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確切的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記載。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一説生於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大約卒於公元前86年(漢昭帝始元元年)，一説卒於公元前87年(漢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説卒於公元前90年(漢武帝徵和三年)。據説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時期，司馬遷的祖上來到秦國。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戰國中後期秦國著名的武將司馬錯。秦惠文王時期，司馬錯曾經在朝堂上與張儀辯論，辯論內容被收入《戰國策·秦策》，後收入《古文觀止》，名為《司馬錯論伐蜀》。辯論勝利後，秦惠文王派司馬錯等人出兵巴蜀，得勝而守之。
六世祖司馬靳(司馬錯次孫)為名將武安君白起副手，參與長平之戰，坑殺趙卒四十萬人，司馬錯、司馬靳等軍事之功為秦國奠定了一統天下的軍事基礎。
高祖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曾祖司馬無澤，在漢初作長安的一個“市長”(管理市場)。祖父司馬喜，沒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司馬談是當時一位非常傑出的學者，著有《論六家要旨》一文，系統總結了春秋戰國秦至漢初以來陰陽、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並對道家思想進行了高度肯定，該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的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司馬談在約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間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於家鄉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司馬遷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二十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説。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説“(他)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 二十五歲時，他又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説：“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為中國的農耕社會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專心寫作，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徵《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即《報任少卿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1.家譜世系
司馬遷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時期，司馬遷的祖上來到秦國。他的直系祖先是戰國時期秦國著名的武將司馬錯。秦惠文王時期，司馬錯曾經在朝堂上與張儀辯論，辯論內容被收入《戰國策·秦策》，後收入《古文觀止》，名為《司馬錯論伐蜀》。辯論勝利後，秦惠文王派司馬錯等人出兵巴蜀，得勝而守之。六世祖司馬靳為名將武安君白起副手，參與長平之戰，坑殺趙卒四十萬人，司馬錯、司馬靳等軍事之功為秦國奠定了一統天下的軍事基礎。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司馬談是當時一位非常傑出的學者，著有《論六家要旨》一文，系統總結了春秋戰國秦至漢初以來陰陽、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並對道家思想進行了高度肯定。該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的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司馬談在約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間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於家鄉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司馬遷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十九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説。在《自序》上司馬遷説“(他)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二十五歲時，他又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説：“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為中國的農耕社會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專心寫作，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2.司馬遷世系：
衞系：?(無從可考)
趙系：司馬蒯聵——司馬淺——司馬尚——司馬卬
秦系：司馬錯→司馬梗→司馬靳(蘄)→司馬欣(?)→司馬昌→司馬毋懌→司馬喜→司馬談→司馬遷→司馬臨、司馬觀、司馬英(漢丞相安平候楊敞之妻)司馬遷説：“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筆者就此查閲了大量先秦史書，卻不見衞國司馬氏的記載。趙國除了司馬遷介紹的司馬蒯聵外，司馬氏見於史書的還有司馬淺.、司馬尚及秦朝末年的司馬卬.。秦國的司馬氏較多，早期有名將司馬唐.、司馬錯.、司馬梗.、司馬靳和秦朝末年的司馬欣.、司馬昌.。因為衞國無司馬氏的記載，疑為司馬遷誤把中山寫成了衞。如衞國實為魏國，在“魏”者相中山，那就説得通了。中山國有司馬賙、司馬憙、司馬子期8.。此外散見於先秦史書中的司馬氏還有宋國的司馬牛.、齊國的司馬悍.、楚國的司馬翦.，此三人是否為少樑司馬氏我們不得而知
司馬遷以移花接木之術巧妙地把自己的前輩世系依附在司馬錯的名下，藉以炫耀自己祖宗的威望，同時也掩蓋了自己真正的直系先祖。
戰國初期進入秦國的司馬氏與後來秦國夏陽(少樑)的司馬氏同族並不同支。秦國名將司馬錯並非少樑人，他生在咸陽死在成都，應該是秦國咸陽人。秦國夏陽的司馬氏就是魏系司馬氏，也就是司馬遷的直系先祖。
按照司馬遷的“一族三分”説，我們現在可以重新排列一下少樑司馬氏家族的世系。(橫線為父子相承世系，虛線為輩分不清世系)
趙系：司馬蒯聵……司馬淺……司馬尚……司馬卬
秦系：司馬唐——?——司馬錯——司馬梗——?——司馬欣……司馬相如
魏系：?——司馬賙——司馬憙——司馬子期——司馬靳——?——司馬昌——司馬無澤——司馬喜.——司馬談——司馬遷
3.少年受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裏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10歲，司馬遷隨父在京城約22歲時，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職責是守衞宮殿門户，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據司馬遷自己説，他少年時期曾經“耕牧河山之陽”，也就是説他兒童時期曾經在家鄉從事過一些農業勞動。後來，他的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親也到了長安，然後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刻苦讀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他拜了很多名師做老師。司馬遷的家族，就是他這個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為史官，他有責任來記載帝王聖賢的言行，也有責任來蒐集整理天下的遺文古事，更有責任通過敍事論人而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借鑑。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有志於整理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試圖撰寫一部規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寫一部史書。從他父親開始就已有這麼一個理想，他的父親做太史令之後，就開始蒐集閲讀史料，為修史做準備。但是司馬談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獨立地修成一部史著，無論是時間、精力，還是才學知識都還不夠，所以司馬談寄厚望於他的兒子司馬遷，希望他能夠早日參與其事，最終實現這樣一個宏願。
於是，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司馬談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全國的漫遊。司馬遷從20歲開始的全國漫遊，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採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遊，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
