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散文《寫什麼》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我想了一想，説：“不會。要麼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並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後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彷彿有充分的選擇的餘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遊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説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裏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裏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説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於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豔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後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説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説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裏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於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蒐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着，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麼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複。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於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餘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説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張愛玲經典散文
《愛》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説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她記得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説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説什麼，他也沒有再説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個女子被親眷枴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説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説，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錢》
不知道“抓週”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週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裏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説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説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外，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裏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裏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裏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慾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裏的汽車伕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裏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脣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着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悦。眠思夢想地計劃着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的考慮着，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錢太多了，就用不着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着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
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侷促地想到自己，彷彿胸前佩着這樣的紅綢字條。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説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裏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又聽見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説：“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彷彿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着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於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眼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着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着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裏她是遼遠而神祕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着，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着，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着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説：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裏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裏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裏銜了一會兒。我拎着那濕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裏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説不出是為什麼。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於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説，也沒有這志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着，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説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裏面，粉紅絨裏子上曬着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葱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着，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着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着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衝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隻推扳一點點，看了越發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裏，家人媳婦寧蕙蓮穿着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着；西門慶看着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説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説：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葱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過去的那種婉妙複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裏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捲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夥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麼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製極繁複，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鑑：棕櫚樹的葉子半掩着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着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花，彷彿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裏；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流言》美段賞讀
（一）
不久我母親動身到法國去，我在學校裏住讀，她來看我，我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興，事情可以這樣光滑無痕跡地度過，一點麻煩也沒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裏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門，我在校園裏隔着高大的鬆杉遠遠望着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地覺到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大聲抽噎着，哭給自己看。 （張愛玲散文《私語》）
美段賞讀：這眼淚似乎來得有些遲，人走了才來。和大多數人在與人告別時痛哭，人一走就擦乾眼淚笑不同。這是張愛玲式的告別方式，毫不造作，卻真實感人。
（二）
一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先向何干套口氣打聽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間，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着牆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伕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 （張愛玲散文《私語》）
美段賞讀：與上段相似，同樣是“景由情生”的經典例子。因為逃出了父親的家，作者感到世界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作者用簡潔卻非常富有表現力的句子，寫出了自己當時激動而緊張的心情。值得我們在寫作時學習和借鑑。
（三）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温潤如玉的，在腳頭，裏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悵。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譁慄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着個老女僕，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着，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悽悽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裏去取暖，擁上前來，撲出一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從來沒這麼冷過！ （張愛玲散文《我看蘇青》）
美段賞讀：有些同學寫人，寫外貌就“濃眉大眼”，寫性格就“活潑開朗”“樂於助人”“令人敬佩”。而張愛玲寫蘇青，卻並沒有直接寫蘇青是個什麼樣的人，只是用了兩個似乎不相干卻有着緊密聯繫的聯想：一個用楊貴妃的“熱鬧”與蘇青的“熱鬧”對比，還比出了這相同的“熱鬧”中微妙的不同；二是用一幅畫中的情景，聯繫蘇青，把蘇青比成了畫中的小火爐。這兩個聯想，非常巧妙地寫出了一個立體的蘇青，一個熱鬧而獨立，以自身的力量温暖社會的閃着光、發着熱的形象。
（四）
