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學生信仰情況調查報告

現階段中學生信仰情況調查報告
一、概要
（一）背景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於轉型階段。這個轉型，是指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這種轉變，必然帶動社會結構的改變，包括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也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青少年更不例外。
我國的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社會中不確定因素大大增加，社會風險也逐步加大。就目前來看，我國已經步入了一個高風險的社會，價值觀念多元化與道德缺失和信仰危機、貧富差距拉大與分配不公、平均主義心態與仇富心理、政府公信力下降導致的社會信任危機、由社會中不確定因素引發的社會焦慮與浮躁情緒、社會競爭壓力加劇、社會保障滯後、腐敗問題嚴重、社會控制功能弱化、
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偏差、失業和就業壓力增大、離婚率攀升導致家庭不穩定、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社會上的學歷崇拜與學歷霸權以及因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引發的新一輪貧困等等，這些社會風險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社會領域中可能導致社會衝突和社會不穩定的各種可能性因素大大增加。
中國過去的農耕社會，家庭觀念極強，羣體利益（國家、集體、家庭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觀念一直占主導地位，並由此形成重義輕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觀。新中國建立後，國家、集體利益被進一步強化，人們的信仰崇高而唯一，個人的理想、榮譽甚至一切都服從於國家的利益。在道德方面，大公無私（至少是先公後私）、拾金不昧、助人為樂、與人為善等觀念被廣泛認同進而成為社會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社會轉型開始後，新舊文化發生衝突。一方面，市場經濟刺激了公眾的物質慾望，個人奮鬥、崇尚金錢、追求時尚、鼓勵消費的市場經濟某些觀念又被過分放大，導致傳統文化中道德倫理和信仰方面的約束力下降，而維繫市場經濟的誠信、公平原則和契約精神則尚未深入人心進而成為秩序。由此，造成社會道德失範。於是，一些人充分利用政策的空隙和法律不健全而急劇卷斂財富。“有錢就有一切”被不少人奉為信條，色情、暴力、黑社會、虛無、迷信等黃色、黑色、灰色文化盛行。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因此，在實踐中難免出現諸多問題。有的地方為了經濟利益，將革命烈士陵園拆掉了；有的機關將員工的出生年月日等資料拿給算命先生，以決定哪些人留用、哪些人調崗；不少醫院見死不救，只有先交高額押金才去搶救病人；一些單位為了追求所謂效益，將大批中年以上員工一刀切地裁掉，然後廉價僱傭年輕人……這種種行為，反過來又進一步打擊了人們的信仰，讓許多人堅信“只有錢是真實的”。
道德嚴重滑坡是這些年來中國出現的一個讓人感到措手不及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現代中國人生活在新舊道德的歷史嬗變期，陷入無法迴避的道德困境，主要表現在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各種非道德主義氾濫、社會道德控制機制弱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但這個差距一定要控制在一個度上，如果達到懸殊的程度必將影響社會的穩定。我國的社會轉型，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它使弱勢羣體要面臨不同的社會排斥，並使越來越多的人喪失信心。從衡量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按照許多學者的測算，如今我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5，並以每年0.01的速度提高。按世界通常標準，基尼係數超過0.4則為警戒狀態，如果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了。
社會轉型是青少年成長的大背景，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要面對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對青少年的信仰和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以及生活態度、行為方式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瞭解在社會轉型時期青少年的信仰現狀及信仰形成因素，探索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途徑，意義重大。
（二）調研過程及方法
本次調查以問卷調查為主，以編輯部最近一年來採訪獲取的信息為輔，為了報告的完整性，也採用了極少量多年以前採訪的信息。本次調查重點圍繞當今中學生道德及信仰現狀、信仰形成的環境等問題展開。
A時間
調查問卷工作於今年9月初啟動，9月10日完成出題工作，9月14日之前完成發放工作，9月27日收回機讀卡，10月10日完成統計，10月16日完成報告。
B問卷發放數量
5100餘份。
C問卷發放地域
問卷調查涉及全國1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即北京、河北、河南、黑龍江、遼寧、湖北、山東、山西、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重慶、寧夏。同時，《中學生》雜誌在網上也定向發放了問卷。
問卷發放學校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縣城、鄉鎮四種不同地域的學校。大城市包括北京、廣州、武漢、青島、鄭州、太原等，中等城市包括濰坊、淄博、菏澤、唐山、臨汾、運城、呂梁、駐馬店、泉州等。
D問卷發放對象
問卷發放的主要對象為八年級學生（約佔68%），少部分是七年級學生（約佔27%），另有一小部分高中學生（約佔5%）。
E問卷回收情況
本次調查回收問卷4200餘份，其中有效問卷3948份，180餘份回捲因未使用機讀卡而沒有進入統計。
F問卷基本內容
學生的基本情況，對社會現象的認識，信仰、道德操守現狀及形成因素，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因素，閲讀情況。
（三）結論
從問卷調查以及我們最近一年來的採訪發現，多數國中學生認可道德操守、多數國中學生有自己的信仰，令人欣慰。但調查數據也顯示，有信仰的國中學生比例並不高。
調查顯示，社會問題對中學生的道德操守和信仰的形成影響很大，學生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其信仰、道德操守似乎越淡漠。
調查顯示，對學生樹立道德操守和信仰與學校和家庭密不可分，學校教育對學生的成長至關重要，但現實中，學校德育教育工作和共青團工作存在很多問題。
基於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深化改革，努力改變社會大環境是青少年能健康成長的最重要因素。在社會大環境尚未有大的改觀的情況下，要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拋棄競技教育體制，以充分發揮學校在教育青少年成長中的主陣地作用；加強對團員的繼續教育，中學團的工作要與社區結合起來，發揮社區作用，承擔對未成年人閒暇期間的教育。
二、主報告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的數據，再加上平時採訪、與中學生座談的情況，我們對中學生道德現狀、信仰現狀、中學階段在信仰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如何幫助中學生樹立信仰等問題作如下分析。
（一）現階段中學生道德與信仰狀況
