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校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摘要]高校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陣地。緊密圍繞“立德樹人”這一教育目標，在大學生中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高校目前必須牢牢把握的一項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任務，充分發揮課堂教學的主陣地作用、教師隊伍的示範引領作用、校園文化的薰陶作用、社會實踐的養成作用以及校園網絡的引導作用，是增強大學生思想信仰、激發青年學子報國熱情、凝聚國家建設後備力量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高校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國夢 思想政治教育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高校作為教育和培養廣大青年成長成才的重要思想陣地，以其文化的倡導和教育的指引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對廣大青年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億萬中華兒女前赴後繼、不懈奮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行動的先導、力量的源泉，對於把高校大學生培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中流砥柱，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發展和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作用
《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三個倡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分別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進行了進一步的梳理和凝練。在國家價值目標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價值取向層面則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個人價值實現上則弘揚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道德追求。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支柱、思想信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體現的基本價值準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助力器。新時期，我們黨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國情，進一步改革發展，蓄力復興，提出在全社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對於整合當今多元化的社會思想意識，凝聚人心，激勵人們積極投身改革實踐，推動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作用。
“三個倡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其鮮明的價值指引，展現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感召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共性，又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個性；既充分汲取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又廣泛吸納了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黨的將這一理論從價值理念的視角進行了凝練和昇華，奠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價值觀基礎，使這一理論體系更具理論邏輯魅力，一經提出就在全社會範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一理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價值和道德的理論，同時也開拓和提升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論認識上的新境界，通過進一步的整合、凝練，使得這一理論體系更加簡潔明白、通俗易懂，更易於被廣大民眾所瞭解和掌握，從而更好地為社會發展服務。
“三個倡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堅定信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指引下更好地實現民族復興具有方向性的實踐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們將長期面對的社會現實，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面對的社會思潮複雜多樣，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加之西方敵對勢力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這些都迫使我們必須積極培育一種能夠指導中國改革發展實踐、凝聚國人共識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了社會價值的本質和特性，它所涵蓋的價值觀念順應了廣大人民羣眾的心理訴求和美好願望，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羣眾的普遍認同。大力倡導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全面進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最大限度地激發與增強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責任感及愛國熱情，形成價值認同和共識，從而堅定不移地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二、高校大學生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必要性
當今世界，思想文化交融、交流，多元價值觀念交互碰撞，在思想大活躍、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時期，青年一代在價值觀念、理想信仰等方面也經受着嚴峻的衝擊與考驗。能否使廣大青年學生透過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看清社會發展的必定趨勢，能否使他們在多種價值觀念的衝擊下堅定理想信念，對於我國未來能否保持持續健康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助力“中國夢”，是實現“中國夢”的價值內核。在高校大學生中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對於大學生的成長成才非常必要。目前，大學生理想信念狀況主流積極健康，他們政治立場堅定，主流價值觀念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但在理想的定位上趨於感性，存在理想信念淡化的理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論素養不高，理想信念淡薄。一些大學生對政治理論學習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理想信念不夠堅定，不能正確處理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的關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膨脹。二是人生觀、價值觀存在功利化和實用化。
