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寫作《呼蘭河傳》的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末期，而《呼蘭河傳》故事發生的時間應該是20世紀10年代中期前後，那時，日軍還未侵略中國。
《呼蘭河傳》單本的創作，於1938年開始於武漢，1940年完成於香港。 1941年底，蕭紅病危之際要求駱賓基送她北上：蕭紅要回到家鄉去。蕭紅曾計劃寫《呼蘭河傳》的第二部。
以前，我喜歡張愛玲，她筆下的故事多麼精緻，精緻到每一聲歎息。而蕭紅是不同的，蕭紅是大氣的，蕭紅更是寂寞的。最平常不過的語句像一條悠悠的小河，從容地淌過心靈，進而滲透下空空落落的蒼茫。正如茅盾所説，《呼蘭河傳》是一篇敍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悽婉的歌謠。童年往事的歡欣悲傷，呼蘭河小城生活的刻板單調，良善愚昧的人們所目睹的一切幸與不幸，都在蕭紅帶着淚的講述之中。邊看《呼蘭河傳》是邊要流淚的，它觸動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經，彷彿每一個閲讀者都成了蕭紅。
“我一聽覺得不大好，趕快就問祖父：‘我也要離家的★★嗎？等我鬍子白了回來，爺爺你也不認識我了嗎？’心裏很恐懼。祖父一聽就笑了：‘等你老了還有爺爺嗎？’”就是讀到這裏，我心中的酸楚達到了極點。書中的結局是後花園的主人都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而我童年的故事也有斑斕的後花園，而故事的延續，我不忍想像。
回老家過的春節是最為落寞的，我的心境一下貼近了蕭紅。家裏的一切似乎都很熟悉，地裏仍是長着大片帶霜的菜，房屋也仍是紅瓦青磚，只不過路寬了，車子多了，橋寬了，河水淺了。門上貼着白聯，外老太爺是年前走的。他年輕的時候在中學任職，我出生的時候，他就已經退休了，可説話一直是嚴厲先生的派頭，哪個做事不周全，他都要訓斥。對我們這般小孩，卻總是拿出各種玩意討好，小時候不喜他總是念經似的説教，拿了他的好處就跑，他就坐在藤椅上笑。轉眼間，喜喪熱熱鬧鬧地辦了，代替這白髮老人的只剩下一張黑白照片，我一下回不過神來。奶奶愈發瘦了，新買的棉衣穿成了肥大的袍子，她看起來像八十多歲，老了十歲。她的臉頰瘦得快凹陷下去，牙齒快要全沒了。沒生病之前，奶奶一直很要強，家裏也收拾得體面。小時候快過年，奶奶炸小肉圓，我在一旁唱歌。唱着唱着，饞蟲便要出來，眼睛直直盯着沸騰油鍋裏翻騰的美味，就唱不下去了。要是夏天，奶奶便用鉗子收拾田螺，大鍋烙出來的鍋巴蘸上田螺炒過的湯汁，再好吃不過。以前房屋中間的大榆樹被砍掉了，爺爺靠牆圍了一圈雞圈，門前桃樹生病也死了，唯有銀杏樹在風中瑟瑟顫動。麻雀嘰嘰喳喳，偶爾飛過一隻喜鵲，小時候我聽老人們講了不少有關喜鵲的故事。可這種味道，此般情景，現在往後怕是不會有，老人們老了或是不在了，我也長大了。
書中最值得同情的是小團圓媳婦，無意識違背了“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她被一步步折磨致死，絲微的歡唱活潑不被世人容下，馮歪嘴子的幸福生活也被愚昧迷信的人們所詛咒。甚至於對於自己的不幸，他們也只有片刻的悲傷，之後仍是靜靜地活，春夏秋冬，風霜雨雪。新年我也見到一位童年夥伴，她甚至比我小几歲，孩子卻已抱在懷裏。她的新房裝飾得漂亮，婚紗照掛在正中間，被褥看起來是那麼新。她神色愉快地説，年後可能和她的丈夫一起去上海，也可能去別的地方。不知為何，對於早早棄學，成家，外出，我總是在其中體悟出類似小團圓媳婦的悲哀，時代不同，這種悲哀仍是延續的。
《呼蘭河傳》讓我覺得親近，懷念往事，感思親人，甚至人生選擇。沒有誰如蕭紅般不幸了，可誰的所見不能寫成一本《呼蘭河傳》？
敍述視角
《呼蘭河傳》有三重視角，一個是童真童趣的兒童視角——“我”，孩子看不清事件的內涵，於是產生了“陌生化效果”；一個是成年敍述者視角，敍述者是處在一種超然的境界，與小説中人物保持着距離；第三個是蕭紅視角，蕭紅視角是居高臨下的，讀者可能看不見她，但她隨時會出來發議論，有時連議論也不發，但讀者可以感覺到蕭紅的情感波動。
1、兒童視角的“陌生化效果”
蕭紅兒童視角的使用，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兒童視角可以達到“陌生化效果”。兒童感受世界的混沌性、單純性往往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看到成人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隱祕世界，也能看到被成人忽略或遮蔽的生活細節。
