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曾經評論説：“這部電影是從一個抽象的概念――批評我們的機械化生活方式――發展而來的。”
無論是卓別林本人的拍攝意圖是站在一個批判的角度上，揭露資本家瘋狂剝削工人以更大限度地獲取剩餘價值以及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
同時，從管理科學的角度來看，《摩登時代》十分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社會生產中科學管理的濃重痕跡：工人有了極為細緻的專業化分工，從事每個工種的工人都具備極其熟練的技能，工人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動作、工作量等都被規範化標準化的規定安排，在管理者的嚴密監視下進行每天的生產工作。
20世紀初期，也就是所謂的“摩登時代”是一個十份特殊的時期，兩次工業革命的相繼發生完成，工業社會徹底取代了農業社會，人類從農耕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社會化大生產成為生產的主要方式。在這一系列的重大變化中，工作條件、勞動分工等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資本家需要獲取更多的利益，工人要求更多的報酬，勞資雙方都要求獲得更多的生產收益，於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盈餘便成為了極佳的選擇。由於這一時期社會化大生產取代了傳統的手工作坊，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的分解、專業分工的細化以及制訂相應的標準成為可能。因此，科學管理在這個時期成為生產管理領域的主要管理模式。科學管理集中進行定額研究以及人與勞動手段的匹配：強調工作制度化、標準化、科學化，以此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同時對工人進行培訓，使其掌握最佳操作方法，實行生產的定額標準；與此同時，採取計件工資製作為對工人的激勵手段。伴隨標準化生產和流水生產線的出現，工人的專業化分工被無限度細化有了實現的可能；同時，為了適應流水線生產的方式，專業化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也成為一種必須。此時，管理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達到了極致，工人被緊密地結合在機器周圍，高度熟練的進行單調乏味的簡單勞動。機器成為整個生產過程的核心，人僅僅作為機器的附屬而存在，在這樣的氛圍下，工人作為社會人的屬性被企業主或管理人員壓制到了最低限度，人的尊嚴和能動性被嚴重忽視，工人僅僅作為機器零件被使用。工人的工作積極性乃至身心都遭到了嚴重的挫傷。
總體來講，以泰勒的科學管理為主導管理方式，工人簡單勞動與機器緊密結合是當時典型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作為社會化大生產早期的主要生產方式一方面緩解了勞資雙方的緊張矛盾，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積累了豐厚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嚴重忽視工人人格，工人士氣低下的問題從而導致了新的勞資矛盾。
很顯然，影片首先便模糊掉故事發生的年代，你無法從任何一個人物身上找到確定故事所處的具體年代，背景、服裝、道具、言談、行為……拎着魔術箱的徐崢和自稱是他女兒的張子楓行走街頭，像沒有槍與盆栽的《這個殺手不太冷》，充滿温情與憂傷的步調，又像大師與信徒，充滿戲謔與偏執的分歧感，所有時間線索也全是被掩藏的，太多的似曾相識又模稜兩可的場景，讓年代的跨度至少超過三十年以上，但又都與現實無比接近——這麼多年，我們始終都沒辦法逃離和改動的現實。
也因這現實，影片的視角都集中到了人和人，人和社會的緊張關聯上來，所以故事的情緒是焦躁的：一個以行騙為生的魔術師出場便遭騙，不但到手的錢沒了，就連已然撲倒在牀的姑娘也飄然走了，而被合約纏身的他不但要在限期內完成一個不可能的魔術，更需求擺脱這個自稱是他女兒的孩子的糾纏——儘管描寫的分歧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但無疑每個角色的初衷，全是焦躁的在生活中尋找到屬於本人的幸福。
