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樓上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後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會議成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當時擔任《紅星報》主編、在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祕書長的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瀕於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英明的決策，開闢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
它的重大歷史意義可從下面四點進行論述。
首先，遵義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中央紅軍主力八萬餘人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當我軍從江西、福建出發以後，國民黨蔣介石就佈置了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將我軍一網打盡。在這種極其危險困難的環境下，我軍指戰員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過三個月的連續艱苦作戰，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邊境地區，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進入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軍佔領遵義城。一月九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這一階段，我軍的損失是慘重的。當紅軍到達遵義時，損折過半，只剩下三萬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傾錯誤領導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把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戰略轉移的突圍行動，變成了“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對於為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他們“始終密而不宣”，不但沒有“在幹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他們的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的、有利的時機殲滅敵人，而是採取一種“戰略避戰主義”，他們幼稚地認為“紅軍一定要達到了指定地區（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後才舉行反攻消滅敵人，否則是不可能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結果使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經常處於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受到巨大損失。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面前，紅軍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因而產生了對“左”傾中央的懷疑不滿以至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役後，這種情緒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原來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在毛澤東的説服下和實際教訓面前醒悟過來，轉而反對“左”傾錯誤。
對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意見，軍委內部也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博古、李德不予採納。過了湘江後，毛澤東提出討論失敗的問題，於是從老三界爭論到黎平，從黎平又爭論到遵義。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中心是關於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李德主張紅軍在黔東北與敵人硬拼，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北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取得了多數同志的擁護。毛澤東説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終於“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上的講話》）。這樣，遵義會議才得以召開。正如陳雲同志傳達會議情況時所説：“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毫無疑問，會議召開的本身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第二，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作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和中國革命。
根據陳雲同志的手稿，遵義會議的目的有二：“（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閲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
會議開始，由博古作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它竭力為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作辯護，把失敗的原因統統推到客觀上去，諸如“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的幫助，白區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鬥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等等。”（《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引起與會同志的不滿與反對。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評了“左”傾領導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而是逃跑主義。“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發言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擁護。
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等發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遇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本站§ 基本是錯誤的”，而軍事領導上的錯誤，“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這是考慮到四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左”傾錯誤領導者的軍事指揮權，這在當時是一個生死攸關、急待解決的問題。遵義會議使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保存下來，改變了行動方針，勝利地完成了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這是一個轉敗為勝的轉折點。
第三，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黨的路線開始轉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
遵義會議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改組了中央領導。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指朱德）、周（指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又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軍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宿營時，常委分工又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紅軍在鴨溪、苟壩一帶活動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同志進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博古後來回憶遵義會議時説：“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
在遵義會議以前，右傾或“左”傾錯誤領導先後在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使中國革命不斷遭到挫折。而在遵義會議以後，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都逐步統一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希望。歷史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第四，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重要標誌。在遵義會議以前，那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經驗神聖化的傾向，對我黨的影響是很深的。加之在組織關係上，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就使中國共產黨難以獨立自主地依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本國的問題。黨的許多決定往往都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共產國際的代表有關。而遵義會議則打破了這個常規，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問題的先例。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制定了黨的正確路線與行動方針，獨立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英明領袖，獨立自主地解決了組織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問題。遵義會議大膽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權並批判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勇敢可貴的行動，恐怕也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次敢於頂住外來壓力的行動。李德在幾十年後還感歎地説：遵義會議“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毛澤東能不顧馬列主義的幹部（指教條主義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對而暢行無阻。”（李德：《中國紀事》）這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遵義會議的一切重大決策，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忠告”、“幫助”之下，由中國共產黨人自己作出的，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有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有本領導中國革命戰爭 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和深刻啟示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來説，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前的1934年10月，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蘇區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並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戰略轉移時，“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前夕，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人鋭減到3萬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後有大軍圍追，陷入被動挨打、瀕於全軍覆沒的危機。