在《呼蘭河傳》中，眾人都説小團圓媳婦有病，抓來公雞，燒了開水，要用大缸給團圓媳婦洗澡。只有“我”説：“她沒有病，她好好的。”並且跟小團圓媳婦一起玩，“‘我’給她一個玻璃球，又給她一片碗碟，她説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説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手指甲彈着。”小團圓媳婦“看見‘我’，也還偷着笑”，並且孩子氣地對“我”説：“等一會你看吧，就要洗澡了。”兩個孩子哪裏知道“洗澡”會把命洗沒了。還有，小團圓媳婦的辮子分明是她婆婆剪掉的，但是“她的婆婆説這團圓媳婦一定是妖精。就説，睡了一夜覺就自己掉下來了。”所有人都相信婆婆所言，而“我”卻説：“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
“我”和小團圓媳婦是兒童之間的交流，從而暴露了小團圓媳婦“沒有病”和頭髮是婆婆“剪下來的”真實，兒童看不到或者説預料不到事情發展的殘酷和恐怖的結局，造成對成人內心世界的遮蔽，達到了“陌生化效果”。而讀者在這距離中有了思索的空間，反而使恐怖事件更加觸目驚心。蕭紅小説兒童視角的運用，製造出驚愕和新奇感，從而看到人間的真面目。兒童視角還可以使異常沉重的悲劇有了一絲輕鬆，也達到了一種陌生化。如“我”看到有二伯被父親打倒在地上，“有二伯就這樣自己躺着，躺了許多時候，才有兩個鴨子來啄食撒在有二伯身邊的那些血。那兩個鴨子，一個是花脖，一個是綠頭頂。”有二伯捱了打，受了氣，沒有地方發泄，就罵狼心狗肺的“兔羔子”，在“兔羔子，兔羔子……”的罵聲中，“於是‘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大白兔，‘我’聽見有二伯説‘兔羔子’，‘我’想到一個大白兔，‘我’抱着那大白兔，‘我’越看越喜歡，‘我’一笑笑醒了。”從兒童輕鬆、喜悦的敍述中，更加感受到有二伯悽慘的命運。
《呼蘭河傳》中寫“我”看到馮歪嘴子一家，數九寒天屋裏水盆都結了冰，新生的孩子沒有衣服穿，只能蓋着面袋睡覺。“‘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豈不是等於露天地了嗎？這真是笑話，房子和露天地一樣。‘我’越想越可笑，也就越高興。”兒童視角的“越想越可笑”的“陌生化”描寫，更使讀者感到一種無法遏制的悲哀。
用兒童視角進入歷史，感知呼蘭小城，可以呈現出生活的原生態：“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説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牆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在這裏，大自然特別孩子氣，“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自由自在。對祖父的描寫也是為了表現這種自由自在，祖父在蕭紅眼裏，也是一株自然生長的植物。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歡開個玩笑，説“你看天空飛個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給取下來了。有的時候放在長衫的下邊，有的時候放在袖口裏頭。他説：“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大自然和祖父的自然狀態與折磨小團圓媳婦的殺人者和“看客”形成鮮明對照。
2、成人敍述者的超然與“間離”
成人敍述者是超然視角，對呼蘭河人無視生命的現狀表現出一種與己無關的態度：“他們對生老病死，都沒有什麼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長大，長大了就長大，長不大就算了。”如寫賣豆芽菜的王寡婦兒子死了的情形：“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獨子到河邊去洗澡，掉河淹死了。雖然她從此以後就瘋了，但她到底還曉得賣豆芽菜，她仍還是靜靜地活着，雖然偶爾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廟台上狂哭一場，但一哭過了之後，她還是平平靜靜地活着。”