所以，當人物的不幸變成喜劇的底色，以悲劇視角所觀察的角色和年代，便也荒誕的摩登起來了。但以“大師”的身份出場的徐崢，還是努力把故事往傳奇色彩裏帶，這些年來，徐崢對喜劇的演繹越來越得心應手，優秀表現不光在於對人物的詮釋，也在於對故事的內容及展現，在《摩登年代》中，他把曾經得心應手的瘋癲賣弄收斂再收斂，讓温情做主，甚至把引導故事的主動權讓給孩子，任憑她像個甩不掉的小尾巴一樣，可以盡情的撒嬌耍賴，也任由舞台的燈光，為她而亮了起來。
影片還把主動權分了一些給明知徐崢是個騙子還甘心花光積蓄的“藝術總監”，像王宣予這樣的女人，確實應該是男人所夢寐以求的：她可以是遇難時的救命稻草，或聲色犬馬時的慾望所求，或暗箱交易中的一顆棋子一個砝碼。這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現象，即在銀幕之內，也在銀幕之外。大時代裏很多女人的命運正是如此，可以屬於任何人，但卻永恆不能屬於本人。
當然，男人的世上其實也是不完整的，徐崢在行騙過程中認識的這兩個大小女人，恰恰幫他完整了本人的世上，但要想擺脱現實的困境，顯然還需求他本人的能力。這才是整個故事的核心，每個人有缺陷，但當每個人以本人的破碎為所有，走在一同的時候，終能夠抱團取暖，而這些蠅營狗苟騎虎難下威逼利誘的過場戲，則拼湊出了時代的面貌，人於其中，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
徐崢被鎖在水箱裏的時候，現實生活顯然也走向了崩潰邊緣，但影片照舊鼓勵人們要滿懷希望地去生活。是而，影片結尾之處，徐崢以不可言説的“魔法”逆轉處境，從此欣慰的過上了想象中的新生活——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奇蹟？還是一種無法言喻的諷刺？或者，就連這個摩登年代全是一場幻覺。
家裏忽然多出一套黑白電影系列，來源處不得而知，好像是別人送的，又好像是別人家裏放不下，到了別人的別人家裏，再輾轉過來。我天生愛舊物，喜出望外。
老電影推崇主題明晰，好要好得徹底，壞就壞得極致，拋開悲喜劇中的誇張成份，演員和劇情都在賣力的講故事。但力氣大，卻失掉了一點點浪漫，或者説是幻想的空間。不試圖騙小女生，不設埋伏下圈套，很多意味深藏只在直白的對話中稍稍透露一些。即便故事曲折悽苦，在黑與白的色彩對比下，一切都輕描淡寫起來。多數時候，女主角總美豔得驚心動魄，這個是要講究的，比如這一家爹爹窮得要賣女兒，臉蛋要有説服力；那一家女僕與人私奔，沿路討生活時動人的臉龐總會看到奇蹟；而如果不幸，神祕女戲子巧遇翩翩薄情郎，那婆娑掉落的淚滴會讓人唏噓，多麼萬惡的舊社會。與她們配戲的對手，可以與容貌無關。黑白影像中的男性，需要動用所有的肢體語言來展現魅力，時而悲憤，時而傻笑，往往超出傳統審美範圍。這樣才使得故事更像個故事，而不是戲台子上的才子戲佳人，或是將軍別美人。
從黑白過渡到彩色，滿足所有服裝，夜色，酒館夜店的場景戲份需求，但演員穿着錦衣華服，在七彩的霓虹下閃閃發光，我卻看得懂，她配錯了鞋子拿亂了包包，他明明是個三百年前的俠客，為什麼要露出酒紅色的頭髮。我説的有些以偏蓋全，然而我只能在黑白電影中找到那樣的渾樸直接，而現在，太多含蓄討巧，就連貞潔烈女也會用360度轉身，與男主角來個“二人轉”，轉呀轉，兩眼淚汪汪。這欲説還休的放縱，讓影片又好又叫座，觀眾也是愛看幽默戲的呀。
説起黑白電影，印像深刻的是《摩登時代》。卓別林這個老笑星，活生生的成為趙本山的模仿對象，全世界的悲劇都有不同的噴淚點，而所有喜劇只呈現一種歡樂：意外的肢體衝突、俏皮的面部表情，再加一點得意洋洋的天真。他們很有系統的研究人們的爆笑點，從鏡頭這端跳到那端，你不肯笑麼？那麼再大膽一點，跳着芭蕾，逛到反派面前，翹起蘭花指用慢動作煽他一掌。這下，你肯笑了罷？卓別林的逗趣就是巧妙運用了新鮮的憨拙，而更妙的是，他在快速的場景變化中隨着節拍，用無辜的眼神和清晰的面部表情襯出熱鬧與他無關，他，所有的刻意全是無意的。不知道是否有人看了《摩登時代》，會像我一樣忍不住要掉淚。喜劇演員最愛拿小人物説事，偏偏生活已經夠慘了，忍飢挨餓是窮人的習慣，卻仍要對未來無比憧憬。説服自己也許簡單些，在亡命天涯的起程中，還得要把女主角安慰得好好的，並許下諾言，“我希望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鼓起勇氣來，別泄氣，我們會好起來的”。這位時時會出狀況的流浪漢開始闖天下，長長背影下，女主角動人的姿態帶着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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