在這個極其危險的歷史關頭召開的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對紅軍長征的勝利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義會議首先着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
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係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於“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後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後，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脱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後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由遵義會議開始的這些組織措施，對於推動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對於保證黨中央重大決策的貫徹執行，取得紅軍長征的最後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征途中，張國燾實施逃跑主義，企圖分裂黨中央，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但由於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堅決鬥爭，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整個工農紅軍的骨幹力量。 第三，遵義會議後我們黨更加自覺地從實際出發選擇戰略轉移的方向，這對於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促進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先後有一個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陝甘發展的戰略方向變化過程，直到最後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戰略轉移方向的調整，完全是根據當時軍事、政治、地理、居民條件和全國形勢的發展作出的，其最終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進陣地。遵義會議後隨着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相繼完成，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陝甘地區的紅軍勝利會師西北，實現了黨中央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這對於開創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至關重要。
歸結起來説，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佔統治地位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這次會議為標誌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我們無法設想，沒有遵義會議紅軍長征會是什麼結果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會是什麼情況。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時指出的：“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説，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事業，至今還在享用着遵義會議及這次會議延續和拓展的偉大成果。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深入研究長征，有助於我們深刻了解過去、全面把握現在、正確創造未來。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就是紅軍長征勝利的回顧和思考。胡錦濤同志在主持學習時指出，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他強調，要把學習包括長征在內的中國革命史與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加深對我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和認識，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光榮革命傳統。學習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回顧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歷程，從遵義會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重要啟示。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正確與否，是關係全局、決定一切的。黨要形成正確的理論和路線，關鍵在於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和掌握中國國情，並把兩者正確地統一於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歷史事實表明，紅軍長征前中國革命的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30萬人。這樣一個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壞掉，紅軍之所以被迫進行長征，從內因來説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既不真懂馬列又不真正瞭解中國實際，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導致的嚴重惡果。劉少奇同志在總結黨的經驗教訓時曾説：“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中國黨過去的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這是“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這些話思想深刻、耐人尋味。這裏所説的“指導上的失敗”，就是指黨在理論和路線上發生的錯誤。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的會議，由此中國革命開始擺脱不真正瞭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作者： 何毅亭
編輯： 李新愛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遵義會議是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以下是我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變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因而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主要內容
遵義會議的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後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雲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決議》主要內容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 月 16 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説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在敵人採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
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衝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幹部中羣眾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 3 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的人還：
1、參觀遵義會議心得3 篇
2、遵義會議的文章
3、遵義歷史文化簡介
4、紅軍長征的意義長征精神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5、論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意義論文
6、長征精神的當代價值是什麼
微信掃一掃二維碼分享到微信好友或朋友圈來源：網友投稿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於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佔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後，隨着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佔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祕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於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着，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着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然後發到支部討論。
會後，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後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後，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隨後，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
摘要：遵義會議是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點，極具歷史意義：這次會議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解決了關係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問題；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問題的開始，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標誌。
關鍵詞：遵義會議 中國共產黨 歷史意義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 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直接的積極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的軍事教條主義路線， 在實際上開始重新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革命問題的開端，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誌。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會議， 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自從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出現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義會議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 的慘痛教訓， 批判了王明“ 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錯誤， 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解決了關係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問題。