比如説，他漫遊到汨羅江畔，在當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聲朗誦着屈原的詩，痛哭流涕，所以他寫《屈原列傳》寫得那麼有感情，他是親自去考察過，他是在學習屈原的基礎上來寫屈原的。比方説，在韓信的故鄉淮陰，他也蒐集了許多有關韓信的故事，並親自去問別人，説當年韓信受胯下之辱，瞭解韓信為什麼能夠受胯下之辱而不發怒，不願意去做出非法的事來，忍了。韓信那麼高的個子，從一個流氓兩個腿之間爬過去，如果按照他的個性，一刀就把他殺了。但是如果把他殺了，後來就不能夠建功立業了。韓信後來幫助劉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漢，封王封個侯，回了故鄉，韓信自己説：如果當初我把你殺了，我就沒後來的建功立業，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併為避禍而韓何改姓的何姓安徽廬江始祖，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的遠祖何庶題辭(別號：自修，軒轅黃帝第60世耳孫)：“更名改姓 因避強秦 寧去候統 甘為庶民 ;承先啟後 繼舊開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再比如説，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還和孔子故鄉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攬衣挽袖，一步一揖，學騎馬，學射。學行古禮，以此表達他對孔子的紀念。再比如説，在孟嘗君的故鄉薛城，他走鄉串巷，考察民風，而且他考察這個地方的民風跟當年孟嘗君好客養士有什麼關係，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這樣説，司馬遷在漫遊的旅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瞭解歷史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存留於人們口碑上的故事，獲得了許許多多從古籍當中所得不到的歷史材料，同時他深入民間，廣泛地接觸了人民羣眾的生活，使得他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認識逐漸深入。
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了祖國山河的壯美，陶冶了性情，從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學的表現力。所以説司馬遷的這次漫遊，正是司馬遷走向成功的極為堅實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4.和父親洛陽相會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司馬談這時候卻病了，經過漢武帝的允許留在洛陽養病，正好司馬遷從長安匆匆趕去追隨漢武帝，在洛陽見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遷在為《史記》寫的“自序”裏，詳細記錄了司馬談在“河、洛之間”對他説的那番語重心長的遺囑。司馬談説：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俯首流涕，對父親發誓説：“我雖不聰敏，請容許我把您已記錄編排過的有關過去的傳聞，完整地書寫出來，絕不敢有缺漏。” 洛陽相會，就這樣成為這一對鍾情於歷史學的父子之間的生死之別。
5.獲罪和《史記》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説：“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陛下。” 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便勃然大怒，説：“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叛徒強辯，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便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處理。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
不久，有傳聞説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死刑。但是漢朝的死刑要免死的話可以接受兩條路，要不交50萬錢，要不接受宮刑，宮刑是個奇恥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他忍辱負重，希望出現一線轉機。
後來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及此事中説道：“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
司馬遷認為受宮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原來，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
為了蒐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遊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説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此後，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閲讀和蒐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準備着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我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孔子周遊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後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孫臏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裏有鬱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於是，他把從傳説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蹟都作了詳細的敍述。他對於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於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司馬遷寫的《史記》，不僅內容翔實可靠並且文字生動優美，文字寫的栩栩如生，因此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學著作。因此，《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50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公元前91年(徵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字。
其中《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被改編成為人教版國小語文五年級下冊第18課《將相和》，並選為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四第11課《廉頗藺相如列傳》。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説：“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漢代
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揚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 “子長多愛，愛奇也。” 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説：“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説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 他説：“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 《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粧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聖歎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説：“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説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歎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説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説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説：“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説：“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説：“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敍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敍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説：“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説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説：“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説它是一部歷史小説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説：“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説：“《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説：“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鉅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師哲説：“1940年3月，我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領我去見毛主席，他同我親切握手之後，問我是哪裏人，我回答韓城人。”毛主席説：“喔，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驚詫，我想，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領導全國人民翻身鬧革命，晝夜操勞，日理萬機，還不忘讀《史記》，而且還能準確記住它的作者的籍貫，真了不起。”“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張旗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像他這樣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的，舉世公認的人，歷史文化名人，全國有幾人?我們應該好好地讀其書，學其人，弘揚其精神。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