因為好朋友轉學走了，她的好友忍受不了分離的痛苦而放棄自己的生命；某學生因為養的一隻小鳥死了，他會承受不了打擊而自殺；某學生因為懷疑老師背後講他的壞話，就會一把火燒了老師的家；父親靠賣血供養兒子讀書，兒子卻因沉迷網絡被學校除名；某學生要同學幫他作弊被拒絕，他竟然實施報復，要了同學的命；某學生父母離婚，他會選擇僱人毆打自己的父母……這些發生在中學生中間的事，讓無數人發出“我們的學生怎麼了”的感歎。
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個案記錄了很多中學生的極端行為，但當代中學生的道德風貌仍然是積極向上的。問卷調查顯示，涉及道德品質方面，被多數調查者的選擇是令人滿意的。
1.多數國中學生有良好的道德意識，令人欣慰
“當你遇到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討的人，你通常會怎麼辦”，這是問卷裏的一個問題，結果顯示，回答“每次都給予幫助”的770人，佔23.6%；回答“幫助過，但因為經常遇到，總提供幫助會力不從心”的1975人，佔60.5%；回答“裝作沒看見，從不幫助”的221人，佔6.8%；回答“認為不值得同情，拒絕幫助”的有247人，佔7.6%。後兩項相加僅為14.4%。
“如何看待有的人為了當班幹部而請同學吃飯”，對這種做法，1726人表示很鄙視，比例高達52.8%；持贊成態度，認為是“值得學習的生存本領”的只有180人，佔5.5%。
在公共場所，如果你手裏有廢棄物，你會怎麼辦？面對這樣的問題，回答“一直拿着，直到發現垃圾箱”的有2188人，比例高達67%；回答“視周圍環境而定，如果環境髒亂差就扔掉”的有609人，佔18.6%；“找個角落扔掉”的有245人，佔7.5%；回答“隨手扔掉”的僅有196人。可見，國中學生有比較高的社會公德意識。
在問到對“考試作弊”的看法時，絕大多數國中學生認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見他們有正確的是非標準和較高的道德約束力。被調查者中有1685人認為考試作弊“不道德、不公平，與小偷小摸沒什麼兩樣”，佔51.6%；有894人認為“不道德，但考不好更沒面子，壓力更大”，佔27.4%。這兩者相加，高達79%。把作弊不當回事的有657人，僅佔21%。
在問到“考試時，有同學希望你幫他作弊，你會怎樣”時，1978人表示“作弊是不道德的，不會參與”，佔60.5%；回答“只要有同學提出，就會幫助”的只有236人，僅佔7.2%。
“同學逃課時，你會幫他向家長或老師説謊嗎”是涉及道德操守的另一道題，結果顯示，1808人回答“不會”，佔55.3%；有913人認為“只要事情不是很嚴重就會”；回答“偶爾會”的有410人。
“在公共汽車上，如果有老人、殘疾人、孕婦站在你附近，你通常會怎麼辦”，
絕大多數學生表示會讓座。其中表示會“主動讓座”的有2108人，佔64.5%；選擇“視情況而定，實在沒有人讓我才讓”的有586人，佔17.9%。兩者相加為84.2%，這與社會上“中學生最喜歡讓座”的普遍印象相一致。回答“迫不得已，偶爾會讓”的有442人；不打算讓座的只有99人，僅佔3%。
在回答“當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你的態度是什麼”這一問題時，超過半數（50.5%）的學生選擇“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利益”；24.7%的人選擇“在保全個人利益的前提下儘量兼顧集體利益”；16.7%的人選擇“會照顧身邊集體（比如本班、本校、本社區）的利益，不考慮與自己無關的集體”；只有7.2%的人選擇“個人利益在先，而後再考慮國家利益與集體利益”。
2.多數國中學生有信仰，但比例並不高
當今社會信仰普遍缺失，這是社會輿論和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普遍的看法。那麼，作為未成年人的中學生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中學生也生活在社會裏，在社會化進程中，他們必然要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綜合問卷，結合我們平時採訪、與中學生座談的情況，發現當今中學生在樹立信仰方面並不樂觀。
我們設計的問卷裏有一部分問題直接涉及到信仰，包括“你認為中學生是否應該有自己的信仰”、“你心目中的信仰為何物”、“你是否認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如果認為自己有信仰，你具體所信仰的是什麼”、“如果認為自己有信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如果認為自己有信仰，你對信仰的認知主要來源於哪裏”、“你認為在中學裏是否應該開設關於信仰的課程，從而開拓學生的精神領域”等等。
調查結果顯示，在回答“你認為中學生是否應該有自己的信仰”這一問題時，有1952名國中學生認為應該有信仰，佔59.7%。但值得關注的是，有603名國中學生認為中學生“不需要有信仰”、有453人持“有沒有信仰無所謂”的態度，另有196人認為“中學生還小，談不上信仰”，三者相加竟佔40.3%，比例很高。
與上面問題相對應，在回答“你是否認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這一問題時，1545人選擇“有理想、追求與道德操守，但説不清這是否算信仰”，佔47.3%；有629人直言自己沒有信仰，佔19.3%。
那麼，國中學生所信仰的是什麼？選擇最多的是“嚴守社會公德、努力實踐真善美”，其他由多到少依次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某種宗教”。可見，國中學生對信仰的概念雖然有些模糊，但“嚴守社會公德、努力實踐真善美”是多數人恪守的。
但是，在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四個組別在信仰問題上是有區別的，下面我們看看大城市組與鄉鎮組的差別：
在面對“你認為中學生是否應該有自己的信仰”這個問題時，大城市組選擇“應該有”的學生只佔26.4%，而鄉鎮組則高達61%；大城市組選擇“不需要”“有沒有無所謂”的加起來高達67.8%，而鄉鎮組的數字僅為22.7%。
在回答“你是否認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 這一問題時，大城市組的學生選擇“堅信自己有信仰”的為19.5%，而鄉鎮組為22%；大城市組的學生選擇“沒有信仰”的為33.7%，鄉鎮組僅為12.7%。
“如果認為自己有信仰，那麼，你具體所信仰的是什麼”，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大城市組的選擇由多到少依次是“嚴守社會公德、努力實踐真善美”、“某種宗教”、“對國家民族的忠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鄉鎮組由多到少依次是“嚴守社會公德、努力實踐真善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某種宗教”。
3.關於信仰的形成
那些認為自己有信仰的被調查者中，14.5%的人認為自己的信仰是從國小階段開始形成的，14.7%的人認為是從中學階段開始形成的，38.4%的人認為是“逐漸形成的，説不清什麼時候”。
對於“對信仰的認知主要來源於哪裏”這一問題，由高到低依次是：學校教育、父母親人的灌輸、網絡書籍報刊等媒體、同學朋友的影響。
我們認為，學校教育對學生信仰的形成至關重要，這在具體事例中也有所體現：今年6月，教育部舉行以“雙百人物”命名班級授牌活動，中國中學生報記者參加並採訪了來自英雄模範人物成長、戰鬥過的地方的李大釗班、劉胡蘭班、董存瑞班的同學們。他們告訴記者，在他們學校，校長、老師每年都會舉行紀念英雄人物的活動，通過英雄事蹟倡導學生向英雄學習，這些學生非常真誠地告訴記者，他們發自內心地崇敬自己家鄉的英雄人物，希望自己長大能像他們一樣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由此不難發現，中學生價值觀和信仰的形成離不開學校教育的指引以及身邊模範人物的影響。
為求進一步瞭解，我們在調查問卷裏設計了“你認為在中學裏是否應該開設關於信仰的課程，從而開拓學生的精神領域”這樣的問題，結果顯示，一半以上被調查的國中學生認為應該開設。具體結果如下：認為應該開設的有1661人，佔50.8%；656人反對開設，佔20.1%；持“開不開無所謂”態度的有488人，佔14.9%；另有298人表示“説不清楚”，佔9.1%。
從中可見，作為中國小生，學校教育和同學友伴的影響對其信仰的形成作用巨大，而學生也希望學校能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可以説，學校教育是幫助學生樹立信仰的主陣地。
這次問卷調查，我們專門選擇了兩所中等城市的兩所中學各一個高中班，把同樣的問卷發給學生。結果顯示，高中學生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與國中學生大相徑庭。