登台票過戲的內行仕女們，聽見説你喜歡京戲，總是微微一笑道：“這京戲東西，複雜得很呀。就連幾件行頭，那些個講究，就夠你研究一輩子。”可不是，演員穿錯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賞那青羅戰袍，飄開來，露出紅裏子，五色褲管裏露出玫瑰紫裏於，踢蹬得滿台灰塵飛揚；還有那慘烈緊張的一長串的拍板聲——用以代表更深夜靜，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後的一身冷汗，沒有比這更好的音響效果了。外行的意見是可珍貴的，要不然，為什麼美國的新聞記者訪問名人的時候總揀些不相干的題目來討論呢？譬如説，見了謀殺案的主角，問她對於世界大局是否樂觀；見了拳擊冠軍，問他是否贊成莎士比亞的腳本改編時裝劇。當然是為了噱頭，讀者們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來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卻也是因為門外漢的議論比較新鮮戇拙，不無可取之點。 （張愛玲散文《洋人看京戲及其他》）
美段賞讀：這段寫得非常有趣，比如“見了謀殺案的主角，問她對於世界大局是否樂觀；見了拳擊冠軍，問他是否贊成莎士比亞的腳本改編時裝劇”，可以看出作者對於人生的敏鋭的洞察力。“對於人生，誰都是個一知半解的外行吧？”這是作者非常經典的議論，告訴我們，世界上永遠都有我們不瞭解的事情，不必裝作“萬事通”，也不必因為有些事不知道而自慚。
從前人家過年，牆上貼着：“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這裏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並沒有什麼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説説自己的事罷了。國小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敍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説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於搭碴，也由着他説。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於自説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説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説人家聽，那我過後思量，總覺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當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説，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乾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後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複製，一定比誰都嘮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捱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分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週”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週歲的時候循例在一隻漆盤裏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説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説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外，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裏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裏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裏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慾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裏的汽車伕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感覺。
夏天的日子一連串燒下去，雪亮，絕細的一根線，燒得要斷了，又給細細的蟬聲連了起來，“吱呀，吱呀，吱……”
這一個月，因為生病，省掉了許多飯萊、車錢，因此突然覺得富裕起來。雖然生的是毫無風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滾來滾去，但在夏天，閒在家裏，萬事不能做，單隻寫篇文章關於Cezanne①的畫，關於看過的書，關於中國人的宗教，到底是風雅的。我決定這是我的“風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談起詩來了。
周作人翻譯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我勸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輕性智識分子”的典型，她看過之後，搖搖頭説不懂，隨即又尋恩，説：“既然這麼出名，想必總有點什麼東西吧？可是也説不定。一個人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説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②。第一次看見他的詩，是在雜誌的“每月文摘”裏的《散步的魚》，那倒不是胡説，不過太做作了一點。
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許多天。在這些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譬如上次，聽見説顧明道③死了，我非常高興，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的小説寫得不好。其實我又不認識他，而且如果認識，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模範文人，歷盡往古來今一切文人的苦難。而且他已經過世了，我現在來説這樣的話，太豈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聞報》上連載的時候，我非常討厭裏面的前進青年孫家光和他資助求學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親總要大魚大肉請他吃飯表示謝意，添萊的費用超過學費不知多少倍。
梅太太向孫家光敍述她先夫的操行與不幸的際遇，報上一天一段，足足敍述了兩個禮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讀下去，純粹因為它是一天一天分載的，有一種最不耐煩的吸引力。我有個表嬸，也是看《新聞報》的，我們一見面就罵《明月天涯》，一面嘰咕一面往下看。
