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 他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者，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創立《五權憲法》。他首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封建帝制”。
孫中山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農民家庭。 青少年時代受到廣東人民鬥爭傳統的影響，嚮往太平天國反清事業，自詡“洪秀全第二”。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暗中聯絡，決定當天晚上起義。辛亥革命後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據其生前遺願，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其著述在逝世後多次被結集出版，有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孫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國父全集》等。
孫中山為了改造中國耗盡畢生的精力，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也為政治和後繼者建立了堅固而珍貴的遺產。
童年時期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孫中山出生。他成長於一個貧困家庭，其兄孫眉赴茂宜島墾荒、經營牧場和商店後，家境有所好轉。
1875年(光緒元年)，孫中山得以入村塾讀書，接受傳統教育。當時，村中有個太平天國遺兵馮爽觀，時常向孩子們講述太平軍反清的故事，孫中山對此很感興趣，對洪秀全等反清人士亦有了崇拜。
艱苦探索
1879年(光緒五年)，孫中山隨母赴檀香山。他的長兄孫眉資助孫中山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比較系統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緒九年)，孫中山自檀香山歸國。他對祖國的貧困落後頗感不滿。居翠亨期間，在他倡議下，村裏採取了一些興革鄉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盜、街燈、清道、防病，皆為籌辦”。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與同村好友陸皓東毀壞了北帝廟偶像。這種瀆神行為遭到村民的指責，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孫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1883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孫中山目睹清政府的賣國、專制和腐敗，開始產生反清和以資產階級政治方案改造中國的思想，經常發表反清言論，同時與早期的改良主義者何啟、鄭觀應等有所交往。
1892年(光緒十八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隨後在澳門、廣州等地一面行醫，一面結納反清祕密會社，準備創立革命團體。
1894年(光緒二十年)，孫中山上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革主張，但未被接受。同年11月，孫中山從上海去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取“振興中華”之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為誓詞。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聯合當地愛國知識分子的組織輔仁文社，建立香港興中會。同年10月，興中會密謀在廣州起義，事泄失敗。孫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10月，在英國倫敦曾被清公使館誘捕，經英國友人康德黎等營救脱險。此後，孫中山詳細考察歐美各國的經濟、政治狀況，研究了多種流派的政治學説，並與歐美各國進步人士接觸，產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義理論，三民主義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孫中山赴日本，結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10月，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即惠陽)三洲田發動起義。義軍奮戰半月，開始頗為得手，後因餉械不繼而失敗。戊戌變法以後，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動，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談過合作問題，但因改良派堅持保皇、反對革命，合作未能實現。
投身革命
1904年(光緒三十年)11月，孫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華僑青年接受他的倡儀，舉行會議，成立了興中會，選舉劉祥(商店司理)、何寬(銀行經理)為正副主席。孫中山起草了《興中會章程》，強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的嚴重性，規定以“振興中華”作為立會的主要宗旨。他還起草入會的祕密誓詞，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建立新制度為目標的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成立後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會，會員增至百餘人。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曾組織會員進行軍事訓練，向愛國僑胞募集資金，以為反清武裝起義作準備。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國的留學生中建立了革命團體，在此期間也與國內的革命團體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聯繫。8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孫中山派人到國內外各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間赴東南亞各地向華僑宣傳和募集革命經費，在一些地方創立同盟會的支部。他廣泛傳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於反清革命。孫中山領導的對改良派的批判，為辛亥革命的爆發作了有力的思想準備。從1906至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孫中山為起義制定戰略方針，並在海外奔走，為起義籌募經費。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12月鎮南關起義時，孫中山還親臨前線參加戰鬥。各次起義都因缺乏羣眾基礎、組織不夠嚴密而失敗，但革命黨人前仆後繼，英勇戰鬥，給清政府以沉重打擊，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特別是1911年(宣統三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在全國引起了巨大震動。
推翻帝制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孫中山在美國得知消息後，12月下旬回國，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民國元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月12日，宣統帝(溥儀)宣佈退位，267年的清朝統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國。孫中山制定和公佈一系列改革和進步的法令，3月11日，頒佈帶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強大壓力與革命黨本身的渙散無力，孫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後，於1912年2月13日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4月1日正式解職。此後一年多，孫中山積極宣傳民生主義，號召實行平均地權，提倡興辦實業;還親自擔任了全國鐵路督辦，力圖籌借外資修築鐵路幹線。但因政權落在袁世凱手中，其10萬英里的鐵路規劃也遠非當時國力所能負荷，孫中山的設想並未成為現實。
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孫中山被推舉為理事長。1913年(民國二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殺，孫中山認為是袁世凱所為，主張武力討袁。7月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國三年)6月，孫中山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希望恢復和發揚同盟會的精神。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孫中山於1915年(民國四年)5月初回到國內，繼續為捍衞共和制度而鬥爭。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東京與宋慶齡結婚。
1917年(民國六年)7月，因段祺瑞為首領的北洋軍閥解散國會和廢棄《臨時約法》，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進行護法戰爭。但孫中山在軍政府內備受軍閥、政客的排擠，不得不於1918年(民國七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務。第一次護法戰爭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從1918至1920年，孫中山完成過去已着手撰寫的《建國方略》，對以往的革命經驗進行總結，提出了改造和建設中國的宏偉計劃。
聯俄容共
1917年(民國六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孫中山於次年夏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俄國革命的偉大勝利。1919年(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給予孫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評價和支持學生運動。1919年8月，孫中山委派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人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大力宣傳民主革命理論。10月，宣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20年(民國九年)8月，孫中山指示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系軍閥。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舉護法旗幟。孫中山從1920年(民國九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1921年(民國十年)5月，在廣州就任非常國會推舉的非常大總統，接着出師廣西，消滅了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準備以兩廣為根據地北伐。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討論建立革命黨和革命武裝問題。
