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雙典批判讀後感

第一篇：劉再復雙典批判讀後感

劉再復雙典批判讀後感

劉珺琳

讀了劉再復先生的《雙典批判》，本人對我們的傳統思想文化有了更加深層和客觀的認識。以前的學習中，我們始終被灌輸的理論是，巍巍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是非常優秀和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們的往哲先賢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文化積澱的而保留下來的文明精華，我們應該都予以接受和認可，而且為之感到驕傲。

但是近代以來列強入侵和西方文化及意識形態有意無意的滲透以及國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使得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孔儒文化有了第一次徹底的質疑和挑戰，促使我們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重新審視我們的儒文化。雖然，在當時的具體的國情中，一些批判過於偏激，但民主科學從此深入人心，國人的視野開拓了，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有了更加理性和客觀。

劉再復先生的《雙典批判》正是站在文化批評的角度和世界民族觀上提出的。他所批判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價值（美），而是藴含於文學作品的文化意識（善），即擱置審美因素，直接對文本的文化內涵，精神取向，思想觀念以及人性的原則等要素的思考。

毫無疑問，《水滸傳》、《三國演義》作為我國的古典四大名着之二，在文學的藝術水準和修辭上可謂是非常完美的。正是其高超的藝術魅力，使其在風浪的洗刷中一直經久不衰，讀者也是按其習慣性的思維代代相傳，默默接受，在欣賞的快感中已經忘記叩問與質疑，在無意識中接受其傳遞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水滸傳》中的劫富濟貧善惡有報打打殺殺大快人心，《三國演義》中的權術智謀爾虞我詐叫人拍案叫絕，已經是我們的慣常性思維和欣賞準則，或者説是我們集體的無意識思想價值傾向。

對於劉再復先生的批判，本人不贊成其全部的意見（如天堂地獄觀），但是其批判《水滸》兩種性質的造反和雙典中“女性物化”本人是非常贊同的。

兩種性質的造反即：社會造反和政治造反。社會造反是反社會，反對社會規範，和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當然也涉指貪官污吏。政治造反則是反政權，其矛頭直接指向統治階級的政權中心—皇帝，企圖改變政治結構和權力系統。《水滸傳》實際上兩者都是涉及的。關於造反在宋末的社會歷史來説是合理的，統治階級的腐朽黑暗導致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但是，水滸中的暴力造反所顯示暴力崇拜其造反旗號下反人性的的黑暗手段。

固然，人在受到壓迫時，反抗是本能的反應。魯迅先生説過：所謂革命不安於現在，不滿足於現狀的的都是。這裏的革命即有改革和反抗之意。有了革命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這個層面上講，宋末的農民起義，梁山好漢浩浩蕩蕩的造反革命存在其合理的一面。《水滸傳》開篇便描寫“官逼民反”的道理，林沖的造反是有理由的。儘管他受到高俅等人的如此迫害，他還是一再退讓，失去一切，到了風雪邊境，權勢者還是要把他置於死地，典型的反應無路可走，社會黑暗的現實，所以林沖是被逼上梁山—造反，這裏讓我們明白，造反乃是替天行道，人心所向；但魯迅先生還説過：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的目的不是去殺人，而是讓人們更好的生活。可是在這裏水滸傳中表現出來的卻大相徑庭。任何造反都應該是有一度和一個規範的，但是李逵和武松的嗜殺造反讓我們髮指。他們的一切行為只是一個公式：“凡造反都是合理的”，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什麼手段都是合理的。

哪怕濫殺無辜也是合理的。在和《西遊記》的比較中，劉再復先生指出，任何造反都應該是有慈悲導向的，造反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救人”；任何造反也不可以越過一定道德的邊界；造反的手段也要符合人類生存的延續的總目的性，合乎人性的準則。水滸相較於西遊記缺乏慈悲的道德準則。像李逵排頭殺人的行為，把四歲的小孩切成兩段，把戀愛中的男女剁成肉塊，均未受到作者與讀者的譴責，並被認可是英雄的行為，因為大家都擁有偉大的目的：替天行道。在水滸中的描寫，把目的和手段分開，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無論任何卑劣黑暗下流的手段也是被合理化。但是我們也知道，在人類的一切行為準則中，黑暗卑劣是達不到偉大和崇高的。這裏的被美化的“替天行道”乃變成一部分人的“無法無天”和仇欲的宣泄。所以水滸傳中的造反的手段黑暗以及不尊重人的生命和人性是不合理的成分。