專門針對高中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對於“對信仰的認知主要來源於哪裏”這一問題，由高到低依次是：同學朋友的影響、學校教育、網絡書籍報刊等媒體、父母親人的灌輸，分別佔48.1%、22.8、17.7%、8.9%。這個結果表明，同學朋友的影響已遠遠大於學校教育，而網絡書籍報刊的影響也超過父母親人的灌輸，與學校教育接近。這與對國中學生的調查結果大不一樣。
一項廣州學生網進行的調查顯示，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們寧願和寵物分享心事，都不願意找家長和老師傾訴，而網絡得到了同學們的青睞。為此，《中學生》雜誌專門就網絡上的“青年導師”這一話題進行了討論。
在互聯網這個空間裏，總能找到這樣的一羣人：閲歷豐富、誠懇熱情、樂於和年輕人分享。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存在於學生們的現實生活中，這樣，學生們既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也不必擔心會被對方“出賣”。隨着時代發展，很多中學生都認為“最愛的青年導師都在網上”。
哪些人或事通過網絡影響了你的成長？《中學生》雜誌的討論顯示，“導師多樣，總有一款適合你”，明星偶像、成功人士、草根英雄都可以成為學生成長中的“青年導師”。具體一點説，李開復、俞敏洪、馬雲等勵志型導師，蔡康永、鄭淵潔、劉墉等温暖型導師最受學生青睞。另外，很多學生將無所不知的“百度知道”、“天涯問答”也視為自己成長中不可或缺的導師。
4.值得關注的現象：社會化程度越高，道德似乎越淡漠
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中學生在社會化進程中，社會化程度越高，其道德似乎越淡漠。我們專門針對高中學生的問卷結果也表明，高中學生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與國中學生很不一樣。
在回答“當你遇到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討的人，你通常會怎麼辦”這一問題時，國中學生中回答“每次都給予幫助”的佔23.6%，而高中學生中只佔12.7%；
選擇“裝成沒看見，從不幫助”的，國中學生佔6.8%，而高中學生佔8.9%；國中學生中，有7.6%的人選擇“認為不值得同情，拒絕幫助”，而高中學生佔到19%。
在回答“在公共場所，如果你手裏有廢棄物，你會怎麼辦”時，選擇“找個角落扔掉”的國中學生佔7.5%，同樣的問題，高中學生中有13.9%作如是回答。而回答“視周圍環境而定，如果環境髒亂差就扔掉”的國中學生佔18.6%，高中學生佔到27.8%；選擇“隨手扔掉”的國中學生僅佔6%，而高中學生佔30.4%。最能體現社會公德意識的“一直拿着，直到發現垃圾箱”，國中學生中有67.2%作此選擇，而高中學生中作此選擇的僅為26.6%。
對考試作弊的現象的看法，國中學生中有51.6%的人認為這是“不道德、不公平，與小偷小摸沒什麼兩樣”，而高中學生中只有24.1%的人持此觀點。國中學生中有27.4%的人認為考試作弊“不道德，但考不好更沒面子，壓力更大”，高中學生中持此觀點的佔38%。認為作弊“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不敢的”國中學生僅有5.6%，而高中學生中卻佔24.1%。
在回答“在公共汽車上，如果有老人、殘疾人、孕婦站在你附近，你通常會怎麼辦”這一問題時，國中學生中表示會“主動讓座”佔64.5%，而高中學生中僅有31.6%。選擇“視情況而定，如果實在沒有人讓，我才讓”的國中學生為17.9%，高中學生為35.4%。
在“你是否認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這一問題面前，“堅信自己有信仰”的國中學生中佔19.4%，而高中學生中僅為2.5%；“説不清楚”的，在國中學生中佔11.6%，在高中學生中則上升為17.7%。
“南京彭宇案”及隨後各地類似版本的“彭宇案”出現後，老人摔倒竟無人敢扶了。有人説，“彭宇案”讓中國人的道德觀倒退了50年。在採訪中我們瞭解到，遇到老人摔倒，國中學生表示會去攙扶的要高於高中學生，有更多的高中生表示“怕自己變成彭宇”。我們認為，國中生更單純一些，而高中生接觸到的社會各種信息更多，他們想的更多，不一定都是“道德退步”。比如，會不會幫助路上遇到的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討的人？有19%的高中生表示拒絕幫助，而表示拒絕幫助的國中生只佔7.6%，有高中生説：“誰知道他們是不是騙子？是不是背後有人指使？”
（二）社會問題影響信仰與道德品質的形成
社會轉型大潮是當今中學生社會化過程中不能迴避的環境，給他們的成長、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使成年人世界難以對中學生屏蔽社會問題，因此，他們面臨的是與成年人一樣的世界，包括裏面的種種不公與醜陋。這必然對人生觀、價值觀正在形成過程中的中學生產生影響，影響着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
1.中學生對社會問題的看法
在我們設計的問卷裏有一些是想了解中學生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從結果看，中學生道德品質的完善和信仰的形成受到社會環境的巨大影響。
比如，在面對“你對我國發展形勢的看法”這個問題時，僅有885人佔認為我國是“持續、健康、和諧地發展”，佔27.1%；認為“發展很快，但也有一些問題”的有1061人，佔32.5%；而認為“表面上發展快，實際上問題很多”的有1050人佔32.1%；認為“形勢嚴峻，面臨危機”的有198人，佔6.1%。
在問到“我國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是什麼”時，選擇“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人最多，其次是“貧富差距過大、失業與就業艱難”，再次是“貪污腐敗”、“環境惡化”。
在被調查者中，不認同“我國目前社會道德滑坡現象嚴重”的僅有160人，佔4.9%；1468人（佔44.9%）選擇“部分認同，但大體良好”，1060人（32.4%）選擇“部分認同，但趨勢越來越糟”；有532人（佔16.3%）“完全認同，對這一問題的好轉缺乏信心”。
當問到是否認同“當今社會金錢是否萬能？有錢就有一切”的看法時，有1520人認為“金錢雖然不是萬能，但作用越來越大”，比例高達46.5%；488人認為“越來越多的事例表明，有錢就有一切”，佔14.95%；對此不認同的僅有744人，佔23.1%；另有468人（佔14.3%）表示“説不清楚”。
對社會是否公平這個問題，學生們也有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來源於媒體披露的新聞事件、家長在家裏的抱怨，也來自於對自己學校、班級一些現象的思考。一些學生表示，父母調動工作、自己轉學都要花錢送禮，“不送禮根本辦不成事”。有學生反映，領導的孩子、有錢人家的孩子在很多時候會得到學校和老師的照顧；他們在節假日給老師送的禮很重，老師會安排他們當幹部。
在問卷調查中，有將近一半人（1587人，佔48.6%）認為當今的社會“不太公平，有錢人得到的機會更多”；有476人（佔14.6%）認為當今的社會“很不公平,好人沒有好報”；還有597人（佔18.3%）表示“説不清楚”；認為當今的社會“非常公平，有付出就有收穫”的僅有517人，佔15.8%。
社會公平問題也反映在對中大學聯考制度的看法上，1087人（佔33.3%）認為當下的會考大學聯考制度“不公平，富二代就能上好學校”、611人（佔18.7%）也認為“不公平”，原因是“加分現象嚴重”，另有606人表示“説不清楚”（佔18.5%）。真正認為當下的會考大學聯考制度“非常公平，分數高的就能上好學校”的只有906人，佔27.7%，遠遠低於半數。
2.社會現象對中學生的影響
今年1-2月，本報做了一個選題：《奢侈消費離我們有多遠》。時值春節期間，壓歲錢成為不少中學生的一大“收入”。通過採訪和調查我們發現，約45%的學生“有過購買名牌產品、出入高級消費場所的經歷”，約55%的學生表示接受奢侈消費，只有30%的學生認為應該制止奢侈消費行為。
中學生的消費觀令人吃驚，集中表現在追逐名牌時尚用品、人際交往。如iphone手機、耐克鞋、名牌化粧品成為備受追捧的消費品，出入高級娛樂場所、大擺生日宴、送貴重禮物等現象也比較普遍。對於金錢來源，多數學生表示要靠父母提供零花錢。
通過和有關專家共同分析這種現象，不難發現中學生的消費觀大多受家庭、社會的影響。例如，有些父母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吃好、穿好、兜兒裏有錢，對孩子幾乎是有求必應，反而形成中學生不勞而獲的心理習慣。再例如，中學生的消費觀多受影視劇情節影響，劇情中富家公子揮霍式花錢，造成中學生產生類似“金錢是萬能的”“金錢購買娛樂”等錯誤觀念。
