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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革命》是列寧系統闡述和發揮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著作。
《國家與革命》寫於1917年8-9月，1918年5月出版。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加深和激化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矛盾。帝國主義時代迅速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和高度集中地壟斷經濟形勢，為社會主義的到來創造了物質前提。正如列寧所説，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日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加重了對勞動羣眾的壓迫和剝削。戰爭給各國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更給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迫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奮起進行反抗對壟斷資本主義統治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形勢。革命高潮的到來，把革命的問題——國家政權問題提上了日程。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説：“國家絕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列寧説，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脱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吧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這一段話十分清楚的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説，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為了捍衞和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正確指導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從1916年秋開始，列寧就着手系統的研究國家問題，《國家與革命》就應運而生了。
在第一章中，列寧依據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説，從國家的產生、特徵及其作用等方面論述了國家的本質和消亡等重要問題，批判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謬論。
第二章，列寧論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至1851年革命前後，關於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物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批判了機會主義對這一光輝思想的歪曲。
第三章，列寧論述了馬克思對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的分析和總結，批判了機會主義分子對公社經驗的歪曲，發揮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
第四章，列寧依據恩格斯在幾篇著作中對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的補充説明，進一步闡明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
第五章，列寧論述了共產主義發展和國家消亡的關係。論證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度”、“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三個時期的國家的存在，正在消亡和最後消亡的必然性。
第六章，列寧主要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之流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背叛，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關於國家自行消亡這一論斷的感想：國家“自行消亡”是恩格斯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這一原理同樣遭到機會主義者最粗暴的歪曲。在他們看來，既然國家是“自行消亡”的。列寧完整的引述了恩格斯的著名論述並做了詳細的分析。列寧指出，恩格斯説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餘，資產階級國家是不會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消亡的。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國家。因為資產階級國家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實行正壓的特殊力量，要使它轉變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這樣一種更替是絕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列寧着重闡述了國家自行消亡與暴力革命之間的關係，強調指出，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作用的論述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是構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最後，在列寧寫作這本著作以後的這90餘年裏，資本主義的這些新的發展、新的變化是列寧沒有估計到的也是列寧不可估計到的，我們要客觀的、歷史的看待這一論斷，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調整就否認20世紀初資本主義曾經出現過的垂死狀態。所以，列寧的這一論斷在當時是正確的，在現在同樣具有偉大的意義。
列寧在他的文章中所談到的關於國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在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時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集團的鎮壓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的對外功能則充分地表現出來了。無論是當時的法西斯聯盟還是反法西斯聯盟，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並不是以某個階級的國際聯合對付另一個階級的國際聯合。換句話説，是國家利益之間的對抗，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對抗主導了這場世界大戰。可見，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壓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禦外來干涉的對外功能。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都沒能經歷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影響最廣泛的戰爭，因而不可能就國家的對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充分注意研究和發揮國家的對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我們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缺乏認識，因此對國家功能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國際交往中，過分強調了以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劃線，忽視了國家的對外功能與對內功能的差異性。比如説我們過去就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會對外擴張;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戰爭。又比如，我們過去總對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遲遲不敢對外敞開國門。事實證明，國家間的矛盾與國內的階級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並決定了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功能的不同。因此，僅僅重視研究國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夠的，這將導致我們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偏差。
“二戰”之後，聯合國誕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逐步成為了調節和解決國際間衝突(包括貿易衝突)、維護世界正常秩序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成員構成的，並通過國際法規協調成員國之間的關係。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善待，必須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我國加入TWO，也是這個道理。在我國申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由於我們的認識不夠，沒有積極要求同時恢復我國在GATT(關税總協定)中的成員國地位，結果使我國在今後的國際貿易中長期處於被動的地位。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談判，我們才得以進入WTO。可見，不重視發揮國家在調節國際關係方面的作用，就會付出代價。