顧明道的小説本身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眾讀者能夠接受這樣沒顏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④的成功，至少是有點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惡痛疾的鴛蝴派相提並論，想必他是要生氣的。我想説明的是，我不能因為顧明道已經死了的緣故原諒他的小説，也不能因為路易士從前作過好詩的緣故原諒他後來的有些待。但是讀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樣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因為這首詩太完全，所以必須整段地抄在這裏……
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
風來小小的院子裏，
數完了天上的歸鴉，
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
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
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裏，
我覺出了一些生之淒涼。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悽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縱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還有《窗下吟》裏的
然而説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鏡的戀，
卻是那麼遼遠。
那遼遠，
對於瓦雀與幼鴉們，
乃是一個荒誕……
這首詩較長，音調的變換極盡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寫的是比較朦朧微妙的感覺，倒是現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遲遲的雲是憂人的，
載着悲切而悠長的鷹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議的帆。
而每一個不可思議的日子，
無聲地，航過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書裏找到以上的幾句，我已經覺得非常之滿足，因為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説我們的心事，彷彿好的都已經給人説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麼總説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詩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戀之花，
三年前，
夏色癱軟
就在這死市
你困憊失眠夜……
夜色滂薄
言語似夜行車
你説
未來的墓地有夜來香
我説種‘片刻之戀’吧……
用字像“癱軟”，“片戀”，都是極其生硬，然而不過是為了經濟字句，得壓緊，更為結實，決不是蓄意要它“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歡那比方，“言語似夜行車”，斷斷續續，遠而悽搶。再如後來的
你在同代前殉節
疲於喧譁
看不到後面，
掩臉沉沒……
末一句完全是現代畫幻麗的筆法，關於詩中人我雖然知道得不多，也覺得像極了她，那樣的宛轉的絕望，在影子裏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無骨的白手臂。
詩的末一句似是純粹的印象派，作者説恐怕人家不懂：——
你盡有蒼綠。
但是見到她也許就懂了，無量的“蒼綠”中有安詳的創楚。
然而這是一時説不清的，她不是樹上撇下來，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綢緞上的折技花朵，斷是斷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應該。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説德國的馬路光可鑑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着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裏總是個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妨説那裏比什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草碧綠，到處是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意一輩子佐在那裏。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張愛玲短篇散文
《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視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着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説，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劃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説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説：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説，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税，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着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着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裏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着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違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説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b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打人》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捱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乾淨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繫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牆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着他，皺着臉，眯着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裏睜不開眼睛的樣子，彷彿還帶着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裏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於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眾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並不立即動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於張惶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sir是為仔要我登牢子？”
