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的“左傾”錯誤指導下失敗，被迫長征。？ 歷史意義：完成了戰略轉移，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鍊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宣傳了黨的宗旨，發揚了革命集體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
王明“左”傾錯誤推行的惡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和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部隊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大格局，影響了其他蘇區，使長征由局部演變為全局性的戰略轉移。
擴展資料：
80多年前，四路紅軍相繼撤離苦心創建經營的蘇區，跨越萬水千山，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完成了這次決定中國命運的革命力量的戰略大轉移，創造了人間奇蹟。
偉大的創舉必然順應時代的需求。那麼，紅軍長征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
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生的。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消滅中國的開始。1932年，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製造了“一二八”事變，進一步加快侵華步伐。1933年春，日軍相繼攻佔山海關、熱河，並侵佔長城以北沿線部分地區，鋒芒直指平津。
日軍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團結禦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和紅軍。
1933年4月6日，蔣介石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中宣稱：“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斬無赦”。在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相繼以失敗告終。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國人不滿和輿論譴責，甚至遭到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
發表於《獨立評論》上的一篇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然後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今日事勢，舍抵抗而外，實無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國民政府切實進行抗戰。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隨後收復了察哈爾省全部失地。
紅軍長征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偉大事件，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在這兩年的時間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翻過了雪山，走過了草地。兩年內輾轉走過14個省份，終於相繼三大主力會師，從此建立了革命根據地，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長征的勝利實現了我黨北上抗日總方針，在陝北，我黨召開了一系列有歷史意義、關係到抗日全局的會議，像是洛川會議，瓦窯堡會議等。
而且在革命危機的關頭，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導地位。遵義會議也是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長征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建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有了穩固的後方。紅軍以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為基點，將革命輻射到全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建設經驗，對全國有着積極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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