從這次問卷結果來看，雖然反映出當代中學生的道德操守現狀令人欣慰，但不可否認，在我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當代中學生的道德操守還是發生着變化。
比如，面對“如何看待有的人為了當班幹部而請同學吃飯”這個問題時，認為這是“很正常、也很無奈的做法，社會風氣如此”的有901人，佔27.6%；另有431人認為“雖然不好，但確實有效”，佔13.2%。兩者相加，竟高達40.8%！
過去總以為中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主要是受所處家庭、學校小環境中的學習壓力、人際衝突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而社會道德滑坡、貧富差距加大、官員腐敗等社會大環境與中學生的生活距離遙遠。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我們在採訪中瞭解到，中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或多或少與社會不公、官員腐敗、貧富差距加大、就業艱難等社會問題有關係。貧富差距過大使不少人心態失衡或喪失信心，有些人因此而形成錯誤的價值取向和人生觀，一些人為達到快速致富的目的而不擇手段。而某些富人的致富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容易被貧困者（甚至包括一些小康者）放大為所有富人的致富方法和生活方式，於是在一些中學生眼裏，富人等同於壞人，既然壞人能致富，就説明社會不公正，説明過去的信仰不能令人信服。這些社會大環境的問題對中學生的言行和心理造成了衝擊，中學生本身就可以切身體會到彼此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貧富差距，比如，每日口袋裏帶的現金的多少、以外生活用品檔次的高低(如手機)、是否有車接車送、車的等級等等。而官員腐敗等現象，通過各類媒體、家長、老師、同學之間口耳相傳，在成長中的中學生心靈中留下了對社會公正、公平和誠信的疑惑，動搖了部分中學生對國家公器的信任、對信仰的尊崇，在他們心靈上打上社會不公的烙印，對他們形成中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都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這些社會問題對中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起着負面的催化劑作用。
我們認為，一些中學生信仰缺失、道德弱化，表面上的原因（或者説直接原因）在於家庭監護失靈、家庭教育出現偏差、有關部門管理不到位致使社會上的不良誘惑過多等等（其實這些也是社會問題）。但是，社會發展中的失調才是深層原因。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發展中出現種種失調現象，都會從不同渠道對民眾產生影響。十幾歲的中學生已經開始獨立思考，但又沒有完全成熟，對事物缺乏分析能力，容易形成偏激的看法，這些都會成為他們信仰缺失、道德弱化的因素。
3.現行教育體制阻礙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
考試作弊是缺乏誠信的典型表現。我們在問卷裏設計了一道題：問學生對“考試作弊”的看法。從結果看，絕大多數學生認為考試作弊是不道德的，但這其中有894人（佔27.4%）雖然認為不道德，但覺得“考不好更沒面子，壓力更大。”
面對“考試時，有同學希望你幫他作弊，你會怎樣”這個問題，579人表示“如果方便的話，會給關係好的同學幫忙”，436人表示“重要考試時如果方便，就會幫忙”，兩者相加比例高達31%。
由此可見，考試對學生的壓力，而壓力直接考驗着學生的品德。
在平時採訪和座談中我們發現，學生的成績壓力要遠大於作業壓力。成績壓力不僅來自老師和家長，也來自學生自己的內心，包括努力想提高成績的壓力、成績不好面子上的壓力（評價壓力）。這些壓力，會扭曲他們的是非觀念，影響良好道德品質的形成。
我們在採訪中瞭解到這樣的現象：某校一些班級裏，一到期末考試前，班裏學習好的那些學生的筆記本就會莫名其妙地丟失。後來真相大白，筆記本被另一些同學“藏”起來了，一是偷看裏面的“真經”，二是不讓他們考出好成績。
我們在北京市做家長訪談時，一位家長描述了自己的女兒的一件事：老師要求學生去買某種教輔書，她女兒在西四某書店買到了，同學問她在哪裏買的，她説是媽媽給買的，就是不説在哪裏買的。媽媽問她“為什麼不告訴同學？”她竟回答：“我沒説是在東四買的就不錯了。”孩子的回答讓家長大吃一驚，可女兒卻振振有詞：“您願意班裏的同學都排在我前面嗎？” 這位家長對我們説：“只是覺得現在的孩子自私，真沒想到會發展成這樣。”
以前在採訪時，我們常能看到一些學校教學樓裏的廁所鎖着，只有老師能用，學生則要到操場上去上廁所。學校領導説是為了保證老師上廁所，但仍然有些老師私下透露：如果讓學生用，會弄得很髒，有些學生洗完手連水龍頭都不關，會浪費水，等等。這不禁讓人感到詫異：這可是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告訴學生要講衞生、講公德、要節約用水，這些不正是教育的一部分嗎？為什麼要放棄這種教育呢？學校領導説，把成績搞上去、學生在學校裏別出事，這是學校的兩大中心工作，其他的事也就沒有精力去做了。
新疆烏魯木齊市某中學老師設計了調查問卷，只一天時間就收回了500份，可統計了同學們的答案後，老師卻高興不起來了。因為在回答“學習動力”這個問題時，84％的同學選了“為了自己將來的生活、工作和家庭”，選擇“為了祖國富強和社會發展”的不到10%；而“如何看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30名學生認為“國家觀念可淡化”，有136名學生認為“個人自由，無須強求”；在回答“你崇拜的人是誰？”時，有20名學生崇拜科學家、106人崇拜歌星、190人崇拜父母，而剩下的134人崇拜對象是自己。與此前後，廣東深圳“90後眼中的成長與責任”調查結果出爐，近六成受訪的90後青少年自認有社會責任感，而高達99%的人願意在成人之後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對於成年後希望做的第一件事，近三成的人希望“去一次長途旅行，增長見識”，24.5%的人則希望“參加一次有意義的活動，如獻血等”。
兩個調查結果大不一樣，為此，《中學生》雜誌就“80、90後是否缺乏社會責任感”這一問題組織了討論。大家認為，80、90後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是最健全的，而開放和寬鬆的環境也讓新一代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參與到社會建設中來。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有新鮮的想法，並且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體現社會責任感。另外，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一代代青少年對“社會責任”的理解和踐行也不同。現在的年輕人對國家的關心是有一點淡化，他們對潮流、對新東西比較敏感和關心，對沉重的話題不像以前的年輕人那麼在意。但這未必是壞事。現在的年輕一代自我意識很強，但不代表他們完全不關注社會。當集體和家庭需要他們奉獻力量的時候，他們同樣也會義無反顧。社會責任感不是單單是那些以前宣傳的“見義勇為”、“幫助弱小”、“拾金不昧”等等，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青年人向極端的集體主義告別，都是進步。
但《中學生》雜誌的討論仍顯示，現行的教育體制制約了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形成。80、90後並不缺乏愛國熱情，愛國熱情可以在瞬間爆發、在突發事件中表現，比如舟曲泥石流、菲律賓劫持香港人質事件等等。但社會責任感應更多地體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表現在對社會和他人的服務幫助中。可現如今，從老師到家長，他們最關心的是學生、孩子能考多少分，在學校、在班上是第幾名。於是，在教育方面，也儘可能多地灌輸一些“自私”的東西，譬如“自己會的不要告訴其他同學”，“多留心成績好的同學看什麼參考書”等等。久而久之，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就在許多青少年的身上表現得越來越強烈。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學生，“社會責任感”自然會受到削弱。
（三）對策與建議
