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雜文作品中，對荒謬可笑的事物抨擊和矛盾的揭示，是毫不留情的。作者通過頗具黑色幽默的筆觸，以便把歷史時代的複雜與其生活中所固有的矛盾凸現出來，而具有了荒誕性。其根本指向是在此種環境下人的精神狀態。王小波對生活中存在的“非理性”現象的揭示，常以反語、比喻、對比、象徵、借代、襯托等手法，將歡樂與痛苦，可笑與可怖，荒.唐古怪與一本正經相聯，突出了人們周圍世界的荒謬，以嘲諷的態度揭示環境和個少、(“自我”)之間的互不協調而成扭曲、畸形之態。讀者在經歷這種荒誕不經、滑稽可笑的同時，又令人感受着此種環境下的精神苦悶和沉重，從而令人能達到對精神生活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和思想上的啟悟。這是源於王小波最直接深刻的個人生活體驗，和與其能夠冷靜地以世界現代文明發展趨向為基準的眼光，來看待世相人心分不開的。
對於那個年代折騰人和荒.唐之舉而成鬧劇的揭示，在<體驗生活)中，王小波以其生動、幽默的筆觸，描述配合形勢吃憶苦飯:煮芭蕉樹、南瓜藤、稻殼讓人吃時，作者説，“我餵過豬，知道拿這種東西去餵豬，所有的豬都會想要咬死我，豬是這樣，人呢?”，“反正我不覺得這是在受教育，只覺得是折騰少、，-雖然它也是一種生活”。作者嘲諷道:“人要想受罪，實在很容易，在家裏也可以拿頭往門框上碰，既然痛苦是這樣簡便易尋，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別去體驗。”對於那種懲罰、改造式的“教育”，以贖罪、自虐的心態存在的精神生活和人格的極端卑微，王小波是嗤之以鼻的。正如王小波在《個人尊嚴》、(“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文章中所説: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這件事有點兩重性，其一是別人把你當做人還是東西，是你尊嚴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也是你的尊嚴所在。而個人是尊嚴的基本單位。它不但指人受到落重，還是人價值所在。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裏的行貨(<水滸)中用語:劣等貨物)。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在此，王小波表露了人們對人的尊嚴和起碼的智慧準則的放棄，將造成極端可悲的後果。
在《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一文中，王小波以亦真亦幻，亦莊亦諧的筆調，通過一頭豬的命運，現顯世相荒誕，反襯人的精神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和精神的壓抑而失去自我的情狀。作者對此在許多年後以反諷口吻説道“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未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在這一立場上，王小波反對一切使人不成為人、使人喪失人性、人道的東西，不管是古今，還是中外，都在他的抨擊之列。在(理想國與哲人王》中，對那些用“理想”進行設置並以“哲人王”自居的這類人，王小波嘲諷説:我想用劊子手比喻喜歡、並且想當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歡而且反對哲人王的人。而人在這之中“被打量着”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説還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這個。哲人王藐視人類，比牢頭禁子有過之無不及。只有這種人才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禍害。因為這種人和使人成王的哲學，可以使王者聰明，老百姓更愚昧。現代的人民聖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作者着重指出，不但對權勢的愛好可以使人誤人歧途，服從權勢的慾望也可以使人誤人歧途。因而作者説，我不想把我的未來交給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沒有比思想更重要的了。這讓人想起帕斯卡爾曾把人比作“一根思想的葦草”。儘管人的生命在自然界中猶如脆弱的葦草，但思想的能力卻使人成為宇宙中最高貴者。“思想-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形成人的偉大”。⑧這是王小波視作比生命還寶貴的東西，他以其生命的碩果驗證着他的信念。王小波説，“這種東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是它的沉積物。這些活水之中的一小份可以存在於你我的腦子裏，照我看來，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保存在文化遺產裏的智慧讓人尊敬，而活人頭腦裏的智慧更讓人抱有無限的希望。”⑨在讚頌啟人的智慧的同時，王小波對那些給人以精神毒害誘人上當的話語，則給予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沉默的大多數)一文裏，王小波指出: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話語教出來的。作者認為這是個誤區，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話語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的。對於無人性的話，你可以不聽。還因為話語即權力，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圈子，甚至爭奪“話語權”。而人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説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只是用它來説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説用它來思想了。對此種話語圈，王小波説: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籍的瘋人院。人在此影響下的思維方式和語言呈畸形狀。
