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會在各種場合給年輕的特別是剛進入教師行業的老師們講我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的事：記得我剛參加工作是在一所鄉村中學——路口中學。這所學校原屬路口鄉，是這個鄉的兩所中學之一（另一所是樓古中學），坐落在路口鄉路口村的一片小山上，106國道從這兒經過。七十年代，在這兒開辦了一所“沙市區農業大學”，後來又改名九中附屬中學，之後才更名為路口中學。不過，這片小山的位置就改名為“農大”了。前幾天，曾在樓古中學任校長的袁政平老師來我家做客，幫我邀請了金家寶老師同來，我高興壞了！金老師就是我參加工作時的引路人之一。這也正好勾起了我對一些往事的回憶。
當時我校長是張傳錄老師，是一名十分開明的校長。他的管理理念是：只要你能夠把學生教好，教出成績、教出人才，課堂之外的時間，你做什麼，他是不顧問的，甚至有些老教師不備課也是默許的。所以，我們每每都會記得那一段時光：工作輕鬆，成績突出！那時候，學校有不少學科都是當地很有名的老師執教：語文有譚仲達老師，張雅老師；數學有張傳錄老師、張頂佳老師、張建國老師；英語有周磊明老師、羅愛國老師；地理有金佳寶老師……這些老師的課堂都非常受學生歡迎，而且教出來的學生成績都非常優秀。我真的很慶幸能夠從大學一畢業就來到這麼一所學校工作，學習這些老師的優秀品質和教學經驗。
當時，學校實際上只有六個班，每個年級兩個班。不過，班額比較大，一個班有六七十個人。因為是中文科班出身，學校就安排了我擔任七年級C27班的語文教學兼班主任。這可不是一個普通班級，被老師們稱作太子班——因為有好幾個教師子女和鄉鎮幹部子女都編在這個班。我感覺壓力很大。於是，只要一有空，就會搬一張凳子坐到譚老師或者張老師的課堂後面，認真地聽兩位老師的課，學習他們的課堂教學經驗。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養成了快速記錄課堂實錄的習慣。有一次，和龍伏中學的教科室主任一起到長沙聽課，我記錄課堂實錄的速度一度讓她十分驚訝！也因此而讓我練成了比較紮實的課堂教學基本功。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剛參加工作年輕老師們，有幾個願意去聽老教師的課的？上級規定的每期聽的課數都是逼着完成。他們往往眼高於頂，很看不起我們這些早年的專科生。總覺得比我們知識要淵博，能力要強！如果單是書本知識能夠讓一個人成就未來，為什麼古人會説“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就是要你去增長見識和積累經驗呀！
我很看不起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我認為，一個人和你交往，對你再好，如果他不孝敬父母，那麼這個就不值得交往。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他與你交好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我調回山田工作後，愛人張老師也隨之到了一所山區學校任教。這是一所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兩個老師的學校，任主任教師的是離我家不遠的一位老師。説實在的，他對張老師很不錯，而且假期還邀請我們去他家做客。那一天，他夫婦倆做了一大桌子的菜招待我們，他們的孩子在外面讀書，我家孩子也在瀏上幼兒園，就我們四個人，真的是太豐盛了！我覺得我們肯定吃不完。我知道，他弟弟一家在外打工，他父母就住在與他家共堂屋的西邊房間，加上兩位老人，也就只有六個人，我估計也會吃不完。可是，一直到我們吃完飯，也沒有看到兩位老人過來這邊。我很納悶，卻又不好意思問。吃完飯，我們在喝茶，兩位老人才一起過來給我們打招呼……回家後，我告訴我們家張老師：以後，他們家請客，我們還是不去了！我怕我會吃不下。
前不久，在網上有關於提高教師入職門檻的討論。其中就講到教師職業道德的問題，説是有很多老師“德不配位”，教師入職前要增加考核“品德”的項目。如果真有必要，我覺得，“孝敬父母”應該作為其中一個考核內容。
我在想，一個不能孝敬父母的老師如何能夠教育出孝敬父母的學生？一直以來，有不少在網絡上發表辱國言論的留學生被很多人不恥！我想大膽地問一下：一路走來，教他們的老師是不是愛國呢？是不是有老師在教他們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表達過類似的意識，讓他們潛意識中就有了這種思想？或者是他們的父母的意識形態裏有這種思想？
作為教師中的一員，我無意於把所有的責任歸咎於老師。帕爾默在《心內與凡外》一節中説：“抨擊教師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因為世人面臨着使其惶恐的各種各種苛求，對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或不能對付的惡行，需要找到替罪羊。”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的時候出現了帕爾默説的這種情況，老師很多時候都成為了“替罪羊”。我是老師，我不想自己成為“替罪羊”。所以，在我的文章或者作品中，我不會迴避老師中出現的問題，也不會把社會問題歸咎於老師，讓老師當替罪羊。因為“教師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他們是芸芸眾生中無權無勢也無力反擊的羣體”。(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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