要讓中學生都有信仰、都能樹立遠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必須深化改革，努力改變社會大環境。在社會大環境尚未明顯好轉的情況下，還要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加大思想品德教育並在教育形式加以創新、加大對青年團員的教育。
1.深化改革，努力改變社會大環境
要讓中學生都有信仰、都能樹立遠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必須深化改革，努力改變社會大環境。
當國家正在草擬“十一五”規劃綱要時，中國爆發了被廣泛認為是自1978年以來對改革開放分歧最大的一次爭論，爭論從對國有企業改制擴展到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製度、就業問題、教育和醫療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等幾乎所有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要不要繼續市場化改革、什麼樣的改革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惠、國家採取什麼樣的公共政策能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可以説，這場大討論對國家制定“十一五”規劃產生了重要影響，“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國家將“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在這個背景下，人們普遍認為，“十一五”規劃綱要的出台，標誌着中國進入了新的戰略發展時期。
2005年2月2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為“和諧社會建設”定下基調：科學發展、民主法治、以人為本、社會公正。這就強調了公平公正的問題——以人為本，意在關注民生；而民主法治，則着眼於社會公正。
隨後這些年，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社會事業加快發展，積極解決人民羣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等等……這樣的提法在五六年以前是很少見的，它説明中央把民生問題看成頭等大事。在“十一五”“十二五”規劃中，對縮小貧富差距、注重社會公平公正有強烈體現。
2.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拋棄競技教育體制
深化改革，改變社會大環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這個過程中，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拋棄競技教育體制是當務之急。
分析近些年中學生信仰缺失的現象，就會發現它帶有顯著的中國校園特徵，而這個“中國校園特徵”中最顯著的，就是淘汰式的“競技教育”。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競技教育與未成年人信仰缺失之間存在着因果關係。
我們的義務教育是面向全體適齡公民的，按理説它應該是公民教育，然而，由於中國的實際情況，義務教育已變身為優勝劣汰式的競技教育，高中教育更是如此。學生在競技教育環境下要經過數次擇優和淘汰：屢禁不止的面向國小生的“奧數班”和各種“考證”行為是學生的第一次選擇和第一次淘汰。會考是第二次篩選，考上重點高中的學生上大學就有了保障，沒上重點高中的學生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有一線希望。高中生將第三次面臨或上大學或被淘汰的選擇。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巨大的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的學歷崇拜之風、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緊缺（與人口相比）等等，都是催生競技教育的土壤。於是，學生之間、學校之間為升學和升學率而形成的競爭就成為必然，升學也就成了學校、老師和家長共同追求的目標。由此，也就產生了一種不科學但可以理解的社會評價體系：能否升學、能否升上名牌學校，是社會評價一個學生優劣的主要尺度，升學率則是社會評價一所國中和高中是否優秀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能否順利升學的最主要的標尺——考試，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學校工作的主要指揮棒，並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負面效應。
競技教育的核心是以分數來淘汰學生，它所產生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嚴重損害了中學生健康成長。
負面效應一：形成扭曲的評價體系
競技教育的核心是唯分數論、以分數來選擇和淘汰學生，這樣一來，所形成的評價標準必然是扭曲的：好學生的標準是聽老師的話、遵守紀律並最終能考上好的高中和大學，好老師的標準就是所教的學生分數高、能考上重點中學和大學，好學校的標準就是升學率高、升入重點高中和大學的學生比例高，好家長的標準就是子女能考上重點中學和大學。我們國家的教育方針對學生、對教師、對學校都有比較全面的評價標準，但一進入學校，這些標準就會被大大弱化和邊緣化了，而分數則成了唯一或基本標準，教育也就走向了異化。
這種單一的評價標準和由此而產生的評價體系，是產生毀滅學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魔爪，是產生校園歧視的沃土，是學生厭學、學校出現大量“差生”的温牀。
負面效應二：學生課業負擔重、精神壓力大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學生的壓力巨大。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幾年前經進行過一項未成年人精神和情緒狀態方面的研究，研究發現，在七年級到高三這個時期，青少年的憤怒、攻擊、抑鬱、茫然指數都很高，從七年級起全面上升，九年級時達到第一個高峯值，之後開始下降，到高二降到最低，高三又開始上升並達到這一時期的最高值。把他們的指數與成年人和癌症患者進行對比會發現，學生的攻擊、憤怒、抑鬱指數竟比成年人和癌症患者還要高。另一組調查數據也顯示，有36%的中學生在走進校門的那一刻感到心情鬱悶、緊張、疲憊、厭煩、焦慮和恐懼，中學生對學習很有興趣和比較有興趣的比例不足50%，80%以上的學生由於大學聯考競爭而產生“失敗者”的心態。
負面效應三：中大學聯考是中心，重智育輕德育
中學生課程多、作業多，6年間要上二三十門課，但真正給學生帶來沉重負擔的卻只有會考、大學聯考必考的幾門課。學校重視的是這幾個科目，學生的時間也主要花在它們身上。
具體表現為：思想政治僅僅是作為一門功課，更確切地説是作為一種知識教育而存在（這是必要的），卻沒能很好地體現在日常行為規範教育裏。何況，即使作為一門知識，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課也不受學校、學生重視，主要原因在於它不在會考、大學聯考的範圍內。
我們的問卷結果也顯示，中學生對思想政治課興趣不大，認為學校的德育工作對自己的生活沒有多少指導意義。
具體結果如下：對思想政治課有興趣的僅為1383人，還不足一半；而沒有興趣的有324人，興趣一般的高達1046人，只對個別內容有興趣為313人，三者相加為1683人，超過半數。
如果不喜歡思想品德課，主要原因什麼？回答最多的選項依次為：“內容與社會生活實際相差太遠”、“教材內容比較深奧、枯燥”、“課程本身實用價值不大”、
“老師教學水平不高”。
學校的德育應該對中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可問卷結果顯示，僅有1600人認為學校的德育對自己的成長“很有指導意義”，還不到半數；其餘的人認為“指導意義不大”、“基本沒有指導意義”、“説不清楚”。
其實，有些課也可以進行思想品德教育，也屬於會考、大學聯考的範圍，如歷史、地理等，但只要是不考的內容，學生就不會認真學，老師也不會讓學生在這些內容上花時間。2005年12月1日是昆明“一二•一”愛國學生運動60週年紀念日，這前後，《春城晚報》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當地近半數被訪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不瞭解“一二•一”運動的史實，有的甚至完全不知道。對此，一些學生認為很正常，因為教科書裏關於“一二•一”運動的這部分屬於非考內容，大家自然不去看。