再者，本人認為雙典中的女性物化的評價也是很中肯的。《水滸傳》，《三國演義》中的權術及暴力崇拜是非常深的。他們的眼中只有英雄是人，有着人的地位，而其他的（非英雄）婦女，兒童是沒有平等的人性及生命的權力和價值的。兩部文學經典中的女性是英雄眼中的尤物、食物、玩物、祭物、毒物、獸物。其各種角色婦女表現出非人的現象。只是男人的附屬物，棋子，沒有自己的追求，沒有任何自己獨立的思想，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任何的抵抗，只是任人任意擺放。在《三國》中主要表現出對婦女的利用，如貂蟬，她是政治家（王充）的玩物（忠誠的奴才），也是呂布和董卓之間的獵物（色誘董卓與呂布）尤物（殺董卓毀呂布）。《水滸》中則更多的是殺戮（潘金蓮潘巧雲都是水滸英雄殺戮的對象），這都是對女性的極大地蔑視。三國水滸中的女性都是沒有自主性的，或者説三國水滸是沒有女人的，那只是物。

在三國水滸時女性的地位就是如此低的，而今天的情況是相對有大改觀，但是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在很多人的意識裏。這是千百年來儒家的婦女思想及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站在現在歷史的高度，我們應當有意識擯棄那種非人性的思想，生命是平等的。

第二篇：劉再復談讀書、哲學

劉再復：讓學問與心靈緊密連接

他説，中國的“根”是文化。但當下中國，人們的神經正在被金錢、權力、功名所抓住，一些人身上呈現的是民族劣根性的文化

作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作家，劉再復先生日前在國內正式出版《劉再復作品八部》。一時影響甚盛。他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中國作協理事等職，著述等身，在文壇舉足輕重。出國後，他遍歷天下，出任多所大學客座教授。日前，應邀回國參加其母校廈門大學校慶時，這位去國多年的學者，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追求的是，更能生活在心(來源 本站)靈之中

華商報：您身兼學者與作家，平時角色如何轉換？您認為對自己人生狀態起巨大調整作用的，“首先是中外經典文學家，然後才是哲人學者”，為何“厚此薄彼”？喜歡哪些經典作品？

劉再復：一般地説，學者是用頭腦工作，作家則用心靈乃至全生命寫作。出國之後，我追求的人生狀態之一是讓學問與生命緊密銜接，也可以説是讓學問與心靈緊密連接。一旦連接了，轉換角色就不太困難。例如，上午我可以寫《紅樓夢悟》、《雙典批判》，晚上我又可以寫散文或散文詩，都是生命與心靈的需求。出國之前，我不是這種狀態，那時，主要的生命力必須投放到構築學術專著上。寫作散文詩只是精神生活的“邊角料”，常常只能偷閒而作，週末自己躲到居所附近的龍潭湖公園寫一寫。儘管是“邊角料”，但還是使自己放鬆一些。每寫一首散文詩，便是一次自己對自己的呼喚。呼喚自己不要忘記本真角色，不要忘記自己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赤條條的農家子，不要被愈來愈沉重的世俗角色所壓垮、所變質。

我首先閲讀中外文學家然後再閲讀中外哲學家，除了文學職業的要求之外，也是因為在文學中，我更能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角色，更能生活在心靈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頭腦之中，或者説，更能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邏輯之中。我對哲學和文學經典都喜歡，而最喜歡的是富有哲學意味的文學經典，例如希臘悲劇、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審判》、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曹雪芹的《紅樓夢》等等。

感慨的是，保持了天真天籟

華商報：海外漂流期間之諸般心境，此刻回望，最深之苦樂何在？您稱是歌德和陶淵明這兩位詩人給了您力量，原因何在？據稱您正嘗試做 “中國血統的世界公民”，難嗎？

劉再復：在海外漂流，寫了整整十部《漂流手記》，全部感慨都已記錄在其

中了。這些年，可以説是心事浩茫，思緒無數，保持了天真天籟。

最為痛苦的是出國之初（我稱作第二人生之初）的極端孤獨感，丟失祖國、丟失故鄉、丟失故人的極端孤獨感。不過我後來戰勝了孤獨感，現在倒有一種“享受孤獨”的自在感。另一種痛苦是我畢竟生活在英語世界中，無論我怎麼用功學習英語，總是不能直接進入西方當下的精神世界，不能直接與西方學者作深層的精神交流，所以，我只能生活在自己構築的象牙之塔中，還得靠中文（翻譯著作）與西方的偉大靈魂對話。在此狀態中，歌德給了我不斷進取的積極狀態，陶淵明則給了我耐得住“寂寞”也耐得住“清貧”的平靜狀態。