從事雜文寫作，常常是對事不對人的，而且也一般不就事論事的。如僅就某一具體人、某一具體事作文立論，則時過境遷，文將安附?所以雜文當在每從具體人、事人手，而所針貶的、所諷刺的，乃是一種存在的現象、傾向、思潮、心態，具有歷時性，非侷限於一人、一事、一時、一地的。因而就有了一種歷史穿透力和理性的思考特色，這是一切優秀雜文的力量所在。從這一意義上説，也正是王小波的雜文頗具特色和可貴的地方。
讀王小波的雜文，會發現他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常常是與對中外知識分子這一羣體和文化的審視緊密相關連的。對這一問題，是王小波雜文中關注的重點，也是其文章中頗有份量的部分。當然這是與作者的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和在經歷了““””後上大學讀書、出國留學、回國在高校任教、辭去公職後成為專事寫作的文化背景分不開的。這一點使他對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外文化傳統有了深切的體悟。無疑，這也是作為知識分子王小波個人精神發展史上的繼續。不僅如此，還在於王小波深知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承擔不可推卸的義務和重要角色:肩負社會道義的職責和代表社會的良知。這一角色決定了知識分子對人們的精神生活的影響的重大。王小波説:對人類來説，更大的惡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説是人文生存環境。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説，就是一種惡夢。。因而，王小波對知識分子的自身精神狀態與生存環境及其文化進行了深人的剖析和反省。
在《知識分子的不幸》一文中，王小波認為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時代。而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不理智。其中“狂信”則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並造成這樣的年代，如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老舍跳進太平湖，這種年代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而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遭逢浩劫，““””即是例子。““””中的這種狂信就是與喪失理智相伴生的。這也是與人濫用信仰，將其製成打人的棒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相關的。王小波着重指出，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作者舉例説: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前者的罪過頂多不吃色拉子，後者則是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而過去人文知識分子給思想流氓造了多少兇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煙霧彈。所以説，知識分子的不幸，就從這裏開始了。為此，作者對那些想在思想領域裏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保持着高度的警覺，提醒大家注意那些以高舉招牌，搶佔制高點來壓制不同意見的人，以免遭頭上鮮血淋漓。作者強調説:人活在世上，自會形成精神信念，它是在自我不斷地學習和追求中產生，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作者調侃的説道，如將其從生活中抽掉，不如把我閹了。所以作者説不想最終飯依什麼-這塊地方我給自己留着，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
這是因為，作為知識分子處世立身，就在於有其獨有的求知領地，依據於知識的至上性和自怡性。知識的最高境界就在於求知本身。知識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愛知者，必樂知也;併力求在知識上有所成就。對知識分子而言，知識是思想的基礎，也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終憑籍。
可以説，一個真正底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雖然也生活在現在，但同時也擁有了永恆的現在，即包含一切時代和人類一切有永恆價值的成就的現在，從而也就有了居高遠望的立腳點和不隨波逐流的立場，與不斷進取的創造力。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小波，正是由此以批判精神作為自己的思想旗幟，來揭示社會的眾生相，追蹤靈魂進行拷問，尋覓人性的良知，從事着自己的精神事業，從而去促進人的進步、社會文明的提高。
儘管作者在文學創作上，對小説比雜文看得重，但這並不妨礙他的雜文創作的佳作迭出。雜文作為最貼近日常生活，最適宜表達作者的感受和情思的一種文體。王小波運用起來猶如十八般兵器中最自如的一件，在其作品中更見性情中的光彩。王小波説，“作為一個人，要負道義的責任，憋不住就得説，這就是我寫雜文的動機”。“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在王小波雜文寫作的視野中，關於智慧、關於人的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是其作品中揮之不去的話題。讀其文字，獨特而態肆隨意，但卻有着一種內在的嚴肅。他的作品中佔支配地位的是超越情感的理性思索，在那貌似玩世不恭並且自嘲的表象下，隱藏着冷靜、徹底了悟的大智和無可救藥的真誠。