一些大學生只講眼前實惠，不講共產主義理想，只講有價索取，不講無私奉獻，過多地深思個人的利益理由，不利於大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三是黨性修養不足。有的大學生對工作和生活中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從不主動關注；有的大學生對同學中存在的不良傾向及理由熟視無睹，是非不分，沒有組織原則；還有部分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持贊同態度，但在現實生活中卻難以將其付諸行動，知行相背離的情況較為普遍。
三、總結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由於成長的社會環境不同，當代大學生缺乏堅定的理想信念，面對紛繁複雜的多元價值觀念的影響，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尚處於成長階段的大學生很容易迷失方向。為了在思想上給大學生的成長以正確的引導，為了凝聚最優秀、最有戰鬥力的建設力量，提升大學生的政治理論素養和道德素質，鼓勵大學生堅定崇高的共產主義信念，在民族復興的偉大社會實踐中更好地發揮正能量，就需要用體現社會及個人發展導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教育和引導廣大青年，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給大學生以更多的指導，使其在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等理由的認識上進一步增強理論和制度自信，自覺追求和實踐“中國夢”所藴含的價值理想，激發其開拓創新、奮發進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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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啟迪
【摘 要】自1950年開始，以鐵托為核心的前南斯拉夫領導人開始進行“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改革，使得前南斯拉夫國家經濟有了較為快速的發展。雖然最終以前南斯拉夫解體而宣告失敗，但是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和前南斯拉夫有着許多的相似性。在繼續推進深化我國各項改革的今天，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對我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鑑作用。
【關鍵詞】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及其主要改革過程和成果簡介
1947年南斯拉夫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蘇南關係開始惡化。蘇聯撕毀合同，同時撤走駐南專家，並在1948年操縱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將南共開除，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為擺脱僵化的“蘇聯模式”由以鐵托為首的前南斯拉夫領導人開始進行“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改革。自1950年開始的，結合本國實際而形成的以工人自治為基礎逐步向其他方面擴散建立起來的經濟、政治制度。
（一）經濟成果
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以工人自治為基礎的經濟制度。
1950年《工人自治法》的頒佈，變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國有企業由工人委員會及其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之後，又將工人自治逐步擴大到其它領域。1953年頒佈其它法令，允許農民自由退出生產合作社，強調集體化自願原則。同年年底，大多數生產合作社解體，糧食產量提高，食品供應得到改善。農村基本實現個體農民為主的私有經濟，後又在農村發展農民個體自治聯合組織。1956年開始，南斯拉夫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逐漸減少，擴大企業的自主經營權，逐步實現南斯拉夫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1979年時，前南斯拉夫人均GDP已經達到2635美元。
（二）政治成果
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在政治上，實行以社會自治為基礎的政治制度。
“1963年，南斯拉夫聯邦議會通過第三部憲法，規定除黨和軍隊外，所有國家機構和社會事業單位均應實行自治原則，”同時將國名改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後南斯拉夫又進行了多次修憲，擴大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限。1971年再次修改憲法，設立聯邦主席團，並在1974年起實行代表團制的議會體制，由基層自治單位公民選舉代表團，再在代表團中選舉各機構管理代表，同時要求代表團成員不脱產。除此前南斯拉夫又實行“協商一致”原則。代表團制的創立，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組織形式的豐富，也密切了黨和羣眾之間的關係。
二、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失敗理由分析
雖然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有了一定發展，最終卻以前南斯拉夫解體宣告失敗。這其中包含着多種複雜的理由。本文僅從其改革過程中的自身理由，即指導理論、政治、經濟三個方面其分析探究。
（一）缺少科學的理論指導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提出的。無論是革命還是國家建設都需要理論的指導。雖然南共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但是在實行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形成系統的直接以建設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為目的的科學理論體系，導致其在改革後期國內出現了各種混亂的思想。這是前南斯拉夫解體以及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改革失敗的根本理由。
（二）改革過程中權利過於分散導致政治體制運轉不靈
社會自治是前南斯拉夫為克服蘇聯模式的弊端而推行的政治制度，通過削弱聯邦權利來加強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利，發揮人民羣眾的積極性，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然而前南斯拉夫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過分的加強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利，導致嚴重的權利分散。因此聯邦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大為削弱，導致嚴重的地方集權主義。“協商一致”原則被地方或基層所濫用，導致國內重大理由不能及時得到解決，因而人民內部矛盾擴大。在立法上，聯邦同共和國直接的立法有許多不同甚至衝突之處，導致很多理由不能得到一致性的解釋。因而導致其政治體制運轉不靈。這也是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最終走向失敗的重要理由之一。