大約因為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並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説裏，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中國是沒有跳舞的國家。從前大概有過，在古裝話劇電影裏看到，是把雍容揖讓的兩隻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時的舞女也帶着古聖賢風度，雖然單調一點，而且根據唐詩，“舞低楊柳樓心月”，似乎是較潑刺的姿態，把月亮都掃下來了，可是實在年代久遠，“大垂手”“小垂手”究竟是怎樣的步驟，無法考查了，憑空也揣擬不出來。明朝清朝雖然還是籠統地歌舞並稱，舞已經只剩下戲劇裏的身段手勢。就連在從前有舞的時候，大家也不過看看錶演而已，並不參加。所以這些年來，中國雖有無數的人辛苦做事，為動作而動作，於肢體的流動裏感到飛揚的喜悦，卻是沒有的。(除非在揹人的地方，所以畫特別多。)浩浩蕩蕩的國土，而沒有山水歡呼拍手的氣象，千年萬代的靜止，想起來是有可怕的。中國女人的腰與屁股所以生得特別低，背影望過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現在的中國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認為不正當，也有人為它辯護，説是藝術，如果在裏面發現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實就普通的社交舞來説，實在是離不開性的成份的，否則為什麼兩個女人一同跳就覺得無聊呢？ 織夢內容管理系統
裝扮得很像樣的人，在像樣的地方出現，看見同類，也被看見，這就是社交。話説多了怕露出破綻，一直説着“今天天氣哈哈哈”，這“哈哈哈”的部分實在是頗為吃力的；為了要避免交換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種談話的替代品，例如“手談”。跳舞是“腳談”，本來比麻將、撲克只有好，因為比較基本，是最無妨的兩性接觸。但是裏面藝術的成份，如果有的話，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沒有惡劣笨拙的姿態，不踩對方的腳尖，如此而已。什麼都講究一個“寫意相”，所以我們的文明變得很淡薄。
外國的老式跳舞，也還不是這樣的，有深豔的情感，契訶夫小説裏有這麼一段，是我所看見的寫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個高大的軍官跳波蘭舞；他動得很慢，彷彿是着了衣服的死屍，縮着眉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腳。——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頸子鼓動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撥的燃起火來，她的動作是熱情的，他漸漸的不行了，舉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國王一樣。
看的人齊聲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漸漸的那高大的軍官也興奮起來了；他慢慢的活潑起來，為她的美麗所克服，跳得異常輕快，而她呢，只是移動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彷彿現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僕。
現在的探戈，情調和這略有點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來自西班牙。西班牙是個窮地方，初發現美洲殖民地的時候大闊過一陣，闊得荒唐閃爍，一船一船的金銀寶貝往家裏運。很快地又敗落下來，過往的華美只留下一點累贅的回憶，女人頭上披的黑累絲紗，頭髮上插的玳瑁嵌寶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鮮紅的闊腰帶，毒藥，匕首，拋一朵玫瑰花給鬥牛的英雄——沒有羅曼斯，只有羅曼斯的規矩。這誇大，殘酷，黑地飛金的民族，當初的發財，因為太突兀，本就有噩夢的陰慘離奇，現在的窮也是窮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絕望。他們的跳舞帶一點淒涼的酒意，可是心裏發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動還是有許多虛文，許多講究。永遠是循規蹈矩的拉長了的進攻迴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鋸戰，有禮貌的xx。
這種嗦，現代人是並不喜歡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場裏不過偶然請兩個專家來表演一下，以資點綴。美國有一陣子舉國若狂跳着Jitterbug(翻譯出來這種舞可以叫做“驚蟄”。)大家排隊開步走像在幼稚園的操場上，走幾步，擎起一隻手，大叫一聲“哦咦！”叫着，叫着，興奮起來，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盡為止。倦怠的交際花，商人，主婦，都在這裏得到解放，返老還童了，可是頭腦簡單不一定是稚氣。孩子的跳舞並不是這樣的，倒近於伊莎多娜·鄧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種癲狂的舞，也與這個不同。舞者劇烈地抖動着，屈着膝蓋，身子矮了一截，兩腿不知怎樣絞來絞去，身子底下燒了個火爐似地，坐立不安。那音樂也是癢得難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裏就像含了熱湯，喉嚨顫抖不定。這種舞的好，因為它彷彿是隻能如此的，與他們的氣候與生活環境相諧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開始有動物，是在泥沼裏。那時候到處是泥沼，終年濕熱，樹木不生，只有一叢叢壯大的厚葉子水草。太陽炎炎曬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東西蠢動起來了，那麼劇烈的活動，可是沒有形式，類如氣體的蒸發。看似齷齪，其實只是混沌。齷齪永遠是由於閉塞，由於局部的死：那樣元氣旺盛的東西是不齷齪的。這種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們對野蠻沒有恐怖，也沒有尊敬。他們自以為他們疲倦了的時候可以躲到孩子裏去，躲到原始人裏去，疏散疏散，其實不能夠——他們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裏，修道院附屬國小的一羣女孩搬到我們宿舍裏來歇夏。飯堂裏充滿了白制服的汗酸氣與帆布鞋的濕臭，飯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園，水門汀道，圍着鐵欄干，常常鐵欄干外只有霧或是霧一樣的雨，只看見海那邊的一抹青山。我小時候吃飯用的一個金邊小碟子，上面就描着這樣的眉彎似的青山，還有綠水和船和人，可是漸漸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這碟子和一雙紅骨筷，我記得很清楚，看到眼前這些孩子的苦惱，雖然一樣地討厭她們，有時候也覺得漠漠的悲哀。她們雖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沒有什麼不同，只要一聲叱喝，就統統不見了，彷彿一下子給抹掉了，可是又抹不乾淨，清空的飯堂裏，黑白方磚上留着橫七豎八的鞋印子和濕陰陰的鞋臭。她們有一隻留聲機，一天到晚開唱同樣的一張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聲音唱着：