競技教育導致德育被邊緣化，最直接的後果是造成不少學生理想缺失、道德水準下降。如今，談論為祖國、為人民會被很多學生譏笑，過去許多先烈、英雄，學生連聽都沒聽過，而當明星、掙大錢則被廣泛認同，這足以説明我們的思想品德教育存在嚴重問題。
負面效應四：素質教育步履維艱
近些年來，每年都會發生大量女中學生被騙失身或被拐賣到色情場所的事，人們不禁有了疑問：為什麼十幾年的學校教育卻給不了學生基本的判斷力？結論是我們的教育與社會環境嚴重脱節、素質教育離要求很遠。
現今的學校教育與社會環境衝突得很厲害。
不少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因此很少能對成長中的學生進行社會問題（包括負面現象）的分析和引導。學校也很少與外面單位建立聯繫，安排學生參觀機關、企業，讓學生了解社會，並主動尋求社會力量對學生教育（主要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支持。如今有兩個現象值得人們思索：一是學生5天在學校受到的正面教育抵不上在校外兩天所受到的消極影響；二是一到寒暑假就會成為學生違法犯罪的高峯時段。這正好説明我們的學校教育與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節，一些學生走上社會（甚至一走出校門），一遇到問題便不知所措，容易被社會上不良的東西所誘惑。
“加強素質教育”、“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等是十幾年前教育部提出來的，加強素質教育就是迴歸教育本來的目標：即把未成年人培養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可由於競技教育的壓迫，這些年來素質教育僅停留在口頭上。不少學校自稱素質教育搞得不錯，細一看，也就是多開了幾個特長班（音樂、體育、美術、寫作等），培養了一些有一技之長的學生，這僅僅是素質教育的一部分，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
中學教學以會考、大學聯考為指揮棒，於是，課程被有意無意地分成主科、副科，主科是數學、外語、語文，而物理、化學、生物、政治、地理、歷史等科目會考、大學聯考還要考，只因佔的分數少而被列為“次主科”，而音、體、美等則成了不折不扣的“副科” 。正規的課尚且如此，那些應該學又沒列在課表上的課，比如青春期教育、禁毒教育、預防艾滋病教育、安全教育、消防教育、國防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等等，在很多學校即使開設了，往往也是走過場。近年來，每當教師節來臨時，就會出現“鮮花只獻給班主任和主科老師”的場面，副科老師在學校裏被越來越邊緣化。在學生成長中同樣起重要助力作用的知識，僅僅因為會考、大學聯考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這難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嗎？
課堂如此，課外活動也如此。現在的中學，尤其是大學聯考競爭更激烈的省份的學校，雖然課外也開展思想品德教育和社會實踐教育活動，但真正搞得好的並不很多，多數都在走過場。我們於2002年至2003年曾利用到學校採訪的機會就這個問題進行過了解，走訪的40多所學校涉及6個省市，既有大城市裏的學校，也有縣城中學和鄉鎮中學，一年中走出校門開展4次或4次以上思想教育（包括參觀、掃墓等）的學校僅有8所，開展過1次至3次的有17所，其餘學校一次也沒開展過。
素質教育，培養的是一個人的品格、才能與體魄，而競技教育表面上是培養才能，實際上只是在考試分數上下功夫。如今不少學生沒有遠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缺少忠誠、無私、寬容、講誠信、重責任感的品行，又沒有堅韌、頑強的毅力和健康的體魄。這與學校教育的偏差關係很大。
負面效應五：“差生”現象
2005年6月，河南某中學一個高一年級學生給省委書記寫信，信中説：“雖然我們成績差，可我們同樣有理想、信念、愛憎，我們也想學習好，也想考大學，我們需要理解、幫助、尊重，因為我們同樣有自尊心。”這封反映“差生”心聲的信，再次引起人們對“差生”問題、對應試教育的關注。
現實生活中的所謂“差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競技教育是淘汰式的，在這個環境裏，所有學生都會被分為三六九等，有“確保”的、有“還需努一把力”的、有“需下大力氣還有希望”的，剩下的就是“陪太子讀書”的角色，“陪太子讀書”的這部分學生就被稱為廣義上的“差生”，他們中的多數人僅僅因為不喜歡學習或者學習困難但人品尚可，少數人則是學習不好品行也不佳的，會被老師們稱為“雙差生”，屬於狹義的“差生”。有人估計，在中學階段，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無法跟進學校正常的教學進度，於是，落後者很容易迷失在學業的泥潭裏，從“陪讀”到被邊緣化。
我們在採訪中發現，有一種學生，學習上不能説不努力，但也沒到“特別努力”的程度；學習成績中等或偏下，這在大多數普通中學裏是考不上重點高中或大學的；一般來説也比較守紀律，不會讓老師操心；也因為他們考學沒希望，老師不用為他們補課。因此，他們在班裏常常成為可有可無的角色，有時老師一整天都不會和這類學生説上一句話。其實，這類學生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絕大多數方面都是合格的，但因為競技教育體制的要求，他們在老師眼裏卻變成不合格了，成了競技教育中被淘汰的一羣。由於被忽視，他們的心態也會起變化，一些人會做出出乎老師意料的舉動，比如曠課、打架、搞些惡作劇，而更多的則會投身互聯網，在網上“生活”。
另一類“差生”是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本身就帶有一些不良習氣，而在競技教育體制下，老師又沒有精力去教育他們改掉不良習氣。這樣，他們在國小階段就戴上了“差生”的帽子，對學校已產生了很強的敵意。進入中學後，學校對他們也沒什麼辦法，一些老師要麼哄着——只要別搗亂就行，要麼訓斥、懲罰，但效果不佳，很多時候反而加劇了師生矛盾。
山東某地曾發生一起高中生殺害老師的案件。少年兇手事後對辦案人員説，自己學習成績差，總得不到老師提問，有一次他沒去上早操還被老師當眾用圓規打了。於是他便認為老師看不起他，有意與他“過不去”。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位老師是“差老師”，據他的同事和學生們反映，他熱情、外向，多才多藝，與同事、與學生關係都很好。當然，不論什麼事都不應成為犯罪的理由，但現實中的“差生”現象的確應該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我們在採訪中發現，由於受到忽視和歧視，“差生” 們更很容易產生消極情緒，甚至產生敵視社會、敵視他人的扭曲心理。他們大多有心理問題，逆反心理、稱霸心理、獵奇心理、報復心理、虛榮心理比其他同學要強得多。這些所謂“差生”不是個別的，哪個班哪個學校都有，他們的相容心理很強烈，會因共同的感受而結成友伴羣體，脱離主流社會而被邊緣化，往往成為犯罪團伙拉攏的目標，有的則乾脆組成幫派並漸漸演變為犯罪團伙。一般而言，到了九年級，差生的團伙犯罪現象相對要嚴重一些，因為九年級時，學生裏“兩極分化”現象越發明顯，有希望上重點的、甚至有學上的學生會很努力，老師對他們抓得更緊，而“差生”覺得上學無望就會更加散漫，老師對他們會更加輕視，有的學校怕他們擾亂課堂秩序，甚至會放他們的“假”。安徽某市公安部門2003年給本報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説，近來當地抓獲3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團伙，涉案人員33人，其中70%是九年級畢業班裏的“差生”，15%是其它年級學生。他們採取溜門撬鎖、翻牆、挖洞等手段瘋狂盜竊，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競技教育負面效應六：學生厭學
中學生厭學是普遍現象，厭學的原因多種多樣，被老師歧視的“差生”、感覺考不上大學的學生、在競技教育重壓下忍受不了的學生、感到不能學以致用的學生都存在厭學情緒。厭學者再進一步就可能發展成為流失生，這在城市和農村學校都存在。我國農村國中學生流失是近十幾年一直存在的問題，過去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上不起學，這兩年，國家加大了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從2007年起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不用再交納學費和雜費了，可是仍有不少學生輟學。湖北對當地幾個市縣的調查顯示，部分農村國中學生非因貧困而流失的人數逞增長趨勢，顯性和隱性輟學率平均超過30%。記者分析原因時認為，農民對教育信心下降、農村學校教育觀念和教育條件落後、素質教育不到位等。