（三）經濟上始終沒有形成獨立市場
前南斯拉夫為突破僵化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通過社會所有制取代國家所有制。逐步減少或取消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進行平等競爭以打破壟斷。前南斯拉夫在經濟上推行市場經濟，但在實踐中並沒有形成一個獨立且自始至終的市場。前南斯拉夫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中最早實行開放政策，卻由於冷戰時期國際環境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的影響，其在引進外資上並不成功。經濟上的理由，也是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失敗的又一重要理由。
三、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啟迪
（一）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的理論指導
中國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行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並以此進一步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自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以來，各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都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根據我國的實際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深化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推動中國更好的發展。
（二）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我國憲法第一條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確保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可以有效地將羣眾所想所求反饋到中央政府，可以密切政府與羣眾的聯繫，防止黨和政府與人民的脱離。但是在深化社會主義改革之時，必須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作為重中之重，必須防止人大代表腐化，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可以更好地保護少數民族同胞的利益，保護我國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真正確保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為確保我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十六個民資的多民族國家的完整和統一，防止極端民族主義、獨立主義、沙文主義，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同時，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防止地方集權。
我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引導各民主黨派積極參政議政，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寶貴的意見和倡議。同時各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機關進行民主監督，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在我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改革中，共產黨必須引導各民主黨派敢説話、説真話，真正落實社會主義民主。在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上，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使理由快速集中解決。
（三）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實踐所證明的符合我國實際的經濟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經濟飛速發展，人民收入顯著提高。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理由，如住房理由、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理由、貧富差距拉大理由等。但是不能因為理由的產生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本身。解決這些理由的關鍵是：在充分利用市場調節這個“無形的手”的同時，必須堅持國家宏觀調控這個“有形的手”。黨和政府必須始終堅持把人民是否幸福放在經濟發展方向規劃的首位，不僅僅以經濟數字的增長作為其制定規劃的參考標準。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地方主義”，杜絕地方性壟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所遇到的理由。特別是要鼓勵國內企業的科技創新，使我國對外貿易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科技密集型產業的轉變。從而真正地提高我國的核心競爭力。
四、結語
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的改革與探索雖以失敗告終，但這並不能掩蓋其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建設是被歷史證明了的符合中國國情發展道路，然而卻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唯一道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雖然充滿了坎坷，但是近五百年曆史的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處處都充滿值得我國學習借鑑並克服困難的經驗財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只有在不斷地吸收借鑑這些經驗的同時做到理論創新，才能帶領我國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越走越寬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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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40)。
試論和諧社會建構視閾中的社會風險治理