在歷史上，猶太民族曾遭受過多次“滅頂之災”，僅在“二戰”中就有600萬猶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佔當時全球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於猶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聯合國表決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為建立以色列國掃清了道路，然而也為巴以之間的“拉鋸戰”埋下了禍根(目前巴以之間的問題最終也要用分立兩個獨立國家的辦法解決)。以色列國的建立，使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從而結束了猶太民族無家可歸的歷史，併為永久保持猶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見，國家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續人類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
又比如，國家為捍衞民族利益所發揮的作用也生動地體現在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卻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張、楊兩位愛國將領出於民族與國家的利益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掀起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為了民族利益，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過去“圍剿”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一起，攜手抗日。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功能與民族利益之間的超乎意識形態的緊密關係。
現在少數“台獨”份子還在試圖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的統一為保障的這一歷史事實。對於這些分裂祖國的小丑，中國人民是不會允許他們走得太遠的。
國家還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國家通常具備比較完整的國家機器，如邊界、海關、軍隊、警察、監獄等“硬件”;隨着高科技的發展，國家還具備了衞星、雷達、電子屏障、檢疫、網絡安全等“軟件”。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着艾滋病、瘋牛病、、難民流、網絡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脅，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任何地方產生的“瘟疫”都將會暢通無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見，保持合理的國家格局和邊界，對遏制人為的、或自然界的災難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綜上所述，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細胞，它不僅具有解決階級矛盾的功能，而且對於調解世界各地區和民族的紛爭、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發揮着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階級的劃分和階級鬥爭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樣分明和尖鋭，而民族與宗教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和激化，貧富之間的差距又進一步加深了民族與地區間矛盾的程度。因此，僅僅把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作為“國家消亡”的唯一條件，顯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況。我甚至認為，即使是到達了完全消除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無階級社會，民族與宗教的差異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於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可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但並不會導致民族與宗教的消滅。因此，國家對於調解民族與宗教矛盾的社會功能將會長期存在。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都認為我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國家機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隨着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社會的“接軌”，我國現在的社會秩序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腐敗問題、造假問題、問題、黃睹毒問題、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邪教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比“文化革命”以前嚴重。所以，國家機器只能加強。當然，在處理不同矛盾時要採取不同的方式。對於必須鎮壓的要堅決鎮壓，而對於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要採取適當的方式解決。否則將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我並不是説列寧的文章寫的不對，就俄國當時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是俄國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寧自然要強調國家是階級鬥爭工具的觀點。然而，對於國家隨着階級的消滅而會“自行消亡”的論述，現在看來，無論是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革命都沒有能為我們提供旁證和依據，需要我們今後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沒有對社會的管理。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需要有管理。馬克思説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同樣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根據可能取得的社會財富，按照人們的需求進行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許人們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於自然資源在自然界的分佈不均勻，各地區的生態環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生活條件也會有差別。因此，如果沒有管理，人們就會放棄條件艱苦的地區，紛紛向資源豐富、條件優越的地區聚集。在人口的負擔超過了某一地區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衝突。所以，需要一個社會機構來協調和控制以上情況的發生。這個機構只能是國家，或者是聯合國。
近年來的“難民流”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的頭疼事。昨天“歐盟”已就此問題達成協議，準備聯合起來應對“難民流”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或國家的聯盟，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湧向任何一個地區，恐怕要比任何軍事進攻都難以對付。
我從來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説法，如果説“人之初，性本懶、性本貪”可能更符合實際。孩子生下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會主動去刻苦學習、或幫助大人幹活的。成年人也一樣，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社會的監督，誰都可能幹損人利己的事。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差異，但矛盾和衝突不可能不發生。無論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會交往中，都會產生矛盾。解決矛盾如果僅僅靠“文明人勸架”的辦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問題，如果沒有“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作為依據，你又如何去“勸架”呢?總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還需要保留一些法規，沒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斷明是非呢?完全靠鄰居來“評理”嗎?俗話説“清官難斷家務事”，連清官都難斷的事，靠鄰居、靠所謂“文明人”就能解決嗎?