我自稱人生已進入“世界公民”的第三階段（第一人生是中國學生學人，第二人生是漂泊者，第三人生是世界公民），實際上是很難的事，尤其是作為“世俗角色”更難，因此，我只能首先在“本真角色”即首先在精神角色上實現，也就是説，在精神角色上，我的一切文字工作均超越國界，努力體現終極關懷，為全人類服務。而在世俗角色上，我仍然守持我的中國護照。我稱中國護照是我的“最後一片國土”，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讓我放不下這片國土。

堅守的是，要從“根”上愛中國

華商報：前不久您的母校廈門大學校慶時，您稱，無論走遍天涯海角，都守持一個信念：要從“根”上愛中國，而“根”就是文化，特別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當下文化諸象紛繁，人們如何才能真正抓住“文化之魂”？

劉再復：文化在哪裏？年輕時我有個誤解，以為文化就在書本里，就在圖書館裏，其實不對。現在才明白，文化在人身上，尤其在活人身上。孔子身上凝聚着一種大文化，老子、莊子身上，曹雪芹身上都凝聚着大文化，而活人身上，我們每個人身上也都呈現出文化，包括文化心態、文化心理、文化趣味、文化境界、文化質量等等。文化之魂，在西方可解釋為上帝，而在中國，文化之魂，則是人的心靈、人的生命，也就是對於人的關懷和對於人的提升。李澤厚先生和我格外敬愛魯迅，便是覺得魯迅抓住了中國文化之魂，即抓住了那些有益於中國人生存、温飽、發展的精華，而排斥、批判那些阻礙中國人進步和提升的偽形文化。當下中國，人們的神經正在被金錢、權力、功名所抓住，很多人身上所呈現的文化往往不是本真文化，不是原形文化，而是魯迅所批判的變形文化，即呈現民族劣根性的文化。魯迅説，中國人好虛榮，聽到某紳士有田三百畝，佩服得不得了。現在許多中國人，聽説某人擁有財富三十億，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價值觀很有問題，這就是呈現在當下人們身上的文化。“魂”的深處“出問題”了！有些學者作家藝術家，作品連篇，名聲很大，骨子裏卻全是功利心、功名心、市儈心，“形”很耀眼，“魂”卻有病症，甚至可以説是有絕症。這説明他們只抓住文化之形，觀眾及市場的盲目叫好，也只是抓住文化之“形”。當下（21世紀初期），無論中國還是整個世界，是有史以來人類精神境界最低的時代之一。

可貴的是，看破之後仍回到大地

華商報：巨人魯迅，無可比擬，您認為魯迅“其生命整體是個巨大的矛盾體，

其生命場是個巨大的張力場”，對這位文化英雄，今人應如何解讀？

劉再復：有矛盾，有彷徨，才有生命深度與思想深度。有張力場，才有哲學場。問題是人總不能老是生活在彷徨中，彷徨之後還得有所選擇，還得有清醒意識和心靈方向。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彷徨之後又站立於大地，戰鬥於人間，仍然選擇了積極地生活、積極地奮鬥。最近我和李澤厚先生又作了一次關於魯迅的對話（已選入中信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魯迅論》中）。李先生曾用“提倡啟蒙、超越啟蒙”八個字來概括魯迅的一生。超越啟蒙意味着超越現實問題而進入人生存在意義的形上思索，包括“看破”的意思。但我們要學習的，正是魯迅的可貴之處，他看破了之後仍然回到大地，仍然擁抱人間，也就是在提倡啟蒙、超越啟蒙之後又回到救亡與啟蒙。這是由俗返真、又由真返俗的過程，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我們才會覺得他帶有英雄性。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抵達他的境界。