競技教育負面效應七：家庭教育的重大偏差
由於競技教育的作用，連帶着家庭教育也出現重大偏差，在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家庭教育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素質教育要求學生全面發展，而競技教育要求學生在分數上脱穎而出。在競技教育的體制下，家長必然要求學生在分數上出類拔萃，而或多或少放棄了學生思想發育、品德和習慣的養成等目標。
我們的問卷調查顯示，有720人表示父母過問自己的情況，最多的是學習與生活（吃穿等），其次是交友情況。僅有129人表示，父母過問自己的情況，最多的是思想品德情況。
目標變得單一了，弊端也就逐漸顯現：
我們在採訪中發現，很多家長只督促孩子學習、只關心孩子成績，對孩子是否關心國家大事、是否願意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則很少關心，有的家長甚至反對孩子做“與學習無關的事”。由此，一些孩子對失去信仰無所謂、對良好的品德習慣是否養成也不在意、對不會做家務更是不着急，唯獨對考試成績很在乎。
生活上不能自理還在其次，心理上的脆弱是更大的問題。由於目標單一，家長寵孩子是為了他能上重點高中或大學，孩子享受這種待遇也是為了上重點高中或大學。因此，如果“考砸了”，很多人自然承受不了這種打擊。很多學生承認，家長給自己的壓力遠比學校大。
對孩子要達到的目標要求單一了，家長的教育水平也會隨之下降。我們的問卷調查裏有一個題目：“父母多長時間和你聊一次天兒？”42.1%的學生回答“兩三天”，24.6%的學生回答“一週左右”，15.1%的學生回答“一週以上”，12.9%的學生回答“很少聊天”。
這可以與幾年前一項對少管所裏失足少年的調查相互佐證：那些失足少年的家長中的大多數對孩子的不良行為並非放任不管，然而教育的效果卻不佳。為什麼會這樣？就因為家長的目標單一了，於是對孩子放鬆了了解，只重視學習成績，對孩子平時的交往、興趣愛好、心理變化都不怎麼關心，直到問題大了，家長才着急，但往往又束手無策。
3.學校主陣地作用不能放棄
上述現象，都是教育體制改革所亟需改變的。
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學校起着社會控制、社會調節、彌合社會衝突、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作用。從個人發展角度講，學校是一個人從家庭步入社會的中間環節。
中學階段，是一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開始形成的時期，一個人的最終定型，中學階段是基礎，舉足輕重。這個時期培養出的堅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品行操守，將使人受益一生。正因為一個人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是在中學，所以中學施加的教育，對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最為重要。另一方面，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舉辦中等教育，中學也集中了大批專業教師，配置了一定的（有些是良好的）教育教學設施。
從受教育者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而中學教育尤其是國中義務教育，是絕大多數青少年都能享有的。因此，無論從哪方面來説，學校都應成為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的最主要的陣地，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渠道，而中等學校則是這個主陣地中最重要的一塊，擔負培養未成年人具有遠大理想、良好品行、健全人格的任務。如果我們的教育只追求向高一級學校輸送學生、我們的學校只注重培養學生的智力而忽視品德，那麼，一些學生行為出現偏差就是必然結果了。
4．加強對團員的教育
在中學，團前教育大都開展，不少學校團課上得有聲有色。但是，由於競技教育的副作用，很多學校在學生入團後很少對團員學生繼續進行教育。
《中國中學生報》記者曾在北京某區法院旁聽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審理，4名年輕人中1人是農民、3人是某職業學校在校生，他們因搶劫而成為被告。值得注意的是，4人中只有1人過去受到過學校的處分，其餘3人平時都沒有劣跡，4人中有3人是共青團員。此事對記者有不小觸動，後來記者廣泛瞭解，發現違法犯罪的中學生中，團員並非個別。共青團是青年中的先進組織，優秀青年才能成為團員，可現實中，不少中學生入團之前表現很好，可入團之後就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很多學校對中學生“團前教育”很到位，但對團員的繼續教育卻做得不夠，不少學校連團日活動都開展不起來。記者曾就中學裏對團員的繼續教育進行過專題調查，走訪了一些學校，發現這個問題帶有普遍性。
在中學生信仰的問題上，應該加強中學校團委的作用力，通過團委的建設和工作的開展，對中學生信仰的形成起到積極促進、正確引導的作用。
去年底，《中國中學生報》記者參加了某團省委在中學召開的工作會議。在會議中，各校團委書記談起各自的工作以及現階段工作的瓶頸，一致認為，由於共青團及團員發展主要集中在中學階段，中學生團員的比例相當高，因此中學團委的工作相當重要。然而，中學尚未建立起細化、統一的優秀團員評價標準，往往是發展團員比較容易，具體到發展為團員以後的教育、考核等工作開展較少。這表明，我們應該重視起中學校團委工作，狠抓落實，在中學生思想品質建設、道德信仰形成過程中，起到具體而實際的作用。
在會議上，不少團委老師反映，經費問題成為中學校團委活動開展的制約因素。團委老師想要開展活動，卻缺少資金支持；由於學校其他事務繁忙，校方重視應試教育，團委老師也缺少施展的平台。但得到校方支持的往往工作開展比較順利、有成效。另外，團委老師工作流動性大，是另一制約因素。
正面的例子也有。某校團委書記聯合校長在學校開展了“紅色革命”系列活動宣傳，通過看電影、拜訪革命前輩等形式使同學們深入地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少同學竟然是第一次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共產黨員的熱血經歷以及忠貞不變的信仰。該活動反響不錯，這充分説明團委工作對於中學生思想建設是有實際用處的。
我們的問卷調查也反映了這種現象。
在問到“學校是否經常組織團員青年開展活動”時，只有932人表示“經常開展”。有1462人回答“很少開展”，佔44.8%；640人回答“基本不開展”，佔19.6%。兩者相加竟高達64.4%。
因為團員的繼續教育的缺失，導致學生入團後不能高標準要求自己，學生對身邊的團員自然也就評價不高。我們的問卷設計了“你對周圍團員‘青年突擊隊’作用發揮程度有何評價”一題，結果顯示，表示認可的有608人，基本認可的有914人。而回答“不瞭解”的高達1162人，佔35.6%，回答“不滿意”的有401人，佔12.3%，兩者相加為47.9%，幾乎達到半數。
我們在採訪中瞭解到，很多學生非常希望學校組織團員青年開展活動，問卷結果也顯示，有1584人（佔48.5%）表示“只要時間允許就願意參加”，1050人（佔32.1%）表示會“選擇感興趣的參加”，不願意參加的只有487人（佔14.9%），其中345人不願參加的原因是“太耽誤時間”、142人是覺得“活動沒意思”。
學生是否參與過學校、社區開展的公益活動（例如義務勞動、慈善募捐、慰問孤寡老人）？問卷結果顯示，1061人（佔32.5%）表示只要是有組織的活動，自己基本上都參加，1420人（佔43.5%）表示參與過幾次。從不參加的僅為291人（佔8.9%），449人（佔13.7%）表示學校、社區從沒開展過公益活動。
大凡學校主抓德育工作的領導和老師或多或少都有一種感覺：有勁使不上，雖然上有中央政策、下有社會輿論支持，但做起來仍然步履維艱：組織團員活動，可學校不給時間；明明每週都有一節班會，卻經常被任課教師佔用來補課；若開展全校性的思想教育活動就更難了。一些學校領導説，德育主要是在各科教學中“滲透”，但實際上，除了語文、政治、歷史等文科課程中能“滲透”一些外，在數、理、化和外語等課上則很難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開展“團後教育”很難。因此，中學共青團工作要想真正開展得好，也有賴於教育體制改革。
5．學校與社區結合起來，充分發揮社區的作用
社區起着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紐帶作用，社區對轄區內的中學生的狀況有一定了解，因此，在條件成熟時，應由學校與社區成立聯合團委會，採取社區介入的形式，共同協調，幫助未成年人樹立理想、培養道德情操。