我過去也當過一官半職，也做過無數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樣以權謀私、照樣貪污。無論你如何與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都無濟於事，結果還是把他們告到法院，一張判決書解決了問題。看來，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不靠國法民規，不靠國家機器，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人類社會越發展越應當脱離無序的狀態。現在一些“醫學家”已經在製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類社會等不到共產主義的到來，就將會面臨這種“新人類”的威脅。即使是到了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任憑每個人去“自由發展”，不知還會造出什麼怪物來。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於是在談論人類社會的毀滅一樣。
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形態，他可以為階級壓迫服務，也可以為維護社會公平服務。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當在多個國家同時出現;但歷史證明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公有制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香港迴歸祖國後，我們還實現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對台灣也適用，但前提是國家的統一。中國的革命實踐證明，國家的組織形態可以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處，公平競爭。可見，國家只是管理社會秩序的工具，只要運用得當，它對於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適用的。因此，認為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社會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它無異於把未來共產主義與原始共產主義相混淆。
理論只有被實踐所驗證才能具有生命力。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也往往會脱離理論家所劃定的軌跡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馬克思和列寧也無法預見得到。因此，用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承和發展前人的精神遺產，才是正確的。如果把前人所説過的每一句話都當成“聖經”，那我們今天就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而鄧小平不僅敢想，而且敢做。我們應當學習他的政治勇氣，用鮮活的實踐成果，來豐富革命理論的百果園。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一部關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經典著作，全書6章。第1章，階級社會和國家;第2章，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第3章，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第4章，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説明;第5章，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第6章，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了。全書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批判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反動國家觀，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家與革命》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1917年8―9月寫的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名著。它主要是列寧根據閲讀大量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理論觀點的書籍，整理出來的較為系統、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
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國家和壟斷資本主義漸漸融合在了一起。勞動人民遭受的剝削與壓迫日益加深，資本主義固有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鋭。帝國主義時代迅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和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形式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列寧把帝國主義看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各個參戰國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人民羣眾遭受了嚴重的戰爭災難，勞動人民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進一步加重。還有就是一些機會主義者，他們故意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更改它的革命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在社會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了揭露和批判他們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歪曲，恢復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本來面目，列寧從1916年秋天起就大量閲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國家的態度。
在這本書中，列寧從國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對國家的分析後，概括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也就是説，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他還強調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説：“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在我看來，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無產階級，每個人都渴望能生活在幸福美好和諧的社會。然而，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他們更多的想的是以武力、暴力來鎮壓、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哪裏有剝削，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和革命”是更古不變的真理。只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羣眾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羣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人民羣眾是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力量，是主張變革舊社會的制度和舊思想觀念的社會力量。人民羣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我國古代唐太宗就曾有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所以，我們也應當正確認識對國家的態度，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大家好，我是沈華鈞。今天我分享的是列寧-《國家與革命》讀後感。這本書是飲譽世界的政治學名著之一，立足於20世界初頁俄國革命的實踐，總結了歐洲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與革命相關的理論。
這本書的內涵非常豐富，由於時間問題，我主要分享我在讀後總結出的一條邏輯線，分別是列寧眼中的國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國家的消亡。本次分享是我個人在讀後的總結歸納，各位同學如果覺得有不妥之處，歡迎隨時指出，我們一起探討，我堅信，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首先，我們先看列寧關於國家這個概念的討論。國家不是從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比如説氏族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成階級的時候，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那麼結合列寧當時的時代背景，也就是帝國資本主義時代。階層的分裂也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剝削與鬥爭。在馬克思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而具體的壓迫手段，也就是國家工具可以有軍隊、監獄、銀行等等。而這種工具的目的是建立一種秩序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説到這裏，關於國家這個概念的理解，推薦大家閲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
因此，總結看，在列寧眼中，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名詞，其實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的代名詞。所以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渴望革命，渴望建立政權，消滅剝削。
那麼，談到革命。在這本書中，無產階級革命有兩層內涵。其一是通過暴力手段，而且也只能通過暴力手段，武力奪得政權，這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其二，也是更深遠的一步，是無產階級要通過制度化的手段，徹底打碎打破國家機器。這句話怎麼理解呢？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誰，自然是剝削他們的人，也就是資產階級。那麼，如何保證無產階級政權穩固後，避免剝削這種情況發生呢？列寧分析到，剝削自於資本，而在政治上，體現在武裝力量和特權上。因此，打碎國家機器的第一步，就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軍隊問題，二是國家官吏問題。一個是暴力機關，一個是特權階層。通過這兩步，徹底打碎打破國家機器。列寧在這裏舉了巴黎公社的例子，關於軍隊，巴黎公社的做法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以武裝的人民。關於國家官吏，公社的市政委員是普選選出，只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罷免，而且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這樣的做法，是免除了國家官吏的政治職能，使他們變成了隨時可能被罷免的國家僱員。這兩大措施，在列寧看，核心是消除特權，進而消除資本，消滅剝削。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自然就革了國家機器的命。
最後一點，是國家的消亡。我的理解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剝削關係的消亡，導致國家這個機器的消亡。無產階級革命，是對剝削階級的革命。最廣大的人民羣眾享有了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人們既然擺脱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脱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覆提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從服從到習慣，再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強力機關的特殊機構。沒有了這些需求，國家機器職能的消失，也就帶了國家這種統治階級的強制性手段的自然消亡。
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裏面的一條邏輯思路。國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國家與革命的結果――國家的消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國家這個概念的理解，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雙重內涵。這兩點解決後，國家消亡這個列寧口中看似拗口的結論，也就逐漸清晰易懂了。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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