染房裏兩個徒弟為了爭一個女人而死了人：“其中一個把另一個按進染缸子給淹死了。死了的不説，就説那活着的也下了監獄，判了無期徒刑。但這也是不聲不響地把事就解決了，過了三年兩載，若有人提起那件事來，差不多就像人們講着岳飛、秦檜似的，久遠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造紙的紙房裏死了一個孩子：“再説那造紙的紙房裏邊，把一個私生子活活餓死。因為他是一個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麼。也就不説他了。”敍述人用這種淡然、超然的態度，敍述着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故事，從而與所敍述的事件產生了一種“間離”。
3、蕭紅視角的嘲諷與批判
在小説的潛層，是蕭紅的視角，蕭紅的視角從兩個方面體現，一個是作品中時時出現的議論，大多夾敍夾議，是凌駕人物之上的，與小説中人物有距離；一個是湧動着的、濃烈的、按捺不住的情感，使讀者為之動容。蕭紅説：“‘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如何，為什麼這樣悲涼。”這是典型的蕭紅視角，因為兒童不會用“荒涼”、“悲涼”這樣的詞，超然的成人視角也不會用“荒涼”、“悲涼”去形容情感，只有蕭紅視角才説出這樣包含情感的話。
蕭紅的視角會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發議論，如第一章寫東二道街的大泥坑，“這泥坑子裏面淹死過小豬，用泥漿悶死過狗，悶死過貓，雞和鴨也常常死在這泥坑裏邊。”甚至馬也經常陷進去，“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有時人也掉進去了。但是，“説拆牆的有，説種樹的有，若説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一個人也沒有。”這後一句話就是蕭紅的議論。
這樣的議論在《呼蘭河傳》隨處可見，如寫漏粉的人：“他們一邊掛着粉，也是一邊唱着的。等粉條曬乾了，他們一邊收着粉，也是一邊地唱着。那唱不是從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淚在笑似的。逆來順受，你説‘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卻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險，‘我’卻自己以為得意。不得意怎麼樣？人生是苦多樂少。那粉房裏的歌聲，就像一朵紅花開在了牆頭上。越鮮明，就越覺得荒涼。他們被父母生下來，沒有什麼希望。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飽，也穿不暖。逆來了，順受了。順來的事情，卻一輩子也沒有。”
蕭紅視角的議論與成人敍述者的超然敍述是不同的，成人敍述者一般不會用“人生是苦多樂少”、“越鮮明，就越覺得荒涼”這樣帶感情的用語，這樣的用語是蕭紅真實感情的流露。
蕭紅（1911年—1942年），黑龍江人。原名張道瑩，筆名蕭紅，悄吟。
1930年，結識蕭軍，兩人相愛，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3年與蕭軍自贊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4年到上海，同年完成長篇《生死場》，次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出版。蕭紅由此取得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1936年，為擺脱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在東京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抗日戰爭爆發後。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後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1940年去香港。蕭紅主要作品有長篇《馬伯樂》，回憶性長篇小説《呼蘭河傳》，以及一系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如《牛車上》、《小城三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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