華商報：您認為《紅樓夢》是“全體學人共享之精神空間”，對它，您用了“悟”的方法，而關於今人如何與經典相晤對，共享此類經典之精神空間，有何建議？

劉再復：之所以用“悟證”取代“考證”與“論證”，用佛學語言表述，乃是打破“法執”，這首先是一種“自我解放”。我不把《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而是“生命體認”對象，也是打破“法執”，也是一種“自我解放”。文章是人作的。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文章也在寫我們，即也在制約我們、主宰我們，此時，我們不能把自由交給文章。我閲讀、崇仰《紅樓夢》，但不能把自由交給《紅樓夢》。去年我在香港嶺南大學講解一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説，我認為至少有四十種讀法，比如可以從隱逸文化、民間文化角度去讀，也可以從自然文化（道家文化）或感悟文化（禪宗文化）角度去讀，還可以從歷史學、人類學、神話、寓言，乃至語言流、音樂感、懷疑主義、神祕主義等等角度去讀。讀《紅樓夢》，享受這一公共空間，首先也得自我解放一下，然後再選擇自己喜愛的方式切入，不妨設想幾種、幾十種乃至幾百種方法切入。有“選擇”才有“自己”。存在，乃是選擇自己的可能性。

提醒的是，詩人作家莫戀“虛妄角色”

華商報：您認為如何才能真正實現 “學術自由與學術尊嚴”？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您認為文化如何作用？您力倡“讀社會大書”，在西方這些年，相信有了一些思考與比較，“讀後感”如何？

劉再復：對於學術自由與學術尊嚴，出國之前，我求諸外，即向社會要自由要尊嚴；出國之後，我則求諸內，即向自己要自由要尊嚴。在此，我要很明確地説，自由與尊嚴不是他人給的，而是自己給的。自由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覺悟，它就在你身上，就看你能不能悟到、意識到、把握到。你沒有“覺”到，“悟”到，你就沒有自由。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沒有自覺，就沒有真理。例如，我作演講時，我如果想表演一番，想迎合聽眾口味，甚至想譁眾取寵，那我就把自由交給了他人，交給了聽眾，只有當我意識到演講時我自己還是自己，該説的話就説，不願意説的話就不説，仍然保持一顆平常心，這才有自己的自由與尊嚴。也許明白了求諸自己是根本，所以，你説的“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對於我來説，也只是一堵供給“面壁”悟道用的牆壁。我只是對它思索，並不介入。我認為文

學家應當關心社會，但不必介入社會、干預社會，更不必介入政治與干預政治。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不是文學所能解決的。詩人作家不要充當解決社會問題的虛妄角色，諸如“救世主”、“時代鼓手”、“大眾代言人”等角色。

出國之後，我周遊了三十個國家，初步讀了“世界”這部大書，以後還要繼續讀。讀了這部書，眼界打開了。一方面覺得這世界真大真美；另一方面覺得自己原來知道得很少，無知渺小得多，自己對於世界並不那麼重要。我在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等藝術巔峯面前，在羅浮宮的數萬件珍品面前，在莎士比亞故居面前，都有“自己並不重要”的感覺。

從自然角度上説，世界由歐亞板塊、美洲板塊、非洲板塊、澳洲板塊等組成；從文化上説，地球由資本主義文化板塊、社會主義文化板塊、封建主義（貴族、地主）文化板塊等組成。讀了世界這部大書，才覺得各種板塊都有長處短處，可以並置並存。重要的是以謙虛、開放、包容的心態，吸取各板塊的長處，揚棄其短處，各自自我完善，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睦。

要懂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救星

華商報：您曾説朋友李澤厚是讀多寫少，您自己關於閲讀與寫作的時間分配是個什麼比例？看過您的求學經歷，基本是靠自學，您對當代學人、讀書人有何建議？

劉再復：我的寫作時間比李澤厚先生多，寫作與閲讀的時間比例大約是四比

六。今年農曆九月，我將滿七十歲。此後的十年，比例將調整為二比八，甚至一比九。我的確主要是靠自學。學了禪宗之後，更覺悟到自學乃是自明、自度、自立的唯一途徑，別無他徑。自己乃是自己的救星，別無其他救星。我沒有什麼建議，只想説，讀書最重要的態度，是對自己要真誠，是為自己讀，不是為他人讀，即不是為了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識和學問。所以讀書不在於讀多，關鍵是在於讀通。擁抱書本後要穿透書本，掌握書本中的“書眼”、“文眼”，明心見性，擊中要害。這是我的“中醫點穴法”，讀書要點出書本的“穴位”。這樣，就構成一個完整的“ 擁 抱 書本→穿透書本→提升書本”的過程。