摘要：社會風險成為現時代的理論熱點與現實焦點，一方面體現了人類對整個生態圈命運的擔憂與關懷，是人類自覺意識與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結果，另一方面反映出人類實踐活動的價值維度需要重新審查與批判，需要對人類實踐行為的社會效應與價值取向等進行深層反思與重構。我國的社會發展也是一個積極認識和治理社會風險的過程，這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建構的內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會風險考驗着我們黨的執政智慧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從可持續發展到科學發展觀再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邏輯發展與轉變，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對我國社會發展實況的準確把握和理論思考的不斷深化。
關鍵詞：社會風險，治理，和諧社會
社會風險是貫穿人類社會發展始終的普遍性概念，人類只要進行實踐活動就必定存在風險。現今我國正處於社會全面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既非純粹的傳統社會，也非純粹的現代社會，而是一個諸多形態並存的多元社會。這一時期的社會風險既不同於傳統的社會風險，又區別於人類科技負面性所導致的後工業化時期的社會風險，它是同時具有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等多時期特性的“共生風險”。這是當前我國社會風險的最突出特徵。如何對其加以有效控制和治理考驗着我們黨的執政智慧和政府的執政能力。
一、社會風險問題的緣起及意義
從一般性意義上來説，“社會風險是指發展過程中人民羣眾的正常生活和生產可能遇到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與危害，導致社會衝突，危及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可能性。這種不確定性因素可能來自於社會的生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社會風險是隱性的，表現為社會各要素的異常運動變化造成社會動盪、衝突和損失的可能性結果，當社會風險顯性化時，就轉化為社會危機和社會動盪，造成社會損失，威脅社會的秩序與進步。”[1]
社會風險凸顯為時代問題，有其深刻的實踐根源，與生產方式的轉變、社會結構的變革、生存樣式的轉換等密切相關。20世紀後半期，在對西方先發國家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後果深刻而睿智的反思中社會風險逐漸被學界所關注，許多著名的西方學者如貝克、吉登斯、盧曼、拉什等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進而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用風險社會來描述當今人類社會的深刻特徵，“人類進入了風險社會”、“我們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認為風險社會已成為人類不可規避的境遇。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從傳統向現代、由農業向工業、由鄉村向城市、由經濟文化不發達向現代化過渡的急促而深刻的社會大轉型和制度大變遷時期，這種社會轉型具有高度的時空壓縮性，傳統、現代與後現代以及本土與全球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使社會轉型中的各種矛盾聚集，風險加大，造成風險類型的多樣性、風險主體的多元性和風險關係的複雜性、風險後果的嚴重性，使中國的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這不僅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也導致社會結構的迅速分化，進入了風險的多發期。在此過程中，我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和風險蜂擁而出，甚至以一種激烈的、爆發式的形式表現出來。
治理社會風險就是要在發展中鑑別、減少、預防、化解、控制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社會風險，避免社會衝突，減少社會震盪，保證人民羣眾的正常生活與生產。積極認識和治理社會風險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建構的內在要求。對社會風險的認識和應對水平，同樣決定着發展的成效和人民的福祉。如果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任何問題都能解決，就會忽視經濟發展過程本身也是社會風險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在社會發展上付出代價。
首先，善於治理社會風險，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社會管理水平的重要體現。風險治理不好難以保證社會穩定和發展。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沉痛的經驗教訓表明，不能治理好社會風險，就無法維護社會的穩定，也難以發展。即使發展了人民羣眾也不會有幸福感。
其次，社會風險治理是對黨的建設、國家行政制度建設提出的挑戰。治理社會風險是考驗我黨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幹部隊伍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避免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黨是否能在不同層級貫徹落實好科學發展觀；政府行政是否能具有行政統合性的自覺，能否在既有的政治基本制度基礎上建立更有效的對社會矛盾的化解和控制機制。
再者，社會風險治理是對黨和國家利益整合能力提出的挑戰。對社會風險的治理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隨着改革的縱深發展，我國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出現了不同的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這種變化是社會發展的客觀結果，也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必然趨勢。但是不同的利益主體由於佔有社會資源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別，相互之間難免會發生各種矛盾甚至衝突。這就需要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和社會保障體系，努力營造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義公平的社會環境。
二、當前社會風險的表現與特點
社會風險成為時代問題與社會特徵發生在從工業現代性向自反性現代性的轉型時期。它開啟了審視社會發展方式的新視野，即風險生存不僅成為人類實踐的內在邏輯，也對社會發展方式產生塑造作用。如今中國社會正經歷着深刻的結構轉型、體制變革與社會心理變遷，各種風險現象也日益凸顯。貝克曾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變遷正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從西方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目前中國可能正處在泛城市化階段，表現在城市容納問題、不均衡發展和社會階層分裂，以及城鄉對比度的持續增高，所有這些都集中表現在安全風險問題上。”[3]
