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的基本內涵是時間性。
“節日”的“節”是時間的關節，也就是説，這個時間不是一般的時間，而是一個特別的時間。
作為特別的時間，是與日常的時間相區分才能稱之為特別。
而區分就是中斷，即在那個時間發生了特別的事情，從而使那個時間變得特別，以至只有中斷日常的時間才能凸顯那個特別的時間。
節日由於這個特別的時間發生的特別的事情而得以形成，但獲得節日的那個特別的事情早已過去，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去重複或臨摹它，但我們可以通過唱歌、跳舞、言論或其他方式去慶祝它，並且年年如此，所謂節日就是慶祝之日。
因此，節日時間的另一個重要內涵就是同一性。
此外，我們慶祝歷史發生的事情今天已不可能再真實地發生了，所以，慶祝的根本特徵是非時間化，慶祝時忘記了時間，並陶醉於時間之中，在節日慶祝中，人的時間的當下性是沒有時間，當然，這還只是節日的時間性中的現在維度。
節日的另一個維度是過去，對過去的記憶，過去的東西當前化。
由此導致慶祝非時間化，二者互為因果。
第三個維度是將來，即期待，期待在未來的時間裏能夠繼承節日的精神遺產，從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這樣，節日的將來意義就和精神產生了關聯。
精神是人的認知、意志、情感合一的一種“現實化”的意識，之所以説它是一種“現實化”的意識，是因為在意志和情感的聯合作用下精神必然會設計和創造出一個具體可感的理想藍圖或現實藍圖，而這些藍圖正是精神的“現實化”確證。
精神既包括意識、觀念，或理智、思維、理性，又包括意志、衝動、行為。
所以，意識和意志、觀念和行為不是精神的兩個要素，而是精神的一體兩面，是精神對待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態度（理論理性態度和實踐理性態度）。
在這個意義上，精神並不是理性和實踐二元合成的`所謂“實踐理性”，它本身就是基於意識和意志的統一的理性和實踐的同一體。
精神的肯定性本質是“自由”，精神的否定性本質是“解放”。
自由既能使人從客觀自然或人的自然質樸性下解放出來，又能使人從主觀自然，即人的個別性的自然狀態下解放出來，使人達到“自由的意識”、“自由的觀念”以及二者結合的“自由的精神”。
精神既揚棄自然的質樸性，又揚棄觀念的主觀性。
精神既是對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否定，由此獲得了主體性自由；也是對個體有限性的否定，由此獲得了實體性自由。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説：“精神的實體是自由，就是説，對於他物的不依賴性、自己與自己本身相聯繫。”
精神的辯證本質是否定性本質，即在對自然的外在性與個體的有限性的否定中肯定自己。
對於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我們並不陌生，揚棄個體的抽象性和個人主義的不合理性的途徑就是由個體走向集體。
集體本質上是對個體性的揚棄，它一方面使個體目的成為組織目的，另一方面也要求組織目的成為個體目的。
對一個有效的集體來説，共同目的不僅客觀上存在，而且被主觀地認同併成為共同行動的動力基礎。
“集體靈魂”或“團隊精神”是集體內在的和共同的精神氣質。
集體要真正具有現實性與合理性，它應當和必須把這些條件統攝起來，而具備這些規定性和品質的概念就是“實體”。
“實體”是黑格爾精神哲學中的重要概念。
“實體”與“集體”雖然有聯繫，但更有區別。
“實體”與“集體”相比不僅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意義，而且更具有精神性，當“集體”被賦予健全而現實的精神時，“集體”就上升為“實體”。
黑格爾説：“實體，一面作為普遍的本質和目的，一面作為個別化了的現實，自己與自己對立起來了；其無限的中項，乃是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自在地本是它自己與實體的統一體，而現在則自為地成為其統一體。”
這段話包含三方面的含義：首先，實體是共體，是公共本質或普遍本質；其次，實體的對立物是自我，實體的本質規定既不是自我，也不是普遍，而是“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再次，實體達到“單一物與普遍物統一”的最重要的品質和條件是“精神”，只有透過“精神”，實體才能形成，亦即實體本質上是精神性的，它透過精神建構並且只有藉助精神才能完成。
而國家就是最大和最高的實體，通過合理的政治組織形式，國家既是一個個體的認知、意志、情感的選擇，又是全部個體的選擇，亦即國家實現了“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一”，國家是通過個體和全體的精神來建構的，這種精神的現實化就成了國家這種實體，這樣的國家就成了民族精神的體現，而國家的凝聚力就是民族精神。
沒有精神的國家對於個體來説就是異己的統治機器，精神性是判定國家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標準。
國慶紀念日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一種特徵，是伴隨着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並且變得尤為重要。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標誌，反映這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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