我母親説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賽人
到樹林裏去。
最快樂的時候也還是不準，不準，一百個不準。大敞着飯堂門，開着留聲機，外面陡地下起雨來，拍拍的大點打在水門汀上，一打一個烏痕。俄國女孩納塔麗亞跟着唱片唱：“我母親説的，我再也不能……”兩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來了。大家笑着喊：“納塔麗亞，把耳朵動給我們看！”納塔麗亞的耳朵會動。她和她姊姊瑪麗亞都是孤兒，給個美國太太揀去，養到五六歲，大人回國去，又把她們丟給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國人家裏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樣會落到這悽慘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許做聲，從腥氣的玻璃杯裏喝水，麪包上敷一層極薄的淡紅果醬，背誦經文，每次上課下課全班糹卒縩下跪做禱告。納塔麗亞蒼白的小長臉上，綠眼睛狹窄地一笑，顯得很憊賴。像普通的爛污的俄國人，她脾氣好而邋遢，常常捱打，她姊姊瑪麗亞比較懂事，對上頭人知道恭順，可是大藍眼睛裏也會露出鈍鈍的恨毒。瑪麗亞生着美麗的小凸臉，才來的時候，聽説有一頭的金黃鬈髮，垂到腳跟，修道院的尼僧因為梳洗起來太麻煩，給她剪了去。 織夢內容管理系統
有一次我們宿舍裏來過賊，第二天早上發現了，女孩們興奮地樓上樓下跑，整個的暑假沒有這麼自由快樂過。她們擁到我房門口問：“愛玲小姐，你丟了什麼嗎？”充滿了希望，彷彿應當看見空房間。我很不安地説沒丟什麼。
還有個暹羅女孩子瑪德蓮，家在盤谷，會跳他們家鄉祭神的舞，纖柔的棕色手腕，折斷了似地別到背後去。廟宇裏的舞者都是她那樣的十二三歲的女孩，尖尖的棕黃臉刷上xx，臉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獨立的生命，翻過來，拗過去，活得不可能，各自歸榮耀給它的神。然而家鄉的金紅煊赫的神離這裏很遠了。瑪德蓮只得盡力照管自己，成為狡黠的小奴才。
除開這些孩子，我們自己的女同學，馬來亞來的華僑，大都經過修道院教育。淡黑臉，略有點齙牙的金桃是嬌生慣養的，在修道院只讀過半年書，吃不了苦。金桃學給大家看馬來人怎樣跳舞的：男女排成兩行，搖擺着小步小步走，或是僅只搖擺；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揮灑，唱着“沙揚啊！沙揚啊！”沙揚是愛人的意思；歌聲因為單調，更覺得太平美麗。那邊的女人穿洋裝或是短襖長褲，逢到喜慶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電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戲園子裏遇見，看見小姊姊穿着洋裝，嘴裏並不做聲，急忙在開演前趕回家去換了洋裝再來。她生活裏的馬來亞是在蒸悶的野蠻的底子上蓋一層小家氣的文明；像一牀太小的花洋布棉被，蓋住了頭，差不住腳。從另一個市鎮來的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卻是非常秀麗的，潔白的圓圓的臉，雙眼皮，身材微豐。第一次見到她，她剛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裏洗了澡出來，痱子粉噴香，新換上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掛着小銀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禮。她説：“這裏真好。在我們那邊的修道院裏讀書的時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個水門汀的大池子，每人發給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樣……”她掩着臉吃吃笑起來，彷彿是難以形容的。“你沒看見過那樣子……背後開條縫，寬大得像蚊帳。人站在水裏，把罩衫擼到膝蓋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臉上時常有一種羞恥傷慟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鳳眼也起了紅鏽。她又説到那修道院，園子裏生着七八丈高的筆直的椰子樹，馬來小孩很快地盤呀盤，就爬到頂上採果子了，簡直是猴子。不知為什麼，就説到這些事她臉上也帶着羞恥傷慟不能相信的神氣。 本文來自織夢
她父親是商人，好容易發達了，蓋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進去住不了多時，他忽然迷上了個不正經的女人，把家業拋荒了。“我們在街上遇見她都遠遠地吐口唾沫。都説她一定是懂得巫魘的。”“也許……不必用巫魘也能夠……”我建議。“不，一定是巫魘！她不止三十歲了，長得又沒什麼好。”“即使過了三十歲，長得又不好，也許也……”“不，一定是巫魘，不然他怎麼那麼昏了頭，回家來就打人——前兩年我還小，給他抓住了辮子把頭往牆上撞。”會妖法的馬來人，她只知道他們的壞。“馬來人頂壞！騎腳踏車上學去，他們就喜歡追上來撞你一撞！”
她大哥在香港大學讀書，設法把她也帶出來進大學。打仗的時候她哥哥囑託炎櫻與我多多照顧她，説：“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xx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臉色慘白浮腫。可是有一個時期大家深居簡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個人倚在陽台上看排隊的兵走過，還大驚小怪叫別的女孩子都來看。
她的空虛是像一間關着的，出了黴蟲的xx牆小房間，而且是陰天的小旅館——華僑在思想上是無家可歸的，頭腦簡單的人活在一個並不簡單的世界裏，沒有背景，沒有傳統，所以也沒有跳舞。月女她倒是會跳交際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親同哥哥跳。