我想説，我沒有力量“改造世界”，也沒有改變世界的妄念，但我有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精神，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華商報：您的《人論二十五種》，幾乎寫盡人之荒謬病態，於最末一章自稱“縫隙人”，時下距此書首印已近20年，現在如何自我定位，還是“縫隙人”嗎？

劉再復：現在我仍然是“縫隙人”，而且可能是永遠的“縫隙人”。我將繼續生活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縫隙中，也將繼續生活在文學與哲學、神性與理性的縫隙中，不過，我將逐步超越二者的衝突，用中道智慧來駕馭衝突的雙方。我對人對人性確實有一種敏感，我能嗅到人的“心靈”的味道。本報記者 王鋒

人物春秋

劉再復，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作家、思想家。

他説，他覺得有時候自己就像一隻飛鳥，不停地飛來飛去，最後落腳到對真善美永恆和不屈不撓的追求，對美的信仰，對文學的信仰。

劉再復1941年生於福建南安，196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後旅居美國，先後在芝加哥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科羅拉多大學任教，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榮譽教授。著作有《性格組合論》、《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魯迅傳》、《傳統與中國人》、《人論二十五種》、《讀滄海》、《漂流手記》（十卷）、《紅樓四書》（四卷）等四十幾部學術論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譯為英、韓、日、法、德等多種文字出版。

劉再覆在此書中首次以訪談的形式較為系統地敍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涵蓋其幼時的成長奮鬥歷程，對親情、友情、師生情以及愛情等的暢談，這不僅是劉先生人生歷程的再現，也是其精神、心靈的自傳。

在本書中，劉再復以坦蕩蕩的心懷、沉重的文字，描述了二十五種中國人，寫盡人性的荒謬和病態。着墨之處雖有人性之醜，劉再覆在深切的愛中把自己審醜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結果，奉獻給乾淨的孩子和尚未被社會污染的純潔心靈。

第三篇：北大批判之讀後感

《北大批判》批判

今天終於以驚人的毅力，懷着極大地耐心，浪費了無數的時間，看完了這本基本沒什麼營養主要是賣白紙賺錢的垃圾（恕我直言，這水平的破書我都能整出一大本來，就是沒他有名氣，所以沒出版社肯出）。

書注水太多，鬆散宂贅。書有300多頁，厚厚一大本，裏邊大半就是空白紙，這不是賣白紙賺錢是什麼？現在書價多高啊有木有！！！就算這些白紙部分的責任要算到出版社頭上吧，那麼書中大量重複、囉裏囉嗦的責任薛湧先生該是推不掉了吧。如果能壓縮到50頁之內的話，還是值得翻翻的（雖然多數觀點觀點並未切中要害，但總也還過得去了）。本書是薛湧專欄文章的集合，重複之處實在令人無語，無關主旨的題外話也佔了很大篇幅。比如第五章《中國高等教育批判—以高爾夫和博士為例》，寫高爾夫的有九篇，內容大同小異，留一篇就夠了。再比如論證掏糞乃國學的那一篇，應該完全刪去。而且他這也算是一篇稿子，改頭換面一下接着發騙稿費吧。不過想想也可以理解，畢竟人家住在美利堅，花的是美元，卻要賺的卻主要是人民幣，再看看節節攀升的人民幣匯率。人家還有老婆孩子要養，不宰我們宰誰去？大老美精明着呢，騙不着錢，就跑這來寫注水文章，欺負咱中國人傻錢多是怎麼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書裏邊自相矛盾的地方看得我很無語，上一篇大書特書了一番大學要培養的是未來的領袖，下一篇馬上就開始扯大學要培養的是普通勞動者，算不上是精英。剛講完上大學是一種經濟行為，接下來就説大學裏不應該分專業，要致力於提高人文素養。其他類似之處數不勝數。