王小波對於“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的精神狀態是極為不滿的，認為“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心基於人的文化存在，作者努力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以弘揚人性的完整、豐富、全面為目的，以發展個人的內心世界，創造力為宗旨，大力肯定人的主體意識和智慧良知，以求得社會的文明水準不斷提高。因為在精神生活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着一種肯定和追求，表明了人對舊我的否定，對新的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憧憬。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王小波認為“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從這種立場出發，人就有了更為廣闊的參照系，因此在衡量一種精神價值時，主要標準就不再是眼前的自身實利。人因受其侷限而許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在更廣大的範圍就能得到理解和贊同。倘若懷有這種想法的人多了，人性必能進步。人如果沒有這種想法在背後支撐，並作為存在的根據和源泉，就會喪失其精神內容，淪為世俗利益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説，凡是把文學、藝術真正當作精神事業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對於精神生活的獨立價值懷有堅定的信念，給其生活注人一種高尚的嚴肅性，賦予心靈一種真正的精神歷史。在王小波的雜文作品中，就貫穿這麼一種思想，傳達出對於整個世界和人生獨特理解和信念。這是作者長時間地集中全身心於精神方向上探索的結果，也是他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沉思交互作用，在獨特人生體味上不斷積累的結晶。對此，可以稱之為經驗理性的碩果。王小波生前曾説過:“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裏就很高興。”對於一個推崇有精神生活價值的人來説，這種想法應是必不可少的。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隱含着一種超越性的信念，即超越自身之得失、惠及人類的思想追求。這就使人不禁想起以熱愛智慧著稱的蘇格拉底，恐怕他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因思想而獻身的哲人。他的不為物役、不畏權貴，追求真知，不願為放棄所愛的智慧而苟活的精神，一直未被歷史所磨滅而昭示着後人。在王小波的精神生活中，這類先哲無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當然這種信念的產生，首先是與王小波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的，也是與對那個非理性時代，矇昧主義的惡性發展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命運造成巨大的殘害的理性反思緊密相連的。由此，王小波所倡導的智慧、良知等等理性文明就愈加顯示出其積極的意義。在王小波作品中，這種對比是極其鮮明的，使人在既不忘記苦難的歷史之時，又能超越個人禍福得失而上升到更高的一個層次。
作為知青出身的王小波，與那個年代的同代人一樣，經歷着無數次的運動、上山下鄉……，同時也經歷着由此所帶來的家庭不幸、個人的坎坷，精神上的被愚弄，純真的情感被裹讀……，但與之俱生的是作者以其獨特的、不停頓的思索與追問，表現着生命的尊嚴和頑強不屈的自由意志。其思想的成熟過程，也就是靠自己的判斷力找尋真知的過程。王小波由此終身保持着對精神自由和理性思索的信念。在這個方面，他與同代人一樣又不一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獨特的一個。
王小波在《承認的勇氣》一文中説道:人生在世常常會落到一種“説法”之中。有些説法是不正確的，落到你的頭上，你又拿它當了真，時過境遷之後，應該怎樣看待自己，就是個嚴肅的問題。王小波針對一些人對過去自己出的洋相，解釋為時代、歷史使然而自己沒有責任的説法大不以為然。對此，作者反思自己是被人塞了一腦子教條，情緒又受到猛烈的煽動，只會幹傻事。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連這種智慧都沒有，作者稱之為:錯過了在那個年代裏能學會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不肯承認自己傻過，彷彿這樣就能使自己顯得聰明，還要以審美的態度看待自己的醜態。在(我看老三屆)中，王小波認為““””這種特殊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這就猶如不良之人將腦子有病而致盲的人踢下樓梯因此復明，而説踢人者是好人一樣。對此，作者指出，這個論域貌似屬於科學，其實屬於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
人的成就、過失、美德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王小波説，看看傻不傻，瘋不瘋?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自己對照，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經歷過的時代，是一個動盪的、充滿悲劇、荒謬的年代，社會、道德和審美方面，充溢許多極不和諧處。王小波認為，文學就應真實地揭示其精神面貌，而不應人為地掩飾它們，正如他所倡導的“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的人多，“‘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對此，王小波是十分厭惡的，稱之為“花刺子模信使”(中亞古國名)，喜作妙語以動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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