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學説強調“法”（就是法律、法令，是要求臣民必須遵守的）、“術”（術就是權術，是君王控制駕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勢”（勢就是權勢，包括地位和權利，是君臨臣民的客觀條件）。
法家人物對這些各有側重，商君任法，申子用術，慎到重勢，而韓非則結合了法、術、勢，所以説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也是最早提出君權至上以及“三綱”的法家。
由於法家是“因時立法，因事制禮”的，所以，法家人物及各自的思想亦有別，如，《管子》提倡社會分工，甚至鼓勵消費（侈靡）；而《商君書》主張重農，抑制工商。
又如《韓非子》中提倡君主專制；而《管子》中則反對獨裁。
早在公元前536年，執政於鄭的子產將刑法鑄在金屬鼎上，公佈於眾，“三月，鄭人鑄刑書”（《左傳·昭公六年》）。
之後，李悝在魏國提倡“盡地力之教”；吳起在楚國“明法審令”；申不害在韓國“內修政教，外應諸侯”，都相繼公佈刑法，以及戰國早期，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這些政治家有幾位便是後來的法家先驅者。
當時，孔子、孟子為推行儒家的“內聖外王”而奔波於列國終不得展其志時，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則位極人臣，實現着他們富國強兵的夙願。
更有齊國名相管仲，曾以最初的法家理念托起了春秋時第一個強大的霸主齊恆公。
在從春秋爭霸到秦並六國的過程中，法家學説就政治層面而言，遠較其他各家的影響大。
直到西漢景帝時晁錯仍然代表着法家在政治舞台上施展着影響。
西漢武帝尊儒以後，法家的影響逐漸式微，作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家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法家的文獻流傳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戰國至漢代間人託管仲之名而編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
《商君書》（為商鞅及其後學者的著述合編）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
為韓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韓非子》（為韓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漢書·藝文志》中有一段評論説："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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