書中給出的的數據資料的真實性和可信度也令人不敢恭維。比如第296頁，説“清華大學僅本科生就三萬”，這也太扯淡了，比咱以規模取勝並殺進前三的浙大還多出近一萬來。故此特地去看了一下清華官網，今年清華一共招本科生3763人，四個年級總共也就14943人，不知道薛湧所説的本科生有三萬的數據有何依據？若是搞錯了是説全體學生數量也不對，本科加碩士加博士一共35000左右。以這種質量的的材料作為議論的依據，實在是讓人不敢相信他的分析和結論。

其次，我認為薛湧的態度極不端正。

書裏大力抬高自己所專攻的文學、歷史的價值，而貶斥法律、經管以及自然科學之類，

擺出一副什麼都明白的姿態來，教訓這教訓那。問題是他自己就樹立了一個很不好的榜樣，40多歲的人了，好不容易博士畢業，在美國一家不靠譜的三流大學混飯吃，不管在收入上，還是在學術上，都沒什麼大成就，掛個海龜的牌子到人傻錢多的大陸來騙名騙財。這讓人如何信服他所寫的東西。且不説他文章裏三句話不離“我在耶魯的時候”，這總是讓我想起《圍城》裏那位不學無術的督學來，同樣也是三句話不離“兄弟在牛津的時候”。靠大帽子壓人，讓人覺得很可悲。

我對薛湧這個人還是知道一些的，我也關注他的微博。近日，在他的微博上看到這樣一句話：“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的圓”。其人的崇洋媚外之心由此一句便一覽無遺了，不過説來也是，他本來也就是靠在美國的那段海龜經歷以及他在美國哪個三流大學的教授資格來騙吃騙喝的，能不挾洋自重，抬高外國麼？這種特性也在北大批判中一覽無遺。他處處引用歐美大學怎麼樣怎麼樣，來批判中國的大學如何如何，可謂是言必稱希臘了。大家都知道，外國人的東西不一定會適合我們，若是一味照抄必定水土不服，他的觀點能有多少營養也就不言自明瞭。

第三，我認為他對中國大學教育之批判只及皮毛，未及要害。

我以為，中國大學之病，病在教育獨立權的喪失，大學中學乃至國小教育都病在於此。對於一所大學來説，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大樓，也不是大師，乃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要這種精神在，就又會源源不斷的產生出優秀人才了，這種精神若是沒了，這所大學就失卻了靈魂。然而世俗政權（或者其他外部權力如宗教）對大學教育的過度介入和大學的行政化，導致了大學的這種獨立自由精神的喪失。

縱觀中國歷史，世俗政權對教育影響力最小，最無力的時候，也往往正是人才輩出，羣星燦爛之時。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明清相交之世，五四時代，西南聯大時代，莫不如是。待到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政權出現，並介入教育的時候，就是死氣沉沉的時代，例如明清文字獄大興的時候以及~~我不説了。在西方也是這樣，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可謂是賢人接踵。到了中世紀，教權壟斷一切（包括教育），於是整個中世紀都一派黑暗。直到宗教改革，才又一次開始煥發出生機。看今天的西方國家，也明顯是新教國家比天主教國家有活力。

因此，中國的教育要想再一次煥發出生機，就必須去行政化，政府不應當介入大學乃至中國小教育，而要立即停止對學生們的洗腦，大學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只有這樣，大學才能重新找回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舍此不談，在其他方面費再多的力氣，怕也是白搭！！！

第四篇：中國人的思維批判讀後感

《中國人的思維批判》讀後感

賴敏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即能夠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道理，就不能成為永恆的真理。既然永恆的真理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那麼他可能就是指我們的思維模式。我們自己對事物的獨特看法。當然這種看法必須是邏輯清晰的，有事實根據的，而不是帶有功利色彩和主觀偏見的。正所謂1000個人眼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只要有觀點有科學論據，都不能算是錯誤的。而這些觀點，便存在於我們的思維模式中。

“任何觀點都不是永遠正確的，也不是永遠錯誤的。”這侷限於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和人們的認知水平，但思維模式千百年來是固定的。比如在唐朝，如果你説“人類可以飛上天。”這句話在當時來説是正確的，如果誰説自己能飛上天，大家一定會嗤之以鼻，而現在飛機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那句話便是錯誤的了。因此，我相信有朝一日，人類可能登上火星，甚至星際旅行。誰説將來有一天不可能呢？這取決於我們的創新思維，以便產生出先進的科學技術。 本書認為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社會制度，而取決於一個國家主流的思維模式。他舉例説以色列雖然號稱資本主義國家，體制卻像是社會主義，主要工業是國有。土地也是國有，住房是公共財產，吃的是“大鍋飯”，比我們的人民公社還人民公社。但他仍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經濟、科技、教育和軍事強國。 因此我覺得，並不是