在上海的高尚之仕女之間，足尖舞被認為非常高級的藝術。曾經有好幾個朋友這樣告訴我：“……還有那顏色！單為了他們服裝佈景的顏色你也得去看看！那麼鮮明——你一定喜歡的。”他們的色採我並不喜歡，因為太在意想中。陰森的盜窟，照射着藍光，紅頭巾的海盜，觳觫的難女穿着白袍，回教君王的妖妃，黑紗衫上釘着蛇鱗亮片。同樣是廉價的東西，這還不及我們的香煙畫片來得親切可念，因為不是我們的。後宮春色那一幕，初開幕的時候，許多舞女扮出各種姿態，凝住不動，嵌在金碧輝煌的佈景裏，那一剎那的確有點像中古時代僧侶手抄書的插畫，珍貴的“泥金手稿”，細碎的金色背景，肉紅的人，大紅，粉藍的點綴。但是過不了一會，舞女開始跳舞，空氣即刻一變，又淪為一連串的香煙畫片了。我們的香煙畫片，我最喜歡它這一點；富麗中的寒酸。畫面用上許多金色，凝粧的美人，大喬二喬，立在潔淨髮光的方磚地上，旁邊有朱漆大柱，錦繡簾幕，但總覺得是窮人想象中的富貴，空氣特別清新。我喜歡反高潮——豔異的空氣的製造與突然的跌落，可以覺得傳奇裏的人性呱呱啼叫起來。可是足尖舞裏的反高潮我不能夠原諒；就坐在最後一排也看得見俄羅斯舞女大腿上畸形發達的球狀的筋，那緊硬臃腫的白肉，也替她們擔憂，一個不小心，落腳太重，會咚地一響。舞劇《科賽亞》，根據拜倫的長詩；用舞來説故事，也許這種故事是特別適宜的，就在拜倫的詩裏也充滿了風起雲湧的動作。但是這裏的動作，因為要弄得它簡單明瞭，而又沒有民間傳説的感情作底子，結果很淺薄。被掠賣的美人，像籠中的鳥，絕望地亂飛亂撞。一身表情，而且永遠是適當的表情，所以無味而且不真實。真實往往是不適當的。譬如《紅樓夢》，高鶚續成的部分，與前面相較，有一種特殊的枯寒的感覺，並不是因為賈家敗落下來了，應當奄奄無生氣，而是他寫得不夠好的緣故。高鶚所擬定的收場，不能説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裏面的情感僅僅是sentiments①，不像真的。《科賽亞》裏的英雄美人經過許多患難，女的被獻給國王，王妃怕她奪寵，放她和她的戀人一同逃走。然而他們的小船在大風浪裏沉沒了。最後一幕很短，只看到機關佈景，活動的海濤，天上的雲迅速往後移，表示小舟的前進。船上擠滿了人，搶救危亡之際也還手忙腳亂擺了兩個足尖舞的架式，終替全體下沉，那樣草草的悲壯結局在我看來是非常可笑的。機關佈景，除了在滑稽歌舞雜耍(Vaudeville)裏面，恐怕永遠是吃力不討好。看慣了電影裏的風暴，沉船，戰爭，火災，舞台上的直接表現總覺得欠真實。然而中國觀眾喜歡的也許正是這一點。話劇《海葬》就把它學了去，這次沒有翻船，船上一大羣人之間跳下了兩個，撲咚蹬在台板上，波濤洶湧，齊腰推動着，須臾，方才一蹲身不見了。船繼續地往前劃，觀眾受了很大的震動起身回家。據説非得有這樣的東西才能夠把他們送走，不然他們總以為戲還沒有完。
印度舞我只看過一次。舞者拉·黛薇並不是印度人，不知是中歐哪一個小國裏的，可是在印度經過特別訓練，以後周遊列國，很出名。那一次的表演是非正式的，台很小，背景只是一塊簡陋的幕，可是那瘦小的婦人合着手坐在那裏，盤起一隻腿，腳擱在膝蓋上，靜靜垂下清明的衣折，卻真有天神的模樣。許久，她沒有動。印度的披紗，和希臘的古裝相近，這女人非但沒有希臘石像的肉體美，而且頭太大，眼睛太小，堅硬的小癟嘴，已經見得蒼老，然而她的老是沒有年歲的，這樣坐着也許有幾千年。望到她臉上有一種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蕭伯納的戲《長生》(“BacktoMethuselah)”，戲裏説將來人類發展到有一天，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兒童時期可以省掉了，蛋裏孵出來的就是成熟的少男少女，大家跳舞作樂戀愛畫圖塑像，於四年之內把這些都玩夠了，厭倦於一切物質的美，自己會走開去，思索艱深的道理。這樣可以繼續活到千萬年，僅僅是個生存着的思想，身體被遺忘了，風吹日曬，無分男女，都是黑瘦，直條條的，腰間圍一塊布。未滿四歲的青年男女把他們看作怪物，稱他們為“古人”。雖有“男性的古人”與“女性的古人”之分，看上去並沒多少不同。他們研究數理科學貫通到某一個程度，體質可以自由變化，隨時能夠生出八條手臂；如果要下山，人可以癱倒了成為半液體，順着地勢流下去。拉·黛薇的舞，動的部分就有那樣的感覺。她掐着手指，並着兩指，翹起一指，迅疾地變換着，據説每一個手勢在婆羅門教的傳統裏都有神祕的象徵意義，但據我看來只是表示一種對於肢體的超人的控制，彷彿她的確能夠隨心所欲長出八條手臂來。
第二支舞，拉·黛薇換了一條淺色的披紗，一路拍着手跳出來，踢開紅黃相間的百褶裙，臂上金釧鏗鏘，使人完全忘記了她的老醜。圓眼珠閃閃發光，她是古印度的少女，得意揚揚形容給大家看她的情人是什麼模樣，有多高，肩膀有多寬，眼睛是怎樣的，鼻子，嘴，胸前佩着護心鏡，腰間帶着劍，笑起來是這樣的，生起氣來這樣的……描寫不出，描寫不出——你們自己看罷！他就快來了，就快來了。她屢次跑去張看，攀到樹上了望，在井裏取水灑在臉上，用簪子蘸了銅質混合物的青液和眼尾描得長長的。
拉·黛薇自己編的有一個節目叫做“母親”，跳舞里加入寫實主義的皮毛，很受歡迎，可是我討厭它。死掉了孩子的母親惘惘地走到神龕前跪拜，回想着，做夢似地搖着空的搖籃。終於憤怒起來，把神龕推倒了，砰地一聲，又震驚於自己的叛道，下跪求饒了。題材並不壞，用來描寫多病多災的。印度，印度婦女的迷信與固執的感情，可以有一種深而狹的悲慘。可是這裏表現的只有母愛——應當加個括弧的“母愛”。母愛這個大題目，像一切大題目一樣，上面做了太多的濫調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愛的都是做兒子而不做母親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標榜母愛的話，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這一點，所以不得不加以誇張，渾身是母親了。其實有些感情是，如果時時把它戲劇化，就光剩下戲劇了；母愛尤其是。
提起東寶歌舞團，大家必定想起廣告上的短褲子舞女，歪戴着雞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們的西式跳舞實在很有限，永遠是一排人聯臂立正，向右看齊，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嗆地一聲鑼響，把頭換一個方面，重新來過；進去換一套衣服，又重新來過。西式節目常常表演，聽説是因為中國觀眾特別愛看的緣故。我只喜歡她們跳自己的舞，有一場全體登台，穿着明麗的和服，排起隊來，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腳，碎步行走，一律把頭左右搖晃，活絡的頸子彷彿是裝上去的，整個地像小玩具，“絹制的人兒”。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們這裏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好玩的東西，一顆頭可以這樣搖那樣搖——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腳趾頭，非常高興而且詫異。日本之於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紙托子，挖空了地位，把小壺小兵嵌進去，該是小壺的是小壺，該是小兵的是小兵。從個人主義者的立場來看這種環境，我是不贊成的，但是事實上，把大多數人放進去都很合適，因為人到底很少例外，許多被認為例外或是自命為例外的，其實都在例內。社會生活的風格化，與機械化不同，來得自然，總有好處。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風景畫裏點綴的人物，那決不是中國畫裏飄飄欲仙的漁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極家常的；過橋的婦女很可能是去接學堂裏的小孩。畫上的顏色也是平實深長的，藍塘綠柳樹，淡墨的天，風調雨順的好年成，可是正因為天下太平，個個安分守已，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樣的頭，説一樣的客氣話，這裏面有一種壓抑，一種輕輕的哀怨，成為日本藝術的特色。