上海閘北區北站街道曾有個“社區愛心學校”，成立於1996年2月，由街道團工委牽頭，街道婦聯、文教科和一些企事業單位作為理事單位，學校成員是從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的特困家庭的孩子，這些孩子中包括孤兒、準孤兒（父入獄、母改嫁或父自殺、母得精神病等）、病殘少年、父母雙雙下崗的少年、生活困難的單親家庭子女、特困知青子女、“問題少年”等。學校主要做了這樣幾件事：組織各種有益的活動，如免費體檢、聽英模報告、心理輔導、參觀、各類知識競賽，以豐富他們的課餘生活；街道與學員所在中國小簽定承包協議書，為每位學員在所在學校招募一位青年教師擔任志願指導教師，定期上門家訪，跟蹤、關心和反饋學員成長情況；利用社會捐款設立獎學金、助學金，幫助學員完成學業；給每個學員印製“談心專遞”卡，上面印有法官、心理工作者的電話，鼓勵學員們在權益受侵害或有了困惑時與法官、心理工作者進行電話溝通；每個學員都有一、二位街道幹部作為“關心責任人”，為每位學員建立檔案，為社會開展幫助提供資料查詢服務。
社區學校的成立，使這些孩子得到了很好的、很及時有效的幫助，少數有不良行為的孩子也都轉變了，社會對此給予了很高評價。
這是《中國中學生報》記者十多年前在上海採訪到的一個社區集體幫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範例，文章題目是《 66個孩子找到了另一個家》。原文較長，在此只作概括。它説明，至少在十多年前，我國一些地方就有了類似於社區集體幫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形式，據瞭解，近些年這種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社區介入”應以轄區內中學團組織和社區街道具體部門為中心，從轄區內黨政機關、公檢法部門、共青團、婦聯、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和學校中招募思想過硬、精力充沛、責任心強、熱心少年兒童工作的同志為志願人員，建立專門的小組，建立檔案、經常家訪、在物質上給予幫助、請志願者輔導等，同時也對家長在監護方面的失職進行必要的干預，讓受委屈、受虐待的孩子有個依靠。
“社區介入”對未成年人成長的助力還表現在成立“社區家長學校”、“社區學校”、“假日活動中心”等，充分發揮社區的功能。“社區家長學校”，重點在於普及家庭教育知識，“社區學校”和“假日活動中心”則應承擔未成年人閒暇期間的教育，組織各種活動，使他們以社區為家。“社區介入”可以充分發揮社區單位多、各種人才齊全、管理機構完備的優勢。社區家長學校和社區學校教師可由學校老師、法律工作者、心理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充當，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給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以強大助力。
一箇中學生每天在學校的時間往往要達到10小時左右，學校是他們接觸社會、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而社區則為學生回家後（包括假期）的生活提供了平台。鑑於目前中學大多數以升學為中心工作、思想品德教育、共青團工作開展不利這一現實，有必要將學校的“育人”工作結合社區工作進行通盤考慮，加強學校與社區的結合，以發揮學校的主陣地、主渠道作用。
這方面，可以考慮這麼幾個做法：
教育系統評“文明學校”時，應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
有的學生功課不錯，在學校也沒發現什麼品行問題，可一回到家就變了一個人，不尊重父母和鄰里長輩，不愛護小區花草樹木，隨意丟棄垃圾，欺負小區裏幼小同伴、擾亂鄰里安寧……，這與家庭教育不當有關，但學校作為育人的場所，難逃其咎。如果學校培養出不少這類學生，學校就沒有資格成為“文明單位”。因此，我們建議教育部門評選“文明單位”時要加上社區意見，以社區來促進學校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和法紀教育。
組建“假日活動基地”，承擔對未成年人閒暇期間的教育。
雖然我國近年來加大了對青少年校外活動場所建設的投入，但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據統計，我國有少年宮1000多座，平均每13萬學生才有一座，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博物館、文化館、紀念館、少兒圖書館、少兒科技館等場所，有些地方設施陳舊，對學生缺乏吸引力，即使如此，其數量也太少。據一項調查顯示，我國30%的城鎮中國小生感到假期“沒有新意”或“空虛無聊”。中國小生寒暑假有80多天，這期間家長要上班、學校又關門，不少學生在街頭閒逛，出沒於遊戲機廳、網吧或其他娛樂場所，不僅花費大，而且容易結交不良青年，走上歪路。因此，建立“假日活動基地”，加強對中國小生閒暇時間的教育和管理就很有必要了。
假日活動基地應以學校團組織和社區街道為中心，調動社區內包括中國小校在內的企事業單位的資源，在寒暑假期間組織學生開展社會調查、參觀訪問、軍訓、旅遊、健身和其他各類文體活動，形成社區——學校大教育體系。
新學期第一個雙休日，上海東南中學、啟新中學等7所中國小的9位同學坐在了一起，商議着一件大事——成立張家浜街道“青少年週末俱樂部”，作為俱樂部籌備組成員和未來俱樂部的領導人，這是他們召開的第一次籌備會。
在3次這樣的會議中，俱樂部的近期規劃誕生了。
開展共話教師社會問卷調查活動，瞭解老師在學生、家長心目中的形象；發出倡議書，倡議捐書，成立青少年自助書苑，按學校名稱設立藏書閣、閲書枱，由該校學生自己管理；召開家長和學生座談辯論會……
這是上海浦東新區張家浜街道社會教育活動的一個小鏡頭。為了豐富雙休日和假日裏學生的生活，張家浜街道黨委提出了創立“青少年週末俱樂部”的設想，由各學校推薦了9為同學擔任籌備組成員，街道黨工委負責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副書記被同學們聘為“顧問”。
創建“週末俱樂部”只是張家浜街道社區教育眾多活動中的一個。這個街道轄區內有7所中國小，為了使同學們在課餘也能有所作為，街道搭起了一個很大的“舞台”：街道圖書館與東南中學聯合開展了“編外小小圖書館理員”活動，東南中學七年級年級的40位同學在暑假和星期六來到圖書館幫助進行圖書分類，開展借閲工作，並輔導國小生閲讀；街道活動中心舉辦了愛國影片觀摩活動，安排放映15部影片，吸引了7000名學生參加；街道組織的“家庭尋根一日遊”活動，將學生和家長一起帶到川沙蔘觀訪問；“我愛祖國語言美普通話比賽”和“我愛浦東攝影賽”更是吸引了大批中國小生。不少居委會還把組織形式發展到了樓組，在樓組內設立“小小家庭俱樂部”，學生不出樓區就能開展集體活動，小同學受到大同學的照顧，大同學的責任心也因此大大加強。
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了張家浜街道上萬中國小生中的90%，同學們説，有了這些活動，我們有了在學校得不到的鍛鍊機會，為未來走上工作崗位打好基礎。
這也是十多年前本報記者採訪的一個社區教育案例，題目為《街道搭台，學生唱戲》，原文較長，這裏只是節錄。十多年前可以辦到的事，現在也應該辦得到。
三．結語
要讓中學生有崇高信仰、樹立遠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這項工作存在着艱鉅性和長期性，它最終有賴於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改善。這個大環境的改善包括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良好的道德風尚和人人以法為尊理念的形成，崇高的信仰在全社會重新樹立等等。在社會大環境尚未改善之前，我們仍然有許多工作可以做，比如加快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構建更加完備的未成年人思想教育體系，確立更重視品德操守與實踐能力而不是隻看學歷的人才觀念，努力淨化校園周邊治安環境和文化環境，不將升學率作為評價學校的唯一標準，不將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充分發揮學校作為培養未成年人思想品德、進行法制教育、樹立理想的主陣地作用，建設更多更好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動場所，建立家庭、學校和社區三位一體的未成年人教育網絡等等。這些工作既是在努力培育中學生崇高信仰和遠大理想，同時也是在努力改善社會大環境。
《中國中學生報》編輯部
注：
我們的調查數據是按國中學生和高中學生分別統計出來的，因為調查主要針對國中學生進行，所以報告中如沒有特別説明，其數據都是從對國中學生的統計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