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政府對主要行業進行壟斷國有，卻沒有把這些利益反饋給人民，造成現在這個局面。

從中國五千年文化來看，中國人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佔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正如劉老師上課所説的：現在西方人瞧不起我國幾百年，我們可是歧視了西方几千年。我們認為自己是天朝，外國先進的知識都是糟粕，沒有必要學習，自己國家的才是世界一流的。而吸收外國文化，日本可是世界一流。它本身國土面積小，資源少，文化底藴更是進行拿來主義，唐朝吸收中國文化，近代吸收西方近代先進科學知識，甚至現在的日語文字都是模仿吸收於中國的繁體字。可日本，卻成為了世界一流的發達強國。 整體而言，中國人的思考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提出的問題也不一樣。中國人提出問題回答問題，不是針對問題本身，就事論事，而是避重就輕，錯了還要狡辯，死不認錯。中國人並不是通過辯論而尋求真理，而是通過辯論的勝利而滿足自己的快感，是帶有感情色彩的，這就難以對問題本身作出準確的判斷，難以認識事物的本質。例如：中國要引進一項先進事物，總是希望速戰速決，早點出成果，這可能是一些領導人急於在任期內出政績，留名史冊，這是出於功利色彩，和古代的帝王如出一轍，可見思維模式大體一致。不注重循序漸進的過程，當然不能夠吸收精華。而屈服於上級的影響力，下級往往也會為了自己的前途考慮，隨波逐流，迷失自我，從而形成思維定式，讓這種思維模式不斷地惡性循環下去。而堅守原則的清醒者往往在社會底層，出不了頭，感歎生不逢時，懷

才不遇，空有滿腹經綸卻往往鬱鬱而終，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也是數不勝數。

羅素認為：長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熱烈而不帶偏見的探索，使古希臘人在歷史上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即中國人從小受父母長輩的庇護，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按着父母長輩給定的軌跡，僵硬的行走，希望滿足於此安定平穩的生活，一生的路程也許早就定下，缺乏創造力，缺乏冒險精神，自由思維的萌芽往往從小便被扼殺在襁褓裏。如由於孩子沒有遊過泳，不會遊，父母就不讓他下水，説會被淹死。任何事情需要突破與創新，對待未知科學必須要有獻身精神。而中國人大多是抱着一種渴望得到豐厚利潤的追求心去拼搏，怎能實現科學的突破與創新？其實當今大多學者能獲得一定的學歷，豈能不明白此間道理？只是受社會影響，隨大流，形成的思維定勢而已。因為自古至今在中國，往往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人往往是連帶着一個家族羣體，做一件事情都要考慮所有的前途與後果，而在西方，一個人往往只代表自己，只要自己願意，自己想要去做，便能勇往直前，沒有人能夠阻攔你做任何事。

再舉個例子：例如中國人都想長壽，如何養生長壽的書自古以來也是數不勝數，可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卻並不高，而小日本卻能吸收這些知識，即學到還能做到，因而平均壽命奇高。而中國人説起理論來

往往都是誇誇其談，卻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到。這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會理論卻不會付諸實踐。都知道長壽的祕訣就是多吃素食少吃油膩，多運動少喝酒抽煙，大家都懂這個道理，可幾個人能夠做到！

中國人大多數都是跟風流，因此，才會有具有中國特色的“五毛黨”的出現，大家都隨波逐流，不能獨立思考，不會帶着批判和懷疑的精神，往往上面説什麼，大家都信什麼還對少數批判者羣起而攻之，而進攻的對象，往往不涉及問題本身，而是涉及到各種罵爹罵孃的垃圾話。因此，真理往往被埋沒，而那些多數所謂“愚昧的勝利者”往往會因為少數“聰明的清醒者”的不屑與他們爭論以及沉默，而沉醉在一種詭辯的勝利而帶來的快感中無法自拔。倪萍這個全國人大代表甚至説：我投票向來只投贊成票，我也不太懂得什麼，只因為我相信共產黨作出的決策都是正確的。shit~這種無知的人當人大代表，國家能有什麼前途？中國七八十歲的官員頭髮烏黑亮澤，奧巴馬才50多歲啊，白髮白髮白髮，看我的心都痛了！！！