東寶歌舞團還有一支舞給我極深的印象，“獅與蝶”。舞台上的獅子由人扮，當然不會太寫實。中國的舞獅子與一般石獅子的塑像，都不像獅子而像叭兒狗，眼睛滾圓突出。我總疑心中國人見到的獅子都是進貢的，匆匆一瞥，沒看仔細，而且中國人不知為什麼特別喜歡創造怪獸，如同麒麟之類——其實人要創造，多造點房子瓷器衣料也罷了，造獸是不在行的。日本舞裏扮獅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個人，不過戴了面具，大白臉上塗了下垂的彩色條紋，臉的四周生着硃紅的鬃毛，腦後拖着蓬鬆的大紅尾巴，激動的時候甩來甩去。“獅與蝶”開始的時候，深山裏一羣蝴蝶在跳舞，兩頭獅子在正中端坐，鑼鼓聲一變，獅子甩動鬃尾立起來了，的確有獅子的感覺，蝴蝶紛紛驚散；像是在夢幻的邊緣上看到的異象，使人感到華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這種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還是日本人頂懂得小孩子，也許因為他們自己也是小孩。他們最偉大的時候是對小孩説話的時候。中國人對小孩的態度很少得當的。外國人老法一點的是客氣而疏遠，父母子女彷彿是事務上的結合，以冷淡的禮貌教會了小孩子説：“我可以再吃一片嗎？我可以帶小熊睡覺嗎？”新法的父母未結婚先就攻讀兒童心理學，研究得越多越發慌，大都偏於放縱，“親愛的，請不要毀壞爸爸的書”，那樣懇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學吻他，下課吻他。兒歌裏説，“小女孩子是什麼做成的？糖與香料，與一切好東西。”可是兒童世界並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瓏，“小朋友，大家攙着手”那種空氣。美國有一個革命性的美術學校，鼓勵兒童自由作畫，特出的作品中有一張人像，畫着個爛牙齒戴眼鏡的壞小孩，還有一張，畫着紅紫的落日的湖邊，兩個團頭團腦的陰黑的鬼，還有一張，全是重重疊疊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電影《狸宮歌聲》裏面有個女仙，白木蓮老樹的精靈，穿着白的長衣，分披着頭髮，蒼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臉，極高極細的單調的小嗓子，有大段説白，那聲音儘管嬌細，聽了叫人背脊上一陣陣發冷。然而確實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與《白雪公主》卡通片裏的葡萄乾廣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宮歌聲》與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麗的童話，狄斯耐的《白雪公主》與《木偶奇遇記》是大人在那裏卑躬曲節討小孩喜歡，在《狸宮歌聲》裏我找不出這樣的痕跡。
有一陣子我常看日本電影，最滿意的兩張是《狸宮歌聲》(原名《狸御殿》)與《舞城祕史》(原名《阿波之踴》)。有個日本人藐視地笑起來説前者是給小孩子看的，後者是給沒受過教育的小姐們看的，可是我並不覺得慚愧。《舞城祕史》的好，與它的傳奇性的愛仇交織的故事絕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動人之點，父親被迫將已經定了親的女兒送給有勢力的人作妾，辭別祖先。父親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淚，顫聲訴説他的不得已，女兒跪在後面，只是俯伏不動，在那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廳堂裏，有一種綿綿不絕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來報仇，老僕人引她去和他見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頭，背過身去。僕人為難地喚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僕人説：“……在那邊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前去。未婚夫在沙灘上等候，歷盡千辛萬苦冒險相會，兩人竟沒有面對面説一句知心話；他自管自向那邊走去，感慨地説：“真想不到還有今天這一面……”她默默地在後面跟隨，在海邊銀灰色的天氣裏。他突然旋過身來，她卻又掉過身去往回走，垂着頭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後面遠遠跟着。最近中國話劇的愛情場面裏可以看到類似的纏綿的步子，一個走，一個跟，盡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義凜然地往前踏一步，膽小如鼠的壞蛋便嚇得往後退一步，目中無人地繼續往前走，他便連連後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舞城祕史》以跳舞的節日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陽下舒手探腳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誰不跳舞的是呆子！”許是光線太強的緣故，畫面很淡，迷茫地看見花衣服格子布衣服裏冒出來的狂歡的肢體脖項，女人油頭上的梳子，老人顫動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無所謂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叢裏，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服，細數罪狀，説了許多“怎麼也落在我手裏”之類的話，用日文來説，分外地長。跳舞的人們不肯做他的活動背景，他們不像好萊塢歌舞片裏如林的玉腿那麼服從指揮——潮水一般地湧上來，淹沒了英雄與他的恩仇。畫面上只看見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陽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轉。再拍到英雄，英雄還在那裏和他的仇人説話，不知怎麼一來仇人已經倒在地下，被殺死了。拿這個來做傳奇劇的收梢，真太沒勁了，簡直滑稽——都是因為這跳舞。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①瓦格涅，通譯為瓦格納(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國作曲家、文學家，一生致力於歌曲創作，代表作有《尼伯龍根指環》等。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着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説，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説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説：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説，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税，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着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着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裏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着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①splendour，輝煌，壯麗②melancholy，憂鬱
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侮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説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①，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飽，爬滿了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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