我們黨所倡導的和諧社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發展狀態，從現實發展來看，它依然會面臨諸多風險的考驗，在眾多風險的衝擊下，人們更能感受到和諧的難得與珍貴。“和諧社會是一個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也即在一個橫向縱向兩個方向運行有序的社會。”[4]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必須對我國現階段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及其複雜性和嚴峻性進行正確的認識和清醒的分析。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會帶來社會風險。
市場經濟活動中利益關係不斷泛化逐步壓縮其它社會關係的生存空間。當事人往往以個人利益至上作為其行為邏輯，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維護其不受其他主體的侵犯，因此常常與其他利益主體發生衝突。當前這類利益衝突表現十分廣泛，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糾紛以外，在動遷、重大公共建設項目、城市管理、醫患糾紛以及勞動爭議上引發了比較突出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甚至也成為家庭矛盾、親人反目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當前存在的人們過高的慾望和利益預期，容易導致社會矛盾由小變大，變成衝突。
其次，經濟體制改革中藴含的社會風險。
經濟改革本質上是人們的價值重塑與利益結構再造，勢必引發社會風險與矛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引發的突出問題往往是與國有企業改革相關的職工下崗、所有權改制、利益分配。過去我們習慣從經濟效益的角度思考問題，較少地從社會成本的角度思考問題，結果是用高昂的社會成本去換取經濟效益，導致對下崗職工欠賬很多，轉制企業職工利益未被充分尊重，形成巨大的社會風險。經濟波動很容易激化社會固有的矛盾，引起衝突。
08年金融危機所導致部分企業的經營難以為繼，但不按規定清償職工的工資與支付補償，引發羣體性事件。股市和樓市的大幅波動所造成部分羣體的利益受損，也會引發羣體性事件和利益當事人的極端行為，影響社會穩定。此外，以養老、醫療、工傷為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為了分擔和分散個人因疾病、工傷和喪失勞動力而遇到的社會風險。但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統籌程度低、保障方式的身份化、等級化，引起部分羣眾的不滿。
再次，社會分化所帶來的風險。
改革造成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的分化，形成貧富差距與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羣體。弱勢的低收入階層和困難羣體容易產生相對的被剝奪感和被排斥感，帶來社會內部不同階層之間對立和衝突的風險。分配製度中羣眾與幹部之間在分配上的差距成為突出的問題。徵地與動遷成為當前社會矛盾突出的方面。其中既有因對羣眾利益沒有充分考慮與安排成為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有在現實生活中當事者不顧大局，不講道理，把動遷作為與政府部門進行利益博弈，試圖投機獲利的機會，致使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的突出問題。
第四，既得利益的形成導致社會風險。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對個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承認為起點的，個體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上普遍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隨着改革的演進，在發展中已經取得的利益逐步剛性，正在形成既得利益結構。除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容易衝突外，既得利益羣體常常成為妨礙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重要阻力，成為帶來社會風險的重要因素。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有可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往往表現為：一是政府官員謀求私利，侵犯廣大羣眾利益；二是政府官員背離科學發展觀，片面追求政績，損害廣大羣眾的利益；三是政府官員的官僚主義，不能為羣眾及時解決問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當前，政府官員與羣眾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政府官員中的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在發展中侵犯或忽視羣眾利益的現象，對人民羣眾切身利益的漠視，甚至是符合人民羣眾利益的目標也不善於用人民羣眾能夠理解的話語表達，為人民謀利益的好事不能辦好，降低了人民羣眾對政府官員信任度，敗壞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羣眾心目中的形象，成為引發集羣性事件的心理基礎。
第五，生態、環境與社會風險。
一是許多地方以犧牲環境和生態來換取發展，造成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受到損害。在發展中導致的環境污染、温室氣體的排放，不僅容易導致羣體之間的衝突，而且影響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是經濟發展所導致勞動力的集聚和城市化擴張，也帶來社會風險。大量的人口流動與生活轉型，使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期待、不同價值和信仰的人口高度集聚，脱離了中國文化中熟人社會的約束，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體系，提高了發生越軌、犯罪的社會風險，也增加了傳染病傳播的可能。
其三是歷史遺留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基於歷史因素和地區差別所形成的企業軍轉幹部、復退軍人、支內支邊上山下鄉人員、以及艾滋病患者等這些特殊羣體集體上訪，由於不同時期的審判標準和政策標準，在過去受到處罰的羣眾以今天的標準要求平反和賠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因素。
第六，自由化思潮所帶來的社會風險。
一些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士對現存的社會制度不滿，散佈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言論，對社會的穩定帶來隱患。方便快捷的網絡媒體為這些言論的散佈和意見溝通、宣傳、力量的整合提供了便利，特別是對某些社會事件的報道、解説、影響的擴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容易威脅社會的穩定。這種社會風險非常容易演變為政治風險。
第七，民族矛盾引發的社會風險。
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自治和民族團結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但是，各民族文化與宗教的差異，地區發展的差異，宗教信仰的差異、民族地區的幹羣矛盾都非常容易導致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會矛盾。這類矛盾一旦處理不善，容易被境內外敵對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所利用，從而轉化為社會衝突和。
第八，各種災難事故頻發的風險。