整體而言，西方人是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義，中國人是為了富貴而追求名利，是實用主義。當今世界，誰掌握了石油，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掌握了糧食，誰就控制了全人類。誰掌握了先進文化，誰就控制了未來。而要掌握先進文化，就必須改掉這些落後的思維模式。

第五篇：《北大批判》讀後感

《北大批判》讀後感

讀完北大批判，讓我認識到事物處在某一個特定時期、特定的環境時，總會存在不和諧、不協調的問題。其中，上大學和大學教育便是個大問題。

北大是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大學，人才濟濟的北大，能否發揮貢獻國家、發展社會的最大能動性、高效性，便成了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北大存在的一系列值得批判的地方，其他高校也可引以為鑑。

清華特點是嚴格紀律，北大則是自由散漫。學校放任自己的學生自由散漫，儼然是把雙刃劍。利得是天才級的並能朝着自己靈魂指引的方向發展的學生，害得是面對沒有約束的環境無所事事自我放縱甘願墮落的學生。看到這裏的時候，我認真地自我反省了，我是屬於這兩者的哪一者，我不想不甘也不願承認，結果往往是殘忍的。我竟給自己交了這麼一份不堪的答卷，我的脊背直髮涼。同時，我也清醒地意識到如何走好以後的路，我要從小步邁起，儘自己最大努力走好每一步，對得起自己的靈魂。

很多人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弱點，而是不敢正視自己的不足。比方説，把學習成績的失敗歸結於自己不努力，功課上不花時間，這固然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但明顯也可感覺一種在學習上的不自信，不甘承認別人是能力上高過你。因此，只有正視這一點，做事的心態、學習的精神才會改變。其實，正視也是不很困難的，接下來就是要講方法了。汲取知識，不是靠不斷聽不斷看，還要不斷想不斷寫才行，教授講課，我們學生光聽不練是不管用的。練指的不是要向老教授那樣講課，而是在腦中複述並思考以發現其中的邏輯層次關係，再就是提出自己的問題想方設法解決才行。不妨把自己的想法、點子寫下來，再找人指正，這樣才能有質的進步。

閲讀是寫作之前關鍵的一步，是貫穿求學治學的主要方法。大量的有效的閲讀能讓你快速地汲取新知識、新理念，這將對你的整個人生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也是我的軟肋，讀書我是喜歡的，讀經典我也樂意，可一遍讀下來存進腦子裏的卻微乎其微，更別提複述書的內容的。這讓我意識到讀書過程中的思考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讀書時的每一刻都要保持大腦快速的運轉，不能懶於動腦。

讀寫之後便是想辦法如何準確地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反饋給別人，想象一下多種思維、多種角度、多種邏輯交織的一個簡單的問題會多麼地震撼你的思想、你的心靈、你的靈魂。 充分地積極地參與到與同學老師以及其他人的論辯中去，思維的碰撞會開出更美麗的智慧火花。

在論辯中你會學會如何傾聽別人的話語，如何從多角度來看待分析問題，是你不會狹隘地只從自己下意識的出發點看待問題。這也關係到另一個我們必須學會的品質——感情移入。“感情移入”這個詞馬上讓我聯想到醫患溝通基礎課上老師講的“共情”，這兩者其實講的同一個意思。這説的是，我們看待問題必須從多個人的角度，設身處地地揣想當時人的想法，以便更有效的去開展未有發現的重大問題，而這種發現會大大地影響對一件事情的判斷結果。最典型的是司法案件，如果一個法官善於從原告和被告的角度去剖析案件，結果無疑是更公正的；歷史事件就更是如此，面對錯綜複雜的史料，不同史學家的敍述，閲讀這些史料的人能用“感情移入”的方法處在歷史敍述者的心境去鑑定史料的真實性、説服力，對歷史事件的判斷也會更接近真相；對於醫學生的我們，“感情移入”就尤為重要了，面對惡劣的醫療關係，醫生能“共情”地傾聽患者心聲，“共情”地解答患者的疑問，“共情”地將信任與支持傳遞給患者，對治療效果的裨益無疑是莫大的。

這些是我讀《北大批判》的感悟，我也會在將來一步步踐行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