1922年(民國十一年)4月，又在廣州與蘇俄的全權代表會見，從幻想向帝國主義尋求援助轉而希望聯俄。6月，因政見不合與陳炯明決裂，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再赴上海。此後，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國十二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聯俄政策的基礎，隨即派廖仲愷赴日與越飛談判。同時，表示服從孫中山的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重建陸海軍大本營，以大元帥名義統率各軍，綜理政務。與此同時，逐步加緊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準備工作。8月，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到蘇聯考察政治、黨務和軍事。10月，聘請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為顧問，接着，委任廖仲愷、譚平山等組成新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籌備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1924年(民國十三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綱、黨章，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同時創辦黃埔軍官學校，訓練革命武裝幹部。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陷於極為困難的境地，他決心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李大釗等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5月，孫中山在廣州黃埔長州島創立陸軍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基礎。
革命未成
孫中山早期曾努力爭取日、英、法、美等國援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但均無所獲。他在鬥爭中認識到，要爭取中國獨立富強就必須努力推翻帝國主義。晚年，他同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24年(民國十三年)10月，奉系軍閥的張作霖和直系將領馮玉祥聯合推翻曹錕為總統的直係軍閥政權。
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先後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接受邀請，並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作為解決時局的辦法。11月，離廣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繞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達北京。
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簽署的遺囑，包括《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三個文件。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得出結論説：“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號召。
遺囑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在家事遺囑中，説明將遺下的書籍、衣物、住宅等留給宋慶齡作為紀念，要求子女們繼承他的革命遺志。在致蘇俄遺書中，闡明他實行三大政策，堅持反帝愛國事業的堅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1929年，遺體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政治
三民主義
孫中山畢生堅持“三民主義”，堅持民族、民主救中國和三民主義救中國的信念與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
倡導“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推行“萬能政府”——“廣興福利，大有為式”。
註釋“人民之權”——政權應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
註釋“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闡明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
提出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
建國方略
在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説：“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複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於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劃。
聯俄容共
孫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孫中山注重學習世界上的先進知識和有益思想成果，並希望結合中國的實際用來改造中國。孫中山十分關注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傳播，敏鋭地認識到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對中國變革的重要影響，毅然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賦予三民主義思想以新的內涵。三大政策是孫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張，是他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從屢受挫折轉向成功、進而取得顯著成就的正確道路。
經濟
在經濟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文化
宗教
孫中山青少年時曾信基督教,當時極端排斥中華民間信仰與道教等信仰，否定神佛有靈，還打斷神像之手。孫中山早年遊家鄉北帝廟時曾折斷佛手，並説：“佛若果有靈，能即禍我!木偶由人而作，豈能操人禍福哉?”十三歲時在夏威夷讀書曾接觸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後來又在教會學校讀書，對基督教產生興趣，在香港拔萃書室受洗加入基督教。從事革命事業成立興中會後，利用宗教進行革命。民國成立後，主張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設方面的功效，於是説“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1918年南京棲霞寺重修，孫中山率先“捐銀幣萬元”。
他就自己對基督教的態度轉變作了回顧：“予於耶穌教之信心，隨研究科學而薄弱。予在香港醫學校時，頗感耶穌教之不合倫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閲哲學書籍。當時予之所信，大傾於進化論”，他指出：“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説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説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人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人類是由極單簡的動物，慢慢變成複雜的動物，以至於猩猩，更進而成人。
晚年就西方對中國的宗教侵略抨擊：“他們用政治力和經濟力來掠奪中國人的物質還不算，又用宗教來耗奪中國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師倚仗着他們的國力，包庇教民，干預詞訟，欺壓其教以外的人，無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1966年，宋慶齡致函友人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信中否認了孫中山是一個虔誠的__，明確表示她和孫中山倆人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宋慶齡回憶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甚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
民族
在1890年代，孫中山同梁啟超、譚嗣同、張之洞等，俱以傳統的“華夷之辨”的民族觀來看待近代問題。至1900年代，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在野知識界引入西方帶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倡導“民族主義救中國”，激盪“排滿”思潮。1906年，孫中山對日人説出“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這樣的話語，正是這股以“排滿”為核心內容的“民族主義救中國”思潮的產物。
至辛亥年前後，梁啟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念均有極大的進化。梁啟超於1905年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一詞，與“排滿”思潮決裂。孫因現實需要(革命黨人以“排滿”為發動民眾的重要工具)，雖然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排滿”，但1912年元旦發佈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與梁啟超的意見已頗為相近。自此之後，保有“滿洲主權”也成為了孫中山不可動搖的一條底線。
1920年，在對上海國民黨人講話時，孫氏的民族觀再次進化。孫否定了自己辛亥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之説，轉而倡導所有民族融和為一箇中華民族：“現在説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箇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可惜的是，孫的這種民族觀，並沒有被歷史繼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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