重大的生產安全事故、不可預知的自然災害、公共衞生災害都與人民羣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息息相關。一旦發生，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影響社會的安定。如政府不能採取及時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會引起社會強烈的不滿，動搖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信心。
第九，社會風險處置不當有可能引發政治風險。社會風險主要來自於當事者追求自己的具體利益，或因強烈的不滿情緒而導致的非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行為，目的在於爭取利益、發泄不滿，但並不以挑戰現有的政權和基本制度為目的。政治風險來自於有組織、有明確的政治話語和綱領的力量，其目標在於挑戰現有政權和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如果處置得當，社會風險可以預防、化解和控制，一旦處置不當，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政治風險。
當代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相比具有極大差異性。
一是風險的屬人性，它是文明進步特別是科學技術發展造成的，更是與人的主觀決斷尤其是某些發展模式決策失誤密切相關。
二是風險的不確定性，表現為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和可變性引起的不確定性以及主體對未來行為的決策即風險診斷上的不確定性。
三是風險的擴散性，全球化趨勢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使得各種意外、偶然、危險以及災難頻頻發生並迅速傳播開來。風險造成的結果是破壞了現存制度與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係向更加複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使社會變得日益複雜和難以把握，更加脆弱和動盪不安。
三、在社會風險治理中推進和諧社會建構
任何對時代問題的積極迴應都將指向現實世界，對時代問題提出診斷方案，探尋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徑。“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既體現了我們黨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堅持和發展，也顯示了對現實問題的密切關注；既昭示了我們黨的風險意識的增強，對風險問題的警醒，也表明了對風險出路的積極探尋。就此而言，社會和諧與風險治理具有同一性，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必然是一個社會風險治理的過程。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5] 當前社會矛盾高發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社會中主導的核心價值趨於弱化，人們的價值取向日益多樣化；不同社會階層和團體的利益取向呈現多元化態勢，既得利益結構正在形成；信息的容易取得和相互攀比導致人們的心理預期往往高於現實條件的許可。在此基礎上，利益衝突的多樣化、複雜化、尖鋭化，導致調處、化解的難度越來越大，帶來了非常高的社會風險。
面對風險的考驗，化解和治理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如果説處理好穩定與發展的關係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保證的話，那麼，預防和治理好社會風險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視角來看，治理社會風險在當前：
第一，深化對社會風險的認識與研究。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社會風險的科學認識比社會風險本身更加重要。對社會風險的科學認識與研究是正確應對和治理社會風險的前提，沒有科學的認識就不會有正確的行動。
第二，加大資源的投入與整合。
從總體上看當前對治理社會風險的資源投入仍然不足，需要加大兩種資源的投入。一是行政資源：即黨和政府部門在工作中的重視程度，以及所掌握的政策資源和財政資源（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二是社會資源：即從社會上動員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國民收入的三次分配）。要在不同的工作層面加強對資源的整合。
第三，建立和完善工作載體。
建立社會風險預警機制；建立重大事項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在信訪中推進接訪、下訪工作的制度化和建立信訪終結機制；整合基層綜合治理機制，加強綜合治理在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和維穩方面的能力；在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基礎上形成大調解機制。
第四，健全民意表達與迴應機制。
及時把握民意，疏導羣眾情緒，是取得社會風險治理主動權的關鍵。民意表達是人民羣眾實現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基本條件。讓廣大人民羣眾參與公共政策等重大事項的決定、評估、監督的討論，及時迴應羣眾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有利於提高政府決策與行政的社會滿意度，有助於預防、減少社會風險的產生，形成治理社會風險的合力。
第五，引導社會輿論，培育公共理性。
治理社會風險是社會建設的重要一環，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條件。積極營造追求社會和諧與進步輿論，營造正確處理個體、羣體與社會整體關係的輿論，有利於正氣抬頭，有利於社會資源的動員和社會風險的治理。要積極引導公眾心理預期，防止公眾因過高和不切實際的預期而引發社會矛盾，引導公眾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內化解矛盾。
第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社會組織以一定的理念和目標聚集資源提供社會服務，起到政府和市場無法或不易起到的作用。社會組織擁有大量的社會資源，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慈善活動、化解社會矛盾、幫助就業、參與政府科學民主決策等方面提了積極的作用。要善用公益性社會組織，鼓勵、扶持它們的發展，健全管理體制，實行分類指導。
參考文獻：
[1]劉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及其管理[D]，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2年，P10。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18。
[3]薛曉源、劉國良:全球風險世界:現在與未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理論創始人烏爾裏希·貝克教授訪談錄[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l期，P48。
[4]鄭杭生主編:走向更加有序的社會:快速轉型期社會矛盾及其治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Pl。
[5]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0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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