在王明等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張指導下，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由於“左”傾冒險主義主觀蠻幹，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受到嚴重損失。至1935年，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黨組織除少數地方外都已破壞殆盡。在中央蘇區，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對中央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放棄積極防禦的方針，反對“誘敵深入”，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去攻打敵人的堅固陣地。失敗後，又轉而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結果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受到了極大損失，不得不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即長征）。
遵義會議首先着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係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於“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後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後，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脱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
六屆四中全會後， “左”傾冒險主義在組織上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推行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 對不同意其錯誤主張的同志殘酷鬥爭， 無情打擊並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共臨時中央機構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 全面推行其極“左”政策， 給黨的幹部隊伍和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
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後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會議作出的決定，體現了毛澤東在這次糾正黨內重大錯誤的問題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黨的領導實質是指導思想、指導方針的領導，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從指導思想、指導方針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3 人軍事指揮小組是當時革命戰爭環境下黨中央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3 人軍事指揮小組，承擔起長征途中處於中心的軍事任務的領導工作，也表明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核心地位的逐步確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自此，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逐步形成，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
第三。遵義會議使黨的路線轉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迫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問題的開始，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標誌。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這些指導有些是正確的， 對中國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則是錯誤的，不符合中國實際，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在與共產國際聯繫中斷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 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了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確定了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採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解決了黨中央領導機關改組問題。改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做法，實際上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全局上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政治上比較成熟的政黨，完全可以獨立的承擔中國革命的重任。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佔統治地位長達4 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就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
綜上所述， 遵義會議在軍事、組織、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逐步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把黨的路線轉變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 因而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 挽救了中國革命， 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生死枚關的一個轉折點。
參考文獻：
[1] 伊勝利，孫藝年．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8（06）． [2] 遵義會議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張新華。論遵義會議轉折的歷史含義[J]。重慶社會科學，1996（06）。 [4] 李波。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與啟示[J]。黨政幹部學刊，2010（05）。 [5] 蔣建農。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J]。史學月刊，2007（01）。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導讀：我根據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的內容，具體內容：遵義會議在我國眾多會議中地位是最高的會議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接下來通過對的解析來了解它在我國地位如此之高的具體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關資料。遵義會議的內容遵義會議之所以。.。
遵義會議在我國眾多會議中地位是最高的會議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接下來通過對的解析來了解它在我國地位如此之高的具體原因。以下是我整理的相關資料。
遵義會議的內容
遵義會議之所以會在眾多共產黨的會議中脱穎而出，是因為這場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地位。眾所周知，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新中國。由此可見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在這場會議之前，所以毛澤東一度有成為過共產黨內部的領導人，但是這個地位一直不穩，而且很容易被動搖，第五次反圍剿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遵義會議之後，黨中央和軍隊內部，再也沒有了對毛澤東的質疑，也沒有人敢挑戰他的權威。這位我國後來的抗日戰爭等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其次，遵義會議上明確了王明等人的責任。遵義會議為什麼會被召開，就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行動的失敗。原本按照毛澤東的計劃，完全是可以勝利的。但是王明等人急功好進，撤銷毛澤東的職務等，才會導致這個局面。所以在這場會議中，將與王明等人為一路的許多領導撤職。
第三，成立了新的三人團。三人團是我國共產黨的特色名詞，意味着黨
中央的三個主要領導人，原先的三人是王明等人。在這場會議後，新的三人團變成了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
這三項都是遵義會議的內容，當然遵義會議的內容遠不止這些，但這三項是最具代表性的。
遵義會議的作用
在遵義會議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的地位。在此之前，共產黨內部的最高領導人並不是毛澤東，而是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這些人都是激進派的左傾主義者，對於黨的發展有着極大的危害。在遵義會議中，他們的地位下降，毛澤東的地位提高，被確立為最高領導人，這為黨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也是眾多遵義會議的作用之一。這個思想是正確的馬列主義思想，不但能讓黨內人員看清當時的局勢，更加遏制了黨內左傾主義的發展和擴散，讓整個共產黨氣象一新，不再處於盲目的狀態。
遵義會議的第三個作用就是確認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了自主解決黨內問題的能力。在會議之前，當時的領導人缺乏自主性，一旦遇到問題不思自主解決，一直求助於共產國際的幫助。但是在這場會議，由於正確領導人的主持，成功瞭解決了黨內的問題，標誌着當時的共產黨已經具備了自主獨立的能力。
遵義會議的作用有很多，以上是它作重要的三個。通過遵義會議的召開，讓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挽回了敗勢，並且保住了許多有生力量，為後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打下了基礎。
首先，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這場會議之後，再沒有人可以隨意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也沒有人能隨意質疑毛澤東的能力。而且在黨內對毛澤東最有意見的王明等人也被撤銷了原先最高領導人的職務。這使得毛澤東能在黨內完全地發揮自己在軍史政治上的能力。
其次，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成熟度上。原先的共產黨一旦遇到事件就會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前例。在遇見沒有前例的狀況下，黨中央的領導人也從來不是自己做出決定而是會去詢問共產國際代表人的意見。所以在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其實並不是中國的共產黨，更像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分部。
但是在遵義會議之上，黨中央領導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代表的情況下，作出了一系列適合當和紅軍發展的正確決定和方針，代表着中國共產黨已經可以脱離共產國際，成立一個獨立的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政黨。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也正是因為在這場會議上種種政策和方針的確定，才讓中國紅軍走向了成功的道路，讓中國共產黨走向了輝煌。因此遵義會議才被人們稱為是生死攸關的會議。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