”
除了結構上的創新，人們也可以在《蛙》中明顯的感到莫言在語言方面的“脱胎換骨”，那種浸透着狂狷氣息與不羈想象力的恣肆文字在新作裏被默唸了“緊箍咒”，“寫作中，無論對情緒還是文字我都是比較節制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以説中規中矩，平實到了我所能平實的最高境界。”
而《蛙》的最大創新則主要體現在姑姑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們首次觸摸了中國五六十年代鄉村女婦產科醫生的經歷和靈魂，還引發了讀者深深的共鳴，是一個成功的“不重複”。“故事是很容易重複和衰老的，與農民工、計劃生育等這些時代語詞相關聯的故事會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褪色和陳舊甚至退出人們的記憶，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會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
“杉谷義人”不是大江健三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與莫言有着深厚的友誼，他對莫言的才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曾多次表示，以莫言強勁的創作能力以及已經取得的文學成就，他將是中國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實力的候選人。因此不少人在讀到《蛙》中蝌蚪給日本先生的五封信時，慣性地推測信的接收者“杉谷義人”應是當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2002年春節，大江健三郎曾到中國進行了一次私人性質訪問，專門造訪了莫言的老家高密。“大年七年級那天，我陪同大江健三郎拜訪過我的姑姑，姑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曾告訴過他我要把姑姑寫進小説的想法。至於蝌蚪寫信給杉谷義人，這是為了增強小説的故事性，是小説結構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陰謀’，並不意味着真實生活中的書信往來，而杉谷義人也絕非大江健三郎。”
“我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從鄉村裏走出來的，我們在鄉村與城市的關係、文學邊緣化、作家為誰而寫作等問題上都有着相同的觀點。大江健三郎對生命的尊重和深沉的憂患意識折射出他博大的胸懷，讓我非常敬佩。”莫言讀過不少大江健三郎作品，“他後期的作品充滿了思辨色彩，帶有很強的政治氣息，在審美傾向上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樣容易引起我的共鳴，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他的欣賞。或許我們在藝術風格上離得越遠，兩個人在思想和靈魂上會走得越近，有時候距離反會促進人們的交流與溝通。”莫言説，相對而言，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的寫作風格倒是更貼近自己，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鳴。
超越了地理範疇的“高密”
高密是莫言自然生命的搖籃，也是他文學創作不竭的源泉和靈魂的棲息地，在莫言已出版的眾多小説中除了《酒國》、《紅樹林》、《十三步》、《四十一炮》等為數不多的幾部外，其他大多作品將溢滿深情的文字植根於高密這片熱土。在莫言筆下，“高密”這個地理名詞已經演變為一個文學系列的標籤，拓展為一個精神的家園。“對我而言，‘高密’早已超出了簡單地理名稱的意義，我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基於童年對鄉土的記憶。我希望它能夠成為人們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審視的一個具體可感的通道。”
隨着莫言在國際上知名度的日漸高升以及莫言敏感觸角的向外延伸，“高密”吸引了越來越多外國人的目光，以色列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奧茲稱自己通過莫言的文字看到了高密的炊煙、聞到了高密的味道。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元素也漸漸注入了莫言筆下的“高密”。在《蛙》勾勒出的高密，人們置身堂吉訶德餐廳裏靜坐旁觀，可以感受到很多來自歐洲的生活細節，比如向人索煙的煙民、攜犬的街頭乞丐、酒館每晚提供的當日免費麪包，以及充滿復古意味的陳設和以人名命名的菜單等等。作品中，遠在國外的女兒對蝌蚪説:地球太小了；而蝌蚪對遠在日本的先生説:文化太大了。這“小”與“大”都凝結在了高密這個莫言精心營造的文學國度裏，超越了自然的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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